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没有最终颁布的五年计划
“二五”计划大起大落,历程曲折。“二五”计划作为党中央的建议,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此后,由于指导方针的变化,各年度的计划数字不断大幅调整变化,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正式文件始终未能颁布。 由于实施过程中的巨大波动,“二五”实际上分成两个阶段:1958年~1960年为“大跃进”阶段;1961年~1962年进入调整时期。 1958年的“大跃进”,是作为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之后要出现“经济建设高潮”提出来的,形成了一场包含着层层高压和层层虚报的政治运动。这段时期是我国经济波动幅度最大的时期,工业产值增长速度最高时达54.8%,最低时至-38.2%。1960年非但没有“跃进”,反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负增长最严重、困难最大、人民生活最苦的一年。 1960年9月,中央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到1962年年底,“二五”计划实际执行结果与原来提出的八大建议相比,除原煤、原油、发电量达到规定指标外,钢、水泥、粮食、棉花等都未达到;粮食、棉花的产量甚至低于1952年的水平。 从三本账到一本账 【决策回眸】 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这些风风火火的运动就发生在“二五”期间。回顾这段岁月,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柳随年曾提到过两个小故事。 1958年秋,国家计委干部去河北徐水搞共产主义规划,问老农一亩能产多少粮食,老农两次都不吭声;问到第三次的时候才用嘴指着牌子上的800斤;又问能产800斤吗?他说,包括秸秆在内。 1959年1月,国家计委和农业部帮徐水办了个用白薯生产酒精的工厂,可那时,连人吃的白薯都已经没有了。 不但农业生产如此,当时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也是如此。柳随年回忆,大炼钢铁运动中,连计委的干部都把铁丝网剪成一段一段去炼铁,炼出几块铁疙瘩,还绑上红布报喜,把有用的铁炼成无用的铁。 柳随年认为,其实在1958年下半年,许多迹象就表明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已经失调。但那时人们不敢反映,怕被说成在泼冷水。 这种怕说泼冷水的“大跃进”,来源于1958年1月毛泽东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以下简称《六十条》)。《六十条》要求生产计划作三本账。这其中,中央要做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对外公布;第二本则是期成的计划,不对外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账,这在地方是必成的;地方的第二本账也是期成的。 从指标来看,地方的第二本账高于中央的第二本账,中央的第二本账高于中央的第一本账。也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生产计划层层加码。“中央带头搞两本账,各级就都搞自己的两本账。下到基层,一个指标就有六七种账了。不管工业、农业还是其他行业,大跃进的各种指标,大都是通过编两本账的方法,层层拔高的。”薄一波认为,这三本账的制度,是造成大跃进中生产计划层层加码、追求高指标的一个重要因素。 仅有三本账还不够,《六十条》还要求计划实施采取“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的办法。评比采取同级竞赛的方式,年终评比以第二本账为标准。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更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1958年2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很多省、市、自治区纷纷表决心,要用五六七年时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的12年内完成的任务。 高指标、高积累、高估产、高征购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灾难。错误的计划,加上从1959年起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得农业生产急剧减产。1960年夏季,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局面。鞍钢工人的供应仅为每月2两肉,每天4两菜,甚至连这些也难以长期维持。 1960年7月18日,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建议,年度计划只搞一本账,不要搞第二本账。 在1961年1月18日的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对李富春不搞第二本账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他说:今年不搞两本账了,就是一本账,绝不要层层加码。中央是一个盘子,到省、市又是一个盘子,到地、县又是一个盘子,到群众又是一个盘子,层层加码。总而言之要实事求是。 至此,满足大跃进要求的“三本账”终于走到了尽头。本报记者李松涛整理 【数字】 6000万吨 1958年6月上旬,冶金部拟订的规划中,将1957年11月第六次全国计划会议上规定的1958年产钢610万吨的指标提高为:预计1958年产钢820万吨,1960年产钢3600万吨;1962年产钢6000万吨。 1000万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60年我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2877 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只有2877亿斤,比1959年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7年 “二五”期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将15年的赶超英美战略变成10年,在“大跃进”的高潮阶段,毛泽东兴奋地将其降到7年,之后又降到2至3年。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语录】 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1957年) 目前我们在经济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困难,这两年不仅没有跃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 ———刘少奇(1959年1月27日)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评说】 从“二五”计划开始,我国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开始拉大。由于工作失误,我国失去了一次有利的发展时机。 如今,再来看“二五”计划,其新认识包括:首先要正视经济体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其次,计划决策要以发展生产力为目标,要尊重科学决策的运行规律;第三,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第四,“赶超”要知己知彼,立足于本国国情、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对策。 (点评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董志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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