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从“烟王”到“橙王”

从玉溪前往嘎洒镇的新公路被一根路障生生拦住。两个月前，下雨导致地基塌方，至今禁止通行。我们的汽车不得已另择土路进山。路的一边是山崖，树木葱郁，山下偶尔能看到成片的甘蔗田、零星的香蕉树和小块的梯田。在日光下，蓄着水的梯田折射出忽明忽暗的光泽。此间风景不恶。

　　这是云南哀牢山脉的一段，上世纪的“烟王”褚时健这些年就在这大山深处埋首创办属于自己的实业。这一次，他没有制烟，而是种橙。制烟曾经让褚时健的事业如日中天，但并没有给他带来财富;而种橙，却让85岁的他成了亿万富翁。

　　“心里不平衡”

　　我们乘坐的汽车如舟行波上，起起伏伏，恰如我的思绪——如果不是1999年的那场“世纪审判”，这位王石最崇敬的企业界大佬，现在一定是在某处颐养天年，而不会以如此高龄还在玉溪市和山中果园间两头奔走。

　　1979年10月，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此后的18年的时间里，褚时健带领团队将这个陷入亏损的小烟厂打造成亚洲最大的烟厂，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元。在他最得意的时候，求他写条子批烟的人络绎不绝，在退休前，由于“经济问题”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此前，女儿在狱中自杀，那时他已经71岁了。当时，作为云南红塔集团的一把手，褚时健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烟厂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18年的工资收入总共不过60多万元。“富庙里的穷方丈”身陷囹圄，在当时成为一件让人瞩目的大事。讥讽者有之，叹息者有之，而为之抱不平者亦不乏其人。几年后，褚时健因为罹患糖尿病，于2002年得以保外就医，从此在哀牢山中种橙至今。

　　在山中转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到嘎洒镇。这是一个以傣族为主要居民的小镇，一条小河将小镇剖成两半。由于是冬天，一节一节阶梯状的河床裸露出来。当地人对桥上的我们说，这不算是河，在雨季，山洪暴发的时候，用来泄洪用的，如果没有这个，腰街早就被泥石流冲走了。山里的农民遇到泥石流就比较麻烦，有的人连房舍都被毁掉了。不过，带着一双手跑到山里种橙子，日子又变得好过了。“是给褚时健种橙子吗?”我们问，当地人点点头：“褚时健提供住的地方。”

　　在嘎洒匆匆饱餐一顿后，又在山里走了近半个小时，车终于驶入了一个布满橙树的山头，空气飘着淡淡肥料的臭味，经过了一座厂房建筑后，车停在一幢黄色的二层小楼前，这是褚时健的家，也是他在山中的办公场所。门前蹲着两尊石狮，几只公鸡在石狮脚下走来走去。

　　身着米灰色套头衫、外面罩一件黑色马甲的褚时健缓缓走向我们，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招呼我们吃橙子。“褚橙”的确口感非凡，我们一行人都认为这是自己吃过的最好吃的橙子。一张矮桌，四条长凳，褚时健坐在桌边，吸着玉溪烟，操着浓重的玉溪方言，一开口便说：“我们的橙子分成三个等级，特级品10块钱一公斤出货，市场上卖10多块一斤，供不应求。”

　　我们问：“当初为什么想起来承包果园呢?”褚时健低下头，想了想说：“心里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这句话，在一个小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说话时，褚时健的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眼睛则少有笑意。这丝微笑，就那样不深不浅地挂着，像是劫波之后面对外界的某种展示。

　　指着桌上的橙子，褚时健有些得意，跟我们历数起这些年如何一年解决一个问题，改良了土壤结构，发明了独特的混合农家肥，解决了灌溉问题、病虫害问题、口感，等等。市场反映，“褚橙”的口感已经不在进口的美国新奇士之下，甚至比口感略酸的进口橙更迎合中国人的口味。今年他要让橙子的色泽更鲜艳、手感更平滑。9年辛劳，2400亩从湖南引入的普通橙树在哀牢山中脱胎换骨。

　　我说，这是“微笑曲线”的一端——研发，褚时健点头表示同意。“另一端是市场吧，那个不用操心，把品质做好最重要，市场会求着你的。刚种橙子的时候，不懂技术，出了很多问题，像第一个收获期，那么多树才收了14吨，那倒是让我睡不着觉的。”褚时健做香烟的时候，技术上也是零基础，从头摸索跟技术员反复讨论，一点一点解决问题，种橙子亦如是，单肥料的配比就反复试验了无数次。

　　“失败倒没有想过”

　　“你怎么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结果，能种出这样的橙子?你想过失败吗?”问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件事：褚时健年轻的时候，在边纵打过8年游击，在一次战斗中，由于敌人火力太猛，上面命令撤退。褚时健不听，孤身一人在战场上寻觅一个多小时，找到了他二哥阵亡后的遗体。

　　这个问题让褚时健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当年做烟的经历，他语速缓慢：“失败倒没有想过，像我当时在烟厂的时候，我向省里提出贷款2300万美元，引进世界最先进的卷烟生产设备。有人说如果效益搞不好，还不上钱，说不定就要去坐牢了。那时，昆明卷烟厂对这个项目也有兴趣，但后来就不敢了。我想，香烟的品质和效率提高了，一年就能还上钱。后来就是这样的。我对风险也是有评估的。”

　　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褚时健的话题又回到了橙子：“农民太弱小了，他们是无力承担风险的。现在园子里的两口之家，他们只要出两双手，房子、肥料、树苗都是我出，按照公司的要求做，一年收入差不多有6万块左右。他们还可以自己养上几十只土鸡，几头猪。以前他们的年收入也就几千块钱，现在日子好过了，孩子上大学，学费也掏得出。技术员年薪10多万，不比做公务员差。”

　　褚时健抽烟频率很高，半个小时就抽掉了4支，不过每次都不抽完就掐灭了。他灭了烟又说：“农民其实也不好管理，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褚时健。比如说，要想橙子品质高，必须先前就摘除一部分果实，农民舍不得;树长大了，空间不够，相互争夺阳光和养料，必须砍掉三分之一的树，农民也舍不得。不过，我们收果实有严格的质量标准，按照公司要求做的，收入明显提高，其他人也就跟着学了，他们想，凭什么你的果子比我质量好，产量比我大，收入比我高。以前做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从烟田抓起，给农民种子、化肥，指导农民怎样种出一流的烟叶，高价购买烟叶。没有世界一流的烟叶，就做不出品质一流的香烟。”

　　“搞人际关系，我不行”

　　褚时健做企业的最早经历是在“文革”时期，他曾经担任过嘎洒糖厂的厂长。谈起这段历史，褚时健脸上的笑纹深了一些，像在说一个笑话：“我这个厂长是戴罪之身，‘摘帽右派’，打个比方，‘右派帽子’挂墙上，检查的人来了，就给我戴上，批斗我了，就戴着帽子走个过场。厂里有两路造反派互相打，他们都不舍得往死里整我。整个云南的糖厂都亏损，我那个镇办小厂一年盈利30多万呢，别的厂100斤甘蔗能榨9斤糖，我们能榨12斤。我们还把别人榨过的废料，要过来再榨一次。尽管设备简陋，品质在当时算好的，像蜡一样。”

　　面对为何成为右派这个问题，褚时健凝想了片刻，点上一支烟，悠悠地说：“1955年，我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我的上级常常暗示我替他做点违反原则、对个人有利的事，我听不懂。他说小褚你不懂事。反右的时候，我负责给一部分人定性，那时候反右是有指标的。我想不通，那些我熟悉的人怎么可能是右派呢?指标越来越高，我工作越来越差，‘对右派手软的人肯定是右派’，1959年，我就成右派了，就去农场改造了。很多县级干部和我关在一起，他们想不开，整天唉声叹气。我说，有什么呀。这一年，我30岁。”

　　在农村的日子，尽管全家生计艰难，和坐机关相比，褚时健反而觉得轻松了很多。他说：“我是个不爱求人的人，搞人际关系，我不行，觉得心烦。”1979年，褚时健在嘎洒镇上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他心想:“一切该结束了。我是搞经济、搞技术的，我们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

　　从做糖，到做烟，再到做橙，褚时健都可以说是一个技术至上型管理者。三次做企业都很成功，这使他只认这个理。“真有拳头产品，市场就不是问题，”褚时健说，“海尔，把摊子铺那么大，还要进军国外市场，张瑞敏会很累吧。”

　　“搞技术”的褚时健其实很懂得“分甘同苦”的道理，这个词的本义是同甘共苦，做另一番解释也别有意味。他率先在玉溪烟厂工人中实行计件工资，有赏有罚，极大提高了效率，工人的工资有时甚至超过管理层，并曾经发生过多次工人翻墙进厂加班的事情。分配与激励是褚时健管理企业的一大利器，做烟种橙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种烟最红火的时候，作为烟厂的厂长，他觉得自己和其他高管也应该被激励一下。他的这次率先尝试却把自己推向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深陷铁窗，家破人亡。

　　“经历了那么多事后，你如何看待朋友?”听了这话，褚时健猛吸了一口烟说：“我在牢里的时候，心想我70多岁了，以后能不能活着出去，出去以后又靠什么生活?后来，我弟弟来看我，带了他种的橙子，我吃了一口，心想，味道还可以啊，要是能出去就种橙子吧。后来，得了病，身体状况很差，再不出去看病，估计就死在里面了。出来后，就想找点事做，消磨时光。处理我的案子时，他们给我留了120万块钱。听说我要种橙子，几个有钱的朋友每人借给我几百万，加起来一共1000来万，他们说，就是给你玩玩，玩没了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也用不着。到2009年，这些债务都还清了，还钱的时候，他们又不肯要利息。”

　　“我不上市”

　　2011年，褚时健的果园利润超过了3000万元，固定资产超过8000万元。不过，这些年的赢利，不是用于还债，就是变成水利建设等固定资产投入，最近褚时健又租了400亩山地，树刚种下，挂果还需要几年。

　　国内一家很有实力的投资公司专程托人询问褚时健对上市有无兴趣，这家公司看好褚时健橙子的口碑和赢利能力，有意运作“褚橙”登陆股市。褚时健听了，连连摆手。“没的这个心肠跟他们玩。再说，投资公司都要在上市后拿走股民一笔钱的。我85岁了，管不了几年，以后交给我外孙女和她丈夫。说实话，他们管管销售还行，但还没掌握种植技术，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钱，但亏了股民。我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

　　褚时健随即和我们讨论起股市：“你们觉得中国股市正常吗?一只做酒的股票从两块钱坐飞机一样地涨到90多块。”随后，他做了一个坠落的手势，接着说：“央企不是很赚钱吗?它们给股民分过红吗?”他用很慢的语速笑着说：“我不上市。”

　　“从2002年保外就医到现在也快10年了，中国的商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互联网公司现在发展很快，你在山中是否留意过?”问题很长，回答很短，他说：“我玩不了概念。”停顿片刻，他接着说：“现在国企太厉害了，反正总能赚到钱，反正花的也都是国家的钱。有的一把手，既不懂生产，也不懂市场，照样一年收入几百万。”

　　听有人恭维他以前是“烟王”，现在是“橙王”，褚时健并未反对这种说法。又有人说起王石撰文向他致敬，他愣了一下，“王石就站在那里”，褚时健指了门口说：“他来过两次，我们站着，每次都说两个多小时的话。他事业做得不错，是个有追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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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洋与禇时健在果园畅聊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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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禇时健坐在果园边的池塘上，不时向工作人员指点果园的规划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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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园的规划 [保存到相册]

      如果不是被媒体曝出褚时健在云南山中种橙的消息，人们或许都快要忘记这位曾经轰动一时的老人。与他的名字一同被回忆起来的，还有 “红塔山”、“烟草大王”、“贪污公款”和“争议”等等字眼。但他用“橙王”和“褚橙”刷新了人们的记忆。
　　种橙10年，这位已经鲜少接受媒体采访的85岁老人在他一手创立的果园中，与本报记者分享了他现在的生活，也谈起了曾经的人生。
　　“今年估计10月下旬就能收了，比往年早，叫市场准备吧。”9月初的一天下午，在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嘎洒镇的一座海拔近千米的高山上，褚时健站在自己的果园里，一边看树上挂满的果子，一边吩咐身边的管理人员。
　　此时的褚时健，头戴一顶遮阳草帽，身穿一件白色圆领衫和黑色长裤，脚踩一双运动鞋，肤色黝黑的他有着这个年纪难得的好气色。 他说起话来三句不离橙子。
　　种橙缘起：闲不住和不甘心
　　没人料到，曾经风光一时又饱受争议的财经人物——褚时健，从“烟王”的塔尖跌落，却在“橙王”的山头重新站稳脚跟。2002年，原红塔山集团董事长、因贪污入狱被判无期徒刑的褚时健在减刑至17年后，因被检出患有严重糖尿病而保外就医。此后，他在云南哀牢山下承包了2000余亩果园，种起了冰糖橙。
　　广州日报：你可以颐养天年，却在家和果园之间奔波？
　　褚时健：我性格的养成，不管逆境顺境，都要有事做，日子才好打发。一旦开始做了，做得不好也不甘心。
　　广州日报：为什么想到要种橙子？
　　褚时健：开始我们受的启发是美国的新奇士，新奇士在我们国家卖价很高。我们就想，水果行业将来的竞争会很激烈，如果没有品质特色就不行。
　　广州日报：那“褚橙”的品质特色是什么？凭什么高价？
　　褚时健：我们的果子在成熟的时候，和别人的味道不同。我们管理得细，好果子是要有条件的，从空气、水和土壤都要讲究。我们这边附近都没有烟囱，空气是最优的。我们的水是从哀牢山上引来的山泉水，不会受地表水污染。而这个海拔的土壤也很肥厚，很适合种橙。
　　广州日报：怎么实现？
　　褚时健：这3年云南很干旱，但我们的水能满足果树需要，这需要提前储备三四十万立方米的水，够用100天。
　　广州日报：你投入多少做这些基础建设？
　　褚时健：从哀牢山引水，一条水管一百七八十万，我们架了5条管道，普通农户不可能承担。当时启动时，资金还是很困难，我只有一百多万块钱，只能向朋友借。他们没有一个不借的，我说赔不起咋整？他们就说，你是稳稳当当的，没有把握不会向人借钱。所以借了三四年，现在全部还清了。
　　广州日报：果园规模多大？
　　褚时健：现在果园一共有2800亩，我们分成4个作业站，一个作业站管理30多户人家，目前有115户人家，一户两个劳动力。一户人家管着2500株果树，他们是相对稳定的合同工。负责管理的是26个人，以技术为主的队伍。
　　农户们很愿意到我这里来，他们做得好一年有六七万，一个人月收入有两千多元。
　　广州日报：果园现在的收益怎样？
　　褚时健：我们一年的销售额是六千多万，成本扣掉三分之二，还有两千多万。我们最初的投资是一千多万，现在资产有一个多亿了。赚的钱很多都投入到水利建设，今年我们用四千多万来建冷库，可储备五千吨。
　　广州日报：那你自己拿多少，有工资吗？
　　褚时健：我一个月拿6000块工资，也花不完。
　　“烟王”记忆：“入狱反而心情轻松了”
　　在种橙的新闻曝光后，褚时健重回公众视野。人们想起了这位曾经的“中国烟草大王”，在他的领导下，名不见经传的玉溪卷烟厂被一手打造成红塔集团——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大型烟草企业。1998年，红塔集团利税200亿元人民币，接近云南全省财政收入的一半。“红塔山”品牌价值经评估高达386亿元，成为中国第一大品牌。褚时健回忆道，那是最好的时候。
　　广州日报：你种橙的思路和做烟草的思路一致吗？
　　褚时健：当时烟草很难整，烟草公司和烟厂是分开的。我们把上百万亩的烟田给烟厂管理。给农民提供肥料补贴，解决水利和交通问题。这样首先我们的烟草品质上来了。
　　记得1985年左右，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比如广东，流行穿的确良衣服，胸前口袋装一包烟，都是装美国烟。那个时候我们想，为什么中国烟就没有这个身价？后来我们把原料做好了，我们的烟草品质上来了，用了五六年时间把口袋里的烟换成了红塔山烟。
　　广州日报：你现在还在做一些烟草方面的工作吗？
　　褚时健：不管了。找到我还烦。我搞烟草18年了，烟草的朋友很多。熟人呢，坐着随便聊聊，看看这个烟有什么缺点，其他的事情都不管了。
　　广州日报：资金过剩之后怎么解决？
　　褚时健：我们就去搞水、电、交通。这一定是未来中国市场紧缺的，但是投资的时间太长。澜沧江梯级电站，就是我们投资的，现在电站赚钱了不得，电不愁销售。可以负责任地说，用少量的投资做更多的事情，认认真真为国家着想才行。
　　广州日报：你觉得自己对行业的贡献是什么？
　　褚时健：贡献不讲了。我们能宽慰一点的是，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在云南尤其是玉溪地区，问一个农民，不管有没有见过我，不管熟不熟，都认得我这个老头。那几年不光我们国家好了，农民也好了。烟种好了，国家拿大头，我们拿小头。
　　广州日报：有人说，因为你的威信非常高，就有点像传统的封建大家长式的管理。
　　褚时健：那时候也没有现代管理模式，中国刚刚发展，碰到的问题都是没有见过的，所以只能碰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直到90年代中，才把新的管理机制建立起来。
　　广州日报：有人说在最巅峰的时候入狱的你是一下子从天堂掉入地狱？
　　褚时健：其实那时候我反而放松了。我清楚自己做的事，最后的判罚不是我的事。功过让后人评去，让社会评去。
　　广州日报：出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走了之？
　　褚时健：当时很容易走，但我没想过。我女儿被抓时，我在美国。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回去，我说不回去更说不清楚了，而且我一家人都在中国。
　　我们这代人跟现在的人不同，还是觉得，在外国精神上不痛快。我知道，有些人拿了国家很多钱，在外面其实并不痛快。
　　晚年安慰：太多坎坷家庭从未解散
　　对褚时健来说，他的“落马”并非不可忍受，真正击中他的，是相爱的发妻入狱4年，疼爱的女儿在狱中自杀。他说他们这一代人家庭观念很重，正是因为家人，出事的时候他从未想过逃跑。
　　广州日报：当时你的调查最早是因为你老伴批发烟而开始的，你有怪过她吗？
　　褚时健：这种事不能怪她，所有的企业都有这种事。他们来搞这些事情，照常纳税。那个时候社会管理没有现在规范。成千上万的人都做。
　　广州日报：你出来之后，你老伴说要做一件不拜托人不求人的事情，最终选择种橙子，你老伴对你有多大影响？
　　褚时健：我说我们要做事，不要求人。我们虽然很多争吵，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是一致的。我们的坎坷太多了，但是没有把我们的家庭拆散，我们是真正的感情。她不错，她没有提出离婚。
　　以前我被划成“右派”在农场改造的时候，她停薪留职了，只能在昆明待着，只有几百块钱。钱花光了没有办法，只能织毛衣赚钱，结果一根手指都断了。
　　我们在农场的时候，一天工资4毛钱，她就去养猪赚钱，那样的日子她也愿意过，愿意跟我待在一起。
　　退而无休的一天
　　9月1日，星期六。早晨7点半，褚时健从位于玉溪市大营子街的家中出发，坐车前往果园。近十时，车子到达热闹的新平县嘎洒镇，再沿着环山公路一路向山上开，不多久，就开始见到整片的橙树林，百米左右就会经过一户看管果林的人家。
　　车子开到半山腰的一幢二层楼房前停了下来，这里是果园的指挥中心，门前对着一个水塘。
　　下午3时，太阳有些猛烈，褚时健坐车去逛果园。到达一个作业站，作业长小王见到他，就搬了椅子让他坐在树荫下。坐下后，褚时健给小王布置任务，把肥料的结构成分算一算，晚上叫上某某和某某某去指挥中心开会。肥料的事情说了近二十分钟。小王开始汇报目前自己这边果子的长势，“走，去看看。”褚时健站起来，走近林中，这个捏一捏，那个捏一捏，小王剪下其中一个快要成熟的橙子递给褚时健。他一接过来，剥开就招呼身边的人一起吃：“要尝，尝是考察问题。”橙子虽是青色，吃起来不酸。
　　吃过饭，褚时健的椅子被搬到了水塘边，三两员工在旁一起聊天。一说话，褚时健就要点烟，就这样坐了一个小时，褚时健一声令下：“走，开会。”
　　一二十个员工跟随褚时健进入会议室，像他每次过来一样。11时，会议结束。褚时健走到厨房，找出几种挂面摆在台面上。他看着挂面计算明早的早饭够不够7个人吃。电砂锅中热了一锅排骨汤，他说：“这汤煮一夜，明早起来味道就很好了。”
　　他计算好早饭就去睡了，明天他还要跟玉溪来的人讨论果园土地续租30年的事情……
　　褚时健其人：
　　1979年，51岁的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这是一位到了烟厂才开始抽烟的厂长。那时候的玉溪卷烟厂与云南上千家小烟厂并无二致，固定资产仅一千万元左右。
　　1995年，玉溪卷烟厂改制为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这将褚时健的人生带到了顶峰。烟厂的年税利从0.97亿飙升到206亿，1998年名列中国税利第二（第一为大庆石油），玉溪卷烟厂曾被称为“印钞工厂”，红塔集团也发展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企业。从1995年到2001年，“红塔山”连续7年蝉联“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称号，1997年，“红塔山”的无形资产为353亿元,在中国所有品牌中位居榜首。
　　伴随着事业的飞升，褚时健个人也先后获得“全国劳模”和“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并被授予中国企业家的最高奖“金球奖”。1994年被评为全国十位改革风云人物之一，他因此被称为“中国烟草大王”，他在红塔集团时带的三个徒弟，现在已是红河烟厂、曲靖烟厂、云南中烟集团的掌门人。在中国烟草行业，褚时健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但是，一封举报信将褚时健拉下了马，指控其贪污受贿。
　　1995年2月，中央纪委信访室接到举报信，信中阐述了三门峡市烟草分公司某人勾结洛阳水泥厂驻洛办事处临时工林政志，向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行贿的事实。林政志供认了他先后5次从玉溪卷烟厂套购8000多件卷烟、牟取暴利的事实，并交代他多次给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妻妹马静芳、妻弟马建华等人送钱送物90余万元。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减刑至17年。
　　2002年，因严重糖尿病，办理保外就医。同年，褚时健开始种橙，他选择了年轻时劳动改造的地方建立果园，距他居住的大营子街有两个小时的车程。据他自己说，这里“人熟事熟”，而且“年岁增长，身体每况愈下，在外面跑不动了。家里来的人太多，自己烦不得，每半个月就来果园一次，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