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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反思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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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会场

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扩大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其为“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是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召开的

  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是召开七千人大会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他总是想用最快的速度扭转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的被动局面,尤其在中国经济连续七年取得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毛泽东失去了冷静,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严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事情怎能长久,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那么多的粮食哪里去了呢,或者,根本就不曾有过?!毛泽东吃惊不小!
  被惊醒的人们开始思考:他们付出了如此艰辛的努力,收获的却是难以承受的困难局面。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走出谷底?社会主义建设到底应该怎么搞?这些问题困扰着人们,七千人大会也就呼之欲出了!
  其实,毛泽东在和赫鲁晓夫谈话后不久,便开始察觉“大跃进”出了问题。为了尽快纠正“左”的错误,1959年夏,毛泽东又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料到如不坚决纠正“左”的错误,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恶果。
  1960年8月,管计划工作的李富春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纠偏方针,后被周恩来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成为著名的八字纠偏方针。
  不久,“信阳事件”爆发。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讲话中说:“我到光山(河南省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就在毛泽东获知信阳情况的当天,他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十万火急的方式请周恩来抓紧制定中央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简称《十二条》),重申反对“共产风”,反对“一平二调”,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等。这个文件的下达,是调整的开始。
  然而,调整中依然困难重重,有些指标如钢铁生产依然定得过高。城市局势依然十分严峻,1961年工业总产值比1960年下降40%多。为扭转困难的局面,在调整各项生产指标的同时,中央又分别出台了《农业六十条》和《工业七十条》,为解决粮食问题,还精简了1000万城镇人口。
  1961年10月,苏共中央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的赫鲁晓夫决定利用中国国内的局势,动摇毛泽东的地位。因为苏联人从秘密渠道得到情报说:中共内部对苏方针有分歧,毛的对内政策遭到失败,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分裂,对毛的不满在增长。
  赫鲁晓夫的举动,激怒了中国共产党。为了顶住赫鲁晓夫的压力,不被赫鲁晓夫看扁,毛泽东和中央决心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搞好经济。这也是毛泽东下决心要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原因之一。
  城市人口虽然减掉了1000万人,国家手中的粮食还是很难满足城市的最低需求。省以下都在考虑如何使农民吃多点,农业恢复快点。过去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因而中央在落实粮食征购时深感困难重重。1961年11月中旬,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有鉴于此,中央计划1962年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结果下边反映十分强烈,表示无论如何很难完成。怎么办?为此,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没有解决问题。无奈,1961年11月10日,中央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会上,各中央局书记还是在叫苦。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打通思想。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等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提议,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
  在起草通知时,邓力群觉得厂矿一级的党委书记对《工业七十条》有抵触情绪,建议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也来参加大会。邓小平同意了这个建议,毛泽东、周恩来、彭真也分别画了圈,这样原本六千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七千多人的规模。
  这次会议后,1962年春夏,全国出现了新局面。但不久,局势再变,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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