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湘：刚烈坚韧的汉子

特区二十五岁
　　拓荒
　　如果说袁庚是睿智的，那么梁湘就是刚烈的。17岁就崇尚“马革裹尸还”的他，带着一腔热血上延安，62岁时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抱着“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南下深圳。这个刚烈的汉子，为了特区改革敢跟中央老领导当面叫板，为了深圳甩手向前不怕省里通报批评。顶着特区要“变天”的非议，背着“出卖主权”的骂名，他创下了“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
　　“在深圳真正打开局面的，是梁湘。”原广东省领导刘田夫对媒体坦陈。梁湘这个大刀阔斧在荒芜的土地上竖起了近千幢大楼的人，一生都在“革命”。1919年，这个生于华侨家庭的孩子，到广州上学时就激进而活跃。1937年，不到18岁的他，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徒步奔赴延安，之后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出生入死。
　　梁湘的弟弟著名经济学教授梁文森，这个78岁的老人，在时隔48年后的今天，忆起梁湘奔赴延安时的情形，他流泪了。他说“梁湘跟母亲说‘忠孝不能两全’”，就怀着“马革裹尸还”的壮烈上了延安。在梁文森眼里，梁湘是个心直口快，很负责任，很坚韧，很有原则性的人。
　　1981年3月，已经62岁的梁湘，调到了荒芜一片的深圳任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投身到没有硝烟的“第二次革命”中。来深前，他已经在省政治舞台上有相当一段时间，也相当活跃。先后做过主管工业发展的广州市副市长，广东省副省长等职。
　　梁湘曾说过“他是抱着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来打深圳。这个被称作“苦官”的人，却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胸怀壮志”的印象。谈起自己的父亲，梁湘之子梁明声音有些哽咽“他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刚来时住在铁皮屋里。那时候的深圳只有一条200米不到的街，上步就已是郊区。晚上开会看文件只能躲在蚊帐里，因为蚊子太多。来一年就累得住进医院”。
　　《南粤之子》一书中记录了这样的一个故事：1981年夏天，国画大师刘海粟来深。他对梁湘说：“你梁湘在深圳特区率先推行市场经济、引进外资，搞好了也会有人说你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假如你把深圳搞糟了，更会有人说你复辟资本主义！反正一顶大帽子正等着你去戴哩！”梁湘答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为党立功问心无愧，我什么都不怕，千秋功罪，让后人评说吧！”
　　　那个仍处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国家规定“买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而梁湘“斗胆”拍板，要把“死钱用活”，自己担保，向银行贷款，把当时只能用来办工业的贷款搞了基建，这种被认为“透支”的方式遭到内部通报批评。挨了批的梁湘没停住脚步，他跟相关人员说：“你们大胆办下去，如果错了，要追究责任，由我来负责！”
　　1985年1月起，全国推行梁湘的做法——全国各地的基建投资由原来的国家拨款改为向建设银行贷款。
　　特区的每一步都是艰难的。而梁湘总在无畏地一路逆风前行。1981年夏天，省建工部门把“国际商业大厦”的施工任务分配给了省内一家建筑公司，该公司漫天要价。梁湘大为恼火，拍板要借鉴香港经验面向市场公开招标基建工程，这等于把省里上级部门手中的权给弄没了。
　　上级部门火速来深斥责这是“主权问题”，梁湘站起来就说：“竞争促改革，不管省内还是省外，谁能干就该谁来干。什么叫国家主权，大家都清楚，请别拿大帽子吓人！”这就是梁湘的性格，虽然60多了，却依然生猛。
　　公开招标就这样在“主权问题”的压力下开展，竞标的结果换来了“深圳速度”。
　　而梁文森这个经济学家，说梁湘在特区不知驶向何处时，用行动回答了特区的发展方向问题，在深圳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对深圳经济发展提出“三个为主”。
　　之后，深圳在前无古人之迹可循的情况下，劈荆斩棘迈开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步伐——取消购物票证、粮票，推行劳动合同制，对劳动合同制工人实行社会劳动保险，成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实行统一的所得税税率。……一系列裂变换来“变天论”。有人甚至说“姓梁的把国土主权卖给了外国人”。
　　1981年11月前后，梁湘到职不到一年时间，中纪委很快派来了调查组；深圳的“告状信”也交到了调查组手中，不久北京有人发表文章《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直至1984年1月29日，视察了深圳的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之后宣布开放全国14个沿海城市。梁湘才渡过险滩，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当年《人民日报》称“深圳城市建设是现代化建筑史上的奇迹”。
　　蓝图虽已绘但深圳面临的是人才“奇缺”境地。梁湘主政深圳之初，所拥有的将相兵马才仅有2000余人，宝安县仅1名工程师。梁湘让当时的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常委刘波上广州弄几百人来，但没人愿意。之后深圳筑巢引凤，出台七条优惠政策。希望通过住房、工资、户口等方面的优惠笼络人才。
　　以刘波开道的“招贤团”上北京，走上海历时数十天，跑遍全国12个大城市，四处出击，所到之处采取在当地媒体发布招聘公告。筑巢引凤为深圳的人才储备打下基础。
　　“卖裤子也要把深大建起来。”老深大人还记得梁湘说的这句话。在梁湘的倡议下，特区计划兴建大剧院、博物馆、图书馆、科学馆、体育中心等“文化八景”。梁湘主政深圳时，几年来拿出了占地方财政开支三分之一的资金，办文教卫、科学和体育事业。办起了《深圳特区报》、《深圳青年报》等八家报刊杂志。创办了深圳大学、教育学院、电视大学、各类中专和一批中小学。“勒紧裤带也要把文化科学建设起来”这是当年梁湘立下的军令状。
　　1986年对梁湘来说，可谓悲喜两重天，新年伊始，梁湘成为《半月谈》杂志的封面人物，被推举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但仅仅几个月后，梁湘失去了领导职务。他在当年的离职会上说：入党已半个世纪，他“没有虚度年华”。
　　虽然最初安排他来深圳时，他跟习仲勋大吵过一架，但在5年后离职的讲话里，他却立下“死后骨灰安放梧桐山”的遗嘱，他引用智利诗人那句“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
　　1998年，梁湘在广州病逝。“深圳的历史上抹不掉梁湘的名字！”当年他花了6万元请人雕刻了孺子牛，有些老人认为梁湘是在那头倔强的牛身上看到了自己。而据《深圳人重评梁湘》的作者朱健国先生称，民间有一批人准备自己投资为梁湘立碑。
　　■同领风骚
　　“京官”李灏
　　李灏：以“京官”背景降临深圳，开深圳特区“长官”“空降史”。
　　解放后，他一直在京城为官，先后在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国务院工交办担任领导职务，1983年起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副书记。直到1985年，被当时的国务院领导点将空降至深。
　　1985年，被媒体称为特区“寒冷的冬天”的那一年，李灏受命于危难之际，虽然他不太愿意，但他还是顶着别人“你到那去找死呀”的劝导，留下“我要上前线了”的话，来到了一夜沉寂的深圳。
　　这个在人们印象中“风度翩翩，举止儒雅”的新市长，他赴任时引用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开始了特区的“第二次爬坡”，开创了深圳的第二个新阶段。
　　他上任后首先抓的四件事：成立外汇调剂中心，建立投资管理公司，成立监察局，成立城市规划委员会。这些都被称为是对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伤筋动骨的大突破。而拍卖土地，这个在当时多少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在李灏主政深圳期间，敲响了新中国的第一槌。但在拍板之前，他采取了非常之举，设法将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请到了拍卖会的现场。这个京官的优势，能在更大程度上抵挡来自各方、尤其是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压力。
　　当年的同事，还记得李灏的办公室墙上，挂着这样的条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