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 年后的晚清经济演变

关于这个世界的分工原则，《圣经•创世纪》开头，10 次提到了一个著名的秩序原则：“各从其类”。而在《新约•马太福音》22 章21 节，耶稣更是石破天惊地说出：“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在文献的意义上，这当然是人类知识谱系中关于社会分工最早的陈述。
　　---->熟悉古典经济学框架的读书人必定知道一个事实，亚当•斯密在他那本著名的《国富论》中，开篇就围绕分工命题展开，他坚定地指出，只有充足的分工才能引导出真正的自由生产与交换，只有真正的自由生产和自由交换，才能引导出真正的市场经济。
　　---->整个欧洲，包括北美的自由市场经济框架，几乎就是在斯密的学术框架下发生和发展，200多年之后，自由分工成为古典经济学最核心的学术原则，也成为这个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坚守的市场原则。
　　---->但中国显然是一个例外。当我们回到中国的经济史和经济学史，人们遗憾地发现，如果没有1820 年以来输入性的市场经济架构，晚清不可能在最后80 多年的时间之内，诞生出一系列具有自由竞争特征的企业家。
　　---->的确，1820 年前后到1883 年的市场变迁，是被后人遮蔽得最严重的一段经济史话，在这段时间里，晚清进行了一次快速的商业贸易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的市场逻辑是，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在沿海和内地一些重要的交通口岸，或者是中心城市，有意识地借用了一批本土商界的人士作为代言人或者是助理，这就是后来被部分历史学家命名的所谓“买办资本主义”，或者被称为“依附性质的资本主义”。
　　---->历史学家郝延平先生认为，正是这种输入性的资本主义，深深刺激了本土的商业竞争，也深层次地形成了西方大商人与本土小商人之间的合作。与过去简单地囤积财富的商人不同，这个时候的中国商人开始学习西方商业的制造意识，不是沿袭过去非生产型消费，而是开始真正的工业制造，进行生产性的投资与产出，从而促使中国在进入近代以来，真正诞生了第一代工业资本主义的萌芽。
　　从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样的萌芽，其意义非同小可。重要的是，这样的市场演进，虽然不是晚清政府的主导行为，但至少这个身处各种乱象的帝国政府没有对自由市场的发生和发展进行阻挠或者打压，基本上是由外资力量和中国民间市场力量共同演绎了这一段商业故事。
　　所以经济史学家迈克尔•曼曾经说，假设这个过程缓慢延续，不中断的话，中国从19 世纪后期就能发展出以本土资本主义为主，同时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挂钩的一种“常态的资本主义”。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几乎接近于晚清时代的“改革开放”，将近80 年的经济腾飞，很快让晚清政府的GDP 水平跃居到亚洲第一的位置。1883 年是一个需要中国人反复思考的年份，这一年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郝延平详细记录了这场金融危机带给晚清经济的冲击。不仅是上海这样重要的通商口岸和金融机构的大面积破产，不仅仅是刚刚兴盛起来的本土工业资本主义企业的凋敝，真正严重的后果是，清政府在李鸿章等一批人的主持之下，开始大面积兴起以官商结合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这就是被后人反复研究过的洋务运动
　　费维恺先生认为，从洋务运动开始大面积发展的官督商办工业，最终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的基础，相反，这甚至成为市场化的阻力，并且构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组织的模式，这种模式将在中国继续下去，直到20 世纪中叶。显然，费维恺先生的分析有道理。晚清政府通过政府主导洋务运动的方式，大面积参与到市场经济事务之中，这一方面阻断了市场的分工，另一方面让大量有志于近现代工业的企业家，产生出与政府权力有关的严重的路径依赖。
　　由此，一个企业家的启蒙时代，得以全面呈现。所谓启蒙，有三重意义：第一，绵延几千年的中国农耕经济，终于在1820 年前后开始走进市场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得以发展，这种开放的、竞争的、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形式，很快催生出中国第一代具有自由竞争性质的企业家，这是市场启蒙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开端。第二，中国第一代以自由竞争为主要特征的企业家，迅速被庞大的官商结合传统遮蔽，以至于到今天，中国依然没有建立起一个纯粹市场意义的企业家阶层。第三, 从历史的流变来看, 晚清最后80 多年市场经济的有限演进, 留给历史的财富, 就不是工业化的勃兴, 也不是财富的累积, 而是一种变革社会的思想，即现代化的进程。
　　相关的学术问题，需要辨析。
　　诸多学者都将1820 年前后作为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开端，或者说是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开端。对于多数身居中国大陆的人而言，这样的观点显得陌生。由于受到主流历史教材的影响，人们接受到的历史观点是，明代后期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而1802 年以来的历史，则是一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
　　很多知识人当然不认同这样的历史表述。威廉•伯恩斯坦在《繁荣的背后》 中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值得深度分析。他把1820 年理解为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分水岭，准确地说，伯恩斯坦把这一年当成了现代经济的起点。
　　这样的时间分析有意义，刚好呼应了汉语史学界关于1820 年市场经济的开端性陈述。郝延平先生的《中国近代商业革命》，是这方面的扛鼎之作，“在19 世纪20 年代到80 年代，市场结构、商业的金融方面、贸易中心、航运以及经营方式的变化，如此广泛，显著和迅速，以至于从总的结果来看，似乎是革命性的。”这本著作曾经得到了费正清的悉心指点，而刘广京教授则提醒郝延平，要多注意研究晚清西方在华商行的档案资料，这样的提醒，让郝先生感激不尽。
　　这样的学术梳理，其意义非同小可！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或者说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探索，对现代财富的寻找，在时间的维度上，与整个人类社会是同步的。在繁荣的命题上，中国并不是传统学术意义上的后发国家，今天之所以在市场经济层面相对滞后，其原因不在于起点的滞后，而是过程的滞后，发展过程意义上的中断与摇摆，才是中国经济的病症。
　　因此，站在1820 年这样的历史时间维度上，如何重新梳理百年中国的经济史和企业史，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杨小凯教授看来，晚清经济史最有趣的是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晚清经济并不是一个未发展经济，而是在城市中有相当发达的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其形态相当接近中国20世纪80 年代温州，江浙，北京浙江村中的个体和私人经济。第二，通过对中国和西欧18，19 世纪经济发展进行比较，人们能够发现，差别在于当时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制度，和晚清差别很大，这种制度层面的差别，才是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欧，中国的本土商业主义不能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原因。第三，则是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在杨小凯教授看来，洋务运动一方面阻断了此前绵延60 年的晚清市场竞争的趋势，同时开启了政府和官员直接参与企业的经济方式，并导致官商结合的企业方法模式化，传统化。
　　当这样的经济态势发展至晚清末年，传统中国的农耕经济，经过百年的演变，转型成一种坏的资本主义。其特点是政府和官员利用政治垄断特权，追求私利，不惜损害公共利益。官商勾结成为坏的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方法论，政企不分成为最核心的，也是最前沿的经济学问题，因此造成无效率的收入分配不公，整个经济主要为政府和特权阶级生产，市场狭小，分工粗浅，交换逼仄，交易费用昂贵，作为配置市场资源最重要的载体，企业和企业家只能作为政府和官僚的附庸而存在。
　　这正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最醒目的缺口。自由市场的光芒通过这个缺口，照进历史，照进现实，具有市场属性的企业和企业家开始野蛮生长，强大的官僚传统借助公权力的优势，迅速切入市场，阻断或者减缓了企业家阶层的发展。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市场成为人们最好的老师，自由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理念，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的大趋势已经形成。这正是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