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钱”路何在

编者按：在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南方周末记者们也纷纷回到家乡，回到那些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这群身份独特的观察者，敏锐地触摸少年生活的土地上细微的变化，并记录着中国这个庞大躯体上一根根毛细血管的微小脉动。
在浙江湖州，投资无门的新痛苦折磨着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在财富渴望与通胀压力煎熬中的他们，寻找与试探着包括民间借贷、高息集资在内的各种路径。
而江西高安建安镇党委书记却在四处找钱，他想修路，想让小镇找到新的财政支柱从而摆脱对煤的依赖。
在四川打工大县，农民蜂拥入城，打工给一代农民带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改变，也带来被“拔”出土地时的纠结与撕裂。而最茫然的，莫过于四十多岁的第一代民工——城市工厂只欢迎年轻人，而他们却已无法回到农村。
在河南农村，拿着iPhone的年轻妈妈购买的奶粉却是早就因含致癌物质而被注销生产许可证的“毒奶粉”；更多地方，烟花爆竹的销量正在下降，微信正在成为内地人的时兴，一个个家族群横空出世，而一些上小学的孩子也能熟练地使用iPad刷微博。
几乎在每个地方，汽车的增长速度都令人吃惊，连大别山深处的小乡村，也在这个春节堵起了车。
这是我们血脉相连的家乡，我们清晰地感知到，经济增长与文明变迁在每一个地方带来的改变，如此隐秘，如此纠结，却又如此决绝。
年复一年，南方周末经济板块连续在春节之后推出回乡专题。在无数碎片里，看见一个庞大、复杂、有温度的中国。

每到春节，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返回家乡。他们感知着经济增长与文明变迁带来的改变，也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家乡。图为山西的一户人家团聚过年，这个村子80%青壮年在外打工，春节才能回家。 （CFP/图）

在三四线城市，这种针对5万-50万元资金量的高收益理财产品，仿佛就是饥民的面包。经济增长多年带来的一种新痛苦就是：手有余钱，无处可投。
集资被退
事情的起因是，2013年初，亲戚放在学校的集资款被退回了。
亲戚在县里一所学校当老师。在浙江这个富庶之地，许多人都有些闲钱。大约四五年前，学校开始向员工和家属集资，收益率10%，每年按时打回利息，“很可靠”。因为这层关系，两次共投了15万。
这可以算得上过去几年里“最成功”的一笔投资：股市一直坐着刺激的过山车，60万起始资金，2007年牛市最高飙到过130万，不到两年又迅速跌落至40万，至今行情温吞，不知何时得以翻身；从银行购买的几只基金，更是缩水40%；牛市时赶风潮兑美元投资的B股，也损失了近一半。
集资这项稳当又滋润的投资受阻，让人郁闷。其实，叫停早有征兆。2009年财政部就发过一次文，要求制止“向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等社会公众集资，用于开发区、工业园等的拆迁及基础设施建设的现象”。只不过文件下发，一部分集资款暂停，剩下照旧。
这次似乎动了真格，因为“上面又下了通知”，所有资金彻底清退。
就在2012年末，财政部等四部委发文，再度要求“不得直接或间接吸收公众资金进行公益性项目建设”。
亲戚只知道这笔钱经过学校又交到了县教育局，没人说得清最后被用到哪里。当然，大家也并不怎么关心。
亲戚所在的县地处长三角，2012年百强县排名挤进了前50。过去几年，跟全国其他很多地方一样，这个小县城升腾着大干快上的建设激情。大马路、工业园……发展之猛，让人感叹甚至超越所属地市。
退还的15万元，一时找不到出路。
这个略显保守、安逸的小城市，对于那些年收入几十万的工薪家庭来说，房子、车子，大多置办停当；股市，是伤心地；民间借贷一度流行，但几起上亿的跑路潮平息还不到一年，心有余悸。
小城里，除了“工农中建交”和本地的城商行，只有中信、兴业和招商银行最近几年陆续开张。
银行里清一色收益率3%-4%的理财产品，偶尔有客户经理开始推销“纸黄金”（投资者按银行报价在账面上买卖“虚拟”黄金，通过把握国际金价走势，赚取黄金价格的波动差价）。也陆续有人开始问起“信托和私募基金”，他们听说在大城市里正卖得火爆。不过，抱歉，这里没得卖。
小城来客
投资的冲动却像泉水，一直汩汩地冒着泡。
2012年6月，城里突然闯入了一家名叫宜信的财富管理公司。很多人是从超市门口散发的传单上知道它们的。
此前，另一家针对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公司诺亚财富就已来浙江拓展市场。三线城市里，他们选址了绍兴、义乌等地，这座小城却未入法眼。
亲戚对宜信的理财发生了兴趣。
收益率之高，甚至超过信托产品。更有吸引力的是：与信托动辄100万、私募基金三五十万的投资门槛相比，这些理财产品只需要10万。
其中一款固定期限为一个月的产品“月满盈”，跟银行理财产品一样，5万起投，收益率却达到5.6%，高过同类银行理财产品1-2个点。
在三四线城市，这种针对5万-50万元资金量的高收益理财产品，似乎正在填补一个巨大的市场空白。
宜信，这家宣称总部位于北京、创立于2006年的财富管理公司，正在迅速铺展其在江浙一带的扩张计划。在其遍布全国的52个营业部中，江浙两省占了三分之一。
分公司开在小城中心一幢写字楼内。墙板隔开的几间小屋，作为客户洽谈室。墙上张贴的是公司CEO唐宁与政商名流——比如在三四线城市知名度更高的新东方老板俞敏洪——的合影。
CEO唐宁的名字会出现在每一个理财产品的对账单上——这些高收益理财产品的运营模式是，先由唐宁出资贷款给各种急需资金的个人或小微企业，每笔从一两万至几十万不等，唐随后再将这些期限数年不等的“债权”，拆分成不同期限、不同金额的理财计划，转让给像亲戚这样的投资客户。
有客户经理自己购买了宜信理财产品。她掏出的“对账单”，其实更像是一份转让协议——唐宁将9个自然人共10万块钱的债权打包转让。协议上有9个自然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债权金额、职业、资金用途等等。
身份证号信息显示，这些借钱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北至黑龙江双城，南至福建三明县城。最年轻的26岁，最年长的49岁，大多集中在三十多岁的年龄段：其中7人为“工薪”，2人为“经营人群”；只有2人借钱为了“经营”，其余7个人皆为“消费”之用——事实上，年化收益5.6%的理财产品“月满盈”，就是专门针对汽车贷款设计的。
“利息肯定比银行贵，贵得多。我们这全是信用贷款，不需要抵押、担保。”客户经理说。
尽管声称是P2P贷款（个人对个人），但投资客户其实无法选择自己的贷款对象，也无法知晓这些客户究竟用这笔钱做什么。这时，客户经理会告诉你，这不用你操心，宜信“有一套远比银行系统更严格的审核标准”。
“银行能通过行长关系打个招呼就放出钱来，在宜信，所有贷款必须经过总部审核。”有客户经理原来是银行员工，如此解释。
公司所称能提供的另一道防线是：如果借款人出现逾期，公司会用风险准备金先行垫付。
客户经理显然受过统一的培训，他们也常常现身说法，博取信任。亲戚的客户经理称，自己一笔三月期的投资中，有两笔数额几百元的违约，“公司直接就垫付了”。
亲戚是工程师，没太多金融知识。跟大多数投资客一样，他们更关心投资门槛、收益率、期限。
剩下的，就是投资“可靠性”问题。在三四线城市的中小投资者的头脑里，这个问题笼统而简单——他们难以搞清各种融资模式里的“灰色地带”，所有的考量化作一个问号：这家公司，“到底可以相信吗？”
这时候，客户经理就会拉来声名显赫的“全球大公司”——宜信的投资方有IDG资本、摩根士丹利和凯鹏华盈，连几年前曾为宜信做过审计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也会时常“出场”。
其实投资客大多时候听得云里雾里，不过“既然网上都能查到，应该也错不了吧”。
几次考察之后，亲戚就掏钱了。
他根本不知道，就在此时，宜信正在风口浪尖，因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公开说这种给人贷款再将贷款卖给自然人的模式“恰恰是最高法院对于非法集资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