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人合一”敲响GDP崇拜丧钟

中华文明倡导的“天人合一”，在首都北京率先实现了。天也灰蒙，人也灰蒙。
　　“北京空气脏得像鬼子放了毒气弹！”网友在微博大肆抱怨。近日来，笼罩京城的雾霾持续加重，市民纷纷戴上口罩出门防毒。昨日北京呈现“极重度空气污染”，天空被染成黄色，今天PM2.5浓度逼近1000，濒临“爆表”。这是实行新的空气质量标准以来，北京空气质量指数的一个最高点。
　　去年，环保部曾对美国驻华使馆监测PM2.5数据，大动肝火。环保部长周生贤在两会吟诗：“暖风吹得游人醉，莫把中国当美国。”外交部出面斥美“不符合外交公约”，环球时报鼓动人民不能看美国大使馆“眼色”。如今，雾霾不看美使馆“眼色”，不顾环保部长的“诗兴”，不可抗拒地来了，铺天盖地给首都盖了一层灰被子，令人艰于呼吸。北京因此多了一个世界之最，世界首都空气污染之最。
　　现实是最好的老师，当头棒喝，能唤醒人们的良知和常识。也许此时，周部长和更多京官应该踱出空调房，走到北京街上，体验一下雾霾。当然，周部长不妨再赋一首《沁园春》：“北京风光，千里冰寒，万里尘飘。望长城内外,浓雾莽莽；京华上下，阴霾滔滔。车舞长蛇,烟锁国道,交通事故节节高。须几日，看褐色尘裹，分外泥淖。空气如此糟糕，引无数市民躲猫猫。惜美国使馆，略输蛮横；网民批评，稍逊官骚。一代天骄,央视裤衩,不见脸面只见腰。俱往矣，数爆表指数，还看今朝。”
　　在我看来，北京市民不是在呼吸雾霾，而是在呼吸“中国模式”。
　　不管御用学者给“中国模式”披上什么样的衣裳，戴上什么样的花环，所谓“中国模式”，说穿了，就是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下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中国今日之路，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昨天走过的路。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除了政治体制，其他方面都在努力学习西方、积极追赶西方，而无自己独特的、创新的、完善的发展之路，更谈不上对人类文明生活方式提供崭新的实践和理论。经济学界貌似一些新观点，其实都是拾人牙慧。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无一不是遵循欧美经济理论在探索和进步。
　　欧美卓越的经济学家仍然能较为理性的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路。正如凯恩斯所说，讲求实效的人们，自以为能够与所有精神世界中的影响绝缘，到头来不过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当前热遍全国、尤其在中西部如火如荼的工业区建设热潮，便只不过是先行工业化国家走过后留下的一个重复印记而已。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中国有自己独树一帜、自成体系、引领世界的经济学吗？中国各路神采飞扬的经济学家，有谁写出一部经济学巨著，震撼世界经济学界，开辟新天？御用学者吹得天花乱坠的所谓“中国模式”，充其量只是中国实行市场化和法治化的一场补课。难怪撒切尔夫人对社会主义中国断言：“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为什么中国成不了思想大国呢？因为权力逼仄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创新的自由空间，在当今中国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战略里，缺失了一个最重要、最关键的思想自由。
　　毋庸置疑，中国人智慧和勤劳。只要解脱了桎梏，解放了思想，长期被压抑的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就如火山般迸发出来。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动因，在于市场化的改革，以及与国际市场的对接。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大量资源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等，得到更加有效利用。外向型经济弥补了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缺陷，支持经济高速增长。通过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和吸收外国技术，迅速缩小了中国产业技术水平与世界的巨大差距，经济的高速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利支撑。中国经济总量跻身世界第二，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承接了世界工厂的角色，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本身就是世界最庞大的消费市场，还有一方面是房地产、基础设施、矿产资源等领域的投资拉动。
　　但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非常急功近利，国家意志和国民心理均如此，并没有体现出令世界折服的东方智慧。西方工业化付出的沉重代价，中国人同样没有智慧去避免，同样前赴后继，跳进同一个生态灾难的陷阱，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进入新世纪，中国加速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东部发达地区已基本上进入到了后工业化发展阶段。但是，这些先发地区“工业化”，基本属于“世界工厂”范畴。如果中国的产业特征是“世界工厂”，那将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倒退。因为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空心化”，实际上是将增殖较低的装配部分转移出来，或者将具有环境污染的产业剔除出来，而自己则牢牢把持对高附加值部分、如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控制，形成双方相对收益上的巨大差异，使得装配方根本无力实施技术赶超。科学技术的落后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实际经济和政治地位。
　　更令人忧虑的是，工业化生态灾难就像一个击鼓传花的球，西方发达国家传给了中国，在地方GDP政绩挂帅下，各地政府通过招商引资以土地和税收等优惠政策争抢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各种高污染、高危害的垃圾项目被引进来，使得中国事实上成为了全球跨国公司的试验场。沿海地区已经备尝生态灾难的苦果，拉高了投资项目的环保门槛，于是，工业化生态灾难这个球，又传给了更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大投入、大产出、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业化，狼烟四起。
　　去年3月份，我随“全国名博贵州行”考察团，考察了贵阳、凯里等城市开发区建设。八山一水一分田，旖旎风光在贵州。贵州秀丽古朴、植物多样性、生物繁多、原生态文化多元，风景如画、气候宜人，是中国休闲旅游胜地。贵州的发展定位，应该和云南一道，打造中国休闲旅游特区，成为全国环境优良、不可多得的后花园，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在GDP崇拜的工业化潮流中，工业强省成为贵州最嘹亮的执政口号，发展工业成为贵州经济第一要务。贵州各地工业园区如雨后春笋，各种在沿海地区已不吃香的高污染重化项目，纷至沓来。在凯里，我们考察团到开发区，还没下车，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化工味。一个投资巨大、产出巨大、污染也巨大的化工项目，已经落地。同行的环保专家指出，这种化工污染空气可导致成人骨质疏松、新生儿缺陷。我们回味一路的清新空气，环顾四周的青山绿水，这一切都将毁在工业化的铁蹄下，无不感到痛心。
　　为什么中国最后一块净土，工业化后发的贵州云南，不能规划成为中国休闲旅游特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呢？从国家决策层面看，从来缺失全国经济大格局的科学规划。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庞大，建设一个海南国际旅游岛，远远不能满足未来国民休闲旅游的需要，中国需要更多青山绿水的世外桃源。从地方政府看，工业化最能体现GDP增长率，最能体现一个地方官员政绩。不独是贵州云南，中国没有一个城市，能幸免工业化污染的生态灾难。
　　在当今中国，几乎所有河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长江、珠江等江河流域的大量石化企业的建立，使得这些地区可能随时爆发安全事故。最近山西长治苯胺泄漏事故，污染了两条河流，严重影响下游百万市民生命健康。不仅官方信息公开滞后，而且缺乏应急行动机制，对污染处理后续问题，可控性差。不顾生态环保的GDP增速，也加快了中国生存环境恶化的增速。
　　GDP崇拜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环境恶化，更严峻的问题，体现在人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威胁。大量矿山企业的无序开发，大量化工项目的漠视环保，使得环境污染直接成了中国人健康的第一杀手。中国已经没有一座无污染的城市。珠三角地区九个城市中，每万名新生儿中就有276人出生缺陷，长三角地区的癌症患病率逐年提升，中西部地区城市也纷纷走上工业化生态灾难的不归路。
　　当下中国大干快上搞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正当性不容置疑，结果不仅让我们这一代人付出代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不仅生存环境被污染，而且还要受到身体残疾伤害，大量的缺陷后代将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如果只看到各地政府完成GDP增速任务，彰显了执政党经济建设能力，而漠视生态灾难给国民带来生命健康损害，如果只看到今天矗立的水泥钢筋大厦，而漠视大量先天缺陷孩子的降临，那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还有多少意义？所谓“中国模式”，还有多少引以为豪的闪光点？
　　前不久《人民日报》海外版吹嘘的“中国模式正在打破普世价值霸权”，认为“曾几何时，普世价值成为一个带有西方价值观霸权的代名词。近代以来，普世价值束缚了世界梦，西方文明窒息了多元性。欧洲有识之士纷纷对中华文明复兴寄予希望，期待中国能创新出一条西方之外的替代选择。换言之，世界需要中国梦。”
　　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中国宣传机器，除了给百姓洗脑、给权力洗脸，除了吹牛和吹捧，除了圆场和圆谎，就不能说真话，普及常识吗？中国引以为荣的经济奇迹，不就是在沿袭西方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老路吗？
　　中国和发达国家相比，要追赶的领域实在太多。当下中国创新动力不足，技术进步不快；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压力加大；贸易摩擦不断、出口受阻、国际竞争激烈、外贸条件恶化、外贸顺差过大、外贸依存度太高；工业、城市、东部地区发展快，农业、农村、中西部发展滞后，“三农”问题严重，城乡、地区发展差距扩大；收入差距扩大，发展成果分享不均；公共品供给不足，看病难、买房难、上学难、就业难，生产安全和社会治安问题严重；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问题突出；民主、法制不健全，诚信缺失、道德失范明显，政府有些不该管的事仍然还在管，有些该管的事又没有管好，腐败现象遍布官场。难道这些是中国创新出的一条西方之外的替代选择？难道是中华文明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梦？
　　重蹈西方工业化引发生态灾难的覆辙，足以说明中国智慧并没有高于西方文明之处。中国需要全面反思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之路，在国家发展战略和执政举措中，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把“生态文明”贯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中。环保部长周生贤说：“环境换增长老路，中国走不起。”但是，为什么中国各地政府的GDP崇拜，依然乐此不疲呢？不彻底破解GDP崇拜的政绩紧箍咒，中国生态环境必将越来越恶化。纵然建成了“小康”，恐怕失去了健康。
　　科学巨匠爱因斯坦说过一番令人深思的话：“这样了不起的科学，了不起的工业化，它既节约了劳动，又使生活更加舒适，为什么带给我们的幸福却那么少呢？坦率地回答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正当地区使用它。”
　　在工业化、现代化之路上，中华文明的智慧体现在哪里？我在《中国经济挺过“最糟糕时期”了吗？》一文，曾认为：
　　其一、宪政改革。建立更加公平、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国民经济要为国民的生活服务，而不是为官员的政绩服务，不能以“保八保九”的政治任务，强加给地方政府，迫使一些地方政府造假和瞎干，甚至祸害子孙。经济成果的公平分配，比GDP增速重要一万倍。那些动辄贪污、转移境外数亿、数十亿的赃款，几千万的“三公”消费，天文数字的维稳经费，如果让全民共享，用来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那能消除多少社会矛盾，提高多少国民幸福指数呢？
　　其二、创新强国。首先还中国大学以独立自由，大学是一个国家的创新大本营，大学不能再匍匐在权力和金钱之间。创新无不源自人的创造灵感，在自由宽容的环境和心境中蓬勃生发。桎梏重重，哪来长袖善舞？急功近利，哪来科学发明？“美丽中国”视野下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一定源自“创新型国家”战略的落地，舍此，没有其他路。
　　其三、道德重建。现代化不能成为拜金主义的天堂，现代人依然需要心理慰藉。社会大众为了消费而消费，只会让心灵越来越空虚，少欲知足，生活自然变得富裕。真正的幸福，在人人彼此的感恩之中。这才是中华文明的应有魅力。
　　可惜，我人微言轻，庙堂之高，哪里听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