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湘罢官 一个新时代改革先锋的下场

莫闻通/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在这一改天换地的澎湃浪潮＿堙A先后涌现了一批闯将，冲锋陷阵、披荆斩棘，终於在中国大地上走出了一条新路。在深圳、海南两个经济特区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的梁湘，就是其中极其出色的一位。

　　梁湘是广东开平人。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他还未满十九岁，便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日寇投降后随军到东北作地方建政工作，短时期担任过辽北省西安县（今吉林省辽源市）县长。一九四九年下半年随四野军队入关南下接收广州，并一直在广州任职直至文革开始。文革中靠边、被「解放」以后，一九七三年起重又在广州担任市委副书记等职。

    深圳拓荒贵在思想解放

　　在粤、闽二省建立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寻找发展经济的道路，可以视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役，深圳因为毗连香港而成为第一批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中的排头，十分引人注目。

一九八三年的（左起）任仲夷、胡耀邦、梁湘。（明报资料室）

    一九八一年中，梁湘开始担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他上任时，许多老干部对特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诸多指责和非难，说对外开放和改革是复辟资本主义；但梁湘不为所动。在人才和资金都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梁湘和市委一班人为了使深圳这个原来人口才一万多人的小镇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率先采用「外引内联」的办法作为特区筹集资金和招揽人才的办法。「外引」，就是以深圳可以招来内地充裕的劳动力，以比香港低廉的工资、土地、商铺和厂房租金，加上减免税项等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不仅筹集了建设资金，而且引进了先进管理方法和技术，为深圳培养了人才，还通过外资企业开拓了国际市场。「内联」，就是欢迎全国各省、市的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到深圳单独或合作办企业，形成深圳的生产和科研网络。一九八三?八五年间，内联企业就有二千多家，为深圳输入三十五万多名各类人才和七十多万名劳动力。内联企业获利二十多亿元人民币，汇回内地的劳务费更多达四十多亿，创造了双赢局面。劳动工资的改革和引进先进的技术，使深圳创造了三天就盖一层楼的奇＿[，被称为「深圳速度」，在全国传扬一时。

    梁湘在深圳主政五年，全市国民生产的总产值超过过去三十年的总和，使深圳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都市。中共中央当时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专门出版了由梁湘撰写的《前进中的深圳》一书，向全国大力推介深圳。一九八五年北京出版的《半月谈》，把梁湘推举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开罪保守势力黯然罢官

　　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南下到了深圳、珠海、厦门视察。视察时邓只看不说。六月二十九日，邓在北京接见外宾时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是否对？还要看一看。总之，它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也是个试验。」又说：「深圳特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试验。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不过特区开始才三年多一点时间，再过三年总会找出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然而香港和海外一些传媒的理解却不一样。一家传媒说：「邓小平这番话是一颗炸弹，深圳特区人被吓呆了！」有的报刊说：「深圳搞来搞去是假大空。」有的说：「深圳偏离了改革的正确轨道。」然而梁湘并没有理会这些风言风语。他深知「发展是硬道理」的真义，依然雄心勃勃地和港商胡应湘经多番谈判，签订了意向书，准备由胡应湘的合和企业，投资二十亿港元，把深圳福田开发成一个占地三十平方公里的新市区，以加快深圳建设的步伐。

　　但天有不测风云。一九八四至八五年间，正是谈判香港回归，中英发生争议的敏感时刻。不少港人和在港的外商，对香港回归中国后是否会改变香港现行的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存在种种疑虑，不但港商中止了回内地投资的步伐，而且不少中产阶级变卖房产，移民到澳洲和加拿大等地。在这一形势下，胡应湘虽然和深圳签订了意向书，也因无法取得银行的贷款，被迫中止了开发福田新区这一庞大的投资项目。这类情况，显然是深圳市当局无法预料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人中，对赵紫阳、万里在四川和安徽推行的农村改革思想上十分抵触的不乏其人，认为这是滑到了资本主义边缘；对引进外资搞经济建设也并不积极。当他们知道港商中止开发福田新区时，便对梁湘严厉指责，说梁湘「居功骄傲」，「急於求成」；「深圳走快了，走远了，摊子铺得太大了。」并对梁湘计划向银行贷款开辟新财源以加快建设步伐的设想大加申斥。不久，由省政府新闻发言人出面召集新闻发布会，把梁湘这一系列「错误」公开披露，使梁湘无法下台，而且使深圳的建设顿时陷於困境。过了几天，即一九八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新华社发布消息，报道广东省免去梁湘深圳市长一职；不久，广东省委又免去梁湘深圳市委书记职务。使原来想在深圳大干一场的这头特区的「开荒牛」，空有凌云之志，但却无用武之地。

    开发海南苦於缺乏资金

　　尽管梁湘被广东当局罢了官；但有胆有识的建设人才是不会被埋没的。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五日，中央将原来隶属广东的海南岛单独建省，并决定把海南办成另一个经济特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在挑选海南省的一、二把手时，慧眼识英雄，他除了选中刚离休的中共广州市委原任书记许士杰之外，还根据梁湘在深圳创办特区的出色表现，把梁湘也选上了。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海南建省，第一任省委书记是许士杰，梁湘则被任命为省委副书记兼省长。

　　许、梁二人接受了筹建海南省的任务后，就在北京招揽人才。由於他们二人一向尊重人才，礼贤下士，加上改革开放已逐渐深入人心，很快便形成十万英才下海南的热潮，引起国人瞩目。

　　海南创建经济特区最大的困难也是缺乏资金。当时，香港的华人投资者基本上都回到和香港毗邻的珠江三角洲投资，对离香港较远的海南，投资的兴趣不大。针对海南现实，梁湘等人提出了「成片开发，综合补偿」的方针，吸引外资。好不容易，梁湘才和日资的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拉上关系。经实地考察和多番谈判，才和这家日商达成意向。海南当局将西北部原来一片盐碱不毛的洋浦半岛，划出三十平方公里土地作为开发区，以七十年为期，将这片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熊谷组成片开发。这一招商引资开发大片土地的模式，是梁湘总结了深圳原来计划开发福田新市区的做法提出来之后，并经海南省委讨论同意，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一大突破。此外，梁湘和许士杰还最早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提出国有、外资、个体、民营等企业平等竞争；以及「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制度，这些后来都被北京当局陆续加以肯定和采用。

    租借洋浦徒招卖国骂名

　　然而好事多磨。正当梁湘准备以省长身份代表海南省政府，和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的代表签订开发洋浦的意向书时，全国政协委员张维（前清华大学副校长、首任深圳大学校长）到海南考察后，在全国政协在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举行的会议上，从满清政府割让香港给英国谈起，继而说：「国耻未雪，如今海南又把相当於半个香港的土地，以低得不能再低的地价??九千万元人民币，租让给外国人，而且是侵略过中国的日本人。此举何异引狼入室，开门揖盗！」这一煽动性的发言，一时间迷惑了许多不明真相的政协委员。有一百多名委员还签名上书国务院，要求立即制止海南引资开发洋浦。香港和海外一些传媒报道此事时，更说这是「外国租界重现，势成新国耻」！有的报纸直斥「海南弃主权换钱是卖国行为」！上海、西安一些不明真相的大学生还上街游行示威，声讨「海南卖国贼」。

    这场洋浦风波，对梁湘和许士杰，造成沉重的压力和巨大的冲击。他们商量后，便向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赵紫阳、杨尚昆、王震、田纪云汇报，以期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同时许、梁和具体负责洋浦开发的副省长邹尔康，也在会上向政协委员们耐心解释洋浦成片租让开发只涉使用权不涉主权，自己开发大片荒芜土地，没有资金，不用租借办法就只能继续荒芜，而开发洋浦会对海南全岛的建设在资金、就业、管理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这使许多委员接受了他们的解释，转而支持洋浦开发的决策。

　　当时不在北京的邓小平，对此也十分关心，并通过热线电话对海南省委作了如下指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事不宜迟。但需向党内外不同意见者讲清楚，手续要齐备。」

　　中央多位领导人的支持，对海南省的领导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也给日本投资者吃了定心丸。一九九二年八月十八日，海南省政府与日商熊谷组正式签署了《洋浦经济开发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一九九三年九月九日，洋浦开发区实施封关运作。又过了六年，印尼金光集团控股的新加坡亚洲浆纸业有限股份公司投资十二亿八千三百万美元，年产六十万吨全漂白木浆项目在洋浦正式动工。

　　令人十分遗憾和惋惜的是，许士杰在创建海南经济特区时，因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体内癌细胞扩散，在洋浦开发前就已逝世。而梁湘这头特区的「开荒牛」，则患上了另类「癌症」，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中蒙上不白之冤，又被罢官羁押。

    「六四」罢官成政治牺牲

　　事情发生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中、下旬和六月初，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北京民众，针对一些高干及其子女的贪腐行为，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在悼念中共原任总书记胡耀邦时，以示威、绝食等和平行动，反贪腐、反官倒、要求民主。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部分政治局常委和高干，主张要冷静、理智、克制、有秩序，采取民主法治的方针，用对话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这一主张，在各地相当一部分干部和民众中得到支持和拥护。香港就有上百万人上街游行，其中包括中资机构的外派干部。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文汇报》更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远在中国南端的海南岛，也受到这股风暴的影响。《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除了从自己的渠道对北京的风暴有所了解之外，又看了海外媒体的报道，思想上是支持民众的。他请示了当时在海南省委、省政府主持工作的梁湘，便在报上支持赵紫阳。因此当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被逼下台，并被定性为「支持动乱」、「分裂党」之后，《海南日报》便被中央宣传部门斥责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加以清查和整肃。程凯知道风声便逃亡海外，北京当局知道他是请示了梁湘才敢如此胆大妄为的，便把梁湘召到北京「谈话」。「谈话」内容就是要梁湘交代他和赵紫阳的关系。

　  梁湘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早经风雨，他在深圳被广东省委变相罢官后，赵紫阳敢於起用他到海南担任要职，是心存感激的；但他对「六四」事件中，中央有两派不同意见，则全不知情。所以他回答审问时，坚持说：「赵紫阳当时是党总书记，一直是我的上级，我作为他的下级，拥护上级，有什麽错？」

　　邓小平、李鹏对梁湘这种强硬的态度十分恼火，认为梁湘资格虽老，工作也好，但不能再用。於是便决定再罢梁湘的官。可是，经过多方查证，也找不出梁和赵在「六四」事件中有任何联系。不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北京的当权者决定由国家监察部新闻发言人出面，於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四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宣布梁湘犯有「以权谋私」的错误，决定「撤销梁湘同志中共海南省副书记、省委常委、委员和海南省省长职务，并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何时才能讨回公道？

　　十馀年后的今天，回看梁湘的罢官海南，「支持动乱」、「支持赵紫阳」只是个由头，这个由头因查无实据而摆不上台面。「以权谋私」的「严重错误」也只是些既不犯法，又不违规，诸如出国做了几套西装，宴请吃了几顿酒饭之类的鸡毛蒜皮，摆在台面上除了要人明白何谓「欲加之罪」，还能是什麽？

　　梁湘被罢官后，回到海南仍被软禁在武警的营房内，丧失人身自由，逼他继续交代问题，但依然一无所获。过了一段时期，江泽民上台后奉邓小平的旨意，把「六四」事件从「反革命动乱」，降低调子叫「一场政治风波」，后来更降为「一场风波」。然而对在这场风波中被罢官的梁湘仍不肯也不敢公开平反，一九九ま年只是同意他离开海南，回到深圳「养病」。此后的八、九年，梁湘疾病缠身，辗转广州、深圳各大医院之间，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病逝广州。

　　笔者是在时任《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先生的陪同下，曾在深圳探望过梁湘。当时他因病重已不能言语，只能张口示意，而且潸然下泪。可以看得出，他是有冤无处申啊！难怪中国着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于光远，不久前在北京出版的《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尖锐提出要「重评梁湘」。一位名叫辛业江的海南省现职官员，也为这本杂志着文，题目叫「哭梁湘」，为梁湘「抱恨终生」而哭。这两篇文章都要求为这位创建深圳、海南经济特区的「开荒牛」梁湘讨回公道。梁湘去世已近十年，如果有更多的人努力为他讨公道，他讨回公道的日子想必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