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海外新说对孔子现代神话形成的影响——孔子神话研究之三

张颂之

摘要：近二十年来的孔子研究，使研究对象本身神化了。孔子现代神话的形成，不仅有内因，还有外因，至少有三次所谓的海外新说对孔子神话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三次新说是：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诺贝尔获奖者们以孔子为未来人类的新救世主、21世纪是孔子儒学的世纪。然而，所谓的海外新说有不是虚妄，就是空穴来风。

关键词：孔子 神话 世界十大思想家 诺贝尔 21世纪

“文革”结束后，孔子从批倒斗臭的遭遇中解脱出来，孔子研究也迎来了它的春天。在二十年的孔子研究中，研究者是抱着既不神化也不魔化孔子，既不盲目尊孔也不盲目批孔的心态研究孔子的。追寻真孔子、恢复历史、还其本来面目等就成了孔子研究中最为响亮的口号。在科学研究的旗帜下，批判继承的态度代替了全面否定的态度，渐渐地学术界就只有继承、发扬、广大而没有批判与批评了，被纳入学术前沿视野的孔子研究遂被迅速神化，研究者终于将研究对象的神圣地位重新树立起来。其表征之一是孔子被严肃的学术界追封了许多的第一和伟大，几乎成为中国文化诸方面的第一人及伟大的思想家，对此，我们有专文加以详细列举过孔子所获得的种种光荣称号。（张颂之：《伟大和第一：孔子是什么——孔子现代神话研究》，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编《孔子·儒学研究文丛（一）》齐鲁书社2001年6月版。）孔子在现代神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所谓的海外对孔子的态度或评价（不管这是真还是假，就是假的也打着海外的洋招牌），对国内的孔子神化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近二十年来，至少有三次海外新说对国内的孔子神化起了推动作用。这三次分别是八十年代前期的孔子居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说；八十年代末期的诺贝尔们以孔子为新救世主说；九十年代的21世纪是亚洲世纪说，即孔子的世纪说。在“洋为贵”的心理作用下，这三次孔子神话，迷惑了许多孔子研究专家，使他们信以为真，并加入到孔子神话的传播系统，加速了国内对孔子的神化。然而，所谓的洋产品未必是正宗货，其中却有假冒伪劣，或为空穴来风。下面就对这三次孔子神话的源头及其演变进行考察。

一，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说

作为一个思想家，孔子不仅在许多方面是中国第一人，而且也是世界第一人，因为洋人将孔子列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不过究竟是那国那年何书评出了世界十大思想家，看来我们学术界并没有真正弄清楚。惭愧的很，本人也不知是何方高人把孔子升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的，只好把个人所能搜集到的当前学术界的种种说法列举如下：

关于世界十大思想家的出产地，有三种说法。有人认为美国和英国评出了相同的世界十大思想家，如：“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辞典》和英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列举世界十大思想家或文化名人时，都把孔子放在首位。”（王志光：《敬仰孔子思想弘扬中华文化》，《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11月19日。）张岱年在《世界十大思想家》序言中说：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大辞典》和英国1985年出版《人民年鉴手册》评出相同的世界十大思想家，（易杰雄主编：《世界十大思想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孔令仁也持相同的意见。（孔令仁：《二十一世纪与孔子思想》，孔教学院、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主编《孔子思想与廿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87页。下引此书简称《集》。）“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大辞典》、英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都把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和文化名人之首。”（汤恩佳：《序》，潘富恩、徐洪兴、朱志凯主编：《孔子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参见汤恩佳著:《孔学论集》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也有人认为源自英国，但更多的人认为来自美国。

关于世界十大思想家的出现年代，有1965年前说、1980年说、1984年前说、1984年说、1985年说，还有一些年代不明的说法。

关于世界十大思想家的生产厂家，英国有两说，一为1985年的《人民年鉴手册》；一为1965年前的《大英百科全书》，“三十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将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朱仁夫：《儒家人学的三维视镜》，《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5期。）。美国则有数说，有谓《世界名人大辞典》者；有谓《世界名人辞典》者；有谓《人民年鉴手册》者，此说最为流行，且多为1984年版（唐先田：《有感于孔夫子名列第一》，《羊城晚报》1985年3月11日；燕国材：《孔子的差异心理学思想》，《孔子研究论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页；陶跃生《孔学研究的新课题：孔学史》，《丰矿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亦有年代不明者，“近年，美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把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万青：《论儒学对实践的影响》，《孔子研究论文集》，第229页。），有1980&127;年初的美国《人民年鉴手册》者（李翔海：《论当代中国的国际文化环境》，《学术月刊》1998年第1期。）；有谓《名人年鉴手册》者（阳正太《孔子评价辨：如何实事求是？》，《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第1596页。），有1985年美国出版的《名人年鉴手册》者（赵吉惠等主编：《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引言第3页。）；有《人名年鉴表格手册》者，如“他被誉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确是当之无愧的——美国纽约近年出版的《人名年鉴表格手册》，对孔子作了充分的肯定。”（陈源远：《略谈孔子思想中的珍贵遗产》，《孔子思想研究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8—189页。此说出自《并州文化》1984年第2期《世界十大思想家简介》，此文未见。）有谓《国际名人年鉴手册》者，如孔子“近几年已被美国出版的《国际名人年鉴手册》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张汉静：《孔子的领导思想略论》，《孔子思想研究文集》（二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有谓1984&127;年美国出版的《人民手册》者（陈正夫：《孔子的和合思想与二十一世纪的和合精神》，《集》，第303页。）；等等。

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仅是目前学术界最为流行的说法，此外还有孔子为其它一些世界“十大”之首的说法。如：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十年前美国年鉴手册将孔子列为世界十大圣人之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朱仁夫：《儒家人学的三维视镜》，《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5期。）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名人之首。（陈正夫：《孔子的和合思想与二十一世纪的和合精神》，《集》，第303页。）孔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之一”。（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丛书》序。）孔子“是世界文化史上十大巨人之首”。（孙东元：《孔孟思想对日本民族的影响》，《孔子思想研究文集》，第64页。）“美国近年又把我国的孔子列为‘古今中外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排在第一位）。”（陈源远：《略谈孔子思想中的珍贵遗产》，《孔子思想研究文集》，第179页。）“美国出版的《人民手册》评出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大伟人中，孔子荣居榜首。”（胡显中：《孔子学说中的民本主义精华》，《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1期。）还有所谓的世界十大哲人说。也许是我们的研究者所见不同，&127;或所闻不同，遂有了种种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孔子无论在那一个“十大”中都是永远第一。这么多的世界十大系列，真让人惊喜，更让人惊讶，这究竟是自我作洋还是我们的外语翻译出了问题。

记得就在1985年，有人曾针对吹涨的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一说，力辩洋人将孔子列在第一位上并没有价值判断的意义，那只是以古人的历史次序为依据的排列。孔子生的最早，遂列在第一位，当然孔子死的也最早。不知在十大系列中的孔子死的第一是否也算一种荣耀？

二，诺贝尔们以孔子为未来的新救世主

这是现代人对孔子的现代神话所作的最成功、影响力最广远的一个神话。孔子的现代神话最有名的莫过于如下一段话：“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据说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于1988年在巴黎会议结束时的宣言。声誉极高且智商极高的诺贝尔们把中国圣人孔子看作是人类未来的新救世主，此论一出，立刻赢得了华语世界的强烈响应。这一惊世之论，在中国大陆、台港澳及其他一些海外华文报刊上不径而走，频频出现，为学者时常引用，而且在90年代初的孔圣人家乡曲阜的大街小巷的路边广告牌上更是比比皆是，就连严肃的学术科研机构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的大厅中也悬挂着这一无根由的话头。权威的话语不能不令人信服，对权威的迷信在我们的心中牢不可破。然而，虚构的神话终究是要被严肃的学术界揭穿的，李慎之先生在《读书》1997年第1期上发表《诺贝尔与孔子》一文，首先揭穿了这一神话，“会上根本没有提到孔子。”关于会议的情况是，召集人为法国总统密特朗，与会者有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地点在巴黎，会期为88年1月18&127;日至21日，议题是“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和希望”。随后，马为民先生以与会记者的身份，在《读书》1997年第7期上发表《我可以作证》一文，证明巴黎会议上“根本没有提到孔子”，并进一步说：“这一点，我可以作证。至于说二十世纪的‘诺贝尔们’把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哄抬到人类下个世纪精神导师的地位，那就纯属凭空演义了。”

诺贝尔们鼓吹孔子的汉文本，据我所知，当以《走向世界》1989年第5&127;期之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吴德耀《古今人对孔子的评价》一文最早，“一九八八年一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金得奖人在法国巴黎开了一次会议，结束时做了一个破天荒的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他人注明引此者：周桂钿：《儒学在21世纪素质教育中的价值》，《儒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董光璧：《传统与后现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等等。）我们就以此为范本，看看神话的是如何传播的。不过，目前所见关于吴德耀对诺贝尔鼓吹孔子的言语并不一致，他又曾说：“75个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于1988年1月在巴黎会晤。他们宣称，如果人类想继续生存，&127;那么他就不得不在时间上退回到2500年前去，领会孔夫子的智慧。”（转引自张承先：《弘扬华夏优秀文化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5期。）这一说法虽也有人引用,但引用不广。

诺贝尔们鼓吹孔子的话头，吴德耀显然不是始作俑者，始作俑者当是澳州的《堪培拉时报》。“1988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诺贝尔获奖者国际会议上,75位代表经过4天的讨论,提出了16条以‘面向21世纪’为主题的结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原注:Canberra Times. Canberra,Australia,24 January,1988。)”(顾犇: 《<论语>在海外的传播》，《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年第2期。)吴德耀的根据是否来自于此，我们不得而知。

虽然有人揭穿这是一个神话，但是，神话的社会影响却已达于人间的每个角落。喜欢紧追世界风潮的中国人是来不及深思的，只有鹦鹉学舌般地盲从。孔子是新世纪救世主的讹传，依然借着诺贝尔们的声势，继续在中华大地上蔓延。

神话在在流传中，变化多端，漏洞百出，我们的学界却坚信不疑，如：有关会议的时间，多为1988年，亦有80年代初者，有1989年者，更有1998年者；与会的诺贝尔们有75人，亦有74人，或数十人，或全世界或各国或历届的诺贝尔们；回头的年代则有2500年、2540年、2545年、2546年；至于具体的引文变异者就更多。试举例如下：

“早在80年代初，一批荣获诺贝尔奖的杰出科学家汇聚在巴黎，发表宣言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胡显中：《孔子学说中的民本主义精华》，《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1期。注见《人民日报》1995年6月30日。）“1988年1月，&127;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的集会上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张友民：《吸取孔子的智慧发展人类现代文明》，《集》，第122页。）“1988&127;年世界七八十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发表的宣言中说：‘人类要在廿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两千五百年前中国的孔子那里寻求智慧。’”（骆承烈：《万邦师表——论孔子的教育思想》，《儒学再探》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1988年1月75&127;位诺贝尔奖得主聚会巴黎，会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蒋沛昌：《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建设中华灿烂的现代文明》，《集》，第323页。）“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集会，他们在会议结束宣言中向世界呼吁：‘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张焱宇：《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现代化中的作用》，《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3期。又见《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研讨会报导》，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27;1990年4月9日。）“历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九八八年一月在巴黎开会，会后宣言有曰：‘人类到二十一世纪要生存下去，须向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那里去寻求智慧。’”（孔令朋：《为孔子平反迎接二十一世纪》，《集》，第455页。）“1988年1月，有74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开会，会议结束时他们发表了一个宣言，其中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夫子的智慧。’”（孔令仁：《二十一世纪与孔子思想》，《集》，第587 页。）“1988年世界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之后，74位委员一致通过宣言称：‘人类要想永远和平，需要从2500年前的孔子学说中寻求和平共处的方案。在不久的将来，儒家学说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逐渐成为人类文化的中心。’”（赵吉惠：《论21世纪的中国文化在融合中创新》，《儒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第52页。又见张海宴：《近年儒学研究中的热点及问题》，《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7期。）“八十年代末，一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巴黎会议宣言’才对此作出了回应：‘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到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机会。’”（杨子彬：《儒学的历史命运》，《儒学与现代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页。）“198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一次世界性会议上，&127;数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发出……呼吁：‘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4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李翔海：《论当代中国的国际文化环境》，《学术月刊》1998年第1期。又见《文汇报》1994年5月8日《齐鲁大地的“文艺复兴”》。）“&127;1988年巴黎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会议上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127;世纪生存下去，&127;必须回头254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大厅。又见张颂之《大哉孔子》，《山东教育报》，2000年2月23日，这是好心的编辑所加。）“1989年数十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集会时提出：人类如果要在下一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46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羊涤生：《多元文化的二十一世纪与儒学理念》，《集》，第378页。）“1998年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127;称：‘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骆承烈：《孔子“和”的思想与二十一世纪》，《集》，第134页。）

对此神话的征引比较多的是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变化地引用这一神话。“1988年，诺贝尔奖金得主聚会巴黎，会后发表的宣言指出：人类如果要在二十一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汤恩佳：《序》，潘富恩、徐洪兴、朱志凯主编：《孔子思想研究》。）“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齐集巴黎时，已得出结论：人类如果要在下一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收孔夫子的智慧。”（汤恩佳：《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孔子思想研究》，第8页。）“1989年诺贝尔奖金得主齐集巴黎聚会时，&127;曾得出惊人的结论：人类如果要在下一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46年去吸取孔夫子的智慧。”（汤恩佳：《孔子文化源远流长》，《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9月4日。又《孔学论集》，第3页。）“1989年世界诺贝尔奖金得主，齐集巴黎聚会时，曾得出惊人的结论。‘人类如果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汤恩佳：《孔学论集》，第82页。）“1989年诺贝尔奖金得主齐集巴黎聚会时，曾得出惊人的结论：人类如果要在下一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45年去吸取孔夫子的智慧。”（汤恩佳：《孔学论集》，第92页。）“1989年诺贝尔奖金得主齐集巴黎聚会时，曾得出惊人的结论：人类如果要在下一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46年去吸取孔夫子的智慧。”（汤恩佳：《孔学论集》，第114页。）汤先生以弘扬孔教为己任，&127;他如此引用有宗教传播的目的，当与学者有别。但他的说法却也为学人所继续征引，如：“1989年世界诺贝尔奖金得主，齐集巴黎时，曾得出惊人的结论：‘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要回顾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柯远扬：《试论孔子思想与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集》，第263页。注谓此说出自汤恩佳《孔学论集》第3页，却与《孔学论集》的引文有所不同。）

虽然我们学人对这个神话没有见到较为原始的英文版，却不妨由我们的英语专家制造洋古董，&127;如：“&127;January 1988,the Nobel-Prize winners declared in Paris that if &127;mankind &127;hopes &127;to survive the 21st century,one must go back 2500 years to Confucius so as to draw on his wisdom.”（Zhang Youmin：《The Enlightenments of Confucius &127;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集》，第125页。）“In &127;1988,&127;74 Nobel Prize winners made the assertion in Paris that if human beings &127;want to live in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21st century,they &127;must &127;look &127;back 2500 years ago and seek the wisdom of Confucius.”（&127;Li &127;Tianchen&127;：《&127;The Study of Confucius'Thought with regart to Economy and Economic &127rosperity in the New Century》，《集》，第141页。）同为假洋货，其不同如斯。

这本是一个虚构的神话，然而神话却俘获了许多的孔子研究者，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上面所举，远非学界对此神话征引的全貌）如此多的学人对虚妄神话的信服，造成了虚妄神话对社会大众而言有可能是真实的错误印象。人们虽然总是坚信谎话说一千遍也成不了真理，但古人也有三人成虎的教训。在媒介日益左右视听的情况下，在学人尚有一点信任度的前提下，三人成虎的古训就成了现实。

三，21世纪的亚洲世纪、中国孔子世纪说

东亚经济自70年代以来，就跨上了高速发展的良性轨道，远远高于世界其它地区的经济发展，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在经济上更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于是，随着东亚经济的起飞，东亚的神话也在酝酿、形成、膨胀。首先被人们广泛追问的是马克斯·韦伯当年所提出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新教伦理有关，中国的儒家与道家都没有促成资本主义形成的内在精神。现在东亚经济起飞了，东亚文化又深受孔子儒学的影响，儒学与东亚经济之间有无必然的联系？这一现代课题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于是，在学术界就兴起了一股儒家经济、儒商研究热潮，对儒家思想中的经济思想、商业意识以及传统社会中的商业活动等等进行最大限度地发掘，以此证明儒学有促进东亚经济腾飞内在因素。孔子与时代如何接轨一直是学界思考的课题，而对儒家经济思想及儒商的研究正是关键的突破口。“日本经济在世界独占鳌头，韩国、新加坡及其他东亚国家的欣欣向荣。就足以证明：孔子思想可以作为重建世界的原动力。”（美国俄亥俄州春田市威顿伯格大学宾·尤教授语，引自《南方日报》1992年11月27日。）“孔夫子也能理解赚钱的必要，”（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外文、经济日报、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孔子儒学与东亚经济遂有了必然的关联。在学者们看来，东亚经济的腾飞，至少表明孔子儒学有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东亚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与东亚经济发展相一致的是东亚意识或说是亚洲价值在急剧凝结、升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与日本国会议员石原太郎，在1994年底出版了一本《亚洲能够说“不”》的畅销书，书中宣布：“现在是亚洲创造取代欧美近代文明的新范例的时代了。”同时，美国自由论坛和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在香港联合举行“亚洲新闻论坛”讨论亚洲价值。亚洲价值论迅速升温，并在新加坡、韩国、中国等亚洲国家得到了不同程度地响应。如韩国著名政治家金大中在1994年曾说：“现在已经是世界转向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地方寻求智慧以进行另一场思想革命的时候了。”（引自李慎之《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1996年在中国出版发行的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亚洲大趋势》，更是连篇累牍地亚洲意识、亚洲模式、亚洲方式、亚洲价值。未来学家的喋喋不休进一步强化了亚洲人的亚洲价值观念。继《亚洲能够说“不”》之后，又在日本和中国分别出现了模仿而无新意的《日本能够说“不”》、《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何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等书，亚洲情结急剧凝结，似乎世界的中心就在亚洲了，亚洲价值、亚洲文化将要开创新的文明了。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至，随着21世纪的日益逼近，现代学人把目光视向了未来。于是，世人对21世纪的关注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诸种以21世纪为主题的讨论会在90年代应接不暇。在对未来的遥望中，人们鉴于亚洲的崛起，就将21世纪的荣耀给了亚洲，即是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具体说就是中国的世纪，更具体说是孔子儒学的世纪。“世界上许多经济问题专家已预测：21世纪无疑将是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尤其是中国的世纪。这一预测是有充分根据的。”（日本·沟口雄三：《儒学在未来世界文化中的位置》，中国孔子基金会编：《儒学与廿一世纪》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近些年来，由于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事实被世界所瞩目，因此出现‘儒教资本主义’的概念，有一种观点认为儒家思想可以开出现代化。更有人发出‘21世纪是儒学世纪’的呼唤，有人预测‘21世纪儒学必然在全世界复兴’，甚至有人认为：‘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已经说明儒学正在复兴。’”（赵吉惠：《论儒学前景与21世纪人类文化走向》，《儒学与廿一世纪》，第37页。）“二十一世纪的文明，将是西方文化向东方文化的回归。”（引自李登贵：《评一种文化比较观》，《光明日报》1995年3月16日。&127;）《亚洲大趋势》一书也认为：“当进入2000年时，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亚洲将跃居世界领先地位。”（第2页。）人们相信：未来世界的中心将在亚洲，21世纪将回归到龙的世纪。1995年澳大利亚李瑞智和黎华伦著的《儒学的复兴》出版，认为北亚“正在复兴起来，这种复兴——也许就是儒学的复兴——表明，它可能成为全球文明的中心，引导世界走向21世纪”，“儒学传统用于技术、商业和政府服务于人民的优良本质已表明，它将是21世纪潜在的新准则，这不仅对那些拥有儒学传统的人们，对全世界也是如此”。（《儒学的复兴》，范道丰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页、第109页。）鉴于孔子儒学在未来世界中将有如许大的作用，俄国人就羡慕地说：“要是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孔夫子就好了。”（《现时代》1993年第39期。引自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洋人如此地看好孔子，中国人对作为中国文化之神的孔子是历来拥有绝对的所有权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加入推尊孔子的世界大合唱？

与学术文化界飞飞扬扬的神化孔子相暗合的是，孔子在一些人心中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起来。对孔子的避讳、护短现象就多了。孔子不能称孔丘或孔老二，连当年五四新文化时代的鲁迅等人批孔也成为罪过，并发出天真的质问，“孔子的礼教怎会吃人？”（引文见蔡尚思《儒学非宗教而起了宗教的作用》，《文史哲》1998年第3期。）

四，对孔子神话的反思

先说老实话，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说，典出何处，在下实在不知，而至于诺贝尔们称颂孔子，最早的汉文出典是否为《走向世界》，亦不敢确定，此事还需博雅赐教。

也许孔子在我们潜意识中实在伟大实在神圣，只要有人歌颂孔子，而且是洋人歌颂孔子，我们就确信不疑，并自觉地加入到传播行列中。其实，凡是受过学术训练的人，只要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可能盲目信从。例如，所谓的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一说，典出何国何年何书？仅凭如许多的出处，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其可信性。我们在上面所列的诸种书名似乎并没有反映出学术界的全貌。至于诺贝尔们鼓吹孔子为新救世主，其中的荒诞不经就更多了：如果说从1988年回头2500年，那时孔子大约40岁，毕竟有了一些智慧，还可供后人吸取，那么回头2540年，此时孔子还没有脱离娘胎，何来孔子的智慧可供后人吸取？而回头2546年那就更加离谱了。诺贝尔们鼓吹孔子的话头，如果以吴德耀的说法为范本，至多有两个文本，何以学人们在引用时会有如许多的变异？这是否体现了当代学风的不严肃性？至于亚洲价值论及21世纪是中国、孔子的世纪说，1997年的东亚金融风暴已使此说受到了较为广泛的怀疑。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即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怪癖心态，却也同时面临着民族主义情结的迅速膨胀。当代中国经济势力的增长，使以国学为志的学人们自我认同的价值取向日益回归于传统。传统文化热及国学热一再升温并持续高潮，这使传统文化研究者沉迷于传统价值的巨大诱惑中。在中国向现代化的艰难迈进中，学人极力从传统中开发出有利于现代化进展的传统资源支持。人们可以经常看到这类说法：一个墨子强于希腊七子的和，孔家的伦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子哲学、《周易》文化与现代科学、后现代科学相通，中国古代的科技在什么年代前一直居于世界领先位置，至于连续五六千年的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更是不争的事实，等等。虽然现代中国在物质、科技、经济、军事上比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差距，但在文化遗产、伦理道德、精神文明上都足以傲视各国。天朝心态的民族文化优越感一直积淀在我们心中，我们有信心和理由相信孔子将引导21世纪的神话。

同时，我们无论是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民众心理上、文化认同上，一直对西方文化价值观进行批判。撇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说，我们自近代以来一直认为，西方社会虽然物质文明发达，在精神文明、道德上总是不如我们的。现代化了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中出现了许多许多的文化危机、精神危机等现代及后现代病症。对此，不仅我们批判起来不遗余力，就连西方人也痛快淋漓地加以自我批判。现代化了的西方在我们看来已经走向末日了，而未来却是永远敞开的。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未来世界的希望似乎不在西方而在东方，“东方人和一些西方人已开始明白，我们正迈向一个亚洲化的新世界。操纵世界的轴心已从西方转入东方。亚洲已经是世界的中心，现在它将重振昔日风采。”（《亚洲大趋势》，第8页。）东方的道德与文化就成了超拔西方拯救未来的悬记，孔子的神话由可能就进而变为了肯定。“我们都靠神话而生存。神话是精神和理性信仰所构成，这种信仰对一个未知的和无法预言的世界赋予意义，予以肯定。”（李瑞智、黎华伦：《儒学的复兴》，第3页。）对西方文化，我们虽然判定它已经没落、走向垂暮，但是对西方学者吹捧我们的文化，我们却不得不十分赞同，佩服人家有眼光。既然西方人都把未来世界的自我拯救希望寄托在了东方孔子，我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孔子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过去的历史中，而且还体现在现实中，更发生于将来。以至于我们对未来的期盼，总是抹不去孔子的身影。因此，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十年”纪念会上说：“现在世界正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了。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它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孔林片思》，《读书》1992年第9期。）此后，呼唤新孔子就在孔子学界有了回响。（石中元：《当今世界需要一个新孔子》，骆承烈、李玉洁主编《孔学初探》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舒默：《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孔子》，《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可以预见的是，有关孔子的神话在未来的日子里还将存在。（本文材料仅引用到2000年六月左右，所见也仅仅是目力所及，其中的遗漏定是多多，希博雅不吝赐教。）

本文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