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在中国：寻找财富新出路

中国的新兴富裕阶层能否通过天使投资这一路径，突破投资渠道匮乏和企业融资困难的双重困境，为自己的财富找到增值新出口？

我第一次见到温跃宇，是在2011年8月，一个日头毒辣、经济大环境却寒意阵阵的时节。当时，“限购令”正在慢慢勒紧中国二三线城市房价的喉咙；上证指数拖着沉重的脚步在2500点附近徘徊；欧洲深陷债务危机，美国股市动荡。这是一个焦虑的世界，一个人人都在担心财产贬值并试图为个人财富寻找出路的躁动不安的世界。

温跃宇身穿深灰色T恤和发皱的灰蓝色棉质休闲裤，神情轻松，说话不紧不慢。他是北京一家网络游戏公司的CFO，正在筹备公司上市，身家大约可以数百万美元计算。

出生于1976年的温跃宇，大学毕业之后去钢铁企业待了三年，1999年与朋友来到北京做网站，中途感到在资本运作、公司管理等方面知识匮乏，又读了MBA。2004年，他到朋友创办的移动互联网服务公司做管理，拥有一些股权，这家公司被并购后，他有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开始尝试做天使投资。

2005年，温跃宇朋友的同学投资电视剧，说还差两百来万，朋友拉着他一块投，他不好拒绝，跟投了20万元人民币。后来导演卷钱跑了，温初尝失败滋味，但并没有就此罢手。他最得意的投资是在2006年，联合两位朋友向一家做移动防伪软件的公司投了500万元。这家公司软件的数据库与厂家联网，消费者购买一包香烟，刮开防伪条，通过这家公司的手机软件输入号码即可知道烟的真假。2007年，有公司以2000多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这家公司，温跃宇的投资获得10倍回报。

2008年，他投了一家做手机阅读客户端的公司，这家公司的出售时机没有把握好，错过了2009年资本市场行情好的时候，2010年只卖出了几千万元。他的100万元投资，回报是500万元。

“我心态还好，第一我投的钱不多，第二我每次投钱都把这笔钱在资产负债表上归零，没了就没了。”温跃宇解释说：“我不是那种投20万非挣回200万的人。这种投资一定要当玩儿来投，有1000万投100万，别有200万投150万，那你晚上肯定睡不着觉。”

从2005年在电视剧上栽跟头开始，到现在温跃宇一共投资了7个初创公司，其中3个失败，2个变现，还有2个活着。他的投资金额从20万元到100万元不等，占有股份5%至20%不等，获得回报超过1000万元。温跃宇能够承受的投资损失总额最大限度是个人资产的10%。

通常，温跃宇投资的公司来自于同事、客户、同学、朋友等熟人的介绍。他选择项目有两个标准：高增长和VC(风险投资)喜欢。高增长的行业才可能带来高回报；选择VC喜欢的项目，一来天使投资人有退出渠道，二来公司能持续获得资金发展—过去做移动互联网的时候，他在国内VC圈积攒了人脉。

他喜欢做这样的事，一是他本人靠这个挣钱：“做这个事一要钱、二要经验、三要人脉资源。我学过MBA、财务，能帮助创业者。我的情商比较高，别人跟我打交道不累。我知道有些老板，创业者拿他的钱很难受，其实这些人也不是坏人，只是沟通技巧不行。”

二是这个职业能给他带来满足感：“我喜欢当老师，我喜欢跟人讲道理，有成就感。比如创业团队的人，挺有天分的，你花两小时给他讲透了，他看着你的那种崇拜、尊敬的目光，让我有满足感。”

同温跃宇一样，身在大连的姜树梅也在找初创公司做股权投资，为手里的财富寻找新出路。这位40多岁的女士和母亲两代人靠做培训学校积累了一些财富。在卖掉其中一个学校之后，她手上有了一笔钱。

姜树梅第一次见到小徐和他的伙伴，是在大连解放广场旁一个很破的民居里。五位20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裤衩背心，与泥瓦匠和建筑工人混居，开心地写着代码。2008年，姜在大连本地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寻找投资项目，收到了六份商业计划书，其中一个就来自小徐的公司。当时这五位创始人已创业一年多了，连续六个月只拿200元的工资，注册资本3万元已经花得差不多了。这些人都是本地人，没有住房开支，只花一点交通费，吃饭靠几个包子就对付了。

姜树梅问小徐，她在现实里的学校卖了，网上能建学校吗？小徐向她展示了美国电子游戏“第二人生”里的虚拟世界。姜树梅原本对互联网一无所知，但她觉得小徐做的事情挺新奇。她决定投资小徐的公司，模仿“第二人生”，在网上创造一个“中国城”(China Town)。于是，她先给小徐他们汇了5万元过去，让他们先做出“中国城”的游戏模型。

“这五万元给得稀里糊涂的，没有签任何协议，他们是本地人，随时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姜树梅后来回忆说。但幸运的是，小徐他们没有走，做出了模型，然后又增资扩股。姜树梅投了50万元，这家公司的宣传费用、招待费等很多费用，走的是她自己公司的账。陆陆续续地，姜树梅在这家公司花了将近100万元。小徐他们精打细算，拿到钱后，这几个人每月工资最高的拿3500元，最低的拿1800元。公司搬家装修，买最便宜的白布做窗帘。

这个创业几经折腾，期间，小徐将自己的婚房卖了搬回父母家住，五个原始股东走了两个。现在公司在做手机游戏、三维动画等业务，还经常遇到欠款不给的客户。新疆有个客户做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幼儿园三维动画模型，整个项目签了100万元的合同，前期给了10万元，后期就拖着不给钱了。“遇到很多这种项目，但公司也没有死。”姜树梅说。

“他们不过比我的儿子大五六岁，我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看，做过他们的证婚人，也私下借钱给过他们。我做了手术，手臂不能受凉，休养期间在咖啡店和他们谈事，大理石桌面很凉，他们赶紧用杂志垫在我胳膊下，这让我很感动。”

姜树梅自己在做培训学校，现金流很好。她 单个项目能承受的资金损失是100万元。“我的规划是3个项目，如果都失败了，说明我眼光有问题。现在这是第一个，尚未成功，只能说还活着。”

不管姜树梅是否意识到，但她和远在北京的温跃宇都可以被归入“天使投资人”的行列了。这种用个人资本，通过股权的形式，投资初创期企业以期获得投资回报的商业模式其实并非新兴热点。金山董事长雷军、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等人常以此头衔见诸报端。但世界天使投资协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风险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兼博士生导师刘曼红提醒我，雷军、徐小平这些资产以“亿元”衡量的人是金字塔尖的人，你应该去寻找金字塔的中间层—资产总额在数百万美元的富有人士。她从1997年就开始研究天使投资。

在北京、深圳、上海、杭州这些民营企业活跃的地方，我寻找到数十位天使投资人，他们都符合刘曼红的描述：单个项目投资金额最少的是5万元，最高的是800万元，多数在100?200万元之间。以投资金额以及项目数量来看，他们应属于“高净值人群”—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群体。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民营经济的活跃使高净值人群规模正逐年扩大。2010年，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数量达50万人，比2009年增长9万人，年增长率为22%，高净值人群持有的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15万亿元。

温跃宇说：“像我这样的人，中国可能有十万，雷军这样的可能有一百个。一个人再富有，也挑不起大梁。”

而姜树梅则说：“这事成了，我就是投资人，失败了就做天使吧。”

扎堆互联网

2011年9月1日，在清华大学东门附近的星巴克咖啡店，我见到了景林投资合伙人石宏，景林投资管理着20亿元人民币的PE/VC基金。他也是近几年活跃于中关村的天使投资人，这里一直被称为“中国硅谷”。石宏肤色偏黑，头发浓密，看上去四十岁出头，实际上已54岁了。

石宏1986年去美国留学，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在贝尔实验室、朗讯工作过。1998年，他与人创办一家互联网公司，面向中小企业做虚拟主机托管，6个月后就被人用2400万美元并购了—石宏可以算是从第一波互联网浪潮里受益的人。

石宏做天使投资的起点，是多年前在美国创办的一家互联网公司，结果失败了。目前，他投资的项目里，有一家公司年盈利已有几千万元，计划2012年到香港IPO。另一家公司在他投资一年后获得几千万元的新一轮投资，他持有的股份有一半以4倍的投资回报退出，另一半则以二十几倍的增值由他继续持有。

坐在星巴克的遮阳伞下，石宏用手虚画了一个圈：“很多天使投资人都在中关村地区找项目。”他立起身，在附近转了一圈后回来说：“刚刚还看到我的一位老外朋友在这附近晃来晃去，他也是天使投资人，想介绍给你可一下子又不见了。”

“虽然都是拿个人的钱投资初创企业，但不同投资人有着不同的风格和特点。”石宏说，有的人是完全的财务投资，不懂也不管。不像VC，有专业的人做数据分析、尽职调查，所以单枪匹马的天使投资人通常只投自己熟悉的领域。只有熟悉的行业，天使投资人才可能一眼望过去，看得准，还帮得上忙。

石宏本人提供给创业者最重要的东西是非财务价值，他在通信行业工作多年，人脉极广，任职过中大型公司高管，又创过业。“我的最大价值是对创业者在产品和商业模式创新上的帮助，以及在无线通讯和互联网行业里的资源整合。” 他曾带一个创业者面见国内某大型手机厂商的CEO，一周后，该手机厂商就决定在几百万部手机上安装这家创业公司的软件，很快，这家创业公司就获得了VC的几百万美元投资。

在中关村核心地段的融科资讯中心楼下的“浮士德”咖啡店，王啸接受了我的采访。他留着平头，身着简单的T恤衫休闲裤，气质类似IT工程师。这位2000年毕业的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系硕士研究生，是百度最早创业的七个人之一。2010年11月，他离开百度，做了专职的天使投资人，到现在他已经投了20个项目。他本人能够承受的损失总额最大限度是2000万元。

王啸的第一个投资项目是2008年创办的玛萨·玛索，一家专卖男装的B2C网站。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张树略、孙弘与他是2006届中欧国际商学院EMBA的同学。孙弘做了十多年的传统服装运营、张树略则在互联网领域有丰富经验。王啸觉得“这个方向挺好的，大家一起做，我也出一点”。他投了400万元，是纯粹的投资人，公司成立之后基本不过问，目前玛萨·玛索已完成第二轮融资。同一年，他还在一家化妆品电子商务网站投了100多万元，创始人是百度的同事。这家化妆品公司坚持了一年多，最后关闭了。“方向没错，时间点也没有出太多错，只能说团队不太强，如果团队强一点，估计现在会比较厉害。”他的本科同学创办陌生人交友的网站，他也投了几十万元。“人不够强，方向还是比较好的，不同的人做同样的方向会做出不同的结果。”他总结说：“因为有同学关系在里面，还是不太理性。”

“不过我觉得也正常，天使投资就是一个偏非理性判断的东西。理性判断的话根本没法投，因为看到的风险永远比看到的机会大。”

我所接触的天使投资人，大多集中于互联网行业，这绝非偶然。普遍采用现代企业制度、采取股权激励的互联网行业成了亿万、千万乃至百万富翁的批发市场。这些富翁们向前人(例如美国硅谷的天使投资人)取了经，又将自己的财富投入他们熟悉的互联网。股权明晰的现代企业也为他们的股权投资提供了便利。VC扎堆互联网，拥有大量现金的腾讯、百度等大公司正进行战略投资，收购了不少公司，另有纳斯达克、纽交所主板可上市。较为完备的多级资本市场，利于天使投资人退出并获得高回报。

“互联网创业成本达到历史新低，带宽成本降低了，开源软件的发展也能减少项目所需的工程师数量，软件的销售可以放在电子商店里进行，推广可采用社交平台与搜索引擎。这让身家数百万元、数千万元的人也能以少量金钱投资多个初创公司。”创新工场董事长兼CEO李开复说。

找靠谱的人

我听到过的关于天使投资最神奇的故事，是王远在深圳讲给我听的—这是他用10万元做天使投资，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变成8000万元的故事。

“800倍啊！”讲到兴奋处，王远瞪圆了眼睛。

王远，曾是腾讯前首席运营官曾李青的助理，在天使投资这条路上，曾李青是他的引路人。目前，王远已经投了4个项目，都赚钱，其中两个已变现。曾李青财大气粗，估计身家在几十亿元左右，几乎腾讯出来的创业者找到他，他都给钱。据有人私下估计，曾李青已经投了50多家企业。

王远的本钱来自于腾讯期权，这笔钱不多，因此他投得很谨慎。他反复问自己：这个项目有没有市场？它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与这个市场匹配吗？有没有办法避免大公司一旦介入这个市场后该业务马上就惨遭灭顶之灾？2008年年底，他投资了网页游戏公司“第七大道”，投了10万元， 占20%的股份。2011年4月，这家公司被搜狐畅游以1.01亿美元的价格并购。王远获利8000万元(税前)，800倍的回报率。

王远是个分析狂，投资的原则是投资项目不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必须有资源帮创始人做事。但他也说：“太谨慎了是有坏处的。在互联网，颠覆行业的公司基本不是能推理出来的，比如，谷歌就绝对不是原来的逻辑推理出来的，而是突然有一个不起眼的机会，爆发出一个颠覆性的东西，不是一切都要想明白的。什么都想清楚了，就可能错过这个机会。”他有自知之明，以前本钱少，只能谨慎。现在变现回来了，他就会慢慢扩大投资范围。

王远是个直率的人，说话像竹筒倒豆子。作为投资者，他进入公司之后与创业者常是“先有蜜月期，然后有分歧”。深入介入公司的投资人都会面临这种选择，不介入的话就是和谐社会；一介入，就是针锋相对。人是感性动物，如果对方脸皮比较薄的话就容易伤害自尊心。因此他后来反省了：“该说的还是得说，但必须有沟通技巧。”

比王远的10万元变成8000万元更神奇的故事在硅谷比比皆是：谷歌的天使投资人以及现任董事Ram Shriram，1998年投给谷歌约25万美元，5年之间这笔钱就变为十多亿美元，现在高达数十亿美元，他本人也成为世界排名第五六百位的富豪。

这正是天使投资人做这一行最原始的冲动—让自己的财富获得极大的增值。但他们都清醒地意识到，“高收益”的另一面是“高风险”。

在某些创业者看来，王远简直像一个破坏狂，对公司处处挑刺，这里有危机那里有危机的。“我活在业务恐惧症中，反而成功率比较高。”王远说。无独有偶，另一位天使投资人、曾是谷歌总部第103位员工的周哲经常对被投公司说的一句话是：“好消息你可以留着，坏消息一定要告诉我。不是我喜欢，而是我需要坏消息。”

在天使投资人的嘴里，我听到的往往不是“这个公司估值多少”、“那个公司亏损多少”；他们喜欢用的词是“活着”、“半死不活”、“死掉”，隐隐透着悲壮。创业工场制作人麦刚说：“薛蛮子、徐小平、雷军他们的成功案例，不能当做普通投资者的案例。他们是非常成功的人士，名气大，他们能运作的资源远远超过绝大多数的天使投资人，包括我。这是马太效应，他们把资源运作到哪里，哪里的创业家就被抬起来。对于很多想进入天使投资这个行当的人来讲，不能光看他们，否则你容易血本无归。”

温跃宇这几年投资了7个项目，死掉3个。其中一个是投了一家做手机群发短信的公司，投了60万元，由于国家对这个行业打击得厉害，做不下去了。创业者还了他30万元，另外一半打了水漂。他还向一家做电子商务的公司投了四五十万元，那是2007年的事，但遭遇了2008年经济危机，没能扛过去。“电子商务太烧钱了，天使投资没法达到那个门槛。”温跃宇说。当这家电子商务网站死掉的时候，温的心情还算平和：“企业就像得癌症一样，是慢慢死掉的，有心理预期。如果一下子死掉，肯定很难过。”

周哲这四年，投了10个项目，死掉2个，其他的还活着，其中他觉得能继续活下去的有5个。

“等死的时候真的很心疼，你看着钱全没了，公司也没了。这些创业的人更伤心，他们充满激情，想做一些事，但没有做出来。”

“理论上来讲，我能承受这个风险，但当真的这个东西不见了的时候，你才知道痛。就好像女人生小孩，别人跟你说疼得不得了，感觉不大，只有等你生的时候才知道到底有多疼。这是做天使投 资必须要承受的，你必须经历过，熬过来才行。”

周哲，1976年生人。他小时候去了香港，后来去了美国。从斯坦福大学硕士毕业之后去谷歌工作。2006年，被谷歌总部派至谷歌中国做工程师的培训。后来做了专职天使投资人—他的财富，全部来自于谷歌的股权收益，可投资的闲钱有几千万元。他面皮白净，头发微卷，说话慢条斯理。

“如果我不做天使投资我能做什么呢？写代码？我已经写了八年。去大公司？我觉得这辈子很难了。在我能力范围内，我能做的不多。”

他的第一笔天使投资，是给郭去疾的兰亭集势投了20万美元，目前兰亭集势的估值为几亿美元，他的这部分股权的估值约为几百万美元。当时是2007年底，他在谷歌中国工作，郭去疾时任谷歌首席战略官，尚未离职去全力做兰亭集势。他知道周哲有一些闲钱，就带着周哲和兰亭集势的合伙人聊了聊。周哲是做技术的人，对金融等很多东西并不了解，关于兰亭集势的很多细节他没有看，就凭着“第一，这个人不会骗我；第二，这些人是做实事的人”这两点投了20万美元。

“确定一个人是不是骗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但不少项目我基本能说不靠谱。有些人发商业计划书过来，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是下一个百度、下一个腾讯。说实话，这太不实际了。如果开头是这样，我对它的印象就不太好。我喜欢实在的人，不要和我说你是下一个百度。”

谁的钱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天使投资人看似冲动的投资，是基于深层次的思考：多年商业经验让其对人与项目能快速做出直觉上的判断。作为一项高风险的投资，降低风险的办法，简单一点说，就是寻找靠谱的人做靠谱的事。

王啸和第一次接触的创业者，聊上两个小时心里大概就有底了。在他眼里，作为个体的天使投资人没法像VC一样，在项目上花费太多力气研究，主要是把握大方向和对人的判断。创业者各方面的素质都必须纳入考虑范围，包括性格、执行力、道德等。王啸曾和一位创业者打交道，对方对价格很敏感，希望王啸多投点钱，少持一点股。王啸看好这个项目，所以耐心地向对方讲了一下午道理—但最后他还是做了一些让步才搞定了。“这个东西很有前途，但是我觉得那人有些过于注重钱方面的东西，相对算计一点。这样的话可能不太利于做长期的重大决定，容易吃亏。”但他觉得这位创始人性格带来的风险还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内。

天使投资人、上海3131电子商务创新联盟主席杨振宇，他的另一身份是《东方企业家》杂志出版人。1993年靠着自己工作积攒下来的30万元，又找亲戚借了30万元，杨在南京与人创办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做医学诊断试剂。这家公司现在还在，杨振宇保留着股份。但他从1996年就抽身出来，“生物医药的水太深了”。1997年，他进入互联网行业，但是赶上了第一次泡沫破灭，没有成功。他转身做《东方企业家》杂志出版人，在2004年开始新的互联网投资。“我们是自己创业起来的，到一定阶段之后，就有点做不动了，看到比我年轻的人，有激情、有想法、有能力，而我们也有点钱、有点人脉、有点影响力，还有点眼光，就开始帮他们。”

“我对生活的要求不高，我不泡吧，也不买很多奢华的东西，能够有稳定的生活就可以了。只要项目好，我就愿意尝试。”

他偏好的创业者，大概30岁到35岁，比二十几岁的人有阅历，又懂得珍惜机会。太年轻的人，时间大把，不够珍惜机会。若是年龄更大一些呢，精力又不够充沛。“人是最重要的，方向是错的也没关系，可以改。人不行的话，再好的东西也会做砸。要尽量寻找知根知底的人。我们会看他过去的工作经历，了解他们的人品。”他最看重人品，然后是执行力。

“好的想法可能一千个人有，但真正做的人可能只有10%，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的人又是凤毛麟角。”

2004年，他投资了一家做电子杂志的“悦读网”，中间创始人熬不下去了，撂挑子去了另外的公司。2009年，这个网站被盛大收购，杨振宇仍保留了一点股份。“方向是准的，就是切入时间早了一点。现在阅读方式已经开始变化了。”

这个案例对杨振宇来说，“关键是签的协议不够严格，没有绑定创始人。你走可以，但我有权收购你的股权”。

“我要是收回了股权的话，在我手上绝对不会做成这样子，也不一定会让盛大收购。”

天使投资人和创始人签的合同通常是很简单的，细则不多。你投100万元，签下合同，先打20万元过去，股权变更之后，再打80万元过去，就可以了。交易相当简单，有些人没有律师，顶多找做律师的朋友问问。加上天使投资人通常是小股东，这意味着，一旦发生创业者不负责、不规范、不道德的行为，“天使”们基本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温跃宇说：“天使投资的风险很大，一方面项目可能会失败，另一方面早期创业团队很容易把你甩开。我这个公司才20人，你投了100万，我觉得你没帮我什么忙，天天还烦我，把我弄火了，我再注册一个公司转移掉。100万，你告起来不划算。不像VC，有专门的法务部门处理这种事。”

姜树梅投资的网络游戏中国城(China Town)Demo版出来之后，若需实现全部功能，需要再投入二三百万元。姜树梅在北京开会的时候，认识了一名日籍华人，对方对这个项目产生了兴趣，提出合作，要控股。姜树梅应允了，把小徐叫到北京来签合同。合作定下来之后，姜树梅再没有管过后续的事情。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日籍华人找姜树梅告状，说小徐不干活；小徐也说，如果和他合作，我就不干。

姜树梅这才发现，这个日籍华人和小徐他们合作后，几个人一起背着她做了不少小动作，想把原先的公司弄成空壳。她把小徐叫来询问，小徐承认了，还跟她告日籍华人的状：“这人特别不好，答应了我的股份也不兑现。”姜树梅气得一晚上没睡觉，这事对她伤害很大，她对小徐说：“这点钱不算钱，我投的是一种感情。”

“我理解他们，这帮小孩急着寻找出路，他们年轻，有奶就是娘。”

小徐后来说：“姜姐，只要我活着，钱我会还你的。”姜树梅原谅了他：“我觉得可以了，他也没有钱还，只要这个公司没倒，继续做下去就行了。”

姜树梅现在参加创业的论坛，很多年轻创业者找她。她说，不好意思，28岁以下的创业者我不考虑。“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不是你学历高就不惑的。中国的天使投资人，最大的风险不在市场风险，也不在技术上，而是道德。其间我接触过很多28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融钱的那一天都没想清楚把别人的钱亏光了该怎么办？他们只想痛快一把。我问他们，你拿什么回报？他们回答不出来。不管是三年、五年，还是十年，他们没有数。”

“我不看项目，先看人，看人有无定力或者责任感。我投钱，风险都让我担着，哪怕失败，也要让我心里痛快才行。”

“超级天使”出现

道德问题也让青阳天使投资基金创始合伙人苏禹烈在一个送餐的项目上栽过跟头。

项目方拿了钱，却私用了一部分，后来苏禹烈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按照国家允许的最高利率给他算的利息。“如果你当初找我借钱，你自己家里用，那我就不会借给你。我是做投资的，不是慈善机构，不是银行，也不是你的亲戚朋友。”

这给了他一个教训：“不是圈里的人我们投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是陌生人，也会谈，但会谈得很慢，因为彼此不认识、不了解。”

这位穿着T恤短裤、踩着一双人字拖就出来见人的单眼皮男生，是我见过的最年轻的天使投资人，年仅26岁。他创办的青阳基金，专做餐饮、消费类型的投资。周哲向苏禹烈的青阳天使投资基金投了百万元级别的资金，成为该基金的LP(有限合伙人)。他对苏禹烈的评价是，“年纪轻轻的，挺实在”。有些人会把项目说得很大，苏禹烈虽然也会谈未来，但主要说目前做了什么，他的规划很好，细节也很清晰。“对经营一个餐厅、一个酒吧，怎么装修、用什么酒、装修要多少钱、服务员要多少钱、怎么培训服务员，他都写得很清楚。”

苏禹烈做的事和人们熟知的互联网天使投资案例完全相反，不是高风险高回报，而是低风险，回报相对也低。“我希望他能实实在在地把说的事情都做出来，这就很好了。如果能做得到的话，基本上都能赚点钱。我估计是两倍的回报，顶多三倍。”周哲说。

苏禹烈从小一直练柳琴，想去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读研究生。但是按那个学校的规定，本科非音乐专业的，必须从本科读起。他算了算，自己要念六年书，家里根本承担不起这200多万元的学费。“如果我有一天成了这个学校的投资人或校董，我一定要把这条规则改掉，我还会去那里读书的。”

他在北大读到大四的时候休了学，在地下室里开了家公司，专做文化交流，实际就是带外国人来中国体验书法、捏泥人、打太极、抖空竹等中国文化。从2006年年底开始，做了一年，最后以失败告终。中间他找了不少美国类似的文化交流中心，发了四五百封邮件联络对方，有十来个人回了信。于是，他背上吉他和背包，拎着箱子一个人去了美国，坐上公共汽车绕着美国逛了一圈，花了23天，行驶了两万多公里，一晚上的旅馆都没住过，全睡在车上—这车还只能坐着睡，不能躺着睡。他的第一站，是从旧金山到杜克大学的所在地达勒姆，路途近5000公里，坐了82个小时的车，“下车就直接瘫了”。

在做这个公司的过程中，他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Jason，他眼里“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一位来到中国工作的美国人。

创业失败之后，苏禹烈在鼎鑫国际资本做了一段时间高级项目经理，负责餐饮类项目的投资，“开业之后我还当了半年的服务员，所以餐厅里每个细节我都很清楚，而大多数投资人是海归，高学历、高工资、西装革履、满口英文，谁能弯得下腰当个服务员？但是，这个东西，你不学怎么能懂呢？”

2009年6月，他和他的朋友们组建了青阳基金，总共5个人，除了苏禹烈、Jason以外，还有苏的高中同学、在香港从事投资业的北大同学、在沙特阿拉伯挖石油的清华的朋友。他们总共凑了100万，苏禹烈向家里借了30万元—这是家里最后的积蓄。2009年，苏禹烈投了第一个天使投资项目，三里屯的一家名叫Apothecary的酒吧，开业第二周就达到盈亏平衡，现在每天流水2.5万元，纯利润就有1万多元。

青阳基金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方向，苏禹烈只知道自己想要做点事，做什么怎么做跟谁做做成什么样根本就不知道。“不是所有的事一开始就有明确方向，我们就像在大海里行船，有暴风雨，有巨浪，不知道陆地在哪里，没有光，也没人帮你。你朝着一个方向往前走，可能离陆地越来越近，也可能离陆地越来越远。但我坚信，它即使离这边的陆地越来越远，也早晚会离那边的陆地越来越近。”当时，他的合伙人不停地换，走了一个又一个—那是一段难熬的时光。

苏禹烈说：“我不相信，任何人的成功是纯理性的，一定都有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在后面撑着。我们这条路走起来很难，真是咬牙扛着。我都想过卖房子。Jason在通州有一套小房子，说实在不行就卖房，我说实在不行我就跟我爸妈商量商量，把家里的房给抵押出去。幸好，关键时候有人伸手帮忙。”

天使投资的高风险，单个的天使投资人很难应对。由于每个人的专长不同，数位天使投资人联合起来，共同对一家公司投资并分担风险是常见的。有些人组成了松散的天使投资俱乐部，一个月大家在咖啡店里聚会一次，互相交换一下情报。

这种结构松散的俱乐部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下一步就是募集资金做基金。天使机构化、基金化的趋势在美国特别明显，李开复撰文写道：“很多有钱人看到投早期的机会比以前好，回报也高，但是自己又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和知识，就找这些著名天使，请他们管理自己的资金。这些天使也乐于有更多的资金，所以在短短的一两年内，硅谷的天使基金就像是雨后春笋一般地冒了出来。”这些天使机构、天使基金被称作“超级天使”。

苏禹烈的青阳基金就已经多少有点超级天使的意思了。

一些身在互联网的天使投资人已经向我列举了他们看好却没法做的行业，比如，清洁能源、生化、生物制药等—因为自身专业的局限性，他们还不能轻易涉足，但这些行业都对社会有巨大价值。

刘曼红说：“互联网启动速度快、发展快，天使投资人能快速收回资金。传统制造业，则需要买地买设备，得到回报的时间长。另外，互联网最开始的投入成本低，制造业的启动资金则很大，有几个天使投资人能投制造业？不过，若干个天使投资者作为一个组织，一个人三五十万元，也可以投。投制造业的时期还没到，将来会有俱乐部式的天使投资。”

“鼠标+水泥是未来的方向！”创业工场的创始人麦刚下结论说。

这位扎着马尾，说话语气强烈，常以感叹号结尾的男人，与投资界渊源颇深。199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麦刚进入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到国企香港上市的运作中；后来随着深高速成为深创投的大股东，他经历了中国最早一批创投机构的诞生，为其后来的天使投资生涯打下了铺垫；离开深圳后，他和别人一起创办了上海浦东科创公司，是上海最早期的创投公司，也是首批成为上海政府委托的创业投资管理机构之一；2000年他又到香港担任深圳国际(香港)控股的投资与业务拓展总经理。之后他到美国UCLA(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留学。

2003年，麦刚回国创办SNS网站“亿友”，2005年，亿友被一家法国公司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同年，他和Draper家族第三代传人Tim Draper共同创办“创业工场”。Tim Draper，也是麦刚创办“亿友”时的天使投资人。创业工场累计投资了30多个项目，并获得30多家VC的后续投资。创业工场每个项目投入的钱大概在50万?500万元人民币之间，拥有股权范围大多数在10%?30%。

麦刚一直偏好互联网与传统行业对接的项目。在这个天使投资人“抱团取暖的小圈子”里，麦刚正在和他的朋友联手投资需要更大资金的高科技产业。“天使投资是非常专业，风险很大的小圈子。现在很多人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他一直想找到更多其他行业的天使投资人加入创业工场，进行跨行业的投资。

麦刚和另一位天使投资人王晓岗，投了天津一家做汽车发动机配件的公司，公司创始人是王晓岗的同学。因为经营理念的不符合，创始人与股东之间出现矛盾。王晓岗帮同学做MBO(管理层收购)，原本他投钱的限度是600万元，但这次投了800万元。“不加钱的话，这事就做不成了，这是为了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在做MBO的时候，王晓岗发现“国内常常认为，我是大股东，我说了算。从国外的角度来看，就算你是大股东，你起的也是辅助作用，创始人仍然是创始人，主导公司的权力仍在他手上。但是在国内，包括浙江的投资人，一旦投了就是投资人说了算”。

麦刚的另一位朋友邓朝辉，是湖南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2000年左右也创办过互联网公司，因为商业模式、团队不成熟，失败了。他和麦刚一起做了一家新材料公司的天使投资人。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做国营电子厂的厂长，90年代开始在深圳创业。他做应用于小家电、取暖设备上的电子陶瓷，公司最初的启动资金全部由邓朝辉和麦刚提供，邓投了300多万元，麦投了100多万元。后来，邓追加投资至700多万元，直接变成了核心团队成员。

目前，公司搬至湖南常德，已经批量生产，为美的、格兰仕等厂家提供核心元器件，申请了3项专利，今年销售额有几百万元。公司若开足马力生产的话能达到五六千万元一年的销售额。现在，公司的主要瓶颈是资金和产能，他们正积极引进VC。

“工业项目不像互联网或软件，不是轻资产，没有大的投资是没法做的。”邓朝辉说。

麦刚、邓朝辉对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比较了解，对他原先所在的企业也熟知；他们还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来考察，后来这公司作为常德市的招商引资项目，政府给了一块土地，减少了投入成本。邓朝辉说：“高科技、高成长的行业，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原动力。靠着房地产和传统的加工产业，是不能长久的。房地产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了，它早已变成资本游戏，没有国家支持、融资渠道，是玩不下去的。从机会来讲，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这是经济转型的必然。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资金应该向高技术行业倾斜，帮助别人创办一些优秀的上市公司。”“我不能说伟大 的公司，只说是优秀的公司，这是我的梦想。”

民间财富新出口

一家天使基金创始人告诉我，某位金矿老板的女儿在媒体上看到其基金的相关报道，说服她父亲投了数百万美元，成了这家基金的LP。

这是一个启示，超级天使的出现，让中国庞大的民间财富有了新出口：如果有闲置的资金需要做财务投资，承受风险能力又比较高的话，可以投给天使基金。而天使基金偏好的高科技、高成长的行业，也将获得大量的资金支持，对处于产业转型关口的中国，这些资金是有巨大价值的。

2011年，因为资金链断裂，温州企业家跑路的消息，将温州的民间借贷推上风口浪尖。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7月21日发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称，温州民间借贷极其活跃，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其中，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其中20%被用于房产投资或集资炒房。仅2010年，温州市百强企业中就有50家涉足房产。又有说法称，民间借贷已成为温州人继楼市后的首选投资替代品。

“现在的钱你也不想放银行，放在银行等于负资产；现在民间资本做得比较多的是借贷，这从法律上来讲，是一个不特别合法的，又不能完全把它取缔的东西，实际上国家是睁一眼闭一眼。天使投资是一种既活跃，又比较适合民间资本的渠道。”刘曼红说。

温州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周卫东认为，温州的民间资本，引导好了，对整个中国有利。“一位老太婆有五十万，十个老太婆就有五百万了。问题是谁来引导？凭什么相信你？你需要有足够的实力，来点这一把火。”他正在和北京的陈辉做一个天使投资机构，希望把科研机构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投放至市场的产品。这个天使投资机构与李开复的创新工场相似，做成天使投资+孵化器的模式。由陈辉在北京等高校、科研机构集中之地寻找项目，他在温州提供资金、办公场地、人才等服务。

而在陕西榆林这个以煤炭致富的地方，慕鹏举正在尝试推广天使投资。他原先做煤炭和电力相关的行业，赚了一些钱。他创办了一个草根俱乐部，组织中小企业家、微小企业家搞活动，成天向朋友宣传天使投资，告诉他们与其打麻将、喝血燕，不如搞天使投资。“几千元买一碗血燕，营养价值还不如一碗稀粥。喝稀粥，剩下的钱搞天使投资不是挺好的吗？”

一位搞了20多年养蜂产业的人，打算在榆林当地搞个养蜂合作社，为农民提供蜜蜂、养蜂技术等，发展养蜂专业户，由他负责收购蜂产品，再加工外销。这人找到慕鹏举，讲述他的这个故事。前前后后，慕鹏举大概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了解这个人，也去养蜂的地方考察。他先后给了对方两笔钱，一笔50万元，一笔80万元，换得一部分股权。这个养蜂合作社建立起来之后，覆盖了二十多个镇、四十多个村、将近20万名农民。

慕鹏举也承认，要改变他那些热衷于吃血燕的朋友们的观念很难。“中国的第一代富翁很多，他们的财富积累过程也很艰难，对自己手上的财富很珍惜，自我保护意识很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有能力的人，可能因时间与精力的原因没法干某件事。别人来干这件事，你给他一点钱，给他一点直接的支持、指导，他把这件事干得更好，那你的价值就转移到他身上，通过他来实现你的价值。这是天使投资的价值传承。”

梦想在中国

1874年，两位天使投资人资助贷款无门的亚 历山大·贝尔，促成世界上第一家电话公司的诞生；1903年，5位天使投资人的4万美元，使亨利·福特实现了他的汽车梦；1998年，4位天使投资人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提供了谷歌活下去的资金。

在美国，活跃着超过25万位天使投资人，而VC或者从事VC的机构近2000家。2007年，全美国天使投资总额为260亿美元，所投创业公司57000家，VC投资总额为300亿美元，所投创业公司为3928家。

而在中国，天使投资不过刚起步，面对的是一个市场经济不过三十多年、配套改革落后的中国。作为一种投资者出钱，创始人出想法、技术的资本投资模式，首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滞后的公司法。创新型公司的公司注册、知识产权、无形资产所占比例等方面的相关规定相当滞后。麦刚的朋友王晓岗举例说，在国外注册一个公司，他投500万元，占30%股份，创始人一分钱不投，以无形资产作价占70%股份很容易。但在国内操作起来就很繁琐，他需要借钱给这位创始人，再作为资本打进去。

根据中国企业所得税法，股权转让收益应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一位天使投资人告诉我，现在退出成本很高，合理避税的办法是VC进来的时候做海外架构，天使投资退出的时候在境外以美元结算。作为一项高风险，又有利国民经济的投资，他希望政府能够给予一些税收优惠，以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天使投资行列里来。

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天使投资的退出渠道还不够完善，而国内股市创业板的成立，会增加天使投资人退出的渠道。

深圳创投同业公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守仁，一直致力于推动着中国创业投资政策法规体系建设和创业板的早日推出。他却认为，创业板的门槛对天使投资人来讲还是太高了。按规定，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必须实现以下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最近一年盈利且净利润不少于500万元，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少于5000万元，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均不低于30%，或者最近两年净利润达到1000万元，且持续增长。

他现在正致力于推动私募发行、OTC交易(场外交易市场)，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这才利于天使投资人的发展。

麦刚的朋友邓朝辉说：“现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还没建立起来，活动得最多的是急功近利的热钱。前几年的VC、PE都冲着IPO去的。投资人不喜欢早期投资，不愿意和创业企业一起成长。国内的天使投资人，做得很辛苦。天使是投资环节的最早端，如果没有多层次资本市场做接力棒，天使是不可能把小公司培养成大公司的。”

“国内的天使群体越大，对创投界的成熟越是件大好事，我们之前在创投界，看到太多急功近利的人和钱。他们更希望第一年投资下去，第三年就收回了。做企业不是这么轻松的，三年就成为很好的企业很难。一个投资人还要有好的心态，陪着企业一起成长。”

刘曼红说，大势所趋，中国未来往前走的趋势不会变，在这个趋势下，犯一点错误没什么，都会被大势隐藏起来。“很多制度让经济受到很大制约，如果改进一些地方，制度更灵活一点，那经济的发展更了不得。中国的GDP在增长，投资群体的财富在增长，天使投资的潜在生力军就越大。如果你有了房子，吃饭也够了，在银行里有了一定存款，那你就可以拿出多余的一部分钱来做天使投资。”

2011年的创业浪潮似乎来得更强烈。一位前百度无线的产品经理对我形容这股创业潮是多么火热：“我看着自己身边今天走了一个同事，创业去了；明天又走了一个，也创业去了。最后，我在公司也呆不下去了。”

在杭州的一个居民小区的阁楼里，庞小伟看到了如下的景象：房东将阁楼分割成三个房间租给不同的人，还留出了厨房、卫生间等公共空间。其中的一个房间，不足十平方米，天花板斜斜压下来，更显得空间逼仄。房间里放了两张床垫，中间搁着一张桌子，再无其他容纳家具的空间。三位浙江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工作了一年多就辞职创业，起点就在这个阁楼的小房间里。庞小伟看到他们的时候，两个人分别坐在床垫上写代码，一个人在桌子前写代码。

他见过大二的学生准备退学创业，也见过已经退学注册公司创业了的。

庞小伟原先在浙江省兴合集团投资发展部任职，2000年，他看到互联网有机会，说服总部投了100万元，他自己投了3万元，加上其他人投的钱，资金总额达到114.5万元。他用这笔钱办了一个零售业的垂直行业网站，叫做联商网。这是他的第一次创业，他从中吸取了经验：“创业选择方向蛮重要，做一个行业门户网站，市场容量有限，很容易就到了天花板。”2004年，他第二次创业，做了三维地图网站E都市。

留着花白的小平头、穿着皱巴巴的T恤和短裤的庞小伟现在是杭州天使湾创投CEO，天使湾旗下两只基金规模都在5000万元左右，他的每笔天使投资金额上限不超过100万美元，股份不超过25%。

他吃过亏，过去在兴合集团的时候，他做过一些天使投资，在那些项目里占了80%的股份，拥有绝对的控股权，结果它们都死掉了。“创业者的心态变成了我给你打工，那企业的死活就和我没关系了。他既然出来创业，绝对是不愿意被人控制的。”反省了这段经历之后，庞小伟现在的投资，股份通常在10%?25%之间。25%是他死守的最高限制，有创业者主动提出给30%的股份，他若看好项目，宁可用同样的钱换来25%，“打死我也不要多出来的5%”。

在天使湾的网站，有一条栏目，叫做“活着的项目”，列出一串项目名称。“创业者未来长长的一生会绑在这个(公司)上面，年轻的时候时间最宝贵，如果不行，赶紧死掉，早死早投胎，重新开始，我们重新投资。”

有位创业者想做个项目，他有想法，但不会写代码。在庞小伟这里，他的项目过关了，做项目的人没过关。庞小伟让他找个写代码的搭档，他匆匆找来一个。这个搭档还没签合同就被人用月薪两万元的条件给挖走了。“这是个好事，要是资金进去了，他再中途离开，怎么办？这个搭档找得不靠谱，不值得和你长久搭档。”庞小伟说。有些人并非是真正想创业，只是工作不好找，先将就一下。

这一次，那位创业者安静下来了，好好地找搭档。

我问庞小伟为何看好这位创业者？“他真的是把这个事当成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热爱。”之前，这位创业者在北京和另外的人合作一件事，做得不开心，他把股份扔了，租的房子押金、被子什么的都不要了，来杭州非要做这件事。

在庞小伟的眼里，投资者分三种：一种是财务投资者，很多VC就属于这一类，投了钱一定要有好的结果，投资条款里很多都是为“好的结果”做准备，如果回收不了钱，他就要换创业者、换CEO—他的核心目的就是尽快地兑现；第二种是战略投资者，投资不是为了你，是为了他的集团战略，为自己的公司挖护城河，盛大即是典型例子；第三种是愿景投资者。创业者本身就是愿景投资者，他们有财务目的，想发家致富，想获得成功和社会地位，另外还有一个目的是想改变这个世界；天使投资人其实也是愿景投资者，所以才会和创业者站在一起。

“你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个世界，你将获得多大的财务回报。我们希望用资本的力量驱动互联网的发展，给这个社会带来正面的价值。这样，我们的财务回报才越大。”

“我们做的是对这个世界有正面驱动的东西，世界会站在我这边，时间会站在我这边。如果我自己都不确信这一点，我怎么可能相信他们(创业者)？”

结束庞小伟的采访之后，我离开他在杭州东部软件园的办公室。夜晚10点半，我回头看，一排窗口，灯光明亮，一些年轻的创业者仍趴在电脑前写代码。

Chris，这位有着棕色头发、褐色眼睛的希腊人，讲着一口流利的中文，现在是李开复创新工场孵化器总经理兼投资总监。2001年，他在希腊创办了一家IT公司，在本国和土耳其的市场上发展得很快。2004年，他卖掉自己在这家公司里的股份，有了一笔现金。

他将钱分成三份，一份买了房子，让家人生活得舒适一点，一份用于读MBA，一份做天使投资。在他眼里，要再创业的话得去亚洲，那里的人很勤劳、很努力。欧洲，特别是南欧，年轻人不愿意努力工作，生活的重点是享受和玩。他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孩子都在学汉语。“中国是最有机会的国度，十多亿人口的市场，很多服务产业还没有开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Chris的计划是在中国做上20年的天使投资。

2004年他去新加坡读MBA，2006年就来了中国工作，在一家朝气蓬勃的公司里兼职，了解中国。后来，他成了这家公司的天使投资人。

目前，Chris已经投了10家公司，平均每家5万美元，其中6家在北京，4家在新加坡。这10家公司里，有4家的创始人是他的校友，天使投资人的起步通常来自于他的交际圈。“一开始，我在亚洲的人际网络就是我在新加坡的MBA校友圈。”Chris说。

他喜欢新鲜感，如果自己创业，过了几年就会觉得是一日复一日地在原地打转。他是那种喜欢做从0到1的人，一旦要让他从1做到10，他就兴趣不大了。

Chris熟悉硅谷规则：硅谷这个草根英雄遍地的地方，创业者和天使投资人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成功的创业者转过身来进行天使投资，他们把庞大的资金与丰富的经验都留在了硅谷。

“中国最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创始人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以后马云有空的时候会做什么？肯定会做天使，包括他的高管们。硅谷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等(马云)这一代人毕业之后，中国天使投资的时代就会真正开始。”

Chris在他的家乡希腊的地中海边买了一幢别墅，他的家人就住在那里，他每年都会回去两次，面朝大海。

“但是，我的梦想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