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不出来的老样子

——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新颜旧貌

编者按：在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南方周末记者们也纷纷回到家乡，回到那些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这群身份独特的观察者，敏锐地触摸少年生活的土地上细微的变化，并记录着中国这个庞大躯体上一根根毛细血管的微小脉动。
在浙江湖州，投资无门的新痛苦折磨着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在财富渴望与通胀压力煎熬中的他们，寻找与试探着包括民间借贷、高息集资在内的各种路径。
而江西高安建安镇党委书记却在四处找钱，他想修路，想让小镇找到新的财政支柱从而摆脱对煤的依赖。
在四川打工大县，农民蜂拥入城，打工给一代农民带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改变，也带来被“拔”出土地时的纠结与撕裂。而最茫然的，莫过于四十多岁的第一代民工——城市工厂只欢迎年轻人，而他们却已无法回到农村。
在河南农村，拿着iPhone的年轻妈妈购买的奶粉却是早就因含致癌物质而被注销生产许可证的“毒奶粉”；更多地方，烟花爆竹的销量正在下降，微信正在成为内地人的时兴，一个个家族群横空出世，而一些上小学的孩子也能熟练地使用iPad刷微博。
几乎在每个地方，汽车的增长速度都令人吃惊，连大别山深处的小乡村，也在这个春节堵起了车。
这是我们血脉相连的家乡，我们清晰地感知到，经济增长与文明变迁在每一个地方带来的改变，如此隐秘，如此纠结，却又如此决绝。
年复一年，南方周末经济板块连续在春节之后推出回乡专题。在无数碎片里，看见一个庞大、复杂、有温度的中国。
父母亲兄妹十多人，大多数是农民，在1996年前几乎都散居在农村。但如今，竟只剩下一家人留守农村，其余全部迁往了县城、省城甚至外省。
变与不变
五六年没回老家过年了，蛇年春节回去探望生病的奶奶，惊异于家乡变得快让我认不出来了，但又觉得骨子里它似乎还是老样子。
我的家乡是位于四川东北嘉陵江畔的一个县级市，直到十年前，县城还以人均2400元的GDP排名全国城市（包括县级市）倒数第十位。小时候它被评为“国家级贫困县”的消息是作为喜讯传达的，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财政救助和政策倾斜。
对于西部农村有多穷，老家曾给了我太多深刻的记忆和体验。但最近五六年，县里经济突飞猛进，GDP年均增速15%，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6.5%。如今，沃尔玛开到了县城，中石油、中石化也来此投资开采油气能源。县城的房价已与四川第二大城市绵阳比肩，生活成本和物价水平甚至更高。
推动县城发展的主力是旅游业。县城在古代曾为巴国国都，凭借历史典故和保存尚好的古建筑，获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春节期间，中央台播出了一部由“东方美女许晴与华语影帝方中信”联袂出演的、在县城实景拍摄的古城形象宣传片。但当地年轻人似乎并不兴奋，“那么老的明星，哪个认得到哦！”在他们心里，老明星的影响力还不如当地一位上《非诚勿扰》的副乡长——这位穿着鸡心领背心的单身基层干部在节目上说，“对于自己的婚姻家人非常着急，组织也是很关心，我想尽快把这件事情落实了，让组织放心。”然后，24位女嘉宾全部灭灯。出名后，副乡长说他除了真实征婚，还想借此宣传县城，助力其争创全国5A级景区。
不管怎样，家乡的旅游经济是发展起来了，这使得每逢节假日，来自全省全国的自驾游和旅行团游客扎进这个小小的半岛，整个县城俨然成了一座巨大的停车场。大年初三，我从位于新区的长途汽车站试图打车去老城，的士司机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多少钱也不去，堵车！”果然，公交车在路上堵了大半个小时才得以进城。
县城堵车和旅游业繁荣其实也是路网交通发达的结果。
上大学之前，从我家居住的小镇坐车去一趟县城，需要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两个半小时。但现在，双车道柏油马路将车程缩短至不到1小时，镇上与各乡之间也通了水泥公路。
这要归功于政府大举投资基建，“十一五”期间，县里抓住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契机，全社会固定资产年均增速30.4%，投资总规模达270亿元，是“十五”时期的3.1倍。
基建潮中砸的钱当然也有的打了水漂。我们县曾投资建机场，但外来投资者骗了县政府2000万元财政拨款，轰轰烈烈地折腾半天后消失了。
而几年前在新区盖的古代官帽形超豪华市政府新办公大楼，据说花了2亿元，楼前广场气派得可与天安门广场相比。后来有媒体披露，“国家级贫困县圈地4000平方米修别墅式办公楼未报批，且在被叫停两年后复建”。
不过，经济的发展似乎并未改变这里的乡土文化。比如人情社会，县城里的十几万人大都沾亲带故盘根错节，又极重礼数周到迎来送往，哪家有个红白事宴宾客，往往倾城出动，携红包礼金赴宴。
今年也不例外，春节期间全城人主要干两件事，一是喝酒吃饭，酒桌文化在此长盛不衰，过年家家户户排队轮流请客，餐馆一律客满；二是串门打麻将，顺带打发小孩们一沓沓压岁钱。
老何所依
我的父母都排行老大，共有十多位弟妹，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农民，在我1996年上大学之前，他们几乎都散居生活在农村。但如今，竟只剩下一家人留守农村，其余全部迁往了县城、省城甚至外省。他们在城市里做生意，或打工，大多数均已在当地置业定居，有的还小有家产。
儿女们离土离乡，老人也随之进城。但2012年86岁的奶奶生病卧床后，我们家遇到了一件棘手事。奶奶是农村人的老观念，对城里的火葬有着深深的恐惧，病后她执意要回老家，以求过世后与丈夫和祖辈土葬在一起，并表示从此不再回城市。但她天各一方的五个儿女都在外打工或定居城市，两三年无人居住的农村泥瓦老房已成危房。
平时聚少离多的一大家族因为老太太，重又啸聚于老屋，并齐心协力修整了房屋，通水通电，囤积了粮食和柴火。但三周之后，该上班的要上班，做生意的要找钱，退了休的要照顾孙子，老人的儿女们纷纷洒泪下山离去，只留下从外省赶回来的大女儿照顾了老人三个月的起居。
但身为农民的大女儿既没有退休工资也没有养老和医疗保险，全靠这几年还能干活时打工挣点钱养老。
大女儿——也就是我大姑——需要做出巨大牺牲：虽然大家可以补偿她的打工收入，但却补偿不了她和丈夫、同事长期分离居于苦僻山林的孤独，和对外部精彩世界的依依不舍。
老屋位于一片大山上，小时候我曾在这里住过两年。记忆中它是光秃秃的，因为大跃进年代大炼钢铁，把山上的树木砍光了，而在那之前听说山林茂盛得藏有老虎。这次回乡，见这片山从黄色又变回绿色，山上灌木生机勃勃野蛮生长，雾气缭绕时仿似仙境。
“打工”着的人
以前的大姑对外界有些胆怯，不敢随大姑父外出打工，但近几年她不愿再待在农村，更愿意跟随乡亲们一起去北方干活。她眼里的北方“不潮湿、人爽直、面食好吃”。
打工对大姑最大的改变，在于眼界和见识。
请工人来山上伐木劈柴之前，大姑发现自家山林的树上有一个马蜂窝。有邻居让她别告诉伐木公司，以免对方据此加价，但大姑在电话里特意告知对方此事。事后她解释说，“现在凡事都讲个‘知情权’，万一工人被马蜂蜇出事了，向我索赔怎么办？”
这个“知情权”意识，就源于外出打工时，大姑见到老板会将工作的危险性事先明确告知工人。
大姑的儿子也在大城市打工，他辗转过几个城市，开过挖掘机、当过房地产中介，后来进入了蒙牛公司做销售，蒙牛被中粮收购后他又成了国企的合同工。他告诉我，今年他和女友准备报考公务员，因为之前有亲戚的儿子考上了，“公务员稳定，退休后有保障”。
过年他和女友不远千里带回家一只穿着花衣服的宠物狗“豆豆”，表弟和女友外出时，大姑和大姑父会充当豆豆的临时监护人，履行包括早中晚各三次遛狗，给它喂极好的食，整理狗窝等职责。奶奶很惊诧，“现在的狗这么金贵”，但她的女儿女婿显然已接受了年轻人的生活理念，尽心称职地完成狗主人的嘱托。
每天都有街坊、亲戚上山来探视奶奶，他们自己或亲人的打工见闻，是聊天中的热门话题。比如一位街坊大姐告诉众人，她的丈夫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名字还是我帮她补充完整的）打工，一个月挣8000元左右。这几年，他还在战火纷飞的利比亚和中东国家打过工，都是修路、盖房子、搞装修这类项目，“‘洋工’打惯了，他不爱在国内待着”。
她还饶有兴致地聊起她丈夫在异国他乡的辛酸和血泪，仿佛在聊别人的故事。比如工人们被监狱式管理，不得外出与当地人接触；偷吃一点猪肉被当地人暴打差点致死；非洲国家内战的枪声中，子弹飞过工人们的头顶也不得停止劳动；从事非人的重体力劳动后，还被黑心老板坑了工钱……
家乡是劳务输出的大县，在县城长途汽车站，除夕一过便人潮涌动。客车司机说，那几天有2万人自此出发，重新踏上生活在别处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