小岗村农民大包干后摸索通向富裕道路

人物

　　中国改革发轫于农村，而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则由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在无意间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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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农民大包干后摸索通向富裕道路

　　位于淮河岸边的这个普通小村庄在1978年以前只有20户人家、115口人，是当地著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贫穷村。当时村里农民住的基本都是茅草房，每年秋收后家家户户都会拖儿带女地外出讨饭。

　　1978年，小岗村大旱。被饥饿阴影笼罩着的小岗人为了吃饱肚子终于忍不住了。这一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时任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和副队长严宏昌、会计严立学召集全队在家的18户户主聚集在严家的破草屋内，围坐煤油灯前，冒着违反已经坚持了20年之久的“人民公社”体制的风险，秘密商讨分田单干。尽管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很可能被定罪坐牢，但穷极了的小岗农民已经顾不了太多，在一张皱巴巴的字据上，18位农民按下了充满悲壮意味的鲜红手印。这份“生死契约”内容非常简单：“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缴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由于当时气氛紧张，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死契约”写得歪歪扭扭，而且还有错别字。

　　18位农民没有想到，他们被饥饿逼迫而成的这份“生死契约”竟无意间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1979年4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开始敞开农村体制改革的大门。此后不久，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在全国拉开，小岗自此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农村普遍实行了“土地生产家庭承包责任制”。正如人们在小岗村或其他许多中国农村所看到的那样，“土地生产家庭承包责任制”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弹指30年已过，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民们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还涌现出很多富裕村庄。

　　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轫地，小岗人在当年率先搞起“大包干”之后也很快发生了变化。仅仅是一年以后，小岗村家家户户不但吃饱了肚子，还都有了余粮，纠缠他们多年的饥饿感终于被成功甩掉。但遗憾的是，当全国其他很多地区大步迈向小康的时候，小岗村却在不知不觉中落后了。现在小岗村的每一位老农自己都承认：与30年前相比，我们确实变化非常大，但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比，我们的确就落后了，我们是“一步跨过温饱线，30年没进富裕门 ”。

　　曾经走在改革最前列的小岗农民在此后的发展中为什么落后了？有专家认为小岗村今天的不尽如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原因之一就是受自然条件制约——靠山无山，靠水无水，除了一片黄土，别无长物。

　　尽管自然条件并无优势，但小岗人多年来从没停止过向富裕路的摸索，他们骨子里，是有着一股求变、敢为人先的基因的。况且，小岗村“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村”的身份，也为他们的发展带来不少机遇。

　　1999年，作为对口帮扶的姊妹村，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在捐资为小岗村筑起了一条长1000多米的水泥路后，又在小岗村的一片荒山坡上建起了一个占地80亩的葡萄种植示范园。通过示范带动，目前小岗村葡萄种植面积已经达600多亩，农民们的收入因此也略有改观。

　　2004年起，安徽省财政厅下派干部沈浩到小岗村任村支书，小岗的发展又有了新动力。2005年，沈浩租了两台车，带小岗所有村民到凤阳城东去参观蘑菇种植棚，鼓励村民发展蘑菇种植。由于2006年小岗村得到一笔500万元的生产发展基金，小岗村的农民只要种蘑菇，村里就会为其提供5000元的启动资金和1万元的贴息贷款。同时村里还对2006年到村里创业的3个大学生提供了每人6000元的启动资金和3万元的贴息贷款。政策如此优惠，小岗村第一年即建起了35个蘑菇棚，由于当年收成不错，到2007年，小岗村已经发展到159个蘑菇棚，村里有二十多户种了蘑菇。不过市场瞬息万变，2007年由于蘑菇价格下跌，很多种蘑菇的农民又把心提了起来，担心贴本。原本准备加入种蘑菇队伍的农民们也变成“再等等看”。

　　多年来，小岗村农民的致富梦想就是这样起起落落。他们虽然没能走进富裕门，但却一直在致富的路上不断求索。

　　现任村主任关友江认为，小岗这么多年没富起来，抛开其他各种因素，小岗村太小不成规模，无法发展企业是一个重要原因——小岗1978年时只有20户，115口人，1999年和大严队合并后，也仅仅是112户，487口人。如此小规模的村子，外面企业即便进来也很难发展。令人欣喜的是，现在凤阳县正计划着将周围几个村并入小岗，规划将小岗建成一个人口1万人左右的大村。记者在采访期间见到了崭新的“凤阳县小岗村新农村村庄建设规划”，这份由安徽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于2007年10月刚刚设计完成的小岗村未来发展蓝图展示，小岗村即将变成一个人口1万左右，拥有各种配套设施的大村子。

　　当小岗村真的变大之后，能否如愿顺利突破制约发展的瓶颈；小岗农民能否像30年前那样再完成一次飞跃奇迹？我们期待着。
　

严俊昌：父辈的旗帜

          陈佳冉

　　30年前，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个“红手印”催生了中国农村的大变革，孕育出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严俊昌就是当年小岗生产队的队长。

严俊昌：父辈的旗帜

　　“知道你爷爷是谁吗？他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哪！”

　　孩子迷茫地看着我，不知如何回答，鼓鼓的苹果脸，呵呵地挂起两颗酒窝。

　　“是不是有很多人来找你爷爷聊天？”

　　这一回，孩子点了点头。但他不以为意，只顾着跪在床沿，握着削得钝钝的铅笔，在田字格里歪歪扭扭地描着一个“泉”字。

　　这个才上小学三年级的农家小孩充其量只能叫出他爷爷的名字——严俊昌，至于他爷爷做过什么，对这个国家的历史产生过多少影响，这样的影响又发酵出怎样的沧桑巨变，种种的一切或许只有在他成年后的某一个课堂里被赫然发现。

　　30年前，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个“红手印”催生了中国农村的大变革，孕育出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严俊昌就是当年小岗生产队的队长。


　　30年前的那些事儿

　　刚一进门，老严正在气头上。什么也不说，拉着我就往里屋走。里屋是新起的楼，一层已经盖好，开始启用，二楼红砖水泥正在施工。

　　“你看看，你看看这墙直不直？”

　　我跟着老严立在墙角瞅了半天，哪里看得懂。

　　“这些都给我推倒重砌！你们干的是什么活，这墙能住人吗？没这么偷工减料法的！”

　　老严对着工程头狠狠斥责，对方理亏，只是唯唯诺诺。这幅场景我看在眼里，初发感慨：“到底是大包干的带头人，气势不减当年。”

　　和老严坐下来谈话时，他的气还没全消。东拉西扯又发了一通牢骚，好容易两口热茶下肚，才言归正传，聊起了30年前的那些往事：

　　那时，梨园公社是凤阳县最穷的公社，小岗生产队又是这个穷社中最突出的穷队。1956年高级社以来，小岗一路走下坡：地荒、人穷、集体空，成了“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的“三靠”队。

　　“我家里有9个孩子，6个男孩，3个女孩，一间泥屋，跑风漏雨，吃野菜，啃树皮，再往下就要饿死人！”严俊昌回忆起当年的苦日子，最糟的时候小岗生产队饿死过67个人，6户死绝。

　　说起“大包干”的初衷，单单只一个“饿”字。想想也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守着几亩田地，面朝黄土背朝天，若不是穷到末路，哪里会滋生出变革的念头。

　　土还是那方土，塘还是那池塘，怎么这光景一年不比一年呢？当时，地方上流传着一些说法：队长哨子吹破嘴，催人下地跑断腿，喊了半天人半数，到了地里鬼混鬼。晚上工，早下工，到了地里磨洋工，反正记得一样工。辛辛苦苦干一天，不值一包光明烟。当时的“光明烟”一包也不过两毛钱，可对于靠种地干活的小岗人来说，还是奢侈。

　　干多干少都一样，农民渐渐失去劳动积极性。再加生产上的“瞎指挥”，搞什么“十里芋峰岭，五里菜花香，千亩水稻方。”结果呢？是“十里芋峰岭变成大草荒，五里油菜地未收半‘土缸’，千亩水稻方没收多少粮。”

　　小岗全队20户，不管大户小户，户户外流过，能跑能蹦的人，不论“光棍眼子”一律讨过饭。

　　“哪里都去，苏州、扬州、浙江，我都去过。”那时的严俊昌正当壮年，要一个庄稼汉子上门乞食，低头弯腰，看人脸色，心里着实憋得慌。

　　另一方面，“文革”十年中，县、区、社、大队有38人到小岗搞过工作队、宣传队。每年最少1人，最多18人。搞得生产队干部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全队17个男劳力，先后有15人当过队长、副队长。20户人家户户都当过干部。“算盘响，换队长”，台上的压台下的，台下的捣台上的。斗来斗去，人心斗散了，土地斗荒了，粮食斗少了，社员斗穷了，集体斗空了。

　　轮到严俊昌带头搞“大包干”，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当生产队长了。

　　“那时您是不是党员？”我很好奇地问老严。

　　“不是，我入党是1988年以后的事了。不是党员也革命啊！”老严脱口而出：“那时万里来小岗村，第一句话就问我是不是党员，我说不是。万里就说：‘这么多共产党怎么不敢干，怕丢官！’”

　　草木之人，杀头之罪。老严不怕丢官，甚至不怕丢脑袋。他横了心：“群众吃上一顿饱饭，抓去杀头我就如愿。”穷则变，变则通，分田到户成为当时小岗人能想到的唯一出路。

　　1978年11月24日，小岗生产队20户人家中的18户在“分田”秘密协议上按下了手印，地点在当时生产队会计严立华的家里。

　　一开始谁也不敢分田到户，只说是分田到组，就像切西瓜，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胆子越来越大，“西瓜”也越切越细。

　　“要饭要惯了，不肯干活，还是出去要饭；家里有半劳动力就不让他们下地，这块斗红了眼的地方，两三户在一起也是‘捣’。”不管到组还是到户，地一开始分，就踩不住刹车，最后全队517亩地，按人分到户，10头黄牛评好价，两户一头。

　　分地当年，粮食就丰收。“那年景，家家过门墩都有粮食，直堆到屋坝子，我上报的数字是13.3万斤，那还是保守的说法，事实上都有18万斤，光花生就收了3万斤。”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那年过年，小岗生产队里杀了19头猪，再没有一个小岗人出去要过饭。

　　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小岗人“大包干”前或许想到了不饿肚子，想到了过好日子，却万万不曾想到他们的一举一动会酝酿出一场中国农村改革的巨变。


　　“红头文件”的诞生

　　严俊昌靠着“分田单干”解决了小岗生产队20户人的温饱，时间不过一年。这个“奇迹”当然是纸包不住火，一下子在周边几个生产队烧了开来。这厢谷满粮仓，那厢仍旧饥肠辘辘，那些一年前还是“难兄难弟”的生产队跃跃欲试，想跟着小岗学“分田”。

　　“同是一个政府，小岗能干为什么不叫我们干呢？”

　　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农村建设提出的25项政策措施，在第三项中明确表述：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尽管上面三令五申，可是1979年秋种，一些地方还是采取了“瞒上不瞒下”的办法，学习小岗。一夜之间，田划开了，牛分好了，鸡一叫就下地种麦了。“只要允许那样干，吃亏讨巧不在乎！”穷苦的农民忽然间达成了某种默契。

　　这时的严俊昌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仓廪足而知礼节，没饭吃的时候，老严带头把地分了，那时多半靠着本能，不计后果，不想退路，也实在是没路可退。可现在，吃饱了肚子的小岗因为踩上了政策的“禁区”，成了众矢之的。

　　老严把脑袋别在裤带上，三天两头上县里汇报情况，虽然上面对小岗村的特例保持了谨慎的态度，可是“分田单干”一天不符合正当性，严俊昌一天也睡不了安稳觉。

　　“上面一度断了补给，八大粮、棉被、面粉都不给了。江苏农村还在地里竖起大牌子，写着‘坚决反对分田单干’，隔着一条河反对我们。”

　　严俊昌战战兢兢地等待着一个定论，或者说是一个审判，而事情的转机伴随着1980年初春的暖阳照进了小岗的田垄。

　　1980年1月，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来到了小岗生产队，吸引他前来的是一份题为《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报告。报告的开篇这样写道：“群众说：‘千条计，万项策，不如‘到户’一剂药。”

　　万里看了两三家农户后问严俊昌：“过去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好当？”

　　严俊昌回答：“现在好当，地在人活！”

　　万里又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现在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地委能批准你们干3年，我批准你们干5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

　　一听这话，老严“恨不得立刻跪下磕头”！虽然如此，严俊昌还是留了个心眼，开口向万里要“红头文件”。

　　万里语重心长：“红头文件我没有……老严，你若为人民而死，死得光荣，历史会有公道的评价。”

　　临走前，万里嘱咐严俊昌要把地种好，接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不要卖粮过头，要做到“户户有余粮”。车子缓慢地开出一段路，万里摇下车窗，探出头来叮嘱老严：“切切不能说假话，人饿死是因为吹牛皮。”车行至村头，万里仍不放心，第三次招呼老严过去：“如果有人查你，你就说我同意的，让你干5年。”

　　1980年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

　　同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第75号文件）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三靠”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就这种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共中央第1号文件）指出：目前，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

　　严俊昌终于等来了让他安心、踏实的“红头文件”。稍有历史经验的人都会感叹老严的幸运，他无意间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而这种自下而上的呼吁迅速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支持，这于自觉的农民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幸事。


　　大包干后的生活

　　与老严的第一次照面是在小岗村“友谊大道”的路上，村主任关友江远远地招呼他，老严脚步不停，爽快地说自己赶去“玩麻将”。

　　今年老严67岁，家里的地都分给了几个孩子，他跟老伴俩人过起清闲的日子。1993年小岗并村，严俊昌是首任的村支书。此时，小岗的人均收入已达2000元，当年的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尚不足1000元。两年后，他被调到小溪河镇当起了农委会主任，年龄一到，就从主任的位置退了下来。

　　说起这段经历，老严出乎意料的不以为然。说句笼统的话，他这个主任是被人不情不愿地请上了台，又莫名其妙地退下了台。

　　1987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到安徽调研，希望看看小岗村。当地官员闻讯后担心小岗人乱说话，毁了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形象。

　　严龙（严俊昌二儿子）回忆，由于温家宝执意要去，地方官员把通往小岗的土路临时扒掉，车轱辘转到小溪河镇就止步不前了。最后，温家宝下令：“跑步也要把严俊昌他们找来。”

　　“我当时就对温家宝说，我发现大包干分田到户不行了。”老严与温家宝一见面，果然“语不惊人，死不休”，给地方上捅了个大娄子。按着他老人家敢言敢为的性格，这样让地方政府尴尬蒙羞的例子不在少数。依着老严自己的猜测，这些大大小小的“娄子”也成为了他日后调离镇农委会主任的最大原因。

　　严俊昌虽然是“享誉海内外”的大包干带头人，可他本就是个目不识丁的普通农民，让他去坐农委会主任的位置，确实难为。

　　“你等着，我拿存折给你看！”话音未落，老严已经起身去取工资卡，上面油印的数字是880.5元，这是他的退休金，我尚震于老严的直接，模模糊糊听到他对退休金的几句抱怨。

　　严俊昌离职后两年，他的儿子严德友接任了村支书的职务。2004年，严德友离任。严家父子的退出，标志着“岗人治岗”时代的终结，自此以后，小岗村的书记由上级直接委派，用一些村民的话说，小岗人失去了“自治权”。

　　198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到小岗村视察，给小岗村带来了第一批瓦房，共计7间，老严作为干部，记着“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把机会让给了其他村民；1991年，电话开始出现在小岗村民的家中，县电信局给18个按手印的农民免费装上了电话；1998年“大包干”20周年，江泽民视察小岗，上级政府拨下200万元资金，在小岗铺上了一条比安徽省道还高级的柏油公路；2003年，张家港长江村与小岗村“结对子”，老严家看上了长江村赠送的25英寸大彩电。

　　“大包干”当年，小岗的人均收入就达到了400元。此后，粮食连年大丰收，至少有5年时间，小岗都属于比较富裕的生产队。而在村民的心目中，富裕的标准不过是“有饭吃”。

　　小岗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了呢？或者说村民意识到“富裕”的定义远远不止于“吃饱饭”这么简单。

　　没有具体的年月，但有一段时间小岗村动了“合地”的念头。得知小岗村准备合地的消息后，严俊昌还是犹豫了。“现在合地还不是时候，不能急，等小岗有了村办企业，解决了农民失地后的就业、养老等后顾之忧后，农民自然就会把地交出去。”地在人活，严俊昌还是秉持着自己一贯的信念。

　　整个小岗似乎就是在严俊昌式的犹豫中，走过了“大包干”后的30年，至今仍是扶贫对象。“东风满天地，小岗独无春”，这条通向富裕的道路对于小岗人来说何其漫长！


　　父辈的旗帜

　　去小岗前，心里早有准备，这是一个几乎被曝光过度的地方，采访工作难度不会小。小岗村人人有话说，我和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沟通时，他们直言不讳，“小岗村民平均每半年思想就波动一次，都是见过大阵仗的”，大有“民之难治，以其多智”的意思。

　　可是，严俊昌主动与我提起“红手印真假之谜”还是让我吃了一惊。

按着18个红手印的分田单干协议书

　　“是假的，聪明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关于按着18个红手印的分田单干协议书是真是假，早前社会上就讨论过一阵子，我耳听老严叙述“红手印”的来龙去脉，脑中忽然想起了去年上映的电影《父辈的旗帜》。

　　影片以一张美联社战地记者拍摄的照片为线索，照片摄于二战尾声时期的硫磺岛，在经历了残酷的激战后，6名美军士兵合力将胜利的旗帜插在了硫磺岛的制高点苏利班奇峰上。照片发回国内，一经流传大大鼓舞了美国士兵的士气，最终为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照片真的是历史的还原吗？谁才是那6个真正的插旗手？

　　美国导演困惑着“父辈的旗帜”，而我们似乎也在困惑着“父辈的手印”。

　　按着红手印的秘密协议是一张纸，而这张纸真伪的意义也仅限于历史博物馆里的讨论。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18个红手印代表了一种象征，一种历史的玄秘，一种对改革精神的颂扬。如果我们忧心协议的真伪，忧心历史的凭证为我们蒙上了一道黑幕，而黑幕背后空无一物。那么，这30年翻天覆地改革的动力与源泉何在？

　　如果我们不相信在历史博物馆陈列的遗迹之外，还有更强大的驱动力在催促着我们步步向前的话，那么这张按着18个红手印的协议是真是假，都将是一种嘲弄。

　　老严和小岗人无法摆脱的困境，我们却无需参与其中，不是吗？

　　如何改变小岗面貌？当务之急是什么？快人快语的严俊昌一时无话，他摇头，沉默片刻，只说要“反对腐败，公开村里的账目……”话说得支离破碎，没有逻辑，没有头绪，只有迷惘。

　　“现在小岗的牌坊就是我做书记时建的，款子是上面拨的。”说到村口的牌坊和立牌坊的那个时代，老严仍很自豪。

　　而在张广友（原《农民日报》社总编辑）的一篇名为《万里与小岗》的文章中，我却找到了这样一段话：90年代初期，小岗在村口造了个牌楼，请万里题个词。万里予以坚决否定。他说：“不，不题！我不赞成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修坟、修庙之举我是不支持的。要扎扎实实地搞好生产。”

　　我们不能苛责严俊昌和小岗人，他们靠着自觉与勇气摆脱贫困，殊实不易。然而生存可以依靠本能，发展却需要运用智慧。

　　严俊昌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精神又将会被继任者们深刻领悟，悉心实践。
　

严宏昌的30年

       一丁

　　“唉，那时我的心里真是不快活啊！”严宏昌重重地叹出一口气，接着说：“我是大包干的发起人，村子穷，心里不舒服。无工不富，小岗村要发展还是要走工业致富的路子。” 严宏昌显出壮志未酬的无奈。

严宏昌的30年

　　站在家门口外面的黄杨树旁边，58岁的严宏昌正从容平静地面对摄像机，接受一家电视台的采访。这样的生活他已经习惯了。自从1978年秋天的那个夜晚，他和小岗人发起了轰动全国的大包干之后，他就成了名人。每年，他都要接待一二十家海内外媒体的采访。但是，这并没有打乱他的生活，质朴温厚的严宏昌依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总会不厌其烦地讲述小岗曾经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上演的经典一幕，他总会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的想法和憧憬。


　　苦尽甘来

　　1978年的小岗村，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妙。20户115名村民，早就被人民公社时代“上工大呼隆，下地似绵羊”弄得没了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之低，被自嘲为“一亩地种20斤种子，收18斤，收时不用镰刀用手拔”。生活的窘迫，已使两户农民重新拿着讨饭棍儿到江西讨饭去了。

　　小岗村在安徽有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县，因为这里的土地半岗半洼，是个十年九灾的地方，每年打着花鼓到外省讨饭，让“凤阳花鼓”成了“讨饭”的同义词。

　　“我们那时穷啊，哪里买得起花鼓。到了揭不开锅的时候，家家户户拿着两个讨饭棍儿，背着铺盖卷就走了，门都不用锁，家里空的什么都没有了。”童年时代跟着大人讨饭的屈辱经历，让他内心受到极大刺激，年幼的严宏昌暗自发誓：长大了一定不再过这种生活。

　　22岁，高中未念完的严宏昌就离开小岗到城里寻找生机去了。渐渐地，聪明能干、又有悟性的严宏昌开始承包一些建筑上的小活儿，成了“小包工头”。也正是从承包制，让他看到了人们工作的热情和效率。

　　1978年，小岗人想起了这个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希望他能回来当干部，把他们带出饥饿的境地。不曾想，严宏昌却并不情愿接受。在他看来，自己只干过20多天的农活，不懂农业生产，加上，村里那么多人都当过生产队的干部，都没有干好，我又不是龙，能干好吗？

　　严宏昌向生产队提出条件，每月给队里上缴15元，仍然在外干。但是这个金额一直抬升到45元也没有得到队里的批准。而当时的小岗人均一年的收入也只有18元多。“队里是铁了心让我回去，说如果我不回，就把我父母和我全家开除。其实我也知道这是激将法。”最后村里年长一点的关友江，语重心长对严宏昌说：“你让我们每天喝上两顿菜稀饭，我就满足了。”“我顿时眼一酸，泪就落下来了。我想，老百姓要求不高，还没有说要三顿饭啊！”就这样，严宏昌被大伙儿选上小岗生产队副队长。

　　目睹生产队实行包工到组，人们出工不出力，为了考勤、工分争执不断的景象，严宏昌十分焦虑，他一一向父辈们讨教。严宏昌的父亲告诉他：“我一生中的黄金阶段是在1950-1956年。”原来，1950年，全国实行土地改革，让父亲和全国的农民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耕者有其田”。各家各户迸发出的劳动热情，使得家家年年有好收成，交了公粮后还有多余的口粮。1956年进入高级社后，所有土地归为集体的小岗，却在1957年第一次吃了国家的救济粮。到了1961年和1965年，凤阳先后两次又实行了极其短暂的“责任田”和“自留地”，每家仅有的半分地的产量竟超过集体一亩地的10到20倍。父辈的经历让严宏昌得出结论，小岗不是不长粮食的地方，而是大集体时代的生产方式使人失去了生产的主导力。也是因为从父辈那里了解到了“自留地”曾给农民带来的增产效应，严宏昌开始对小岗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但是，在当时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是国家政策所不容的“禁区”。

　　怎么办？小岗前后67口人饿死、6户全家死绝的阴影激起了严宏昌铤而走险的勇气。为了严守秘密，严宏昌和村干部约定，全村20户户主在1978年11月24日夜晚，到村会计严立华家秘密商讨“包产到户”。

　　那天，严宏昌趁着天黑悄悄走到严家。“因为已经有2户讨饭去了，所以那天来的是18个户主。虽然，大家事先都知道会议的内容，但是，大家交流的却是讨饭经验。”当严宏昌和村干部正式提出“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做法时，立即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

　　严宏昌在一张毛纸上写下：“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缴的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我们还订了协定：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向任何外人讲；每逢夏秋两季交粮油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接着，18个不愿再挨饿下去的农民纷纷在这张“生死状”上庄严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按照中国最传统的方式摁下了鲜红的手印。此时，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们带着悲壮的勇气，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乃至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

　　“当下，我们就按照生产队的地亩表，每人四亩半地的标准，把土地分给大家。”

　　“这一仗必须打赢。”严宏昌干练地挥了一下手说。

　　出人意料的是，分田后的严宏昌却睡不着觉了。怎么才能让大家手里有点钱呢？他在想。

　　一天，他在镇子上看到1斤花生能卖1.03元，心里一动。常听老人们说，花生是不要肥料就能长的作物。那么，一亩地要6斤种子，投入才6元多钱。按照毛主席说的定计划要有充分的余地，他想就算种6亩花生只收回一半，也能挣点钱啊。兴奋的严宏昌立即召开会议，动员大伙卖家底也要买花生种子种花生。

　　果然，这一仗打赢了！小岗第二年向国家交了13.9万斤粮食，单花生就是3万多斤，而在从前，国家给的上缴100斤花生的任务都完不成。

　　小岗人均收入从20元一下子上升到400元，增长了20倍。

　　那时粮食多，就囤在院子里，上面盖着稻草。严宏昌笑着说：“这在从前是前所未有的，你说会不会有人偷？要在过去，就是放在你眼皮底下都看不住。”


　　困难重重

　　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大包干后的几年，小岗村风调雨顺，粮食连年丰收。农民的日子渐渐好过多了。严宏昌家也旧貌换新颜地搬出茅草房，住进了大瓦房。但是，随着粮食的日渐增加，严宏昌碰到了卖粮难的尴尬。同时生产资料价格的增加让他觉得单纯指望种地是无法富裕的。“柴油原来是1公斤1毛，现在是1公斤6元。还有化肥等。农民负担加重了。”严宏昌说。还有什么“三提五统”、国家的土地税，由每人每亩十几块，涨到每亩三四百元。

　　80年代中期，为了寻找富裕之路的严宏昌，自费到先进地方的农村考察。在云南瑞安的塘下镇，他看到只有三分地的农民，在大办企业。“因为家家在海外有华侨，所以信息发达，他们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比我们超前。”严宏昌接着说：“他们家家都有14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在小岗是根本见不到，也想不到的。”

　　之后，严宏昌又在去往温州的路上看见挂着安徽、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等省车牌的大卡车，排着队地往温州乡下开。好奇的严宏昌跟着就去了。原来这些车是来拉化纤袋的。这里的农村家家户户将塑料回收后，加工成膜，再做成编织袋。一个袋子交给集体时是2毛钱，但是向外省卖的时候已然上升到了八九毛，“需求量真大，提不到货的人就住旅社，有的住上半个月都不一定领到货。”这启发了严宏昌，他暗暗思忖，我们小岗要做这个，不用说卖给外省，只要卖给凤阳县化工厂就有得赚了。况且只要投入6万元钱就行。

　　严宏昌赶忙回村，将这一想法说给大家听。没想到，大家不太看好，不同意做。最后严宏昌只好自己花了1万元，买了两个塑料再生机器自己干，22天就收回投资，6个月就赚了几万元。“这时有人找我谈话，说我搞资本主义，愣把动力线给撤掉了。这不，那机器现在还扔在家里。”严宏昌说着，用手指着闲置在墙角灰蒙蒙的机器。

　　到了80年代末，全国粮食价格又开始上涨，一个人就能卖出几千公斤粮食的种粮大户严宏昌又发现了一个新商机，他看到很多农民把卖粮食的余钱花在盖瓦房上。办个砖窑厂一定能挣钱！他想。为此，严宏昌特意请来了江苏镇江的工窑师，请师傅鉴定小岗的高岭土能否做砖。答案令他非常满意。但是由于不便说的缘故，项目又泡汤了。

　　“90年代，心发慌啊。”原来江浙一带很一般的农村都超过了小岗，特别是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亿元村，如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等，让严宏昌和小岗村的干部、村民每天都切身感到被甩在后面的落寞和致富的紧迫。倔强的严宏昌在1993年成立了小岗村农业实业总公司，希望引进项目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在公司运作下，十几个带有‘小岗村’名字的公司先后成立，像瓶盖厂、工艺被厂、电子仪表厂、面粉厂、摩托车镜子厂、铜线厂等等，但是最终因种种缘由夭折。

　　这样一次次的尝试，机会又一个一个溜掉了。

　　“唉，那时我的心里真是不快活啊！”严宏昌重重地叹出一口气，接着说：“我是大包干的发起人，村子穷，心里不舒服。无工不富，小岗村要发展还是要走工业致富的路子。” 严宏昌显出壮志未酬的无奈。

　　他真的不情愿看到小岗“一年跨出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


　　重走集体路？

　　2006年的一天，严宏昌接到了外省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毫不留情地质问严宏昌：“送你几句话，我觉得你们当年搞大包干是好事，给全国农民带来了饭吃。这么多年好日子，现在，你们又重走集体道路，是不是吃饱饭撑的？”

　　原来，2004年从安徽省委财政厅到小岗任党支部书记的沈浩，提出了一个发展小岗的新思路。即，要从以前一家一户的单干转变为发展合作社——统一返租承包，成立凤阳县小岗村发展合作社。资本金为305万元，小岗村、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和滁州市粮食局为三大股东。合作社将以每亩500元的价格租用农民的土地。按照沈浩的设想：村民出租土地，租期暂定5年，5年后，农民可以以土地入股分红，或者重定租金。对于集中起来的土地，一部分用来种植高效饲料玉米，一部分种植有机蔬菜，剩下的种植树莓。

　　此事发生在别的村可能并不稀罕，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农民求发展中的探索和尝试。然而事情却偏偏发生在“大包干”的起源地小岗，引起了各界的关注。这个被外界称之为小岗的第二次土改的事情，首先就引发了全村人的争议。曾经在当年大包干时意见一致的严俊昌和严宏昌，却在这次的分地中，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以严俊昌为首的挺“合”派坚持只要能创收效益，把地再次归拢起来也值。而以严宏昌为首的挺“分”派则反对走集体的路子，理由是担心群众再回到大集体时代，没有饭吃。并且，他以农民对土地特有的敏感，担心的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作为农民，土地丢掉了，怎么办？小岗是土里求财，粮食够吃，钱不富裕。农村没有工业不行，最低，农业也要作为半壁江山。

　　严宏昌认为：“小岗当务之急是提高人的素质，其次，应该把村里的水电、通讯、道路搞上去，改变投资环境，才能有条件招商引资。”

　　在他看来，农业将来要搞规模化农业，生产却不一定要大家集中起来做。严宏昌指着地里泛黄尚未收割的水稻说：“以稻子为例，我们可以在市场上看哪个品种的稻子价格好，品质高，我们各家各户就用这个种子。大批量的打入市场，无形中就增加了大家的收入。”同时，他还觉得，小岗农产品深加工市场的前景很好。“你看，我们自己生产的花生、大豆被福建、广东人买了去，做成花生糖、豆奶粉，又卖回给小岗村。我们的资源就这样白白地送给别人赚了大钱，我们汗流浃背却拿了小钱。”他不无惋惜地说：“农产品可以增加附加值，我认为农民的出路除了二三产业之外，可以在农业本身上做文章。”

　　这场沸沸扬扬的争论，最终因为村民们看到土地出租后荒在那里而搁浅。

　　但是，对于小岗这个交通偏僻，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的贫穷弱势的农村，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大潮，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困惑也代表着中国农民经历的一切，他们每一次艰辛的探索和尝试都体现着农民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已经58岁的严宏昌仍然像当年大包干时一样，追求务实并善于思考。对于新农村建设，他又有了更新的领悟。

　　最近，严宏昌在和凤阳县的一家建筑公司谈合作，希望在村里成立建筑安装公司。这样小岗村里的村民们既能在公司工作，增加收入，又不离家不离土。当需要劳动生产时，还可以下地劳动。“到工厂当工人，这是多少农民期盼的啊！”严宏昌说着。

　　不错，这几乎是他30年的愿望和追求。
　

关友江是老农也是村主任

             张盛秋

　　关友江是小岗村的现任村主任，同时也是30年前在大包干“生死契约”上按手印的18个农民之一。

关友江是老农也是村主任

　　关友江是小岗村的现任村主任，同时也是30年前在大包干“生死契约”上按手印的18个农民之一。在小岗村的两天时间里，一直是他在陪我们一个个走访尚健在、能寻找到的大包干发起者。

　　他永远笑眯眯，嘴巴不离烟，走到哪里烟就冒到哪里。提起自家过去30年来的变化，他和其他那几位老农一样的感慨万千；提起小岗村的现在，他则似乎比其他老农乐观一些，当然也是谨慎的乐观。他常说的一句话是：“种了这个能不能发展好，还要再看看。”

　　关友江今年61岁，1978年，他刚刚31岁，却已经是4个孩子的父亲。当时他家的情况是大的刚刚上学，老二老三即将上学，一家六口根本填不饱肚子。他形容当时小岗村的整体情形是“春紧夏松秋不干，碾子一停就要饭”。每年秋收一过，他就和村里其他人家一样，与老伴儿一起带上小儿子踏上艰辛的讨饭路途。1978年前，村里曾悄悄将村民分成两组干活儿，生产有所好转，所以当1978年赶上大旱，被饿怕了的村民想到了将两个小组再细分为八个组，签订大包干“生死契约”时，关友江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手印。

　　他当时被分到第三组，和严家芝、严金昌两家结为一组。由于他是严家的女婿，这种分法实际上就已经基本相当于包产到户。其他几组的分法也基本是父子家人或比较要好的邻里为一小组。关友江说，分到各户后，大家的干劲儿立即不比从前，不用队长吹哨，大家都自动下田干活儿。当时他家六口人分到26.7亩地，分田后他和老伴儿天还不亮就到田里干活儿了，牛犁田犁不过来，他就自己用人力犁，收庄稼都是用板车拉。不但如此，他和老伴儿还另外开了三亩荒地，使自家田地变成30亩。辛苦劳作的成果很快显现出来，1979年，他一家人共收获了万把斤稻谷，一家人再也不用饿肚子。由于当时大包干还是偷偷搞，吃不了的粮他们也不敢卖，家里存了不少余粮。

　　1980年以后政策明朗了，关友江终于敢把吃不了的余粮拉到市场上卖掉，换成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一家人靠辛苦种粮，过上了衣食不愁的日子。1987年，关友江买了一辆四轮拖拉机拉粮食用，1993年又买了小手扶拖拉机用于耕种，终于彻底摆脱了用牛犁田的历史。日子在年复一年的耕种中缓缓流过，关友江的4个孩子相继长成。

　　现在他的大儿子结婚后到梨园村定居，靠做小本粮食生意生活；二儿子留在村里，一边种着20亩地，一边还在农闲时到临淮镇的一家镀锡铜线厂打工，每月能有900元左右收入，供养着3个孩子念书；女儿出嫁到外村，和女婿一起到宁波打工去了；小儿子是关友江的骄傲，不但读了大学，毕业几年后还又考上研究生，现在在合肥，马上就要毕业了。

　　关友江和老伴儿现在单过，就住在离小岗村村头不远的一排红砖房子里，这房子原本是湖南一家企业10年前来小岗村投资时所建，占了关友江家的地后，却很快撤资，也没给占地赔偿。后来他和儿子们分开过后，就和老伴儿搬来这里住，也算弥补点损失。关友江的老伴儿在这个大院子里养了几十只的母鸡和四五只大公鸡，还养了一大一小两条狗，院子前面种了青菜，院子后面种了有一亩地的葡萄，吃喝用度基本能自足。此外，闲不住的老两口还给自己留了3亩地耕种，其中两亩是种一季稻后再种一季麦，另一亩种了经济作物黑豆，所产粮食够老两口口粮之余，还能卖些余钱。从1998年起，关友江开始当小岗村副主任，后于2005年下半年当村主任至今，这样他每年能拿到2000元的村干部补贴，除此之外，小岗村纪念馆建起后，关友江在那里还有一个职位，每月能有800元收入。

　　因为是村干部，关友江能有一份固定收入，日子比其他老农稍好点，但他的时间也因此大多用于忙村里的事务，家里、田里的事情基本丢给了老伴儿。我们在小岗村采访的两天时间里，他除了陪我们在村里走来走去一家家寻访，中途还跑去开会，接待考察团及其他来访者。小岗村是改革第一村，名气大，各路探访、参观、考察者络绎不绝，我在那里两天所看到的是，村里那条长长的友谊大道，他一天最少也要来回走上四五趟，当我们已经累得放慢脚步时，他还是大步地往前走，仿佛不知道什么叫累。

　　对于小岗村的致富之路，关友江和其他老农们看法有一致的地方——承认小岗村只靠土地温饱容易，致富困难，要想发展，就必须有乡镇企业。也许因为身处村主任位置接触外界多，视野相对开阔，关友江还认为小岗多年来难过富裕关另有一个因素的制约，那就是小岗村太小了：1978年时只有20户，115口人，1999年和大严队合并后，也仅仅是112户，487口人。他摇着头叹息：这样小规模的村子，外面企业即便进来也很难搞大，从资源到人力都会有困难。继而他又补充——不过现在上面也已经注意到这个事情了，正计划着将周围几个村并入小岗，规划将小岗建成一个人口1万人左右的大村。

　　在小岗村村口，他指着一片刚建好还没投入使用的白色二层小楼对我们说：“看看，这就是为规划并村后的卫生院新建的，并村后配套设施一跟上，发展企业应该容易多了。”
　

严立华：盖房进行时

           张盛秋

　　现在，严立华很盼望村里能有个企业，“那样才有可能富裕”。

严立华：盖房进行时

　　严立华今年63岁，共有两女一儿，女儿们都已出嫁，儿子初中毕业后曾在合肥电子学院念过中专，随后即开始打工。这几年一直辗转江浙一带，现在宁波的一家家具厂打工，一个月工资在一千七八百元左右。现在儿子因为工作时被木板砸伤回老家养病，正好也能为家里盖房子的事情帮点忙。

　　严立华和老伴儿就住在临街的3间简陋的老房子里，左边一间睡觉用，右边一间是凌乱的灶间，中间就是穿堂门，硕大的大门敞开着，冷风可以随意穿过任何一个房间。虽然眼下住得不好，但他的希望就在眼前——新房子就在老房子后面，房子主体已经盖起，差不多春节前就能竣工了。他盖的是村里统一规划中的两层红砖混凝土结构小楼，总共大概需要8万元，村里会补助两万，其余钱并不很犯难，但也并不轻松，因为房子盖好后，他也就把多年积蓄花得差不多了。但是他承认：即使村里不补助钱，他也要筹划着盖房子了，因为他唯一的儿子已经26岁，该娶亲了，总要有房子，总不能就在昏暗的老屋里娶亲。

　　提起1978年按手印搞大包干，老人情绪立即激动：当年我33岁，因为吃不饱饭，农闲就带着一家人外出讨饭。那时家里就只有三间茅草屋，就在这新房子旁边。后来大包干了，全家很快就吃饱了肚子，再也没外出讨过饭，还盖起了4间砖瓦房子。

　　从茅草屋到砖瓦房再到正修建的两层小楼，严立华家的日子在30年间的变化是看得见的。但是，老人自己也很清楚，自家跟自家比，进步是很大，但是和富裕地区农村的农民们比，他的日子还只是温饱，离富裕还有段距离。

　　“村里没有企业，光靠种地那富裕不了！”这是严立华自己总结的经验。这些年为了致富，他也的确从没放弃尝试和摸索，努力搞好生产。前些年他养过猪，连老母猪算起来养了几十头，但一场猪瘟下来，猪都死了，他只有认亏本。现在猪肉价钱涨了，他家里却只有一头小猪了。就在去年他还养过鸡，他花4000块买了2000只小鸡苗，雄心勃勃本以为能赚钱，没想到鸡的行情也不稳，老两口忙忙碌碌一年下来，也只是不亏本而已，用他的话说——根本没搞到钱。

　　1998年，张家港的长江村来小岗村搞葡萄园示范基地，严立华将自己的17亩地租给了葡萄园，每亩地每年是500元，这样他每年能有8500元的固定收入。除此之外他还留下3亩田和老伴儿自己耕种，一季麦一季稻，算是能自给自足，种的粮够吃。他的儿子在外打工，虽然每月收入一千多元，但是打工当地消费也高，实际上所剩不多。

　　现在，严立华很盼望村里能有个企业，“那样才有可能富裕”。当然，他自己虽然花甲年龄，但仍对致富充满希望——前些年村里组织去华西村、长江村参观，他跟着去了，回来就总琢磨小岗村咋样能赶上人家。眼下，他正观察着村里那些种蘑菇的人家和那些来小岗村创业种蘑菇的大学生们，他去蘑菇棚参观过，也找机会和他们拉呱，了解生产和销售情况。他不是不想试，而是之前的多次失败蚀本使他真的有点不敢轻易投入本钱，他就这么密切关注着蘑菇棚的生产状况，说不定哪一天，他会又一次出手，尝试一下种蘑菇是不是能通往富裕路？
　

严国品盼望“土里掘金”

          张盛秋

　　“有比较才知道差距。和30年前比我的日子是好了很多，可是跟那些富裕村子比，我们还差很多。”严国品望着前方自家那刚打好地基的建房现场，幽幽地说。

严国品盼望“土里掘金”

　　严国品今年67岁，念过初中，在小岗村当年按手印搞大包干的18个农民中，算是有文化的人。果然，走进老人的家，尽管家什同样简陋，但进屋后迎面墙上贴的一对巨大对联显示出这位老人与村里其他老农有所不同。已是午后，严国品的老伴儿坐在矮凳上收拾一只刚宰杀好的鸡，应该是为晚餐做的准备。

　　老人共有4个孩子，其中3个都在外打工，只有小儿子在家种着20亩地，兼做村里的文书。严国品现在住在大儿子家，大儿子和大儿媳都在外打工，他和老伴儿帮他们看房子，同时也帮在外打工的孩子们带孙辈儿。我们走访他家时，正赶上他的大儿媳从打工的地方请了假回家盖房，她对我们说，她和丈夫在张家港一个做服装加工，一个做水电活儿，两人加起来一个月能有将近3000元的收入，所以这次回老家操持盖房子时间很紧张，能少耽误一天就少耽误一天。

　　种了一辈子地的严国品对土地有很深的感情。尽管他已近70岁，有一只眼睛还因病近乎失明，但还是和老伴留下2亩地种葡萄。从他的老屋向前看，近处是大儿子那正建设中的两层小楼，稍远的地方即是他的葡萄园。老人说，种葡萄弄好了一亩地能赚3000块，但是如果赶上天气不好，葡萄会很快烂掉，那就可能赚不到钱，搞不好还会贴本，去年赶上连阴雨天，他的葡萄就烂掉不少。

　　和严立华一样，严国品同样认为只单纯种那点地，想富裕很难。他也曾经尝试过各种赚钱致富的方法——养过猪，养过獭兔，虽然没贴本，但也没赚到什么钱。和严立华观点不同的是，虽然严国品也认为小岗村要想富，就必须有企业，但他强调小岗村的优势仍然是土地，土地才是农民的根。老人笑眯眯地展望前景：如果有一家有魄力的涉农企业进了小岗村，把土地集中，我们农民以土地入股搞定单农业，搞农产品深加工，那时候我们农民离富裕就不远了。他还给记者打比方——你比如我们现在种黑豆都是小贩们来收购，也就是5块钱一斤，如果搞定向生产和收购，我们种田就不盲目，收购价格也高！再比如这个种葡萄，如果规模发展大了，建了冷库，我们就不会眼睁睁看着丰收的葡萄白白烂掉！最后他还指着村头的那些蘑菇棚说，他们种蘑菇就更需要订单在前了，那要卖不出去就很快烂了，但要是能就地深加工，你看赚钱不赚？

　　尽管眼睛越来越不好，但识文断字的严国品还是很喜欢读书看报，看电视。从前他常看《参考消息》等报纸，现在实在看得费劲儿，就以看电视为主——主要看新闻，安徽的和央视新闻都在他关注之列。

　　“有比较才知道差距。和30年前比我的日子是好了很多，可是跟那些富裕村子比，我们还差很多。”严国品望着前方自家那刚打好地基的建房现场，幽幽地说。
　

严立学 享天伦之余的思索

           张盛秋

　　严立学不讳言“村中看得上眼的建筑设施几乎都是捐建的”，也很盼望有新的捐助项目。但他认定：单纯靠土地，想富裕不容易；而总想依靠政府扶持也不是办法。

严立学 享天伦之余的思索

　　严立学今年67岁,大包干那年他是村小队的会计,是村里少有的几个读过初中的文化人之一。走访他的时候，他正在一个村民家打麻将。这位老人体格魁梧，虽然说话很慢，但思路清晰。他回忆说，他当年是村里少有考上临淮二中的年轻人，户口都已经迁出了村。但后来因为家贫读不起书，无奈只好又返回村里，任村小队会计。那些年小岗村村民家家填不饱肚子。1978年前，严立学和村里的大多数农民一样，每年都出去讨饭，饱尝艰辛。

　　所以1978年11月24日那个冬夜，穷极了的他把自己鲜红的印章和乡亲们的红手印一起印在了那份“生死契约”上。大包干后的次年，严立学便和村民们一起告别了乞讨的历史——他全家老小不但能吃上饱饭，而且有了余粮。

　　一晃30年已经过去，严立学和村里老农们都已经有了孙辈儿，在当年一起按手印的那些老农里，严立学如今算是生活比较悠闲省心的。

　　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都出嫁了，其中大女儿嫁在本村。儿子和儿媳妇在宁波打工，因为儿子是高中毕业有点文化，比较受老板器重，所以月工资能拿到三四千，现在在小岗村南口有一栋价值8万元的房子，今年还买了一辆小轿车，这让一辈子靠土地生活的严立学很感满足。

　　现在，严立学家里的17亩地有12亩租出去了，每年能有6000元固定收入，余下的给了本村的大女儿耕种。他的老伴儿平时在村小学门口摆摊卖点小食品，能小有收入补贴家用。严立学本人今年还养了两批鸡，共4000只，可惜忙了一年，却赔了7000块，这让老人很心疼。

　　虽然在村里算是有文化的人，做村干部那些年还有一些工资补贴，但严立学一辈子也基本是靠土地过日子。多年来，他同样养过鸡鸭，喂过猪，同样在越过温饱线后，一直企望实现富裕梦。

　　他不讳言“村中看得上眼的建筑设施几乎都是捐建的”，也很盼望有新的捐助项目。但他认定：单纯靠土地，想富裕不容易；而总想依靠政府扶持也不是办法。
　

严金昌：大龙公司的小岗雇员

              陈佳冉

　　严金昌因转让土地最多，顺理成章被聘为大龙的雇员，按月拿工资的现状让严金昌很满意。

严金昌：大龙公司的小岗雇员

　　严金昌今年68岁了，这个干了一辈子农活的农民，现在是上海大龙公司在小岗村投资的养猪场里唯一的小岗村雇员。每月800元的工资，大龙包吃包住，严金昌和老伴俩人就把大龙的养猪场当作自己家，吃喝拉撒全在这个“猪圈”里。

　　一进养猪场，两条牧羊犬跟在老严身后跑出来相迎，黄白相间的皮毛，骨骼长相一看就是西洋品种。狗是大龙公司老板的，寄放在农村由老严帮着养，老严丝毫不敢怠慢。

　　“今年一年，老板只来过一趟。”养猪场的发展并不迅速，这里是培育小猪仔的地方，猪仔刚刚初长而成就被运往外地。鼎盛时期，这个养猪场有2000多头猪仔，现如今不过十分之一。

　　然是如此，严金昌恪尽职守地替老板看着这些猪。

　　30年前的严金昌也是“大包干”按手印的人之一。那时的他比生产队的其他人觉醒得更早。1975年，当时全家7口人，严金昌在房前屋后种了二三分地生姜，一二分地辣椒、大葱；自家的一二十棵柿子树看管得很好，秋后烘一烘到集上卖了；并喂了两头肥猪，年收入八九百元。在小岗这个赤贫的生产队他可就算冒了尖，这种靠自己辛勤劳动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暴发户”就被大队、公社批判了三四场，《皖东通讯》还为此事作了报道。“暴发”充其量也只是不逃荒要饭的水平，“富则修，穷光荣，都喝西北风，就平均了！”回忆起往事严金昌依稀当年风骨。

　　“大包干”后严金昌的生活大为改观，1983年买拖拉机，一路从凤阳县城开回生产队，3700元一台连着提斗和犁子，风光无限。1984年严家盖房，4间瓦房8米宽，两头带楼梯。其中1个儿子娶媳妇儿，也盖了楼，花了4000多。

　　去年猪肉价格上涨，严金昌的工资还是老样子，不过他很满足。因为自己的土地除了分给6个孩子外，剩余的都一次性转让给了大龙公司，当时的价格是4000元一亩。严金昌因转让土地最多，顺理成章被聘为大龙的雇员，按月拿工资的现状让严金昌很满意。
　

小岗：通向富裕的摸索

           笔酣

　　小岗的富裕实践屡屡受挫让小岗人困惑，也困惑着像小岗这样的大多数中国农村。

小岗：通向富裕的摸索

　　如果将中国各地的富裕程度用柱状图标出，当我们俯瞰全境，会发现形成了一个“贫穷盆地”。靠近沿海的周边地区富裕水平远远高出内陆，将内陆合围成一个陷落的大区块。这个陷落的区块代表了中国广袤的农村，而小岗就是“贫穷盆地”里的一个小小的点。

　　小岗村最早走上了解散集体、承包土地的道路，但它没有富裕起来，而富裕起来的似乎是那些坚持了集体经济道路的村庄。难道小岗村错了？难道全国几十万个村庄错了？难道改革开放的农村方向错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榜样就是江苏的华西、河南的南街、北京的韩村河这样的村庄？前两年，江苏在全省基本完成了农村产权改革，除少数村庄之外，其余大部分乡镇企业都实现了民营化，难道这也错了？

　　对于小岗村的发展，万里讲过这样一番话：“一定要注意人才培养，抓好教育才有出路，人才问题很重要，要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生产能否上得去，经济能否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素质。……你们可以和上海等发达地区建立联系，有组织地派人到那里打工，定个两三年的合同。这样，既能赚到钱，又学了技术，人才也培养出来了。……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嘛，要发展工业，办好乡镇企业。”

　　“大包干”后的小岗村人在思想上有了某种程度的停滞了，对现状产生了满足。受到文化科学技术水平限制，小岗农民文化水平低，至今也不过是停留在兢兢业业地把他们的那几百亩地种好的水平上。因此生产结构不合理，多种经营不发展。粮食生产是大幅度增产了，但利益低、卖粮难、农民收入低、经济不发达。这与蓬勃发展的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很不相称。

　　去参观过河南南街村后，小岗人写下了这样的话：“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这一次小岗找对了通向富裕的道路了吗？这条道路也一如当年的“大包干”能够成为全国过数万贫困农村纷纷效法的模式吗？

　　国务院财经办原副主任段应碧讲过，少数富裕起来的村庄是因为他们的工业发展了才允许他们对农业进行补贴，把集体耕作方式坚持下来。集体耕作的方式使他们能有计划地利用土地搞工业开发，而不是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农业经济效益的证明，最终要看投资收益率，要看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不是看每亩的单产。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南街、华西这样的明星村是农村城市化的榜样，却并不是我国农村建设的榜样。

　　农村建设是要解决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如何改变落后面貌的问题。这些地方没有发展起来工业，农村的进一步发展要靠国家支持，而明星村是把自己的工业和农业捆绑在一起，直接实现了“以工补农”。

　　以小岗村为例，一户农民将自己的5亩地租给农业公司，每亩500元，获得2500元；农民每个家庭有两个劳动力再被农业公司雇佣，每月得到1200元，每年则得到14400元，总共是16900元。如果让农民自己耕作，每年只能得到大概2000元，一下子翻了大约8.5倍！如果他们不是租地而是以土地入股，收入似乎还要多。这农业公司简直是神仙下凡。这样的“回归集体”简直就是“点石成金”。当然，神话是不会出现的。农业公司吸收的劳动力一定会比它所占用的土地上排挤出的劳动力要少得多，农民还是要走上打工的道路，区别是他的土地租给了农业公司。历史就是这样，多数人的命运归于平淡，奇迹只发生在少数人那里。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小岗的富裕实践屡屡受挫让小岗人困惑，也困惑着像小岗这样的大多数中国农村。

　　时至今日，我们至少应该相信那些已经显示了效力的东西，那是给我们带来丰衣足食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我们也相信给世界人民带来丰衣足食的东西，那是受到保护的土地财产权。

　　请给小岗时间，给我们的中国农村一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