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的“优越性”

公社食堂大锅饭

　　“大跃进”以来，尤其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后，5亿中国农民抛弃了各自的小锅小灶，集中到公共食堂吃起名副其实的大锅饭，这不仅是亿万农民生活方式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变，也是农村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集中起来共同吃饭，的确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与当年对公共食堂的种种“优越性”的宣传，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当年各地都总结出了许多条。北戴河会议后，河南南阳地区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在全地区建立公共食堂46397个，参加食堂的农户有130多万户，占总农户数的929％。为此，南阳地委农村工作部在介绍该区办公共食堂的经验时，借镇西县柳泉乡群众之口，总结出了公共食堂的十四大优越性：（一）能节省粮食，减少浪费；（二）节约烧柴；（三）能解放大批劳力参加工农业生产；（四）减少了社员烦琐的家务劳动，人人心情舒畅，出勤率空前提高；（五）对病人、孕妇便于照顾；（六）使社员有时间学习文化；（七）吃饭统一，时间一致，不仅有利于生产，而且便于对社员进行宣传教育和开展各项工作；（八）从根本上杜绝了粮食投机；（九）不论食堂大小，每个社员都能吃得饱、吃得好；（十）进一步解放了妇女；（十一）能大量发展集体副业，改善生活；（十二）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干部、社员在一个锅里吃饭，能够及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达到干群一条心；（十三）操心的人多，食堂是集体福利组织，办得好坏社员都非常关心；（十四）生活调剂好，大家都很满意，生产格外积极。
　　1958年第7期的《红旗》发表了该社编辑李友九的《河南信阳来信》，在讲到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时，来信提到了十二大好处，即：一、解放妇女；二、节省劳动力；三、改善伙食；节省粮食；四、节省柴禾；五、节省灯油；六、节省家具；七、免得失火；八、免得家里吵嘴；九、好除“四害”；十、好监督二流子；十一、便于开会，便于领导；十二、好割资本主义尾巴。李友九认为，公共食堂的最大好处是第一条和最后一条。
　　河南省遂平县委在一份关于建立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中，将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总结为十个方面：
　　（一）公共食堂适应了当前生产上的军事化、战斗化组织形式，能更好地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时能够培养广大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集体主义观念，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二）家庭私有观念是私有制总和，同时也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公共食堂的建立，能够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利于克服农民的自私本位狭隘的落后意识，因此，这一思想改造，再加之生产关系的改变，就从根本问题上截断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后路，更加有利于“破资立社”，促使人民公社更加巩固。
　　（三）公共食堂的建立，取消了小家庭生活单位，能够正确地贯彻实施粮食政策，有效地制止私分瞒产，有利于粮食的分配，同时也有利于计划用粮、节约用粮。
　　（四）挖掘了劳力潜力，使妇女社员摆脱了琐碎的家务劳动，更好地投入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真正达到了男女平等，同时也能节约大批劳力，提高出勤率和生产效率。
　　（五）可以移风易俗，减少因琐碎之事吵嘴斗架和因做饭不齐影响生产而发生不团结的不良习惯，使社会上出现了左邻右舍团结和睦的道德风尚。
　　（六）由于干部和群众一起吃饭，更便于了解群众的要求和反映，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七）减少了浪费，节约了开支，增加了社员收入。
　　（八）有利于除“四害”、讲卫生，减少疾病的流行，增加社员的身体健康。
　　（九）便于加强对群众的政治、时事教育，促进文化革命的高潮。

（十）公共食堂的建立，促进了一切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
　　河南鲁山县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实行一县一社，也就是将全县43万多人组织在一个大公社里。到1958年11月，全公社（即全县）共建立了3675个公共食堂（意味着平均每一个食堂超过1000人），其中农村食堂2643个，全县100%的人在公共食堂吃饭。鲁山县委也将食堂的优越性总结为十个方面，如打破了几千年的私有观念，集体主义思想大大增长，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节约了燃料、粮食，能大量发展副业生产，便于加强社员思想政治教育等，内容与遂平县委的总结大同小异。鲁山县委还借社员之口，为食堂的优越性编了一首顺口溜：“公共食堂真是好，省劳力来节约粮；厨房饭厅宽又大，男女老少喜洋洋。老人吃饭桌上请，小孩有馍又有汤；老少照顾都周到，个个吃得饱又好。吃起饭来人人喜，内心感谢毛主席；只要苦战再苦战，幸福生活乐无疆。”
　　其实，不论是十大好处，还是十四大优越性，这些大都是表层的东西。当时人们之所以看好公共食堂，与这些“优越性”或“好处”固然有一定的联系，但更主要的，却正如李友九在《河南信阳来信》中所提出的，是解放妇女和便于割资本主义尾巴两大好处。正是有了这两点，公共食堂才可成为“培养集体主义精神的阵地”，也才可以成为“共产主义的幼芽”。李友九的来信中可谓抓住了公共食堂“好处”的实质。
　　公共食堂曾被认为是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进而解放妇女的重大举措。对于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有过论述。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过：“只要妇女被摒弃在社会的生产劳动以外而只限于家中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跟男子的平等，便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庭工作仅占有她们很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这只有在现代大工业下才可以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但允许大规模的妇女劳动，而且直接要求妇女劳动，并且它日益设法使家庭的私人劳动也变为社会的生产了。”
　　列宁也曾指出：“尽管颁布了种种解放妇女的法律，但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庭事物压迫她们，窒息她们，使她们愚钝卑贱，把她们缠在做饭管小孩的事情上；极端非生产性的、繁琐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工作占去了她们的时间。只有在反对这种琐碎家务的普遍斗争（为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开始了的地方，更准确地说，只有开始把琐碎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妇女解放，才有真正的共产主义。”他还说：“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这些幼芽（按：指共产主义幼芽）的标本，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平凡的、普通的东西，这些东西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同男子的不平等。”
　　公社化后大办公共食堂之时，人们认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解除了广大妇女在旧社会中所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压迫，妇女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了与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但她们被家务劳动所累，不能经常地、更多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她们所得的劳动报酬有限，以至她们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上，“还未能真正同男子居于平等地位，有时男子对她们往往有所轻视，把他们看成是被供养者”。于是，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所谓家务劳动社会化措施，就上升到了实现男女平等，实现妇女彻底解放，进而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高度。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与其说办公共食堂实现了妇女的解放，不如说是“大跃进”对妇女参加劳动的必然要求使然。伴随大办水利、大办钢铁等一个接一个的“大办”，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被抽调去参加所谓“野战兵团”，留在家里从事生产劳动的主要是一些老弱病残，的确需要比以往更多的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办公共食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的矛盾。而且人民公社成立之初，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一家一户分灶吃饭显然与军事化、战斗化的要求不相适应。办公共食堂，搞生活集体化，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

各地在开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纷纷认为节省出了大量的劳动力。据称，河南、江西两省仅办公共食堂一项，即解放了846万个妇女劳动力。宁夏自称，公共食堂解放了妇女劳动力10万以上。《九千多公共食堂布满宁夏全区》，《宁夏日报》1958年12月6日。河北全省实行家务劳动社会化后，节省劳力281万个，该省东光县妇女出勤率由原来的60％提高到了96％，徐水县妇女出勤率则由原来的50％提高到了100％。河南实现食堂化后，每个社员可以多出3个钟头的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学习，提高劳动生产率30％左右，同时使600万个妇女劳动力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凡是办了公共食堂的地方，无一不声称自己解放出了大量的劳动力。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当年的报刊上比比皆是。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等，在一定程度上能使一些常年被家务事缠身的青壮年妇女抽出身来参加生产劳动。而且农业合作化后，农民集体劳动，但各家做饭、吃饭的时间不一致，为了统一出工，必然发生你等我、我等你的现象。这也正是食堂产生之初具有自发性质的原因之一。但是，办食堂解放出的劳动力其实很有限。当年的计算方法，是建立在充分肯定食堂“优越性”上的，很大程度上是带有想当然的性质。比如：一个100户农民的生产队，办公共食堂之前，每家需要一个人做饭，全队共需100个人。由于各家做饭、吃饭的时间不统一，有迟有早，为了等齐出工，要浪费3小时，全生产队200个劳动力，共浪费600小时，以一个工作日10小时计，等于浪费了60个劳动力。公共食堂办起来之后，全生产队只需5个人做饭，与各家各户做饭相比，节省了95个劳动力；加上由于吃饭时间统一，又省出的60个劳动力。两者相加，建立公社后共解放出155个劳动力。
　　农村食堂炊事员正在做饭如果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计算方法是有问题的。食堂化前农民一家一户分灶吃饭时，农村妇女其实并不只是整天做饭，而是能附带做些农活的，有的妇女甚至充当了主要劳动力。而且当时农民的家庭人口一般都比较多，家里有行动能力的老人和半大的小孩，即使无力做从事生产劳动，但也可以做些煮饭、看管小孩之类的家务劳动。公共食堂办起来了，管理员、炊事员就只能由青壮年劳动力担任。此外，种菜、打柴、磨面等也需要有专人从事，而这些以前农民往往是在生产之余附带就可以做的。办公共食堂后，把一些并无多少劳动能力的妇女、老人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而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放在食堂做饭，节省了还是浪费了劳动力，是显而易见的。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不但使公社食堂的规模大，就是公社之下以生产队为基础的食堂规模也大，少则几十户，多则几百户，上千人。除了平原地区农民居住相对集中外，丘陵、山区农民居住都比较分散。办食堂后，农民为了吃一顿饭，从各家各户到公共食堂一个来回，本身就要耗去不少时间，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到公共食堂吃饭，排队打饭又需要时间，有的大食堂吃饭仅排队就需一两个小时。尤其是冬天，社员往往要把打到的饭后拿回家再热一遍之后才能吃，等于要重新煮一次，要在下雨下雪天就更麻烦了。按理，办公共食堂后，单身汉应该能节省时间，但事实也未必完全是如此。因为单身汉没有老人、小孩为其排队领取饭菜，等候的时间说不定比自己做饭的时间还要长。
　　计划用粮、节约用粮曾是当年办食堂时总结出来的又一大优点。今天的人们对公共食堂吃“大锅饭”还能节约粮食颇不能理解，但当时的确是那样宣传的。那么，节约出来的粮食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其实也是出于想当然的推论，办法是：每家每户分灶做饭时，一家用小锅做饭仅锅巴粘掉的粮食以5钱计，一个80户人家的生产队，则共粘掉粮食2斤8两；如果在食堂用大锅做饭，80户需要三口大锅，每锅粘掉3两，共粘掉9两。两者比较，办食堂后节约粮食1斤9两。社员到食堂吃饭后，粮食不直接分配给社员个人，而是集中在食堂，由食堂按计划用粮，这样避免了有些社员寅吃卯粮。办公共食堂后宣传的各种节约，大都是这样算出来的。但是，公共食堂使农民吃的是真正的大锅饭，少数地方在食堂刚办之初，凭票吃饭时，尚能节约粮食，可人民公社化后，分配上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而且鼓吹“放开肚皮吃饭”，相当多的农民不免产生攀比心理，觉得自己吃少了就吃了亏，不但撑开肚皮吃，而且还随意糟蹋饭菜，加上食堂管理上的漏洞，浪费的粮食又岂是能用钱、两去计算的。

　再说食堂节约了柴火煤炭，计算的办法当然也是一家一户做饭时需要多少，合起来办食堂后又需多少，两者相减节约了多少。但公共食堂且不说要有人专门负责打柴，专人运煤，而且社员饭后需要用热水、开水时，还得自己烧。到了冬天，还需要将从食堂领到的饭菜在家里再热一遍，社员还得烧柴烧煤，不但谈不上节约，反而造成烧料的浪费。当年不少食堂图方便，就直接伐树当做木柴，加之此时全民大炼钢铁，不产煤的地方就伐木烧炭代替焦煤。这样一来，大量的林木被砍伐，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林业的一次大破坏。
　　公共食堂的另一大“优越性”，是能消除私有观念，提高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人民公社一产生，就被认为是尽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有效形式。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满腔的热情再加上满嘴的浮夸，使人们的头脑普遍发热，先是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后来随着浮夸风的盛行，认为只需十年就可超过英国，十五年即可赶上美国。“大跃进” 进入高潮后，头脑就更热了，超英赶美的时间一再缩短，以至于认为只需两三年即可超过英国，用不了多久就能赶超美国。赶超英美国之后下一步怎么办？虽然没有公开宣传要超过苏联，但实际也有了这样的想法。既然生产力能如此“飞速”发展，又找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金桥”——人民公社，于是天真地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已不再是遥远的将来之事，而是很快就会到来，以至当年还出现了中国和苏联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讨论。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讲过，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当时人们认为，家务劳动社会化，就能在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基础上，逐步实现生活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几千年来，随着私有制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目光短浅，在人们头脑中培植了自私自利的观点。继续照原样保持这种生活方式，同社会主义集体大生产是相矛盾的。这种生活方式不但浪费了大量的劳动力，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发展，也妨碍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妨碍人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建立，所以必须对原有的生活方式加以改造。
　　当时人们还认为，举办公共食堂，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和生活集体化，不但适合于集体生产劳动，而且由于家庭生活诸如育儿、养老之事都变成了公共事业，这就大大地削弱乃至逐渐根除家庭私有观念，克服并防止资本主义思想的滋长，从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并加速共产主义精神的培养。因为社员吃喝在公共食堂，不仅粮食交给了食堂，而且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也上交给了集体，这样，家庭私有制也就彻底瓦解了。合作化后，实现了集体劳动，但生活仍是分散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容易发生矛盾。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供给制、集体劳动，人们就会感到自己真正是集体的一分子，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也就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思想就会巩固和发展。不但如此，公共食堂建立起来了，托儿所、幼儿园也建立起来了，中小学生实行集体住校集体就餐，少年儿童也过上了集体生活，这样就容易使他们的集体主义习惯和共产主义品质成长起来，从而培养出共产主义全新的人。
　　共产主义诚然十分美妙，对人们也有着无限的吸引力。然而，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迄今为止，人们还只能进行各式各样的猜测、推断乃至幻想，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清楚的，这便是共产主义将是产品极为丰富，道德十分高尚，彻底铲除私有制和彻底摒弃私有观念。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中国人对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而且还主观地认为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也许自己这一代人就能有幸目睹共产主义大同仙境的来临。既然如此，在生产资料完全实现了公有化之后，生活资料也应该实现公有化。家庭是最基本的私有细胞，是私有制的最后堡垒，吃饭集体化，幼儿集体化，各式各样的家务劳动都集体化，就能使这个私有制的最后堡垒得以攻破，大大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加之通过“大跃进”生产力就会一日千里地发展，物质财富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共产主义也就很快到来了。

　生活方式的变革固然是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条件，但它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发展水平才是实现社会制度更替的决定性因素。当年大办公共食堂时，人们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其必要性的依据，却忘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这就决定了一哄而上的公共食堂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
　　人民公社化后全国迅速实现食堂化，除了对食堂“优越性”的片面认识外，当时劳动力的更加紧张，也是加速食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时，全国原定的年产1070万吨钢的计划还完成不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任务要在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完成，显然只靠正规的钢铁生产企业是无法做到的，只得开展全民大炼钢运动，用小高炉、土高炉土法炼钢。于是，千千万万的农民丢下手中的农活，找矿石、挖煤炭（没有煤的地方就伐树烧木炭）、垒土高炉，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钢铁大军，全国农村投入土法炼钢的劳动力最多时达6000万人。就在千军万马大炼钢之际，农村又正好进入了秋收秋种的季节，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
　　这种对劳动力的客观需要，加之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把公共食堂作为新生事物大力推广，新闻媒体对办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又大力渲染，每个地方总有一部分办公共食堂的积极分子，中国农民又普遍存在从众心理，于是各地食堂纷纷办了起来。
　　在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各地自然不会只有一片赞同声，总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持反对意见。中国农民毕竟是讲实际的，很快能实现共产主义固然激动人心，然而实现共产主义虽然不再是遥远的未来，但毕竟还是未来之事。而眼下办公共食堂，不但把他们的自留地、自养的家禽家畜甚至于家里的锅碗瓢盆收进食堂了，而且不分劳动好坏都吃一样的大锅饭，也就使得相当多的农民觉得食堂优越性再多，也不如在自家吃饭方便自由。因此，纵使把食堂的好处吹得天花乱坠，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农民对办食堂心存疑虑，甚至加以抵制和反对。
　　本来，在什么地方吃饭与社会制度并无直接关系，但自从公共食堂与共产主义挂上钩后，吃饭方式也就成了走什么样的道路的大问题。不赞成吃食堂，就被视为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对实现共产主义没有信心，仍想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而这条路是万万不能走的。怎样使那些不愿吃食堂的人断了吃小锅饭的念头呢，办法就是开展大辩论。所谓大辩论，从字面上理解，应当是互相辩论，你说你的理由，我陈述我的意见，可当年的大辩论其实就是斗争会。既然有了公共食堂与实现共产主义是紧密联系的这个大框框和大前提，应不应该吃食堂这个问题就已经没有可辩论的余地了。
　　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办起公共食堂后，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富裕中农赵中堂说：“猪多没好食，人多没好饭，办食堂都把粮食糟蹋了，我看一辈子也办不好。”富裕中农李大妮说：“成立公共食堂吃饭不随便不自由，不如一家一户好。”这本来都是大实话，但这话不合时宜，何况他们还是富裕中农？自从地主富农消灭之后，富裕中农就成了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名词。为此，生产队专门召开一次办食堂好不好的辩论会。在“辩论”中，一些办食堂的积极分子指责李大妮是代表富裕中农说话，她是“不让群众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指责赵中堂是“反对办公共食堂”。这两顶大帽子一扣，不要说富裕中农，就是贫下中农也不敢对食堂说不是了。
　　经过1957年秋冬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后，哪个农民还敢承认自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更不敢承担反对人民公社的罪名！如果有人对公共食堂有异议，招来的只会是谴责和批判。更何况食堂建立后，社员的口粮直接分到食堂，自留地被收走，家庭副业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家里的炊具不是交给了食堂，就是作为废钢废铁送进土高炉了。这样一来，等于是食堂掌握了社员的吃饭权。如有社员不愿参加食堂，即使不与之开展大辩论，他也非到食堂吃饭不可。因为除了食堂，社员已没有其他可以吃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