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政府要少从家庭刮钱

果当前的体系无法很快做到这点，中国可能在未来10年内经历滞胀。国家稳定可能会受到威胁。

　　要实现经济再平衡，政府要做的就是少从家庭部门刮钱

　　中国在过去十年内经历了GDP两位数字的增长，去年更是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值得庆贺。但是，中国国内却是一片忧心忡忡。除了一些通常的担忧因素，诸如收入分配、房价、环境恶化、食品安全危机、医疗卫生的安全性以及高昂的医疗费用、教育成本迅速上涨等等，还有备受关注的通胀问题。

　　这一长串问题反映了中国增长模式的特点。通过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招商引资”，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短期内可以对GDP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这种模式削弱了家庭的消费能力。当投资完成以后，国内需求却不足以支持这种投资。因此，出口成了支持这种“招商引资”模式的关键。

　　投资模式导致了众多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比如，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和房地产泡沫就是两个最明显的后果。为了给更多的投资进行融资，政府必须不断增加收入。通过税收、收费和房地产销售，地方政府增加了收入，但却削减了家庭的收入与购买力。地方政府实际上就像站在一台无法停止的跑步机上，需要不断增加收入，为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筹集资金。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土地价格不断上涨，从而导致了全国大范围的房地产泡沫。

　　投融资的紧迫性，降低了政府为诸如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经常性支出融资的意愿或能力。腐败渗透到了教育和医疗行业，从而造成了家庭在这两个关键方面无法预测的支出和花费。这种不可预测性造成了家庭的恐惧，抑制了消费。

　　地方政府把GDP和财政收入放在了产品安全的前面。当问题发生，地方政府就会受到保证GDP增长数字的驱动而保护问题企业。即使产品存在巨大缺陷，企业也很少会被关闭。企业之所以会主动冒险，就是因为损失极为有限。中国的政治激励其实是和产品安全相悖的。

　　通货膨胀是这种模式最新的后果。除了收入，地方政府一直在最大化借贷，来进行超额固定资产投资。这推动了过去几年货币的巨额增长，从而导致了今天的通胀。

　　出口模式途穷难返

　　中国的出口在过去10年内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从2490亿美元增加到了1.579万亿美元。巨额的出口增长是维持投资热潮的主要因素。中国的家庭消费与GDP总量之比从两年前的55%下降到了现在的三分之一。其下降力度无法支持过去10年的消费热潮。而出口收入就不同了。因此，中国模式需要依赖全球出口需求。

　　如果发达国家经济不增长，中国的出口就无法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例如，如果中国的出口增长在最近十年放缓到每年10%，那么投资增长率就要下调一半才能与之匹配。

　　中国已经准备好了面对未来出口增长明显放缓的可能性。除了追求量的增长，中国还应该致力于提高出口价格。这种战略很有可能起作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的基础设施来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因此，中国可以实现价格提升。

　　没有地方政府会欢迎提价策略，因为这可能会导致生产转移到中国其他地方。中央政府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协调作用。关键是要取消地方政府补贴出口生产的权力，例如，规范工业用地价格和税收优惠政策。

　　减税收、增利率、降房价

　　近十年来，中央政府一直表示，希望让经济转向以消费为导向，实现经济再平衡。家庭消费在新兴经济体国家通常会占到GDP总量的50%。中国的情况太极端了，不可能轻松调整。中国必须制定目标，使消费占GDP的比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比。关键在于增加家庭收入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降低大项目(如住房、教育、医疗等)的价格。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必须立即进行以下三项转变：
　——政府应该把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45%削减到25%。较高的个人所得税通常是为了实现财富从高收入人群到低收入人群的再分配。但是，中国的高税收负担主要落在了中产阶级白领身上。中国高收入人群根本不怎么缴税。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企业，来负担其个人开销。他们的个人所得税率就等于企业所得税率，也就是25%。这就是中国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如此低的原因。过高的税率只会削减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不降低税率，促进消费只能是空谈。

　　并且，中国应将增值税率从17%下调到12%。在中国，增值税就是消费税。17%是世界最高的此类税率。高消费税与投资最大化模式是一致的，都把收入从家庭转移到了政府。如果政府真的希望改变发展模式，增值税就要降到合理的水平才能鼓励消费。

　　——政府应当立即通过把储蓄利率提高两个百分点的方式，消除负实际利率。负实际利率将金钱从储户手里转移到了借贷人手中。跟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都是储户，而国有行业和企业都是借贷者。负实际利率就是一种中产阶级税。这对经济发展不利，而且极不公平。

　　在经济理论中，利率等于人均收入增长率。其他经济体在经历高增长率时(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其利率接近人均收入增长率。这样可以防止泡沫的形成，让储户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过去八年，中国年名义人均收入增长率大约为19%。在高增长时期，中国存款利率几乎为零。中国家庭存款占到了GDP总量的大约80%。这样就少付了储户相当于超过GDP13%的利率，2010年约为5万亿元人民币，这是国有企业全部利润的2.5倍。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对待储户像中国这么糟糕。

　　由于中国国有行业是最大的借贷方，所以中国把利率调整到公平的水平将是不可想象的。政府至少应该做到的就是消除负实际利率。这至少不会把钱从储户手里拿走。中国的税率政策不应该是一种把钱从中产阶级手中抢到富人和权贵手里的抢劫行为。

　　——中国应把房价调低到全球平均水平，也就是每平方米的价格不应该超过两个月的税后收入。政府已经讨论了三年房产价格降温，但却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市场最终冷却了下来，但这是因为通胀迫使货币从紧。但是，房产价格还是太高了。降温不足以使之成为中产阶级的产品。房地产最多只是有灰色收入的人以及投机者的产品罢了。

　　当前的共识是要建设

　　经济适用房来减少社会不满情绪。即使这项策略成功了，也难以促进社会和谐。中产阶级应该能够买得起商品市场上的房子。如果负担不起，中产阶级就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如果一个以各种标准评判都很成功的白领，在工作10年之后仍然买不起房子，那么这个市场和经济就真的出了问题。

　　很多人争论说房价是市场现象，政府干预无法起作用。这种论调是不正确的。政府拥有所有土地，在理论上代表全体人民。土地成本和税收占了全部售价的一半以上。中国房地产市场是政府的产物，而不是自由市场的产物。

控制房价的一种简单方法就是控制投机。当前的需求被投机需求放大了。负实际利率就是推手。不过，高资本收益税将把投机需求维持在很高的水平。政府应该征收50%-90%的资本收益税，而不是征收房产税，来控制投机。这能够直接针对炒房者，而不会影响最终的房屋使用者。为什么执行就那么难呢？

　　医疗和教育改革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医疗和教育应该是人民可以负担得起的。但事实上，医疗体系的不确定性给人们带来了恐惧和担忧。人们永远无法知道会花多少钱。实际上，如果一个人患了重病，那么他或她的家人就只能任由医院摆布了。正是这种担忧吓得人们不敢再花钱。

　　政府控制的系统并没有为人民服务。我怀疑国有制度内的改革将是不够的。最好是能引入竞争机制。应该允许私人资本进入这一领域。当政府控制不起作用，我们应该给市场一个机会。

　　中国教育体系比医疗体系情况要好，但仍然非常昂贵。教育支出不是来自学费、书费等这些正式项目。其他非正式项目的花费要高的多。20年前中国的教育体系是真正的英才教育。然而此后它在错误的方向上发展至今。学校和教师常常会卖人情。穷人家的孩子在学校里属于弱势群体。

　　近期，在高校招生上有一些创新。我担心，无论这些改革在理论上听起来有多好，偏离严格标准化入学考试只会给不公平开后门。恐怕一些改革的建议实际上也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如果中国的大学录取受制于金钱和关系，那么人民也就被剥夺了子女前途的最后希望。

　　经济再平衡很容易，政府要做的就是少从家庭部门刮钱。如果当前的体系无法很快做到这点，中国可能在未来10年内经历滞胀。国家稳定可能会受到威胁。

(来源：搜狐   编辑：凭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