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挺真实的人” ——对话芮成钢

“中国今天每一个长期在公众注视之下发声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支持者、反对者，也会有人用非建设性的方式表达见解。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中国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很正常，这是积极的，应该鼓励他们去说，他们去说话这个事情远比他们对我的评价是积极或是消极更重要”

5月26日，芮成钢在安徽大学和学生交流（吴芳）

芮成钢把采访安排在国贸附近，他朋友开的一个家居店里。因为和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的会面，他迟到了半小时。他的日程是如此之紧，以至于《纽约时报》邀请他写专栏（向全球供稿，《纽约时报》本报和其辛迪加旗下媒体都可以采用），他都几乎没时间应付。“他们最早找的是我，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commitment（责任），因为每个礼拜都得写。我建议他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宽松的方式？后来知道他们建了一个portfolio（打包组合），有韩寒、胡舒立等，这样就始终有人从中国这边给他们写。”
他第一篇专栏写的是欧元，第二篇准备写美国大选，“一般常理来说，中国人写专栏都写中国的东西，说说中国这中国那，中国长中国短，分析分析中国的现状，好或者不好。我倒觉得，说说国际的东西挺好，让西方人看看一个中国人对国际事件的评价。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说中国的事儿？说中国企业改革？要说也行，但是从variety（多样性）来说，中国人说说欧元的问题，说说罗姆尼和奥巴马差别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芮成钢（中）和巴菲特（左）、比尔·盖茨

芮成钢与意大利总理蒙蒂

两种语言的转换
人物周刊：从小接受两种语言的教育，对你思维方式有什么影响？
芮成钢：我在不同语境下会用不同语言去思维，这个确实是。如果是英语环境下的访谈或工作，我会用英文去思维。英语思维和汉语思维会有不同。
人物周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芮成钢：语言本身的不同，或者是语言本身承载的文化不同，所以分析问题的方式不同。
人物周刊：价值观也会不同？
芮成钢：嗯，价值观会有不同。但你得具体地说。比如我有时长时间在国外工作，那些天接收的信息都是英文形式呈现的，采访是英语进行的，那么那些天可能就是说话用英文，想事儿也用英文。
人物周刊：这样会不会造成一个结果，在外人看来，你的价值观是多面的、不容易统一的？
芮成钢：价值观很难说是多面的，一个人什么样价值观就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但我一些个人观念的形成肯定会受到这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个是肯定的。
人物周刊：你当初接触西方文学从简读本开始，主要是为了学习语言，会有一些背诵和引用，比如你在新书里说，以前读莎士比亚，读到“人生是个大舞台，我们都是演员”这句，觉得很有用，可以用在演讲等很多场合。从最早是一种工具化的引用，到后来转换成能够真正欣赏它们的内容，这种转换困难吗？
芮成钢：这得跟着时间来，小时候读的一篇文章现在读来可能完全不一样。这里面一个原因是我爸爸是中戏戏剧文学系毕业的，他是写小说写剧本的，中戏教的就是莎士比亚、莫里哀这一套的东西，从小我爸就在阳台上给我念这些，也念东方的东西，唐诗宋词啊，《聊斋志异》啊，这是一样的。小时候看林语堂的散文，看朱自清的小说，当时跟着时髦，别人都看《围城》我们也跟着看。现在再看完全不一样。你看英文小说，小时候可能是好奇、虚荣心，“我也能看莎士比亚了！”是吧，现在是不一样的感觉了。
人物周刊：大概是什么时候完成这种转换的？

芮成钢和陆克文（左）

芮成钢与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

芮成钢：我到现在还在转换当中吧，那些都是中国人称之为大师的作品，虽然英文中没有这个说法，里面都有很多的人生阅历、情感经历，我毕竟才34岁，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也不是说都能理解，还有很多事情在慢慢理解之中。
人物周刊：你现在对莎士比亚那句话怎么理解？
芮成钢：这句话其实有点像是《红楼梦》里说的“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两句话很像。但Shakespeare这句话你要看上下文，我觉得现在很多引用都脱离上下文，自己赋予了新的意思。我觉得他没有曹雪芹那么消极，是个舞台我们都是演员在上面，可能还有一些强调共性的东西在里面，曹雪芹那个有更消极的东西在里面，相对来说悲观一些，看透了点。但你会发现，中文和英文世界有时惊人地相似，经典的成语、段子表达的意思是很接近的。
“中国的自尊自信往往来自不平等”
人物周刊：你在书里提到“如果进了一所综合性大学会是更好的选择”，这是从什么角度说的？
芮成钢：我很相信所谓“Liberal Arts Education”，大文科教育。我觉得中国人教育的一个遗憾在于我们过早把自己定型了。我们高中毕业很多人去学医，医生是个非常专业性的东西，你以后很可能就在这个职业一辈子做下去了，但你未必喜欢。举个极端的例子，小时候，我在合肥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大哥哥，暑假经常到我家里来玩，叫宁铂，在我们上学时是中国第一个少年大学生。天才，13岁上大学，中科大的少年班就是因为他创办的。他对我影响挺大，我小时候他总来跟我玩，给我做各种玩具。很多年后他跟我讲：“我觉得我就是个假冒伪劣。”他不喜欢科研，喜欢文学，很多年以后下海做了生意，现在出家云游四方，成僧人了。我觉得人是需要A journey of self-discovery（自我发现的旅程），这个旅程完成越早越好，人就活那么多天对吧，小于36500的天数，你早一点知道自己是谁，你剩下的人生就可以活得更准确。
人物周刊：那你读书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
芮成钢：我不知道。外交学院是个极其专业的院校，中国为数不多的部属院校。大学里不应该分那么多专业，十七八岁对自己了解很少，还不清楚自己要干什么。我在耶鲁的时候就非常羡慕那些本科生，下午可以打马球，晚上学中文，第二天早上去学西方美术史，下午学西班牙语，一天的生活非常慢，说得恶俗一点或者拽一点，真的是“徜徉在人类文明的河流中”，每天躺在那儿，被文化的东西所熏染，真的很美好，但我们大多数人就没有这样的幸运。
人物周刊：你在外交学院受到的训练是什么？
芮成钢：一个是语言的训练，外交学院语言要求比较高。还有就是当时外国政要来外交学院比较多，外交部安排他们的行程，需要到大学演讲就安排到外交学院来。在学校里经常搞接待，比如我印象很深的，当时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来，因为他有点儿反华，对我们来说接待有点像是政治任务，怎么跟他交流、他提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怎么回应等等。这些经历和我后来的工作有关联。
人物周刊：9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思潮你们在学校能感觉到吗？比如，那时候很火的《中国可以说不》？
芮成钢：我当时翻过，觉得那些话听着挺过瘾的，中国人听着就挺过瘾的，现在看那些话，觉得它打中了我们的某种情结，可以说是东亚病夫情结。我们是看霍元甲长大的，你是看霍元甲长大的吗？你是看陈真长大的吧。“东亚病夫”这话我只在中国听过，其他地方欧美国家包括日本没有这种说法，我们老给自己强化这种情结，然后就总想证明点什么，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从此站起来了。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证明。但你说有什么影响，我回忆不起来了。

2010年9月14日，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芮成钢采访WPP首席执行官Martin Sorrell

人物周刊：这种机制好像是给这一代人心底下种了某些种子，我记得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小姑娘一开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就受不了了，哭了。理智上觉得自己傻，但控制不了。
芮成钢：对对对，我也差点哭。我当时在彩排现场，听这歌的时候，真站起来了，有那种感觉。但我觉得有这种感情很正常。我觉得奥运会对中国来说是个天大的好事，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变得很积极，很多人对中国的印象是从奥运会之后开始改变的。但客观上来讲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其他国家会认为中国能把奥运会搞成这样，那绝对不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搞不成这样，这么有钱、这么漂亮、这么豪华。比如你家请客吃饭请了三百多人，每桌都是两万的标准，你说你家是贫下中农、工薪阶层，任何人都不信。奥运会带来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期望值和判断的问题，但任何好事都有副作用的吧。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会问这个，你说那一瞬间我确实有同感。但我没觉得自己傻，我就是很激动地觉得我们站起来了。
人物周刊：但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激动吧。
芮成钢：我知道自己在激动什么。因为确实感觉中国人站起来了。我小时候我们跟国外差距很大，我出国跟美国人讲，小时候家里妈妈从上海出差带回来巧克力，不是随便吃的，是我爸爸拿菜刀“啪”剁一块，一半给我姐一半给我，那叫ration，daily ration（限量供应）。有一天你觉得中国富强了，确实有成就感，你也不应该觉得傻。In spite of（尽管）中国有很多问题，你水平地跟别的国家比，确实还差很多，但你自己跟自己比，确实进步很多。所以我觉得那一瞬间确实该激动一下，有足够的理由让自己哭一场。
人物周刊：所以现在中国年轻人都处在这种情结、矛盾之中，一种自尊，一种想要国际化的焦虑。
芮成钢：我觉得这个跟教育有关。我老说中国的自尊自信往往来自不平等，不是平等，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以我们是功利性的教育吗？我们的自尊心很多来自我们比你们强，我们中国能办奥运办成这样，你们伦敦办不了，我们牛。这种自尊自信特别脆弱，因为总会有比你强的。
人物周刊：我记得你说过你第一次出国，去伦敦参加演讲比赛，晚上回来看到同伴在灯下背演讲，她说“感觉我们特傻”，你说你也有这种感觉，“他们不带我们玩儿”。
芮成钢：有时候你没必要区分开。我们很容易把所有问题都归结成他们看不起我们、归结成种族歧视，有时候往往不一定是。我以前坐飞机，属于谁对中国人不好我就要去出气的那种人。比如之前有一次在飞奥地利的航班上，有个空姐对一个中国人不好，后来我就去批评了她一通，我把她上升到瞧不起中国人这个高度了。但后来我发现她对奥地利人也不好，可能她那天跟男朋友吵架了不高兴了，或者身体不舒服，她那天对所有人都不好。
人物周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的？
芮成钢：2003、04年。我说伦敦的比赛我们像傻子，是因为他们确实很强，我觉得即使用中文讲也讲不过人家，西方人从小对小孩思辩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确实太棒了。这种思维、判断、口头表达、手势、演讲，我们就没受过这个训练。
人物周刊：所以这件事在你幼小的心灵里面埋下了什么东西？
芮成钢：也没埋下什么，我皮可能比较厚，只是觉得我们有差距，但并不是不可以弥补的。我觉得自信的人要敢于承认别人比你强。后来我记得到了2001年的时候，被耶鲁授予Global Leader for Tomorrow（“全球明日精英”）的时候每个人要做一个即席演讲，那年马云应该也有这个奖项，还有瑞典的公主，当时我的演讲就很成功，底下很多人鼓掌，不比外国人差。就是说自己要去训练去提高。
人物周刊：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和外国人比”？
芮成钢：亚洲人是不擅于表达自我的，我们的教育不是鼓励我们说的，西方人是靠一路说上来的。每当一个要靠说来判断一个事情好不好的场合，我们往往处于劣势。那么作为中国人、亚洲人，你希望他们看到中国人也有口头表达的强项。我肯定有这样的想法。你想暗示的是不是说中国人的心态？
人物周刊：还是自卑和自尊对立的一个心态嘛。
芮成钢：我倒没有觉得有什么自卑的心态。我们当时拿这个奖几十个人，每个人都要去演讲，有的人讲得就是精彩，有的人讲完底下没有什么反应。
民族主义与代表亚洲
人物周刊：有人会感到好奇，以你为代表的一些高度国际化的年轻精英，为什么还会有民族主义的心态？
芮成钢：首先说什么叫民族主义？刘翔为什么在中国这么有名，背后就是你说的原因。中国以前有几个人喜欢看跨栏，就是在刘翔之后喜欢看的，为什么喜欢看呢？为什么姚明在中国这么有名，因为比外国人高，因为在NBA打球。问问自己你喜不喜欢姚明啊刘翔啊，为什么喜欢？你就知道了。
人物周刊：你会被经常问到这个问题吗？
芮成钢：我觉得我有过民族主义的阶段。我刚去耶鲁时，有人说中国不好我会立刻拍案而起，这也未必要上升到民族主义这些主义的层面。那个时候可能是过度的自我保护、自我辩护的意愿，可能跟平时的教育有关，像是外交部的一些说法，动不动就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啊。就是这种习惯吧，对我个人来说，更多是思维表达的惯性，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当时还有极端民族主义的学者说中国要想强大只有一条路，就是多造原子弹。
这些惯性，从05年开始我会逐渐意识到一些。所以如果现在西方人跟我辩论说中国不好，我会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们确实有这样的问题，但你要看看我们是从哪里起步的，看看你们的历史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中国也经历过很多曲折，我们正在进步，但进步速度没你们想的这么快……管理一下你对中国的期望值。”我现在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不仅仅是语言上的一个修正。
人物周刊：是什么促使你修正的？
芮成钢：修正是因为我觉得效果不好，剑拔弩张的辩论没有很好的效果，没法说服对方、让别人对中国印象更好。后来我就开始修正。有时觉得你要向西方人传达一个中国真实的情况，你得用他们的逻辑、他们的表达方式和幽默。这些很重要，效果会好很多。但效果也不一定每次都好。我04年在澳大利亚演讲，很精彩，但完了以后有人很不屑地说，“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宣传又上了一个新高度。”会有人从这个角度说，但西方国家说什么的都有，他们自己的总理总统演讲完也会有人说风凉话。
很多时候真正在国际场合，什么样的话会被视为民族主义，在现场的人最清楚。很多人对事情的评价都是自己想象中的，比如在国际场合什么合适什么不合适，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做评论的人信息不一定对称，很多只有在现场才会知道。一个是语境，一个是文化习惯的场合，很多场合有人没去过，他不知道什么在那个场合是合适的。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代表这个代表那个，会困扰你吗？
芮成钢：这对我不构成任何困扰。客观上来说让更多人去关注这样的事件反而好。我做的领导人访谈很多人是不感兴趣的，跟平常柴米油盐的生活有很大距离。我跟奥巴马的一个提问，你觉得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去在意对话的具体问题吗？他们不会关心内容的。一些人去炒作，一些人在过程中就会去看看内容，我觉得是好事儿，让大家有个理由去关注它。我们节目的受众是极窄的，像我们去采访哥伦比亚的总统，中国知道哥伦比亚准确位置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我们这个节目想让大家关注没那么简单，所以我们总希望自己的节目有一些精彩的内容。
我在《经济信息联播》都是说猪肉啊房价啊，但是没有什么人议论，从来没人把我和猪肉联系在一起，我值《经济信息联播》的班比我值《领导者》的班要多，每天说的都是猪肉价格啊、农产品啊、西瓜烂在地里啊、柿子没人去买啊，这些话题就没什么人去议论。
人物周刊：那你不觉得可悲吗？
芮成钢：我不这么认为，我们《领导者》受众就是很窄的，你得对国际事务感兴趣，有特定知识结构。中国的传播早就进入窄众传播阶段，一个节目指向性很清晰的。我倒没有在意提问奥巴马这个事情给我带来很高关注度，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了，让中国记者知道这种场合可以去做，没什么大不了，it's no big deal。
向西方介绍中国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一开始就对自己很有规划的人吗？
芮成钢：不是。我觉得很多问题的答案是时间和年龄问题。小时候也没想到今天要干这个，不知不觉变成这样，但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无怨无悔。现在做出的选择未必信息百分之百的对称，但我都是经过自己思考的。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从业以来比较注重自我形象的塑造和营销。
芮成钢：我书里写到了阴谋论，我们很容易把什么都想象成是制造出来的，其实没有。举个例子，当时星巴克事件，我写博客，在台里碰到一个著名主持人，他问我：这事是谁给你策划的？我说没有啊，完全就是我自己做的。有时候有些事其实没那么复杂。央视主持人不是演艺人员，并没有专门的团队去包装去炒作。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随性的人，听到自己内心想做什么，我就做了。
人物周刊：你在英语频道工作8年，现在又在做传递中国声音的工作，少不了被人视作外宣工作者，你自己觉得舒服吗？
芮成钢：我觉得别人怎么看我们这个非常正常，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有人说very happy things（好的），也有人说very unpleasant things（不好的），这个太正常了。即使我去演韩剧，拍爱情电影，唱爱情歌曲，肯定都会有人说。选择做媒体工作，选择出现在公众雷达上的人，这些是必须（承受）的。
人物周刊：但你自己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芮成钢：我在英语频道收获很大，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参与创办英语频道，我觉得很有意义，真的有人在看。我自己作为一个受众，在国际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也想听听第三个渠道的声音，不管别人说这个频道怎么样，给中国扣上一些意识形态的帽子，多一个不同的信息来源是好事。总不能大家都看《纽约时报》吧。
人物周刊：向西方介绍中国，你的动力是什么？
芮成钢：我生活当中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我相对算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人，有很多外国朋友，要经常在世界各地行走，会经常有人问中国这个那个的，我会始终被放在这样的位置上，要向他们解释很多中国的事情。我觉得我比较幸运，很年轻的时候就被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去说去讲去帮助他们理解中国，久而久之就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也知道怎么去讲，在讲述上我比别人经验更丰富。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更多地理解了他们。这也是双方面的，我现在也跟中国人讲外国的事情，我书里也说我以后不管做什么我都会一直做这个事情的，这不光是工作，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人物周刊：解释中国是太难的一件事情，比如解释中国媒体就很复杂。
芮成钢：我新书里有一段话，是一个经典的例子（芮成钢在美国时被问到“中央电视台是不是政府宣传的喉舌”，他回答说：“中央电视台约等于共和党执政情况下的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但我觉得我比她们稍好一点儿”），我觉得也没什么难解释的。
人物周刊：别人会觉得CCTV和Fox News没法比。
芮成钢：如果是一个republic administration，如果是一个共和党的政府，是很有可比性的。但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
人物周刊：我能理解默多克旗下媒体亲共和党的倾向，但好像这也没有可比性啊？
芮成钢：这有可比性。你对Fox News了解吗？
人物周刊：我知道美国的左派精英都很看不起它。
芮成钢：你得多看看Fox News才会了解，才能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但我只能跟你说到这。这个问题你想说什么呢？
人物周刊：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没有可比性。
芮成钢：没有任何西方人跟我说不能比。
人物周刊：他们都觉得可以理解是吗？
芮成钢：我了解你想说的，你想说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制度不一样，所以底下的媒体……
人物周刊：底下媒体属性不一样。
芮成钢：你到底想问我什么？这些你都知道。
人物周刊：当你做对比的时候，你觉得真的有可比性吗？
芮成钢：首先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让我来解释，有些事它是事实就是事实。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是可以比的。当然可以比了，只有比才能看出区别。我只想跟你说这不是一个需要解释的事情，我在很多场合被问中国媒体怎么样，我觉得是很没劲的问题，被问得太多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他们问这个话就有了道德上的优越感？
芮成钢：对，我觉得挺没趣的。我知道他们想说什么，他们也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儿，这些事情说透了就不好玩儿了，彼此心照不宣的情况下，用幽默来处理一下。他们也并不期待一个答案，而只是想看看我怎么应对，看看中国媒体人的水准。
“我这么爱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去其他国家发展”
人物周刊：陆克文给你的书写序说，三十多岁的中国年轻人会引领和推动中国未来的发展，他说我的朋友芮成钢就是这代的代表。他这种预期是不是典型的西方人对中国年轻人的愿景？
芮成钢：中国最大的变化之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后80后、90后是社会骨干的时候，一定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很多变化。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在外面跑，会让很多外国人觉得很像中国，进入WTO之后的年轻国家，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看到很多中国人的影子。一叶知秋，一叶尚且可以知秋，我们很自然地被人看成折射中国变化、观念、缩影的一个载体。
人物周刊：从你这十余年和国外精英打交道的经验来看，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哪些变了，哪些没变？
芮成钢：首先，你老用“精英”这个词，这个词在国外老被当作贬义用的，就是elite，在今天的中国也带有一定的贬义。十几年前他们会觉得和中国对话很吃力，因为中国很不一样，现在更容易了，对中国了解了很多，对中国的误判在过去十几年消除了很多。比如奥运会，还有中国的留学生，还有像我这样在国际化环境下工作的人，帮助他们了解了很多。中美关系上的“战略互信”很难，拿人和人来说，我家有把刀，你家有把刀，我家这把是为你家准备的，怕你家哪天来我家打劫，你家的是为我家准备的。战略互信还在继续建立的过程中，这个变化还不够。对中国经济来讲，他们信心还是很强。
人物周刊：听说你最欣赏的记者是CNN的印度裔主播扎卡利亚。
芮成钢：我跟他很熟，但他在节目上有时会说一些中国消极的话。他是个不错的记者，他的GPS在美国看的人很少，受众比例没有《领导者》大，我觉得他也许有一天会当美国国务卿。
人物周刊：你有没有想过像他一样到西方主流媒体工作，到一个更适合解释中国的平台上？
芮成钢：就“打入敌人内部”了吗？（笑）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外媒未必是个更好的平台。这是个伪命题。你去外媒工作，它说美国肯定多过中国。我这个人是个big patriot，我很爱国，很喜欢目前这个生活状态，你说的那个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人生。我这么爱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去其他国家发展？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媒体的国际化？
芮成钢：第一你对国际事件报道的标准是不是跟国际接轨，你的反应速度，你采访的人的级别，你采访的深度。新闻报道主要还是速度和质量。还有就是国际影响力。希望有一天中国媒体的影响力可以在国际上更大。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骄傲的人吗？
芮成钢：我是一个准完美主义者。有句话叫作“入乎其上，得乎其中”，做节目的时候必须对自己要求很高，电视本来就是一个衰减的过程，你尽很大努力，但最后都会有遗憾。你要拿完美要求自己，但最后也要会接受不完美。这也是人生的态度。
人物周刊：你好像从没像央视一些主持人那样流露出沉重和纠结。
芮成钢：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没有人逼着我给央视工作，选择之前可以充分权衡利弊，也可以选择离开，这是可以选择的。既然选择了就应该去承担这个选择。就好比你选择人生伴侣，你看中了她好的地方，那你就要学会接受她不好不可爱的地方。……我们可以多说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意识形态不强的人吗？
芮成钢：我是一个挺真实的人，对朋友同事和采访者。
人物周刊：有人会觉得你在参与一个大的外宣，你自己也说，中国的形象不太好，很大原因是中国的故事没有讲好，但只会讲故事本身是不是涂脂抹粉的过程呢？
芮成钢：我说的把中国故事讲好是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而不是一个漂亮的中国。让他们看到中国的问题、不好的地方，有助于帮他们管理好对中国的期望值。我们生活在超透明的时代，所以传播的时候诚实很重要。不要成天给他们看中国光鲜的一面，这样他们就觉得中国是发达国家了，一出什么问题就放得很大。比如在印度有些事情就不是新闻。他们不光彩的一面总是成天呈现在世界面前。讲好是用他们接受的方式让他们知道中国到底是什么样。
人物周刊：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被定型了？
芮成钢：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中国今天每一个长期在公众注视之下发声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支持者、反对者，也会有人用非建设性的方式表达见解。但这是常态。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中国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很正常，这是积极的，应该鼓励他们去说，他们去说话这个事情远比他们对我的评价是积极或是消极更重要。虽然有时因为文明程度、批判性思维、审慎的考证、合逻辑的推理这些会有缺失，但这都没有关系，他们能发声这个事实是中国的进步。
人物周刊：所以你宁愿当个靶子？
芮成钢：我没觉得我是个靶子，但偶尔会成为借题发挥的“题”，这也正常，对我不构成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