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淞沪抗战失利之悲剧

当1937年底122天的淞沪会战结束时，战争伊始从各地陆续赶来参战的70余万中国军队，仅剩下40万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经过多年准备，投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兵力发动的一次进攻，却经过一场近乎无休止的悲壮流血，终以溃败而结束。
　　回首5年前同一地点的那次规模小得多的战争，“一二八”之役中中国军队的行动虽然看似表现更为优异，但最终结果，仍然是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从仓促应战到多年备战，两次淞沪抗战失利导致的共同悲剧，颇值得体会其中的不同。
“一二八”之役:未被允许的应战 　　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一二八”日本入侵上海实在是一次仓促的应战。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入侵，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1年，陈铭枢由于促进宁粤合流，被蒋介石调任京沪卫戍司令官，并非蒋介石嫡系的十九路军才被允许调戍来沪，维系京沪警备安全。当日本为转移建立满洲国的国际视线而于1932年1月中旬在上海寻衅时，已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幕后曾授意何应钦、朱培德电令十九路军于1月27日退出上海市区，却遭到已经宣布拒绝内战的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的拒绝。 　　蔡廷锴在对“一二八”的回忆中，说到自己当年在围剿红军回师赣州整补时，就从“九一八”中认识到由于连年内战而导致枪口不能对外，是造成日本帝国主义想灭亡我国的主要原因。为此他特在赣州体育场率全军宣誓，决心从此“不再反共、主张一致对外”。1933年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所编《“一二八”的一些纪念品》中，刊载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对于日本人“兽性鬼态”已全然暴露的事实，十九路军为避免“惶惶五千余年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之惨境，”“子子孙孙千秋万岁，都要骂我们为欺世盗名、亡国灭种不中用的东西”，发出“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敢救我”的声明。 　　这种近乎自发的抵抗不能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结果可想而知。虽然士气高昂，但十九路军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装备落后且后援不足。面对“上海地面辽阔，大家(在日本铁甲军、飞机、大炮优势火力面前)只能各自为战的困境”，蔡廷锴甚至提出可以“学我们在江西时，赤匪攻击我们的战术”。当时正在病中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更是在1月23日十九路军军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中，以红军坚韧的战斗精神启发十九路军军官，以激励士兵的抗战精神。
　　然而战争打响后，十九路军在战时最为需要的“平射炮和高射炮，经两军政务一再呼吁请领，军政部始终不发一炮一弹”。而对于“自1931年10月起，从未领到应得军饷分文”的十九路军来说，到1932年5月底“一二八”之战结束时，国民政府的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欠发的军饷已达八个月、六百余万元之巨。以致国民党内在上海的一些人士说，中央是想看着十九路军被打光。
功败垂成的抵抗和调停 　　国民政府主要的对策，乃是从战幕揭开之时开始积极的外交努力，寄期望寻求国际社会干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然而虽然英美为保护自己在淞沪的利益而开始外交干涉，但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却是中国的主权。蒋介石在1月31日给罗干文的电报中说:“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寸土，日寇不提难以忍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为此战争爆发后，近在咫尺“驻无锡、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的一师，驻浙江的戴岳一旅，驻江北的梁冠英一路以及在杭州、赣东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约60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其原因是国民军政部已通令各部队:“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而对于出现第二个十九路军自发前往上海抗敌的可能，军政部更是明确表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国民政府对于日本虽然一再让步，接受日方提出的条件，但日本却依旧在淞沪付诸武力。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道出了当时的担心:“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以为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1932年2月初。张治中前往浦口，迎接已撤职在野由洛阳而来的蒋介石，表示，“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去，我愿意去”。蒋介石终于同意马上关照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动散住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第88两师合成为第5军，交付张治中指挥。然而对于国联和西方国家的调停，日本利用调停之机从国内增兵，而国民政府从此再未调遣部队支援十九路军及第五军。当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后，中国军队在第一次淞沪抗战中的英勇作战最终功败垂成。
　　战争结束后，十九路军参谋朱伯康在《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中剖析第一次淞沪抗战暴露出来的弱点，“先从外交方面，我国最大的错误就是无根本的外交方针和真正的盟国。在表面上我们说是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在实际上我们却没有一个心腹的国家做联盟式友邦”。而对于战争直接失利的原因，朱伯康写到:“事前不战不和又不准备，事后忽战忽和、忽和忽战，又皆听从敌方的操纵，凡此种种皆给日本以便利，将淞沪土地断送于‘运输艰难后援不济’的痛语中。这种宋襄公之仁，实为任何国家所不取的对敌方法！”
未雨绸缪的秘密备战 　　早在“九一八”之后，张治中就曾收到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的一封信，并送来女人穿的衣服一件，“将我巾帼上，换你征衣去”。何香凝要张治中转达黄埔军校同学:“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当“一二八”战事结束后，何香凝前往在常熟县东南东塘墅看望修整的张治中部时，再次赋诗《赠前敌将士》:“耻！你等是血性军人，怎样下得这点气？” 　　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参谋刘劲持回忆起1937年7月初，“我和同事漫谈时局，均认为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日本侵华受到阻滞，上海市面繁荣，日本浪人敛迹，于是思想上放松警惕”。然而曾参加了“一二八”之役、此时已是京沪警备司令，统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张治中，对于未来中日在上海的再次战争却深信不疑。 　　早在两年前，张治中已经在国民政府授权下，在淞沪地区开始了极为秘密的备战工作。193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把全国划分为几个国防区，张治中奉命兼任京沪区的军事负责长官。张治中的任务，正是以“一二八”淞沪抗战为教训，在淞沪地区制定长期抗战的对策。为此他“派出一批一批的人到淞沪线、苏福线、锡澄线一带实地侦察、测量、绘制地图，完成战术作业和初步的作战方案，并开始构筑淞沪线、苏福线、锡澄线一带小炮机关枪据点工事。” 　　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30年代中期，张治中认为中日形势极为严重，为此于1936年9月23日和10月4日，两次向国民政府陈述在淞沪调兵备战的要求。张治中指出:“上海为我经济中心，系世界视听，我沪上武力仅保安一团，守土匪易。在事变之出，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至少需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锡澄线，亦属非宜。”为此张治中建议，“须有兵力六七个师，以四至五个师任淞沪正面，两师控制浏河、福山、常熟亦代，如此在淞沪附近作战当可支持三个月以上。”这便是张治中制定的《上海围攻计划》的核心。这个先发制敌的构想在1936年底就已经被蒋介石所肯定。惟一尚未决定的，是何时发动攻击。
　　在此背景上，日本在华北和上海制造了一系列挑衅，终于迫使国民政府在1937年8月7日于南京召开国防会议，确定了8月11日京沪警备军进军上海，发动对驻沪日军的围攻。
“打给外国人看”的一仗 　　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在华东开辟战场，是抗战初期军事战略上的一个重要举措。民国史学家余子道认为，淞沪之战的战略企图和目的，绝非单一目的。南京大本营在1937年8月20日颁发的《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以“大本营训令”对淞沪作战规定，要“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并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陆取包围行动之敌，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而在政治意义方面，1935年以来国民政府理念制定的国防作战计划，都讲保卫首都、保卫长江列为淞沪作战的既定原则。 　　在外交方面，国民政府试图以上海为战争舞台，获取国际社会同情。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曾警告英国外相艾登，“上海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中心，如果中国在这里战败，日本将控制整个中国市场，因此中国作战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英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也主张，以上海之战正世界之视听:“毫无疑问，在上海前线许多精锐军队是要丧失的。问题在于，是运用这些军队坚守上海，从而在国外产生心理上的效果呢？还是后撤到一个偏僻角落进行战斗，这个地方不为任何人所知，也就不会有任何人表示关心，但是损失是相同的？全世界都知道上海在什么地方，战斗是为了什么。在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国最大利益，西方人士将仔细阅读报纸上的战况报道，马上会得出印象。所以我们主张政府尽可能坚守上海一线。”就连当时的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也在回忆中说，蒋介石当时对他坦言:“上海这一仗，是要打给外国人看看。” 　　从作战方面，正如当时的军政次长陈诚从上海返回南京，向蒋介石提出扩大沪战的建议。“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驱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一牵制之。”陈诚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对蒋介石作此建议后的回应:“一定打”。于是8月20日，蒋介石最终作出“扩大沪战”的决策，任命陈诚为第15集团军总司令，增调军队进军上海。 　　南京军事委员会管理部代部长姚琮曾向蒋介石解释建议——淞沪作战，“其利有五:指挥便利一也;集中容易二也;补给较便三也;江南多港湾不利于敌四也;易动列强感官，而得多助五也。”这个看似比较全面的战略决策，代表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淞沪之战的主流判断。可惜此后实际作战中，几乎都未能出现对国军有利的方面。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的作者黄仁宇认为，“从现在公布的蒋日记看来，淞沪地区作战并无全盘计划”。蒋介石虽然早有作战计划并决定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但是对于日本方面对中国军队进攻可能作出的反应，却“一切未经考虑”，“所以蒋介石在上海地区集结兵力迎战，可能出敌不意，而敌之对策亦出蒋之不意”。
　　根据张治中的最低兵力部署，当时国军精锐之第88，87和36师都应该部署在淞沪战场。然而由于西安事变，第87师曾经调往西安长达8个月之久，而36师直到“八一三”之战爆发才火速调回。“(8月)13日晚接到最高指示部命令:‘火速开赴上海参战！’同时命令沿途一切车辆(包括特别快车)，统统为我师让路。”时任第36师师长的宋希濂回忆说，“当时住在徐州、蚌埠及南京附近的军队颇多。为什么单独命令我师由陕开沪？因为我师和第87、88两个师是姐妹师，是由原国民政府警卫军改编而成。日夜兼程，经过两天两夜，16日即赶到上海。”虽然36师经过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京沪路沿线各县，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情声援，但临阵逐次增兵，早已犯了兵家大忌。
外交迷信导致痛失先机 　　对于淞沪对日作战，张治中的基本观念是“先下手为强”。就在“八一三”之战爆发前半个月，张治中在7月30日向南京国民政府郑重提出，如敌军决定派陆军师团来上海，并已经开始登船;如敌方航空母舰来沪;如敌方在长江的舰只在上海集结，如敌人在上海提出无理要求，要求中方限期答复。日本方面如果有上述四种状况任何一种，国民政府应该首先发动。 　　对于张治中的战略设想，南京国民政府复电:“卅未电悉，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张治中情知战争将不可避免，为此先后两度发表文告，向淞沪地区群众宣传抵抗作战的决心。相对于“一二八”之役，国民政府在“八一三”前，无论是军事调度还是群众动员，较之5年前有了更全面的准备。 　　1937年8月12日，上海租界当局和外国人士中传出“如果中国当局对日本所提出的要求不作出答复，则日本海军将会同海军陆战队在两天内采取行动”。这个传言中日本军队将发动的进攻路线，事后都被证明基本属实。中国最高当局决定立即实施“后发先制”的既定方针，8月11日下午21时，蒋介石下令:“令张治中率第87、88两师于今晚向既定之围攻线推进，准备对淞沪围攻。” 　　张治中在8月11日夜半离开苏州，统率全军从苏州、常熟、无锡一带向上海挺进，并于12日晨进驻上海。“我决定攻击部队于8月13日拂晓以前，完成对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攻击准备。”然而此时张治中突然接到南京统帅部电话命令:“不得进攻。”对于张治中“我军业已展开，攻击准备也已完毕”的急电，回答没有任何改变！
　　此时日军主力尚未到达上海，但驻沪海军陆战队已经全部进入阵地并做好战斗准备。为了实行缓兵之计，驻沪日军在12日上午8点发表声明，再次强调所谓“不扩大”宗旨不变。同时上海外国驻沪领事团也在12日下午向中日两国提出，在24小时内避免开战。在临战关头，蒋介石却仍然不放弃对调停的迷信，复电张治中“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为要”。张治中在《回忆录》中遗憾地写到:“我预定13日拂晓攻击，本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乘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但现在失此良机，似乎是太可惜了！”
功亏一篑的血肉抗战 　　“八一三”初期中国军队对于日军的围攻虽然英勇无比，但却遗憾未能达成全歼驻沪日军的目的。战前最高统帅部曾经询问过上海围攻的胜算，张治中在开战后的9月4日致信蒋介石，表示“如我空军能将敌根据地予以毁灭，则步兵殊有把握”。然而虽然中国空军在“八一三”战事爆发后英勇投入对日军的攻击，但国民党空军全靠进口，战争爆发后未能获得补充。时任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长史说谈到当时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作战科长罗机曾说，“八一四”空战开始，中国空军只有89架飞机可以升空作战，不久即消耗殆尽。“到8月下旬日陆军登陆时，天空一色日机，青天白日飞机一架也不见了。” 　　陈诚回顾上海围攻未竟的教训，认为“以5师之众，对数千敌陆战队实行攻击，竟未能奏功，实在是当时部署种种不当的缘故”。其实即便是这5师部队，在头10天的围攻中出现的，也仅有曾经参加过“一二八”之役的87、88两个师。时任南京军委会炮兵总指挥的邹作华认为，上海围攻战，“兵力不足，为攻城失败原因之一”，而“攻城编组炮兵力量薄弱，此为攻城失败原因之二”。史说回忆，“怎样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作战，怎样利用士气和敌性打击日军，都没有深入的研究，”而“步兵与炮兵、战车协同作战的训练从来没做过”。 　　当日本援军抵达，中国军队进入防守阶段时，国民政府顽固坚持阵地战死守方式，彻底将作战变为“以血肉之躯与铁弹相拼”的“肉弹主义”。中国军队的伤亡，每天平均高达一个师！中国军队最终全凭无数血肉之躯，在进行着悲壮的“铁血”抗战。
　　从西安赶赴淞沪战场的第36师师长宋希濂指出，中国军队与日本相比，在人员消耗上也未占优势。“日本是一个实行征兵制的国家，受过正式军事训练两年或三年(特种兵为三年)的壮丁甚多。而我国于1936年，才开始设立师管区，办理征兵事宜，临时征集的壮丁，根本没有受过训练。除由各省的保安团队抽调部分官兵，送上战场补充外，已无后备兵可以征补。”在淞沪之战中，国民政府先后投入约70多个师，几乎占开战初期军委会辖有180个师中的一半。然而“在淞沪战场打了将近3个月，每个师所存人数，多的不过三四千人，少的只有一二千人。”
战争下的秘密外交 　　“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后，对于日本的进攻，蒋介石总体上是立足于打。”余子道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谈话发表了评价，指出这是蒋介石对外政策的转变。因为这是华北事变以来，蒋介石的第一个明确、公开的对外声明。”在对宋子文的电报中蒋介石写道，我们对日本人不能再有什么幻想了。他是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打，但内心还是怕打。余子道说，“当时南京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公馆里每天人员往来如流，战争正在准备之中。但是当时还是由一些国家在对战争进行调停。日本也找人试探中方的态度和底线”。 　　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曾经策划“日中邦交调整和停战方案”与“船津工作”。1937年7月底8月初，石原莞尔向日本陆军、海军首脑疏通，坚持“以外交手段收拾残局”。于是以石射猪太郎为主，会同陆军省当局人员，作出了日中“全面邦交调整方案”和“停战条件”。这个方案获外、陆、海三省一致同意，近卫也立即表示支持。石射猪太郎把这一方案委托于设在上海的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长津辰一郎，让后者将方案秘密地透露给南京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试探中方态度。8月9日，船津与高宗武在上海进行会谈，同日川越与高宗武也作了一次会谈。“然而当高宗武返回南京时，‘八一三’正好爆发。”余子道说。
　　虽然这是淞沪战争期间民国政府最后一次和日本方面谈判，但是与“一二八”时一样，蒋介石始终对寻求和平解决的可能寄托着希望。“蒋介石曾经说过，牺牲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和平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放弃和平。蒋介石判断，即便是在‘八一三’爆发之后，中日之间依然存在着停战，或者是局部停战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哪怕很小，也决不要放弃。”对于蒋介石的考虑，余子道表示能够理解，“我认为这样的考虑是可以理解的，那就是立足于打，但是在外交上不放弃希望。”然而外交的解决却反过来立足于战争的胜利。张治中等多名国军将领曾经指出，蒋介石在“八一三”之战中，三次在战争有利时刻叫停，导致国军多次痛失良机。这不能不说在“八一三”之役中，蒋介石仍然未能吸取“一二八”之役的教训。
致命的误判 　　8月22日，战事开始转入更猛烈的阶段。敌军增援部队第3师团、第11师团，以及第1师团、第8师团之各一旅团，当天即在宝山狮子林登陆，并即向中国军队左翼方面的宝山、罗店、浏河线进攻。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为坚决确保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开始全力调集兵力于淞沪战场。当时的形势，用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的话说，“京沪、沪杭两铁路的军车日夜不间断地奔驰，把一师一师的部队送来，加入填补火药，其情况好像1916年法军为拯救凡尔登要塞的危机，从巴黎运送增援部队的情况相似。” 　　“一战”中的德法凡尔登之战由于双方投入巨大兵力进行阵地战，导致伤亡惨重，血流成河，以致凡尔登被称为“搅肉机”。张发奎当时最为关注的，正是对于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以如此大量的战斗力投入这方面的决战，万一没有胜利的把握，那么这种纯粹的防御作战计划是否应该考虑加以修正？“经过了二旬的战斗，我的结论是:在我军现有条件下，欲把敌人歼灭，或遏止他们的攻势，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张发奎和张治中建议最高统帅部，主张对上海作战使用兵力的最高点，应做一个精密的数字计算，并建议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仍不能压制当面的敌人时，则须考虑撤退，并“须先以10个师的兵力预先占领苏嘉、吴福线之既设阵地，以为第二抵抗线，此10个师的兵力除非在扩张战果方面，不得为其他状况而使用”。 　　然而国军最高统帅部却不赞成这建议。张发奎回忆:“他(蒋介石)的意见认为上海是必争之地，应不惜一切牺牲来确保这个地区。又因当时敌人的增援部队尚未全部到达，战况有时稍为沉寂。于是有些将领们便为此种情况所惑，以为敌人的攻势已至极点。就是冯玉祥将军也有‘淞沪方面的战况已经稳定了’的判断。”蒋介石是在低估日军的前提下，决心通过淞沪决战获取国际强有力的支持。 　　张发奎提到的最高统帅部对于战况的误判，正是黄仁宇所言，对日军方面对中国军队进攻可能作出的反应的未经考虑，从而对于日本可能大规模增兵缺乏考虑。
　　“‘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国内侵华气焰很盛，他们的目标是让南京国民政府屈服。此时‘八一三’之战，日本方面的野心远远超过了‘一二八’时期。况且这时候日本的经济已经走上了战时轨道，军力急剧增强。而日本此时也已经和德国、意大利结成同盟。1937年8月的国际形势，与‘一二八’时早已完全不同了。”余子道说，“三个法西斯国家连成一体对于日本是一个极大的信心保证。历史上如果没有联盟的话，一个国家是难以发动大规模的全面战争的。‘八一三’之役，日本所要求的并非上海一城一地的得失。实际上，如果国民政府不答应日本提出的所有条件，日本是不会停止进攻的。”
命运转折的三天 　　张发奎最为担心的，是“敌人如在左翼正面突破不能成功时，很可能采取侧面迂回行动，因此，我右侧的金山方面是一个最可注意的地区。当时我有一个直觉灵感和历史的回忆，就是戚继光于江浙荡寇时代，日本曾在金山登陆而扰乱浙境，如果敌人以历史作依据，这段历史实有重演的可能”。 　　1937年10月底，当时主管作战的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后来改称为军令部)以及国军前线高级指挥官，鉴于日军已经占领了浏河、刘行、江湾、真如等地，国军后方已经没有可以增援的部队，都建议迅速将上海战场的主力部队有计划撤退到常熟、苏州、嘉兴一线(吴福线)，以及江阴、无锡、嘉善一线(锡澄线)进行修整补充。这两线，正是在张治中设计领导下，在1935年和1936年修建的，为和日军在淞沪地区持久作战的重要国防工事，也是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面前的最后一道防线。 　　然而正当国军准备商议从淞沪后撤时候，“蒋介石突然于11月1日晚10时左右，乘专车来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随行的有白崇禧、顾祝同等人。随即召集师长以上的将领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国军第36师师长宋希濂回忆，蒋介石对将领们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做更大的努力，使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利的同情和支援……”之后再次强调，“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质受到很大的影响。”当时的蒋介石语气坚定，说完立即转身离开。
　　正如张发奎所担心的，历史悲剧性地再次重演。就在3天之后，日军于11月5日在位于杭州湾的金山卫及其附近地区，以三个师团的兵力登陆。淞沪战场的国军主力面临被截断后路，全面包围的绝境。第三战区被迫在11月8日下令撤退，而该命令在9日才彻底执行。此时上海国军数十万人却只有一条公路可以通往后方，撤退迅速变为崩溃。本来既定用于作持久抵抗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在全无领导的崩溃中彻底失去作用。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在不久的将来，就此面临一场悲惨绝伦的浩劫。（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