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痛：朱镕基在经济改革中的重重困局

　　文章摘自：《沉浮》
　　作者：凌志军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版次：2008年7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1989-1997)》以时间为序，用宏观观察和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九章记述了中国改革在这九年间的大局与大事，透析了若干特别人物和事件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背景意义，清晰地再现了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变革的脉络，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较强的可读性。同时，由于《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1989-1997)》系作者当时当地对当事的真实记录，因而也具有较为特别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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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

1996年岁末，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据报纸上面的消息，他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此事虽已过去2000多年，然而以古衡今，焉能不令人慨叹。

朱镕基目前是中国经济大局的实际主持者。此人给予外界的最突出的印象，乃是“铁面无情”。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中国新闻社则说他从“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忍不拔之人莫能过也”。这样一个人，如若不是为情所动，有感而发，能够泪洒剧场么？

现在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感”从何来？

也是在1996年岁末，朱镕基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的报告，其听众有北京市党政军各方面的相当一批干部，以及正在北京召开的六个会议的参与者，包括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中国银行港澳工作会议、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总计超过6000人。关于这件事，报纸只用了一条300多字的消息予以报道。读者如果仅凭这个消息，定会以为朱镕基对他的6000多听众真的没有说出任何有意思的话来。实则看中国的事情，是不能只图表面的热闹或者冷清的，在更多的情势中，台前和幕后会演出完全不同的戏来。朱镕基的这个讲话，当天已被复制录音带若干，于中央政府机关中广为发送，按照党内文件传达之途径，晓之以更多的人。我在20日有幸聆听全部，以为这是朱镕基副总理自他主持国务院的经济工作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施政演说，极为生动，无论大事小事，均在其视野和思考的范畴之内。

朱镕基在1991年春季由上海来到北京中南海里，据说是由于邓小平的提议。这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扶摇直上的起点。据说邓小平曾经多次提到，朱镕基是一个“懂经济”的人，任何人都明白他的本意，是要朱来主掌中国经济的大局。

然而朱镕基的作用迟至1993年夏季方能真正地展开，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事实上是由他来设计与操作。从这时候开始，至今两年半，朱镕基对经济大局的控制能力似乎已经表现出来。最好的证明，是压住了经济的“大起”却没有出现“大落”；压住了通货膨胀，却未见市场萧条。他吸取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治理整顿的经验教训，其办法显然更聪明一些。

实则宏观调控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须不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权力和利益的过分膨胀，才能折中地将两者相融合。

朱镕基是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当中的中坚分子。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都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执政的第三代，既不能像第一代领导人那样集权集利号令天下，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镕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有如他在演讲当中所列举之1994年的税制改革。他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他所开列分税制之结果，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七成，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52%。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财政的赤字主要还是在中央。

从三年半的经济情势可知，朱镕基的控制经济大局的能力相当不错，其结果也值得自豪。第一，对于房地产投资膨胀的抑制：1993年，全国房地产投资比上一年增加了61%，此后便迅速而又有节奏地下降：1994年，30%；1995年，17%；1996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2%。第二，对于货币的控制：1992年发出1200亿元。那时进口印钞机，拼命印钱。1993年，发了1530亿元；1994年，1424亿元；1995年，590亿元；1996年，本想控制在800亿元，后来发到1000亿元。朱镕基解释说，“因为农业大丰收，没有收购资金”。第三，对农业的控制：1995年增产200亿公斤，1996年增产大得多。农产品库存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历史最高800亿斤，1996年年初是400亿斤，现在快到900亿斤了。朱镕基说：“统计部门说仓库装不下，我说，没关系，现在我们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多得很，可以把厂房腾出来装粮食。”第四，对供求关系的控制：现在95%的工业品都是供过于求。所以朱镕基说：“东西多了，没有不多的。”

尽管如此，朱镕基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流露出他的不能轻松的心情。令他最为头痛的一件事，是重复建设。他说，这是最大的也是最难解决的。中央政府原本经济方针的一个关键，就是确保重要工程的进展顺利。现在，朱镕基承认，国家每年投产的重大项目，有1/3从开工之日便亏损，概因重复建设。所以，重复建设又可以成为国有企业走投无路的最重要的原因。然而这中间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危机，也即由工业和商业的问题而带来的金融的问题，有如朱镕基对他的听众所说：“他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从哪里来？是你们的钱，是储蓄。把你们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所以，朱镕基坚决地主张一个项目也不上。他说：“对国家来说，你上一个都是浪费。”

然则朱镕基对重复建设的痛心疾首，于实际的情形究竟有多大的作用，还没有把握。他只能声明自己的“一刀切”是“作为一个老朋友的忠告”，其中口吻，仍在于商量而非指令。“过去有一个计划经济，要我批，我不批，银行不给他钱”，朱说，“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

朱镕基是目前共产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他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则他在解决这些症结问题的时候却又没有可能为所欲为，甚至还要常常违心。比如他知道现在全国具有年产3000万台彩电的生产能力，其中1/3的部分为市场无法销售，亦即专家所说“过剩”。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也就是用好的企业去淘汰坏的企业。朱镕基发现，的确有一家叫做“长虹”的企业在迅速地扩大自己的规模，很快便将占有市场份额几近半数，故令无数其他企业如临深渊。按照朱的本意，他是应当大大轻松一下的。然而他对“长虹”的总裁说：“你在资本主义是好的，优胜劣汰。你越多，成本越低。可是我社会主义就头痛了。市场都给你了，我其他的企业都不行了，都找我来要工资，我怎么办？”

“我们是优胜劣不汰，最后还是优不胜劣不汰”，朱镕基说。

初衷为消灭重复建设，结果却又不得不为重复建设说话。办中国的事情，无论怎么“才自清明志自高”，总是不能随心所欲。这是典型一例。

朱镕基的执政倾向偏重于务实。他极少参与那些以意识形态为目的的场合，比如为英模题词、听道德报告之类，也极少将经济问题同政治问题连连扯扯。比如有人认定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柱，并且严厉警告，国有企业的比重连年下降必会带来政治的危险，所以不容姑息。我们细检朱镕基的言谈，就看不到类似的话。

这一次，他的报告中说：“有人提出，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社会主义变了？我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但我想，国有经济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我1991年到北京来。1990年国有制工业占55%，合作制36%，这两个加起来，91%，私营和外资不到10%。1995年，国有制工业34%，乡镇企业合作制36%，私营个体“三资”占30%。这个改变相当大。但有没有危险？我说没有。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朱镕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主动地申明自己的立场并且能够直言不讳，是不多的。凡是读过京城流传的“万言书”的人，都会联想到，朱镕基的这一番话，有可能是在婉转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

对于朱镕基的掌握大局的能力，最新的考验是对股市的控制。

深沪股市在进入秋季之后便一路暴涨起来，股指的涨幅以及交易规模之大，令人不可思议。过去，一天成交1亿元左右，12月，最高的一天成交300多亿元。所以在第四季度里面，中央政府做了三件事。其一是立法，也即朱镕基所说“把游戏规则严密起来”；其二是严惩违规；其三，加强股民风险意识。然而三个月的间接干预完全没有效果。所以，按照朱镕基的指示，《人民日报》在12月16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深沪股市果然如所期待地全面下跌，甚至可以说是暴跌，直至股指挂出跌停板来“免战”。朱镕基解释道，本来想完全不干预，但考虑上得越多，跌得越低。我们想，在1997年元旦、春节、“七一”、“十五大”跌下来很不好，晚跌不如早跌，所以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果然全线下跌。

但这还只是第一个回合。今天中国的股市，暴涨固然不行，但暴跌也不行。朱镕基倘若真的具有掌握大局的能力，就要在制止了股市的暴涨之后，还要能够不使股市暴跌。

现在朱镕基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也即我们整个党所面临的最大的考验，还是一个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1996年，国有企业仍无振作之象。预算内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第一季度，国有企业的亏损额首次超过了利润，是为净亏损。上半年，每元销售利润仅为0.9分(1994年为5.5分；1995年大约3分)。下半年稍有恢复，但全年总计，30多万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了大约20%，其中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了55%。总计这一年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是1985年的28.6倍。这一年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了40%、个人所得税增长了46%，而国有企业所得税却由于盈利情况的每况愈下出现了负增长。

国有银行已经开始清理国有工商业的不良债务。1996年，冲销了大约200亿元；但是对国有企业的巨大的呆账坏账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看来，1997年还要开列一个更大的冲销坏账的计划。

政府手里的钱本该从企业来，国企靠借钱过日子，政府就只好靠借钱度日。1996年，政府发行的国债增至1979亿元，每百元财政收入当中，有大约20元是借来的。这是80年代以来第十次发行国债。前九次总计已经借了大约5000亿元国债，一次比一次多。其中1994年1028亿元；1995年1510亿元。

企业可以借债不还，国家却不能，所以，1996年新债当中大约50%的部分，是拿去还老债的。

……

假如我们都有商鞅的勇气而没有商鞅遇到的阻力，改革是不是会更顺利一些？国有企业的情形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国家的财政状况同时也是国家的安全状况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