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管子》，释管子，析谋略

管子，春秋时期(约公元前723或前716年-公元前645年)汉族，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观众的言论见于《国语 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刘向编定《管子》时共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
《管子》76篇，分为 8类：《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 7篇，《短语》 17篇，《区言》5篇，《杂篇》10篇，《管子解》 4篇，《管子轻重》 16篇。书中《韩非子》、贾谊《新书》和《史记》所引《牧民》、《山高》、《乘马》诸篇，学术界认为是管仲遗说。《立政》、《幼宫》、《枢言》、《大匡》、《中匡》、《小匡》、《水地》等篇，学术界认为是记述管仲言行的著述。《心术》上下、《白心》、《内业》等篇另成体系，当是管仲学派、齐法家对管仲思想的发挥和发展，学术界也有人认为是宋钘、尹文的遗著。
《管子》在唯物主义的方向上朴素地解决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认为，有意识的人，是由精气生成的。他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这是把物质摆在第一位。
《管子》没有否定鬼神，但它认为鬼神也是由精气生成的。说精气“流於天地之间，谓之鬼神”。把鬼神视为普通一物，否认它是超自然的存在，反映出唯物主义的泛神论思想。
《管子》认为，认识的对象存在于认识的主体之外。它说:“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又认为，在认识过程中，主体要舍弃主观臆断，以外物为认识根据，要反映外物的真实情况。它称这种认识方法为“静因之道”，说:“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这在认识论上属于唯物主义。
《管子》的精气论在中国唯物主义宇宙观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唯物主义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如王充、柳宗元等，都受过它的影响。
一、《管子》谋略思想溯源
据记载，齐国始祖姜太公足智多谋。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 “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姜太公相继作周文王、武王的智囊谋士，是一位谋勇双全的文臣武将。
原来周文王曾被商纣王拘禁于羡里，姜太公献计“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从而西伯得以返国，积蓄力量，创造灭商的条件。司马迁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居多”，又说武王灭商也是“师尚父谋居多”。
姜太公的谋略思想并非凭空从天而降，而是有其丰厚的社会历史渊源。司马迁说姜太公 本是“东海上人”(《吕氏春秋》说他是“东夷之士”)。其先祖曾佐禹平水土有功，被封 于吕，后子孙降为庶人。姜太公曾有一段穷困的经历。传说他“常屠牛于朝歌(今河南淇 县)，卖饭于孟津(今属河南)”。年老时隐居渭水之滨，以钓鱼为生。在他初学钓鱼时，投 竿跪饵，连钓了三天三夜，垂钓处被两膝磨出了印痕，还是没有一条鱼上钩。姜太公气急， 把外衣和帽子脱去扔在一边。有老农路过见状，教他说，你一定要用细细的钓绳，香香的鱼 饵，轻轻地投钓，不要让鱼受到惊吓。姜太公照办了，果然收获颇丰。不过他的鱼最重要的 收获，是得到了周文王的知遇之恩。
传说姜太公受封到齐国上任的途中，放心地按时住店，行动迟缓，客舍主人对他说：“我听说时机难得而且容易丢掉，您能住得这么安稳，大概不是去赴任的吧！”姜太公听了，觉 得此话有理，急忙穿上衣服，连夜赶路，不到天亮就赶到齐都营丘(山东临淄)上任。
足智多谋者也往往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姜太公的智谋与其接近社会下层的经历和善听群言的品格，有必然的联系，这是有史书的记载为证的。(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齐国君自姜太公开始，传至第十二代到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为春秋各诸侯国中的第 一霸主。孟子曾说： “五霸桓公为盛。”(《孟子•告子》下)偏踞东海之滨的“区区之齐，一跃而成为华夏各诸侯国中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管仲之谋”是实现这种转变的 重要因素。
司马迁说：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 显成霸名。(《史记，平准书》)。
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管仲之谋也。(《史记•管晏列传》)
《管子》一书是管仲及其学派的著作。它系统总结了从姜太公立国到管仲相齐以来的谋略思想。将《管子》所述与齐国历史相对照，可知司马迁所言非虚，而是有充分根据的。
管仲有跟姜太公相似的经历。他年轻时家境贫困，经过商，当过兵，做过别人的臣仆，在屡遭磨难中增长了才智。所谓“管仲之谋”的渊源也在于管仲积极参与的复杂的社会实践。自然，齐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谋以益其智”(见《小匡》)，也给管仲谋略思想的发挥和实现提供了条件。
二、论谋略的功用
争强者必先争谋。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生活中，若想争当强人，就应该先争谋略，力争在智谋上高人一筹。《霸言》篇说：“夫争强之国，必先争谋”、“夫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亲与国，视时而动，王者之术也。”
这里把“争谋”(争取在谋略上占先)作为“争强”的第一要务。言明正义的臣下若想讨伐无 道的君主，不能仅仅指望以武力夺取，必须先确定谋略，选择方便的地理位置，衡量利弊得失，争取同盟者，在合适的时机行动，才是争当王者的计谋。当初、周文王、武王以原商纣之臣的地位，多采“太公之谋”与所献“奇计”，而终于伐灭商纣这个不义无道之君。这是上文所言“臣伐君”的事例。管仲相桓公谋取霸权，是上文“正四海”的事例。《管子》的 谋略思想是此类谋略事例的总结。
周成王封姜太公为齐侯，赐给他讨伐有罪的诸侯的特权。东到海滨，西到黄河，南至楚境，北到辽西孤竹，“五侯九伯”，齐国都有权征伐。然而《管子》加调征伐必先定计谋： 用日维梦，其数不出于计，故计必先定而兵于境。计未定而兵出于境， 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者他。(《参患》)
即白天用兵，头天晚上就耍设计谋划好。计谋未定而冒然出兵，必招致失败。齐拐公亲帅大军远征救燕，讨伐山戎、孤竹，特地把谋臣管仲、隰朋带在身边。连迷路、找不到水喝这样的事，都要听听管仲、隰朋的意见。管仲说老马识途，献计策把老马放掉，大伙儿跟随老马走，就能找到原路。隰朋说蚂蚁冬天住山南坡，夏天住山北坡，蚁窝出口的土堆有一寸高，掘地可得泉水。觅路寻水如此，在征战的大问题上就更要多听听管仲、隰朋等人的谋划了。
《管子》打比方说明计谋策略的重要：“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七法》)”—— 即不清楚计谋策略，而想干成大事，那就像没有船只，而想渡过大江大河一样。
无独有偶。《霸形》记述桓公也曾把“管仲之谋”比做渡河的船只和天鹅的翅膀。 有一天，桓公跟管仲、隰朋在一起，忽见有两只天鹅从空中飞过。桓公感慨地说：“仲父(桓公对管仲尊称)啊!您看那天鹅，时而南，时而北，时而往，时而来，四方远近，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不正是由于有翅膀，才这样随心所欲的吗?”管仲没有答话。桓公于是说：“仲父胡为然?如不当言，寡人其有向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 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将安闻道而得度哉?”很明显，桓公正是把管仲的谋
略视为方向、道理和法度，比做飞鸿之羽翼、渡水之舟楫。这些议论形象地揭示了智谋韬略对人的实践行为的方向指导或工具方法作用。于是，《管子》认为，如果能让“智者尽其智，谋士尽其谋"，事情就好办了。
三、谋略类型举例
《管子》的谋略思想的内容十分广泛。整部《管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座贮藏丰富的智谋之仓。由于其中谋略的类型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一篇文章势难全面展开论述，特举“予之为取”一谋粗加讨论。《牧民》篇说：“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此谓是教导当时统治者懂得一个根本道理，即若想从老百姓那里取得，必须先让老百姓得到 实惠，也就是先给予再取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给予就是取得。管仲“予之为取”的谋略，是以其“民本”和功利主义观点为支柱的。
在上文所引桓公跟管仲的一次对话中，桓公心境甚佳，见有天鹅在空中自由翱翔，想到是由于天鹅有翅膀，现在自己想称霸于天下，就得有相当于天鹅翅膀的“管仲之谋”。于是虚心向管仲求教。管仲看透了桓公的心思，采用激将法，故意吊着桓公的胃口，不答复他的问话。急得桓公说，您不说话教寡人，我就是空长着耳朵，上哪里去听到道理，取得法度呢，管仲看到桓公求教的急切真诚，于是回答说：
“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即要想当霸王、成就大事，就必须从根本做起。
桓公于是拱手而问：“敢问何谓其本?”
管仲回答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
桓公一一听取，认真实施，“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见《霸形》)
管仲清醒地看到“人之情”是就利避害、 “予则喜，夺则怒”， “利之则来， 害之则去”，“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的规律，提出发展农、工、商业，安定人民生活，以巩固政权的种种举措。(见《禁藏》《国蓄》《形势解》《五辅》)
《管子》中“予之为取”的谋略思想，是自姜太公以来到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经济，政治现实的反映；司马迁说：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
姜太公和管仲年轻时有相似经历，都经过商，其用谋也有一共同特点，即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出发，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人民的利益需要，照顾齐国的实际情况，发挥齐国的地理优势， 在重视发展农业的同时，关注开发鱼盐之利，鼓励商工之业，因而使人心归向，蔚为大国。
姜氏之齐传到景公时，任大夫的田厘子在辖区以内以小斗收税，以大斗放贷， 甚得民心。晏婴曾私下对晋国叔向说： “齐国的政权恐怕最终要归于田氏了！”田厘子的儿子田成子任齐简公左相，继续在辖区内以小斗收税，以大斗出贷，于是齐人“爱之如父母，而归之 如流水”，争相唱着歌谣“归乎田成子”。由春秋到战国，姜氏之齐逐渐为田氏之齐所取代，正是由于田氏成功地运用了管仲“予之为取的谋略。
四、谋略的认识基础
睿智良谋来源于对情况的详尽调查和深入思考。调查与思考是谋略的认识基础。
(一)调查：观察询问
《管子》非常重视观察和询问等对情况的调查。《八观》篇专论从八个方面对社会情况 的观测、调查；
《问》篇则专论用询问方式进行调查。篇中开列60余个调查细目，俨然是当时社会情况的详细调查提纲，其细致周到，为同时代中外典籍所罕见。其内容囊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以至社会风气、人口状况、人际关系，工作效率等各个方面，既有定性的提问，也有定量的提问。通过诸如此类的观察询问等调查工作，就成了制订正确谋略的可靠材料依据。
(二)思索生智
《内业》篇说：“思索生智。”即思索产生智慧。篇中还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能抟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得之已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意即能专心吗?能一意吗?能不用占卜而预知吉凶吗?能不求助于人而靠自己解决问题吗？那么就请您思考、思考、再思考吧
《九守》篇又说：“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见，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目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凑并进，则明不塞也。”——即眼睛最宝贵的是明亮，耳朵最宝贵的是灵敏，心灵最宝贵的是智慧。把天下人的眼睛都加上去，就什么都能看见了。把天下人的耳朵都加上去，就什么都能听见了。把天下人的心灵都加上去，就什么都知道了。集中众人的智慧，聪明才能就不会被阻塞了。
很明显，调查与思索是构成“管仲之谋”认识机理中的两大要素。
五、谋略的辩证机理
司马迁评价管仲说：“其(指管仲)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功效，指胜利)。(《史记，管晏列 传》)”—— 管仲一生提出和实行了许多由祸而为福、由败而为胜的奇计良谋。
我们看到，在“管仲之谋”中的确处处贯穿着这种对立转化的辩证机理。
《七法》篇列举予夺、险易、利害、难易、开闭、杀生、刚柔、轻重、大小、实虚，远近、多少等众多对立转化的谋略。它们又被总谓之“决塞”，“计数”。决塞即开放和收 拢，计数就是计谋策略。
《霸言》篇说：“为而不为者复小，强而不理者复弱，众而不理者复寡，贵而无礼者复贱，重而凌节 者复轻，富而骄肆者复贫。”——即大而无所作为可以变小，强而治理不好可以变弱，人多而管理不好可以变少，高贵而无礼 可变卑贱，权重用过头可以变轻，富而骄奢淫逸可以变穷。
《白心》篇指出：“日极则仄，月满则亏。”即太阳到最高点会走向偏斜，月亮到最圆满会走向亏缺。《重令》篇说：“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即自然的规律是发展到极点，就耍走向反面；达到极盛，便会走向衰落。而人心的规律是有成绩会骄傲，骄傲了会迟缓怠惰。
《白心》篇进而指出： “强而骄者损其强，弱而骄者急死亡。强而卑义申其强，弱而卑义免于罪。”即强者骄傲会损害其强，弱者骄傲会加速灭亡。强者谦虚可继续为强者，弱者谦虚可免子灾祸。
有鉴于此，管仲常劝桓公韬光养晦，谦虚谨慎，不忘忧患。而管仲死后，桓公把管仲告诫置诸脑后，故导致内乱，桓公亦不得好死，此教训至为深刻，耐人寻味。桓公与齐国之兴衰 史，足证“管仲之谋”的深邃内涵和极强的针对性。
常人的心理是希望好处多占一点，利益多得一点。《管子》则指出：“求多者，其得寡。” “未有值多求而多得者也。”(《版法》)所以竭力主张“取于民有度”，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见《权修》)。“取有度”的谋略，是管仲相齐的成功经验之谈。
事之常规似乎是大胜小、强胜弱。但用谋得当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
《霸言》篇说： “骥之材，而百马伐之，骥必疲矣。强最一代，而天下共之， 国必弱矣。”即一匹千里马，用一百匹普通马跟它比赛，千里马一定会疲惫不堪。冠绝一代的强国，普天下小国联合起来去攻它，它一定会变弱。
正确的谋略是：“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即避开其实力雄厚、不易攻取的部分，而攻击其力量薄弱，容易攻取的部分。一位好屠夫，一天剔解九头牛，屠刀还是锋利如初。这是因为刀刃总是在骨缝间运作的缘故。(见《制分》)
一个庞然大物，总是可以分解为若干弱小的部分，一点一滴地吃掉。这可以说是“蚂蚁啃骨头”的谋略。
弱者与强者斗，在战略上是以一当十，处于劣势。在战术上则可采取以十当一，争取在局部上占优势，以便各个击破的谋略。正如《玄宫》篇所谓“积众小胜可以为大胜”。当初周文王、武王与商纣王相比，从地域和人口而言，可谓以寡敌众，以弱敌强，由于多采姜太公之“奇计”良谋，终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此类实践正是“管仲之谋”辩证机理的原型。
六、谋略的一般特征
《管子》中讨论了谋略的多种一般性质。
(一)谋略的多样性和选择性
谋略有远近、深浅、大小不同，多种多样，可供选择。深谋远虑者为全局打算，效益普及海内，流布天下，后世享其功，时间愈久远，愈显其功效之多。这叫做“谋巨者可与远 举”。人们从多种多样的谋略中， “择可言而后言，择可行而后行”。对于那种只顾眼前利益，只图速效、不顾后患与忧愁的谋略家，走开了就不要再召他回来。这叫做“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形势》、《形势解》)
《管子》提倡“大数”、 “大计”，即从全面出发的大计谋。提倡慎重选择可谋之人而与之谋，千万不要跟不可谋之人谋划，以免上当受骗。(见《乘马》、《形势解》) 《宙合》篇提出“计意耍功"的选谋原则，即从“可浅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的多种谋略中，选取意图最好的、效果最佳的来实行。
(二)谋略的全面性和综合性
好的谋略汲取了众人智慧的长处，带有全面性和综合性。《管子》提出“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的原则，即只听一面是愚蠢的，兼听全面才是圣明的。并说“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即使有商汤和周武王的德行，也要综合听取一般市民的意见。管仲建议桓公仿效古代圣王纳谏的措施，特设“喷室之议”的机构和制度，专门受理来自各 方面的意见。并建议由东郭牙主管此事，因为他敢于批评上级的过错，敢于为坚持正确意见而力争。(见《君臣》上、《桓公问》)
(三)谋略的灵活性
《管子》主张制定谋略的人应具有“圆”的灵活性。 “圆者运，运者通，通则和。”即圆的东西能运转自如，运转自如则易于变通，易于变通则可以和谐。(见《君臣下》)谋略的灵活性表现在善于因时制宜，随时变通。《霸言》篇指出： “智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即智者善于谋划，不如善于把握时机。精于把握时机，则用力少而功效大。主张“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即谨慎地把握时机，准备好了等待时机到 来，时机合适才兴办大事。《山至数》篇主张“乘时进退"，根据时机决定前进还是后退的 策略。《正世》篇提出“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的原则，即不机械地模仿古代，不固执地留住今天，而是随着时机和风俗的变化而变化。《宙合》篇指出，象春天吃生鲜，夏天找阴凉，秋天摘瓜果，冬天求温暖一样，采取谋略“必因于寸”、“与变随化"， 即根据时机，随时变化。这都是讲谋略的灵活性。
(四)谋略的预见性
《宙合》篇指出：“明乎物之往者，必以其类来也。”《形势》篇指出：“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即弄清事物的过去，可以类推现在，预见未来。事物的发展就象叮当敲鼓一样，“一险一易”，波浪式前进。和声总是跟着领唱。难听的声音发出来，也不会有好听的回响。事物发展总是有端倪可察，有规律可循的。温故而知新，察往而知来。优秀 的谋略家是富有预见性的。
(五)谋略的机密性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并不是一切谋略都适于公开的。《宙合》篇提出“谋不可以泄”的原则。认为“谋泄灾至”，即谋略泄露，灾祸就要来临。如果轻言泄谋，灾“必及于身”。因此谋略家说话应该谨慎。想当初，管仲被鲁国拘捕，随时有生命危险，鲍叔牙与桓公谋划，想把管仲弄回齐国，任他为相，所以故意散布要把管仲弄回，当众杀死，才解心头之恨。这正是利用谋略机密性之一例。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管子》一书中的谋略思想，对于我们有一定启发意义。然而砋今毕竟还有所不同，《管子》一书中的谋略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如美人计挑拔离间计、利用迷信的计策等等。因此，对于《管子》中的思想谋略，应结合今天的情况，予以批判地吸取，自然不能盲目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