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讲话实录

    《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平装）　作者：朱镕基　版本：人民出版社　2011年9月　　定价：196.00元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一卷至第四卷)，近日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朱镕基讲话实录》收入照片272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编入该书的文稿，均根据朱镕基出席重要会议和到地方、部门考察调研讲话的音像资料、文字记录稿和手迹编辑而成，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朱镕基逐篇审定了编入本书的全部文稿。
　　为学与为人*[1]
　　(1992年4月1日)
　　四十多年前，母校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一次会上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话：
　　“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学为学。为人不好，为学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学为人，首先是当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哲人已逝，言犹在耳。清华就是教我们为学，又教我们为人的地方。它以严谨的学风和革命的传统，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献身革命和建设祖国的“有骨气的中国人”。饮水思源，终生难忘。
　　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严师可出高徒。
　　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
　　清华电机系行年六十，弟子六千，为人为学，人才辈出。值此建系六十周年大庆，敬录章师名言，愿与同学共勉。
　　[1]*??这是朱镕基同志为清华大学电机系建系60周年撰写的贺文。
　　假冒伪劣商品影响国家的形象*[1]
　　(1993年8月25日)
　　对假冒伪劣商品要从严把关，你们这儿是最后一关，这儿把不住，就流向了国外，问题就严重了，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形象。最近，我看到许多材料，是俄罗斯有关方面反映我们的假冒伪劣商品太多，严重影响了我们国家的声誉。
　　假冒伪劣商品危害极大，一定要卡住假冒伪劣的商品，不让它们过关。靠假冒伪劣商品，国家是发展不起来的，是繁荣不起来的，也是没有前途的。
　　如何解决假冒伪劣商品流向国外的问题？我想无非就两条。
　　一是海关要从严把关，严格检查制度。现在你们可能人力不足，检查全部商品有困难，但可以实行抽查，对一批商品抽查几处。一旦发现问题，要从严处理，成倍或几倍地罚款，把出口假冒伪劣商品的人罚得倾家荡产。
　　二是通过各种渠道，让广大人民群众检举揭发，发挥“隐线”的作用，鼓励群众揭发假冒伪劣的行为。对于群众揭发并能查到实据的线索，要重奖揭发检举的群众，要逐步地形成全社会抵制假冒伪劣商品的社会风气和环境。
　　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斗争中，还要充分发挥公、检、法、司的作用，搞综合治理。
　　[1]*??1993年8月23日至29日，朱镕基同志在内蒙古自治区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海拉尔、满洲里、呼和浩特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满洲里海关听取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缓解铁路运输紧张状况*[1]
　　(1992年7月16日)
　　全国经济上新台阶，铁路怎么办？我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大家都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铁路运输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能源、交通和基础工业，应该说我们党和国家一直非常重视，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得很好。最近几年，电力搞得比较快，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尽管现在还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部分地区还是缺电，但总的来讲，在基础设施方面，电是解决得最好的。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一年增加1000万千瓦，这个建设速度相当了不起。煤矿现在看来还是一个大问题，不要看煤炭暂时有点积压，一年增加1000万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意味着一年必须增加3000万吨煤，但我们并没有相应地建设煤矿，煤炭生产能力的接续还是个问题。我现在很担心，到明年煤炭供应肯定要紧张。统配煤只有5亿吨，其他都是地方煤矿，主要是小煤矿，不少是乱挖乱采，拼资源、拼设备、拼人力。最近，我到山西和河北秦皇岛，希望晋煤外运能多拉一点。经过协调，今年能够多拉1000万吨晋煤出来，并不挤别的物资。但秦皇岛港方面说，无论如何达不到日接3000车。我们给它解决了一些问题，现在每天接卸3100多车。按这个速度，今年多拉1000万吨煤出来应该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南方各港口不愿多接煤。我告诉有关省市，要煤不是上馆子吃面条，随要随到。你现在不存煤，明年你的经济发展速度上去了，再要煤，运都运不出来，你找我就晚了。石油也越来越紧张，搞不好我国可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东部地区的石油产量要稳住相当困难，西部地区的油怎么运出来？所有的基础设施中，港口落后，海运也落后，船使用多年，该更新的没有更新。比较起来，还是铁路最落后。虽然我们很重视，但这么多年没有很好地解决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建设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长期没有解决，有更深层次的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问题，领导也承担了责任，这一点要把它讲清楚。但是，我们怎么办？现在全国经济要上一个新台阶，要赶快把铁路运输搞上去。铁路运输搞上去了，全国的经济就好上台阶了；铁路运输搞不上去，上台阶就受影响，责任是非常重大的。现在铁路运输到处都紧，目前要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年铁路货运量计划完成15.2亿吨，比去年增长4%，而现在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在10%以上，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超过18%，这个4%怎么能解决问题？煤炭运输，今年上半年只比去年同期增长1.9%，其中统配煤运输还减少了，怎么能满足需求呢？今后三年，预计你们的货运量平均增长速度是2.8%，而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是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所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使我们采取种种措施，铁路运输的紧张状况在今后几年不是缓和，而是会更加紧张；铁路负荷不是减轻，而是会加重。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没有紧迫感、没有危机感不行。什么叫危机感呢？大家都在贯彻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大干快上，结果却都被铁路运输给卡住了，你们这个压力是不好受的。有危机感，就要有责任感。铁路运输现在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我把这个问题喊得早一点，也可能会解决得好一点。因此，我希望铁路战线的全体同志都能增强这种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
　　全国经济要上新台阶，铁路怎么办？一个是近期的措施，另一个是远期的措施，我结合下去调查的体会说一说。从近期来讲，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光你们着急不行，全体铁路职工都要着急，一直到分局长、工班长、小组长，全体职工大家一起着急才行。我一直讲，铁路职工是一支半军事化的队伍，指到哪里打到哪里，队伍的素质是好的。但是，我们这种集中的管理方式在经营管理上也有落后的一面，吃“大锅饭”比较严重。我们一方面要保持优点，加强职工队伍的组织纪律性和思想政治工作，从严要求；另一方面，在经营管理上要进行改革，要放一点权。你们一个企业有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要让他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要给他们包干。如果什么钱都到上面来领，那是无底洞。国务院最近已经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很快就要公开发表了。这个《条例》在很多方面有突破，能制定这样的条例是很不容易的。它增加了企业的自主权，也增加了企业本身的责任，使企业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推动它进入市场，使它有自我积累、自我改造的能力；同时，又具有自我约束的机制。在投资风险、个人收入分配等方面，有一种约束的机制。在这些方面，我认为《条例》有所突破。我希望你们对《条例》认真地进行宣传、贯彻。只要认真贯彻《条例》，就一定会见到成效，一定能够把企业、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解决当前铁路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二，加紧进行技术改造。技术改造先搞“短、平、快”措施，能马上见效。根据铁路运输需要，扩建车站、延长股道等等都是“短、平、快”，把设施配套起来，运力就能增加。最快的措施是增加机车车辆，我和国家计委商量，今年增加4亿元的购车费。我们商量，如果铁路资金还不够，就要多少给多少，把铁路所有的车辆厂开动起来。如果车辆厂生产的机车还不够，可以进口。你要钱给钱，要外汇给外汇，只要你实际需要。不把钱用在关键的地方，国民经济能搞上去吗？现在就是铁路卡经济的脖子，不把钱用在铁道上，用到哪里去？还能去搞加工工业吗？目前，加工工业上得很猛，将来是要吃亏的。铁路多修一条，绝对吃不了亏，即使超前也吃不了亏，基础设施建设本来就应该超前的，多花点钱是应该的。把铁路搞上去需要花钱，国家会支持的。总之，技术改造见效快，要抓紧搞。
　　第三，通过合理的劳动组织，提高劳动效率。要把大家动员起来，把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现在，铁路的维修、施工都要“点”，一要就要很长时间，有的甚至几个小时列车不能通过，影响运输。能不能减少些要“点”的次数，缩短些要“点”的时间，上班就拼命干，减少对运输的干扰和影响？我想，在这方面铁路部门还有很大的潜力。
　　第四，需要科学的调度管理。调度要长短结合、远近结合，这里面很有学问。我在山西考察时就讲，希望铁路多拉煤，但是绝对不允许以“黑”压“白”，运煤炭挤别的。我一再强调，多拉煤把别的挤掉了不算本事，这不行。我在河南召开大型企业厂长座谈会时，洛阳轴承厂的厂长在会上说：我一个月要41个车皮，只给34个，差7个。我们的轴承都是出口的，人家每个月都等着我的货。由于车皮不足，不能按时交货，把美国市场丢掉了。一车煤炭是几千元，一车轴承价值是150万元，差距很大，运哪个合算？这个例子使我又体会到，不能用煤炭压其他物资。当然，煤炭的社会效益很大，也不能只看它本身的价值。所以，要合理调度，要了解用户的情况。这方面要由各地的经委来帮助决定轻重缓急，发挥国民经济的最佳效益，把不利影响减到最小程度。铁路运输满足不了需要，就只能挑能够发挥最好效益的来满足。这不是简单地通过今天发几车煤、明天发几车轴承就能解决问题的，需要很好地研究和分析，更讲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长远来讲怎么办？铁道部的“八五”计划是按“3、5、6”来安排的，就是修建复线3600公里、电气化铁路5600公里、新线6100公里。按这个安排，“八五”时期前两年因资金不足，没有达到五年的平均建设速度，后三年要补上来，这是最低纲领，必须完成。我提个希望，“八五”计划争取提前一年完成，行不行？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所有的项目都提前一年完成，请大家讨论。我想，如果不提前一年，恐怕今后的日子比较难过，“九五”期间的日子更难过。所以，还是要想办法力争提前，提前一年不行，提前半年也好，每个项目都要加快各个环节的工作。我认为京九线[2]是当前矛盾的焦点，应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采取分段投资包干的办法。当地的省委书记、省长要共同努力，力争京九线提前一年半全线通车。只要全体动员起来，搞这么一条南北大通道，不是不能提前通车的。提前一年半不行，提前一年也是好的，“时间就是金钱”嘛。要注意的是工作不能议而不决，现在好多事情往往是在那里扯皮。芜湖长江大桥就为公路桥是否与铁路桥修在一起扯皮，扯了那么久啦。铁道部的意见，公路桥、铁路桥一起修，投资省；交通部说，为了便于维修，铁路桥、公路桥要单独修。安徽省赞同铁道部的意见。我说，这个事情实在没有必要扯皮，就得要决断。我别的经验没有，修桥我有经验。我在上海遇到的问题是，有人说黄浦江不能修大桥，要修隧道。南浦大桥是江泽民同志决定修的，杨浦大桥我们决定还是要修。南浦大桥建成后，成为上海一大景观。修杨浦大桥时，有人提出多种多样的造型方案。我们决定按南浦大桥翻版，采取同样的设计，使用同一个施工队伍的原班人马，流水作业，建设速度大大加快，明年下半年就可以通车了。现在，上海体会到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如果当时“百花齐放”，总在讨论修这种桥还是那种桥，那到现在根本没有南浦、杨浦两座桥。就是说，该定的事得赶快定。我赞成京九线搞个领导小组，要有决断能力，能够把沿线各个省市协调起来，采取断然的手段，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京九线创造一个铁路修建的高速度。然后，其他各条铁路线都提前半年到一年完工，我看是可能的。
　　同志们，在近期，我们的铁路运输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肯定的，十年以内也满足不了需要。但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只要你们千方百计尽了努力，工作有一个大的改善，我想全国人民会谅解你们、支持你们的。我今天在这里表个态：为了提高运输能力，不管是近期的还是远期的，不管是技术改造还是基本建设，不管是劳动组织还是加强管理，你们碰到任何困难以及不能解决的问题，都可以找主管部门解决。该找国家计委的找国家计委，该找国务院经贸办的找国务院经贸办，该找劳动部的找劳动部；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你们来找我；我解决不了，可以找总理。总之，我愿意尽我微薄的力量，和同志们共同把铁路运输和铁路建设搞上去。关于建设资金问题，昨天，我和叶青[3]同志也商量了，可以想各种办法：第一，从政策上讲，对于铁路建设资金不足部分，由国务院考虑提高铁路运价或提高建设基金水平，积极地推进价格改革；第二，因为国家的拨款有限，铁路部门可以多用一点贷款，扩大一点贷款使用的范围，和建设基金、拨款结合起来使用；第三，调动地方的积极性，鼓励地方修建铁路，并实行“新路新价”。“新路新价”这条原则，国务院已经定了。京九线是新线，当然可以实行新价。但是，怎么实行？你们要研究具体办法，要有可操作性，要有利于运输、有利于建设。
　　听说明年铁路运营要亏损，李鹏同志非常关心，让我跟李森茂[4]同志讲，可不能让建设资金被工资等人头费吃掉了。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找一找出路，发展多种经营。因为有各种涨价的因素，提高了运输成本，铁路确有发生亏损的危险。但是，我考察煤矿得出一个体会，现在普遍人浮于事，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状况哪个行业都有。铁路系统是个半军事化的组织，我看也存在人浮于事的问题。你们可以把一部分人拉出来搞多种经营，增加财源。我希望铁道部门狠抓一下这件事情，每个铁路局、铁路分局都要有一名负责同志来抓多种经营，结合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把多余的人拉出来搞多种经营、资源综合利用，特别是发展第三产业。我在煤矿考察时反复强调发展多种经营，不要盲目发展加工工业，那是重复建设，将来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最好的办法是发展第三产业，搞商业，搞服务业，这些东西是不怕多的。拉出来搞多种经营的职工待遇不变、身份不变，还是全民职工。我想，对这项工作，铁道部要抓一抓。你们一共有342万人，才十几万人搞多种经营，这个事业发展潜力很大。我相信，铁路部门在这方面会开辟一条途径。但是，有一条要切记，搞第三产业，不能以车谋私、以票谋私，不能经营车皮、车票。铁道部党组制定的严禁以车、以票谋私的决定是正确的，要坚决执行。如果利用行业的有利条件，去倒卖车皮、车票，就会损坏铁路的声誉，就会败坏党风、路风，甚至毁掉我们的一批干部。对这个问题，各级领导干部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下铁路运输安全问题。安全问题是伴随着运输而产生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特别是在运输紧张时，更要强调安全。这几年，铁路部门在运输安全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见到了成效。但是，这项工作稍有松懈，就会出问题。一出事故，就可能造成车毁人亡，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因此，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始终如一地把运输安全工作抓紧抓好。要加强管理，改善设施，确保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确保铁路运输的畅通。
　　[1]*??1992年7月14日至18日，铁道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铁路领导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全国铁路系统各单位的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2]??见本卷第76页注〔1〕。
　　[3]??叶青，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4]??李森茂，当时任铁道部部长。

卖地收入首先要用于安置拆迁户*[1]
　　(1994年6月4日)
　　椿霖〔1〕[2]同志并告侯捷同志：
　　城市拆迁应该有计划、有步骤，量力而行。现在有些城市不顾后果，大量卖地，大量拆迁，置拆迁居民于不顾，这样搞下去要影响社会稳定。应由有关部门联合发个通知，提请地方注意。卖地收入首先要用于安置拆迁户，要国家来背这个包袱是背不起的。请酌。
　　朱镕基
　　6.4
　　信访工作是体察民情的重要渠道*[3]
　　(1995年10月30日)
　　重视和关心信访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重视信访工作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信访工作非常重视，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我自己也深深体会到信访工作的重要性。
　　首先，信访工作是我们体察民情的重要渠道。我们现在也下去考察工作，去调查研究。同志们，你们说我们下去看到的都是真实情况吗？应该说能看到一些，但不是那么多。并不是说谁要隐瞒什么东西，或者欺骗我们。好多事情一级到一级，就像过筛子一样，一个筛子比一个筛子细，过滤到你这里也就不多了。很多时候看到的不是那么真实的情况，特别是我们下去考察的时间又很短，所以有很多情况不了解，或者不能完全了解。而信访工作就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是真正体察民情的重要渠道。人家写信的时候，往往是匿名信，讲的就是他心里想要讲的话。当然，这些话也许不一定都那么符合事实；但只要有5%符合事实，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了解情况的渠道啊！其次，我认为信访工作是对政策执行情况的及时反馈。政策出台以后引起什么反响？你往往只听到一级一级的干部表示拥护中央的英明决策，而他们是不是都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这些政策的执行情况了？不一定。这些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他们感受最深，一觉得不对头，马上就会通过信访来反映了。因此，从信访工作里面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政策究竟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全面还是不全面，这是及时的反馈。第三，信访工作是我们党，特别是我们党的高级干部联系群众的一个天然的渠道、天然的桥梁或者说天然的纽带。要紧密联系群众，我们应该多交朋友，多听一些真实情况，但是我们处在这个地位，往往又不那么容易交到基层的真心朋友。通过人民来信，你就可以真正地交到朋友了，这样也就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在上海市工作期间，有一次带了一些区委书记、区长到黄浦区的八仙桥菜市场去参观，那个菜市场办得非常好。群众一听我们去了，一会儿就把菜市场包围了。很多人都拿着一封信，要求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有一个老太太，瞧见我过来了，就往我这里跑。警卫人员把她拦住了，她说今天非找朱市长不行，不找朱市长解决不了她的问题。我就朝她走过去说，你不要着急，慢慢讲。她说家里厨房旁边的下水道堵塞已经一个礼拜没清理了，粪水快要冒出盖板了，怎么做饭啊！我说，你放心回去，下午就会有人去清理。如果没人去，你再打电话找我。这件事，我至今忘不了。我们的基层干部确实应该多关心老百姓的疾苦。那位老太太一定是找过干部多少次，没有人管这些事，最后认为只有找市长才能解决问题。从这样一件小事本身，就能反映出我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去年我接到一万多封人民来信，这是指直接写给我个人的，不是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也不是给其他领导同志的，是由中办、国办信访局报送我处理的。今年也差不多，每个月大概会收到800封到1000封人民来信。我非常感谢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同志们，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认真。重要的信，他们都是把原信全文送给我看；比较重要的信，他们摘要报送给我；他们还把每月收到的全部来信的处理情况向我作一次汇报。在每个月写给我的人民来信总结报告上，我都批示哪些信要送谁，哪些信要转哪个部门，该怎么处理。今后，我还是希望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同志们，你们不要怕我的工作太忙，要尽量地多送一些人民来信给我看。我知道你们转给有关部门以后，许多信往往可能石沉大海。这也不是怪有关部门的同志，他们对有些问题也没有解决的办法。说老实话，我也没有很多办法。但是，我要尽我的责任，我批下去，有关部门总是比较重视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但是关系到我们党和群众的关系，关系到我们的廉政、法制，也确实关系到我们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就是说，我们听不听群众的意见、帮不帮他们办事、为不为他们服务，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要把信访工作做好，第一，需要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重视。一把手要重视信访工作。第二，也要依靠全体信访工作战线上的同志们，依靠你们高度的责任感。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你们默默无闻地辛苦工作，为密切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作出了贡献。信访工作是很麻烦的工作，要依靠你们的责任感，才能把事情做好。一般地讲，人民来信里面，只是提出个人要求的并不是特别多，多数还是对我们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特别是对一些坏人坏事的举报。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衷心地希望，在领导重视和同志们的高度责任感与辛勤劳动下，我们互相结合，共同努力，就会把信访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搞“豆腐渣工程”就是对人民犯罪*[4]
　　(1998年12月3日)
　　采取财政发债的方式，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大政策措施，而成败的关键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质量和效益。因此，搞“豆腐渣工程”就是对人民犯罪。交通部应将查出的公路建设质量问题通报全国，公开曝光，引起各级党政领导的注意和重视。
　　朱镕基
　　12.3
　　信访工作是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5]
　　(1999年2月5日)
　　信访工作很重要，信访工作很繁重。信访局的同志们很辛苦，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在春节前，我和王忠禹、王刚〔1〕[6]等同志来看望大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表示感谢！
　　信访工作是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与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我们有各种渠道，各种民主的、法制的渠道，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正常的渠道不能够充分利用，需要有信访工作这样一个重要的渠道。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渠道，很可能听不到任何真正的声音，只有歌功颂德，没有批评监督。首先，信访工作能帮助检验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问题，是不是符合实际。其次，我们也可以通过信访渠道，让人民群众提出各种建议，有时候在会议上不好提，可以通过信访来提，这可以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再次，信访工作是对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检验和监督，特别是对违法违纪干部的一种揭露。我过去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工作，没有直接联系信访工作，但也很重视牵涉到我分管的工作中的群众来信。我接触人民来信比较多是到上海当市长以后。从那时起，我就非常重视信访工作，直接批出去的人民来信数量很大。当时，收到的信件虽然没有现在多，但是我批出去的信件比现在要多得多。那时一年只收到四万件，现在有几十万件，当然，我不可能看那么多。尽管我看的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但对我也有很大的教育和启发。来信不一定都是符合实际的，但写信的方法和反映的情况，也足以引起我的深思。我今天来信访局，是希望各级信访干部能真正地认识到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它确实是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联系人民群众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渠道，一定不能忽视这一渠道，不能马马虎虎地对待，要认真地对待。说老实话，我也确实从这些信件里面，获得了一些新的工作思路。现在人民来信中，有将近60%是反映农村中的问题，是牵涉到农民利益的问题，如土地承包中的乱占地、乱收费，农民负担沉重不堪，干部违法乱纪等；有30%是反映城市中的问题，大部分是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涉及下岗职工的生活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问题；还有10%主要是反映干部问题。当然，城市、农村中的问题也牵涉到干部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目前我们党的政策在执行过程当中哪些方面出了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有这么大分量的来信反映农民的负担、土地承包、乱收费等牵涉到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农业这个基础就会动摇。想当年我们是靠农村包围城市起家的，农村工作，不是光喊口号、下发文件就行，要把中央的农村政策贯彻落实到底。
　　第二，城市的问题，主要是下岗职工问题。不是我们叫他们下岗，而是过去的政策出了点问题，搞重复建设没有资本金，借银行贷款乱上项目，一些国有企业生产出的产品根本没有市场，无法继续生产，只得给职工“放假”。1997年年底，下岗职工达到1000万人。那个时候，中央就提出政策：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干什么呢？就是把他们安置起来。到去年年底，90%以上的下岗职工进了再就业服务中心，拿到了基本生活费，尽管比过去的工资要少得多，但他们能生活下去。还有离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金问题。去年上半年，离退休人员闹事比下岗职工要激烈得多，这些人心态更不平衡，“青春献给党，老了没人养。要我靠儿女，儿女都下岗”。他们一肚子气啊！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是非保不行的。中央财政今年拿了122亿元补贴给地方，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职工养老保险。
　　第三，干部队伍的腐化相当严重。有些事情是前所未闻的。县长买通杀手去杀县委书记，他好当书记；副县长买通杀手杀县长，他好当县长。这类案件不是一起，起码有五起之多。我们只听说过跑官、买官、要官的事情，没有听说过有杀人升官的事。居然腐败到这个程度！
　　从这些情况看，我们确实是要认真地听取群众的意见，联系人民群众。光看报纸、报告，那是根本无法工作的。不久前我到安徽省南陵县去察看粮食仓库，在我没去之前粮库都是空的，后来他们把一些粮站的粮都搬过来，摆得整整齐齐。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还有一件事情，我到某省会城市考察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原来是一个大仓库，空空荡荡的，他们在几天之内把许多个体户都搬进去，里边人山人海。我去参观的时候，那欢呼啊！人人都想跟我握手，挺有劲儿的，热情得很。我一回到北京，就收到一封人民来信，说那些都是假的，不信现在你再去看看，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就派国务院办公厅的同志去微服私访，果然来信反映的情况属实。现在，你要下去视察工作，都事先安排好了。固定的点，都是笑脸相迎，热情招待；汇报的人都挑好了，都是对答如流。这些你能相信吗？所以，你听不到真实的意见，怎么为政呢？政策怎么出来啊？
　　同志们一定要意识到，你们的岗位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你们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你们工作的成绩，不仅仅表现在进了多少万件群众来信，出了多少万件群众来信，而在于这些来信将在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很明显，我们很多的政策是根据群众这些意见，做了更好的修订。通过人民来信，我们对干部增加了了解，也处分了很多人。我最关心的是财政和银行系统的干部。凡是国家信访局转来的反映干部问题的信，我没有不处理的。而且处理以后，我还得督察结果。来信诬告的不是很多，夸大事实的有。要充分认识到信访工作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绝对不是一件事务性的工作。
　　确实也有很多官僚主义者、所谓的“领导人”，报纸也不看，文件也不看，电视只看娱乐节目。让他们重视人民来信，那不是对牛弹琴吗？他们会去看人民来信吗？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还是为人民服务的。我相信，只要党中央、国务院倡导这件事情，并且持之以恒，风气是会改变的。希望大家充分认识信访工作的重要性，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另外，我们也要做一点宣传，引导群众不要只从一个信访渠道来反映问题，我们还有各种民主的、法制的正常渠道。只是那些被包庇、掩盖了的问题，如不通过信访渠道往往难以解决的问题，才应通过信访渠道，不能什么都走信访渠道。去年，国家信访局收到群众来信46万件，比前年增长17%，这个事情越来越大，办案的成本太高了。当然，我们还是要号召大家通过正常的渠道反映问题，不要什么事情都告到国务院来。实际上，许多事情反映到上一级就可以了。比如说乡村干部的问题，就可以送到县或地市；县的问题，你觉得地市不可靠，就送到省里。那里没有解决问题的时候，再送到中央来。我们批下去的东西，最终还得通过主管部门、省里来办。我们不可能每一件案子都派一个工作组下去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我们还是要提倡来信署名。要严格规定，对打击报复的，不但要让他丢官，还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要提倡民主的作风，打击报复是不允许的。写匿名信有一个问题，诬告的出来了，夸大事实的增加了，但现在匿名信反映的情况恐怕大部分还是确有其事。所以，我们如果能够逐步建立民主法制的秩序，严厉地处置打击报复，还是要鼓励人民群众写署名信。这有个好处，就是比较实事求是，我们查的时候效果要好得多，成本也少得多。为什么从长远来说一定要这样？就是要养成民主风气。有问题不能揭发，那还得了！目前，对匿名信我们还得同样重视，这是个过渡时期。另外，还要加强宣传，让上访的、写信的人员遵纪守法。我现在每天乘车上班，不断地发生险情，有时上访的人一下子就蹿到车前边，拦车上访。我一再地告诉司机，一定要注意车不能开得太快，别伤了他们。最近有一件事，震动了中南海，有50多名上访人员冲进中南海，冲到怀仁堂那个地方了。这是不行的，是违法的。他们的激愤情绪可以理解，但做法是不对的。我们还是要维护一个正常的法律秩序。

清华的精神是追求完美*[7]
　　(2001年6月5日)
　　我今天非常激动，在美国白宫南草坪讲话也没这么激动，对外国人我一点不害怕，但是面对同学们我很紧张，也许是因为“后生可畏”吧！
　　校长、校党委书记要求我跟同学们讲几句话。我希望我的讲话对同学们有些好处，毕竟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但是不是真的有好处，请你们评论。我讲得对的，你们觉得有道理的，可以研究、可以讨论；觉得我讲得不对的，请你们原谅我，因为我一天要看的文件、要开的会、要讲的话实在太多了，要求我百分之一百不“走火”，实在太难了。
　　1984年清华大学成立经济管理学院的时候，刘达〔1〕[8]同志让我来当这个院长。我那时担任国家经委的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当时我也不知深浅，实际上我没有学过经济管理，但对经济管理很感兴趣，就答应来当了。我越当就越感到自己不足、不够格，同时，自己工作也很忙，对于经济管理学院确实没有做很多事情，感到很惭愧。我几次提出来，说我不能当了，但是他们老是说服我：“还是很起作用的”。最近，我又向王大中〔2〕[9]同志、贺美英〔3〕[10]同志谈这件事，说我无论如何不能再当院长了。他们考虑后终于同意我辞去经管学院院长的职务，但是他们要求我担任荣誉院长，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当。好多外国的大学要送我一个博士头衔，或者让我去领什么奖，我从来都拒绝。我要得到博士学位，一定要凭我自己的本事念出来，没有念出来也不要他们送来。所以，这个荣誉院长我不能当。后来他们说，你是不是可以当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荣誉主席呀？这个我倒可以答应。因为荣誉主席的自由度很大，一点不会影响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和操作。
　　说句老实话，同学们，这样我以后就不来了，我是“荣誉的”，但是请你们放心，我的心始终留在清华大学，留在经管学院。我今天来辞去这个院长，请同学们见证，我没有离开清华，我的心还在清华。清华大学和清华经管学院的每一点成就，我都会引以自豪；你们存在的每一个问题，我都会关心；你们如果有一点缺点，我也会毫不客气地提出，因为我是清华人。
　　我在十年前清华校庆时写了四句话：“水木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终生难忘。”清华给我太多了，我为清华做得太少了。我衷心地希望清华越办越好，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每一个同学不愧为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学生，这就是我的心愿。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立定志向，要把清华建成一个世界第一流的大学，把经管学院办成世界第一流的经管学院，来服务于祖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强国。
　　下面讲讲我对同学们的希望。
　　昨天晚上，我没有睡好觉，一直在想应该讲些什么内容。我在九年前为祝贺清华大学电机系成立60周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为学与为人》[11]，是当时同学们让我写的。这篇文章写的是章名涛先生。我在清华念书时，他是电机系主任，他在1950年的一次集会上，讲为学与为人这个问题。我就用这个题目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章名涛先生已经过世多年了。他说，为学与为人，为人比为学重要。为学再好，为人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为人，就是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我始终记得“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这句话。清华并不是一个只注意为学的地方，它确实是在教育我们怎么做人。
　　我回忆自己在清华的成长，清华教我育我并不只是为学，还在于教育我怎么做人。清华有非常好的传统，民主的传统、科学的传统、革命的传统。我记得从湖南来清华的时候，碰到许多很新的东西。当时，我最崇拜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我虽然学的是电机，但是我最喜欢听朱自清先生的讲话。我现在还很生动地记得他在同方部一个集会上的讲话，他会写文章，不善于言辞，但他讲话很诚恳、很感动人，我敬佩他的为人。我也敬佩吴晗先生、张奚若先生。我记得北京解放以前我们最喜欢到张奚若先生家里去，很多同学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形势，大骂国民党反动派，痛快之至。当时，我就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参加一些学生运动，做一些工作。特别是北京解放以后，我在清华当班会主席、当学生会主席。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都是在那个时期学习的，看了很多书，打下了基本理论的基础。所以说，清华这个地方不是一个专门为学的地方，也是教你如何做人的地方。
　　为学，我坦率地说，我学得并不是很好，当然社会工作对我有一定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本性也不是很喜欢工学。我英文比较好，我喜欢外国文学、中国文学，曾经一度想改外文系，没改成。当时，我净看文学方面的书。到图书馆去，本来应该看电机工程的书，但我老想去看曹禺的剧本。我是到清华之后看到他的剧本，才知道曹禺本名万家宝，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清华给人们一种传统，使你总是要向上。对学习很好的同学，我就很羡慕他们。有一次，我跟张凤祥同学(他后来当过水利电力部副部长)说，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第一名，为什么到清华来以后就觉得我学习起来比那些学得好的同学要困难？他的一句话，到现在快半个世纪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到清华来的我们班上这些人，在中学的时候有哪个不是第一名啊。可见清华竞争是很激烈的，确实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像我们电机系这一个班就出了三个院士。我不是学得好的，但是我也没有布什总统的那种幽默。小布什不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吗？他到耶鲁大学发表讲话，他说：“我对那些学习好的同学表示祝贺，学习不好的同学也不要着急，学习不好也可以当总统。切尼副总统也是耶鲁毕业的，但他只念了一半，因此他只能当副总统。”我今天绝不是跑到这里来说我学习并不好，但我也能当总理，我没有这个幽默感。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人比为学还要重要。
　　大家都想一想清华的精神是什么。你可以做很多解释，民主的传统、科学的传统、德先生、赛先生、革命的传统等，你怎么解释都可以，每个人有不同的解释。我有一个解释，也就是我的体会：追求完美。在清华这个环境里，使你感到人才济济。每个人都肩负着建设祖国的任务，这是历史的使命，在这里学习就感到自己要追求完美，要做到最好。
　　做人要做有骨气的中国人，要做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治学要扎实、严谨，绝不沽名钓誉，更不要说剽窃他人的成果，根本不屑这种行为；做事要扎扎实实，真正地为人民。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但要力求自己做到廉洁公正，不要留骂名。
　　我想，就是清华这种精神鼓舞着我。尽管我被错划成“右派”，20年没有党籍，但是我从来没有失掉共产主义的信念，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有半点的放松，我总是不断地要求自己，不辜负清华老师、清华大学和党组织对我的教育，我总是要做到无愧于心，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我也用这一点来要求我的儿女。我的女儿是1954年出生的，儿子是1958年出生的。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自己想到这个事情心里就很难受，但是我对他们的要求始终是很严格的。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儿子还只有十来岁的时候，他要在我们阳台上种菜，有一天，就捡了一块破破烂烂的油毡子放在阳台上，准备搁了土就可以种菜了。我一看见就跟他说，我们再穷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随手就打了他一个耳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他，也是最后一次打他。他跟我讲，他没有拿别人的东西，这块破油毡子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我当时很后悔打了他，但是也许是因为有点父亲的架子放不下来，我说：“那好，我不应该打你，但是我们要把这块油毡子送回去，不管它是别人的还是垃圾堆里的。”我就陪着他，把这块油毡子扔回垃圾堆上。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很难过。不过我很高兴，他们虽然没有到清华来读书，但是继承了清华的精神。我的女儿和儿子都曾经在国外读书，他们读书的时候，我已经做了上海市市长、副总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知道他们的爸爸是中国的市长、副总理。他们都是靠自己洗盘子、在学校劳动来求学，现在都学成回来了。
　　我今天讲的也是一些感悟，讲得不是很系统。但是，我衷心地希望大家，在清华不但要为学，而且要学做人，学做事，要追求完美，一定要做到最好。你们一定要树立这个目标。我们要建立第一流的大学，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根本的就是靠科学和教育，教育是科学的基础。你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将来在你们中间，不知道要出多少个院士，希望大家努力。
　　对于清华经管学院，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跟世界上最好的经管学院比，不管是哈佛或者是麻省理工学院或者是哪个国家的商学院，都能够跟它们比。要比就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一定要有第一流的师资，不惜重金到外面去聘请，哪怕只是讲学也要请来。过去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讲过一句话：“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就是说，一个大学并不是因为有大楼才叫大学，是因为有大师，有国学大师、有科学大师、有管理大师，这才叫大学，才叫一流大学。我希望经管学院今后在师资队伍的建设方面要下很大的工夫。
　　我还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希望经管学院今后全部改用英语教学。我绝对不是崇洋媚外，因为现在经济在全球化，你不能跟外国人交流，又怎么能融入全球的经济呢？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靠改革开放，不会英语是绝对不行的，特别是管理。我没有到外国去学习过，但是我很得益于当时清华的教学课本，大多是英文的。只有一本《普通物理》，萨本栋先生写的《普通物理》，是一本中文书，其他全是英文书。教授有些是半英半中，教热力学的庄前鼎先生是无锡人，他说：“我讲无锡话反正你们也听不懂，因此我讲英文了，对不起。”所以，英语教学是很重要的。如果现在师资的英语水平还达不到的话可以去学，给你一年两年的培训期，到外国去实习一下，不是太难的。所以我开的这两次顾问委员会会议，因为有外国人参加，我们就坚持一律用英语。搞经济管理不能用英语跟外国人讲话，就很难融入世界经济浪潮里。是不是大学其他系都要这样？那不一定，因为好多学工程的能看懂英文就行，不一定非要能说英语，但学经济管理的要做到这一点。
　　在我告别清华经管学院时——还没有完全告别，还留了一个顾问委员会的荣誉主席，谨对清华大学和经管学院表示我最良好的祝愿，希望你们在座的后生都能够超过我。　
　[1] 1994年6月3日，建设部部长侯捷向朱镕基同志报送《关于请求解决城市拆迁安置住房建设专项贷款资金的紧急报告》，反映各地旧城改造规模大幅度增长，拆迁过渡周转用房严重不足，希望中国人民银行安排5亿元的专项贷款，用于沈阳、哈尔滨、上海等10个问题比较突出城市的拆迁安置住房建设。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2]〔1〕 椿霖，即何椿霖，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3] 1995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或政府分管信访工作的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管信访工作的秘书长或办公厅主任和信访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央党政军机关部分单位分管信访工作的办公厅(室)主任和信访部门的负责同志，受表彰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代表。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接见与会代表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4] 1998年11月2日，交通部部长黄镇东《关于切实抓好公路建设质量的报告》反映，交通部组织专家对一些重点交通项目进行了检查，总体上说工程质量是好的，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云南省昆明市的昆明至禄劝公路成了“豆腐渣工程”。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5] 这是朱镕基同志看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工作人员时，听取信访局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主要部分。
　　[6]〔1〕 王刚，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7] 2001年6月5日，朱镕基同志应邀在清华大学作报告。这是报告的一部分。
　　[8]〔1〕 刘达，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9]〔2〕 王大中，当时任清华大学校长。
　　[10]〔3〕 贺美英，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11] 《为学与为人》，见本书第一卷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