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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省长、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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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委书记、市长黄敬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的当天,成立了中共天津市委,黄克诚为书记,黄敬为副书记;成立了天津市人民政府,黄敬为市长。不久,黄克诚奉命率领部队南下,继续执行解放全中国的战略任务,中共中央任命黄敬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主持天津的工作。
刚解放的天津,环境卫生非常恶劣,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黄敬决心整治环境,改善群众生活条件。
经黄敬提议,市委、市政府同意实施修建两园一场,改造一池两河工程(即修建人民公园、水上公园和杨柳青飞机场,改造南开蓄水池、赤龙河和墙子河)。在红红火火、热气腾腾的工地上,经常可以看到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的黄敬。
不到一年时间,修建两园一场,改造一池两河工程相继竣工。天津脏差乱臭的现象得到了根本治理,以清洁整齐的新面貌展现在市民的眼前。
黄敬很注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特别是1952年他亲自主持为工人建造5万套住宅一事,使天津人民至今也难以忘怀。
1952年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黄敬领导天津市委、市政府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黄敬深入调查研究,亲自观看工人对违法资本家进行揭发批判,掌握运动进程。“三反”“五反”运动,对广大干部、群众以及工商业者,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黄敬在天津工作3年多的时间,紧紧地依靠工人阶级,率领全市广大人民胜利地完成了艰巨的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使天津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52年国庆前夕,黄敬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央第一机械部部长兼党组书记。
黄敬上任以后,知人善任,平易近人。在搞好一机部的领导班子建设以后,他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整顿机械工业企业,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首先,完成组建机械工业的队伍和确定各厂的专业生产方向的工作。其次,建立健全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再次,加强技术管理和技术改造工作。又次,培养机械工业的新生技术力量,提高在职职工的技术水平。
1957年4月,黄敬被任命为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归口主管工业各部门的技术工作。黄敬大学没有毕业,仅在大学读过一年数学,一年物理。到50年代,他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党和人民需要他担任科学技术的领导工作了,于是他就认认真真地从头学起。他请专家教授给机关司局长以上的干部上课,他自己带头听课。
由于过度地辛勤操劳,黄敬终于累病了。他在广州治疗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关心他的病情。毛泽东曾传话给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劝他好好养病。但不幸的是,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抢救无效,于1958年2月10日逝世,终年46岁。




河北省委书记林铁



平津战役结束后,河北全境解放。1949年7月12日,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保定召开,宣告中共河北省委成立,林铁任省委书记。
为了提高各级领导干部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林铁要求各级干部向书本学习,向工人和经营管理者学习。1956年,他还亲自带领省辖市的市委书记们,到工业基础较好的东北三省参观学习。
为了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林铁创造性地执行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用很大精力抓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他坚持亲自动手、积极领导的方针和抓典型、树样板、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抓出了一批在全省、全国很有影响的典型。比如,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组织起来,被誉为“社会主义之花”的饶阳县耿长锁社,以“三条驴腿”起家,以“穷棒子”精神闻名全国的遵化县建明社,被毛泽东誉为“五亿农民的方向”的安平县南王庄王玉坤社,都在林铁的具体指导下,发挥了巨大的榜样作用。
自1949年至1966年,在林铁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后兼任省政府主席)期间,河北的工农业改变了落后的面貌。到1965年,粮棉总产分别比建省之初增加了1.2倍和1.5倍,为农业的更大发展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河北工业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全省工业总产值增长了7.5倍。
海河水系是河北省最大的水系,也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海河支流众多,较大支流有300多条。海河哺育了两岸燕赵儿女,也给河北带来频繁严重的洪、涝、旱、碱灾害。
面对严重的洪涝灾害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林铁以很大的雄心和气魄,抓住治水不放。根据海河上大下小、入海不畅的扇形水系的特点,在治水初始,林铁便提出了上蓄(兴建水库)、中疏(修河开渠)、下排(增辟入海尾闾)的总体战略,并且在斗争实践中确定了“以蓄为主,民办为主,小型为主”的方针和以小型为基础、中型为骨干、修建必要的大型工程的做法,在短短几年中,就建成大型水库18座、中型水库21座和大量的小型水库,开挖了多条排水入海工程,基本上控制了海河水系的洪水。
在治水中,林铁不仅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苦干实干,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取得中央和各方面的支持。1963年7月末8月初,河北遭受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灾。11月12日,林铁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河北抗洪斗争的情况。当汇报到10大水库在防汛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我要从南到北把你们的十大水库都看看。”毛泽东还十分关切地指示:“你们一定要把河北的洪水制服,把河北人民从水旱灾害中解救出来。拯民于水火之中嘛!”林铁请求毛泽东把这个指示题写下来,以鼓励河北人民。过了5天,在1963年11月17日,毛泽东挥笔题了“一定要根治海河”!
可惜的是,正当林铁领导全省人民信心百倍进行这一宏伟事业之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林铁被“打倒”,被迫离开了领导全省人民战天斗地的岗位。粉碎“四人帮”后,林铁重新恢复工作,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中顾委委员。1989年9月17日,林铁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山西省委书记、省主席程子华



1950年1月27日,山西省第一次专员、县长会议在太原召开。
省政府会议厅门口,一位身着军装的中年人正默默地注视着与会代表的到来。他中等身材,四方脸,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
当程子华走上主席台时,台下许多人顿生诧异:刚才那位站在门口的中年人不就是这个人吗?“门卫”原来是省主席。
程子华出任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是在1949年9月1日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和山西军区成立时。但由于别的事务,他一直待在北京,直到1950年1月才正式到任。
以程子华为首的第一届山西省委和省政府,把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和治安工作确定为当时的基本任务,决心在3年内恢复国民经济。为此,许多有力措施在程子华的精心组织下,先后出台。
程子华就山西的工业情况着重进行了调查,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相应措施。煤炭工业是山西的优势。省政府在狠抓恢复老矿井生产的同时,着重恢复和建设了大同、阳泉和石圪3个国营煤矿。山西第一台掘煤机就是这段时间内在大同永定庄矿用土法制造出来的。1950年,原有各煤矿基本完成矿井修复任务,当年生产原煤380万吨。
由于工作的需要,程子华于1950年9月离开山西到中央工作。
程子华在中央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上任之初,他就从理论上着手解决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949年1月的华北供销合作会议和1950年7月的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根据刘少奇“供销社要大”的指示,提出了农村以集镇为中心建社的原则,但是认识很不一致。高岗和东北的一些干部极力坚持以村为单位建社。
带着这个问题,1951年3月,程子华下到华东、华中作调查。4月中旬,他和薄一波联名给刘少奇并中央写了《关于农村和城市基层合作社改变组织形式问题的报告》,肯定了农村基层杜应以集镇或较大村庄为中心建社的原则,明确了城市消费社应以居民区建社为主的3种形式。
报告得到刘少奇和中央的肯定,5月初,中央将报告批转给各级党委作为城乡建社整社的依据。程子华的出色工作,赢得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
继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工作之后,程子华担任过国家商业部部长、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中共西南局书记、西南三线建委常务副主任、民政部部长等职务。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迫害的程子华被迫离开了领导岗位。
1977年8月,在党的十一大程子华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曾是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1年,程子华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启龙



1949年5月1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了《关于重新划省(市)及配备各省主要干部的决定》。黑龙江省与嫩江省合并,成立了新的黑龙江省,张启龙调任黑龙江省委书记。
1949年夏,黑龙江省发生了几十年未见的特大旱灾。张启龙和省委、省政府其他领导人带领机关干部分赴各地督促检查,推动抗旱工作,经过一番奋战,赢得抗旱斗争的胜利,大灾之年没有减产。
1949年11月,张启龙主持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研究如何搞好城市的经济建设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具体政策措施,防止和反对党内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存在的“左”的错误倾向。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1950年3月,中共中央调张启龙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1950年12月,遵循中央指示,张启龙主持召开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议,决定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张启龙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针,既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又加强领导,正确执行政策,防止发生“左”的和右的偏向。
辽东省的镇反工作,既镇压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保证了抗美援朝的胜利进行,又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稳定了社会秩序。
1952年8月,张启龙调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常务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协助程子华的工作。
50年代后期,党在指导思想上开始犯“左”的错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59年9月,中共中央任命张启龙为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启龙曾深受党内“左”倾错误之害,对“左”的东西深恶痛绝,必然会力所能及地对“左”倾错误进行抵制,这也就注定了张启龙将成为一个悲剧性历史人物。
1964年,浏阳县委将所撰写的《浏阳县革命史》送张启龙审阅,征求意见。《浏阳县革命史》既然是反映过去的革命斗争历史,就不可避免地描写了彭德怀领导发动平江起义和建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张启龙审阅《浏阳县革命史》稿时,因繁忙的工作,没有仔细翻阅,就画圈退回。他万万没有想到竟因此事闯下大祸。这件事被当时某些“左”得出奇的人知道后,给张启龙戴上企图为彭德怀翻案的大逆不道的罪名。1965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张启龙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职务,调离中央组织部。同年10月,张启龙被贬往南京市任副市长。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文革”中,张启龙历尽磨难,甚至被投入监狱关押了起来。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重见天日。
张启龙1987年6月在上海逝世,终年87岁。




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



1949年5月,经毛泽东提名,中央任命黄克诚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省军区司令员。
黄克诚到湖南后,首先将支援前线列为全省突出的中心任务,动员各地群众接待各路大军,组织各种运输工具运送粮食军需,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等省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之初,湖南和全国一样,都在贯彻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党的工作重点要由农村转移到城市,黄克诚通过认真调查,分析湖南的实际情况,认为,从全党和全国来说,胜利后全党的工作重心要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从湖南目前一段时期来说,工作重点还是应该放在农村。因湖南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只有抓住农村、发动好农民,才能完成征粮支前、消灭匪特、安定社会等紧急工作。
1950年1月,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提出将肃清土匪特务列为全省全年三项中心任务之一,要求尽最大力量首先消灭全省各地的土匪,尤其是湘西土匪。黄克诚领导全省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运动。直到1952年,我剿匪部队在上级领导的正确指挥下,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全省共消灭土匪20余万名,其中湘西土匪10余万名,湘西百年匪患被根本清除。
1952年1月,黄克诚奉命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他主持建立了军队后勤工作的正规制度,提倡顾大局,反浪费,勤俭建军,有效地保障了抗美援朝和国防建设的后勤供应。
1954年,黄克诚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同时兼任副总参谋长,负责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
1955年9月,在人民军队首次授衔、授勋仪式上,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10月,黄克诚被正式任命为军委秘书长。
1956年9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黄克诚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时曾说:“我四年未管军事,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毛泽东的这话是针对自己将军队工作交给彭德怀主持,黄克诚协助做日常工作而言的。10月,黄克诚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黄克诚因在军委守摊子,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后,才突然接到中央急电:“17日务必上庐山”。
黄克诚遵命上庐山后,彭德怀的“意见书”已印发,黄克诚看信后,认为有漏洞,有问题,还有刺。按实际情况,缺点还可以说得更重一些。
19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讲了话,以支持彭的意见,他大谈“大跃进”中的缺点,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黄克诚的发言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但与中央主要领导的认识相去甚远。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黄克诚被撤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但仍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
黄克诚卸职罢官后,全家人移住北京郊区。
1965年9月,杨尚昆代表毛泽东,安子文代表中央组织部来到黄克诚的住处,说是毛泽东决定派他到山西省任副省长。黄克诚在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就稍治行装及书籍,匆匆赴山西就任。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黄克诚再度受到残酷迫害,被从山西揪回北京关押。
1977年12月,黄克诚被选为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会上,黄克诚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走完他人生道路的最后一程,享年84岁。




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



贵州解放,当新上任的省委书记苏振华在街头把目光转向人们褴楼的衣衫、泛黄的脸庞和缺衣少食的孩子时,他的心头不禁涌起一阵悲凉。
“贵州要治本,人民要当家做主人。扎好根子,是搞好贵州的百年大计!”上任不久,苏振华就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治黔计划。
把农业发展放在重要位置,是苏振华治理贵州的一个重要思路。为加强农村和农业战线的领导,苏振华直接领导互助合作运动,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贵州农业生产取得很大的发展。
1954年是贵州历史上值得纪念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里贵州吃粮靠外省的历史一去不复返,并且外调余粮达到4.3亿斤。全省半数雇农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中农水平。
贵州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现成工业。面对这种情况,苏振华提出“我们要有自己的工业”的口号,他积极领导在贵州兴办工业。
由他提议兴办的制革厂,使贵州盛产的牛皮有了出路。
由他组织在猫跳河上建成的贵州第一个水电站,送给贵州人民更多的光明。
他组织扩大茅台酒的生产,增加了工厂收入,改善了工人的生活。
在他的组织下,生产出贵州有史以来行销全国的锻钎机……
苏振华把抓公路的修筑放在第一位,同时抓了水路运输的改革和发展,还四次派出得力干部筹划湘桂黔铁路的修筑。贵州的交通事业从小到大慢慢地发展起来了。
5年来,苏振华扎扎实实地为贵州办了很多事,贫穷的贵州正在一天天地改变着,他也深深地爱上了这块土地。
苏振华1954年出任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到职后不久,苏振华就去了各舰队、基地与岛屿,了解部队,熟悉干部,深入调查研究,学习海军业务。很快,他就完成了从地方到军队领导角色的转换,协助司令员萧劲光积极创建海军,他成了真正的核心领导之一。
1957年2月,苏振华被任命为海军政委,也开始了他领导建设海军的新阶段。
中国研制核潜艇工程是在这个时候启动的。周恩来指定苏振华担任核潜艇研制领导小组组长。苏振华立即着手组建工作机构,动员全国力量投入这一工程,组织核动力开发研究。
当“文革”浊流席卷全国时,林彪一伙利用动乱,在1967年1月15日深夜,非法绑架了苏振华。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苏振华被剥夺了同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联系,过着“劳改犯”的生活。
1972年,苏振华回到北京,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过问的结果。
苏振华恢复工作后,改任海军第一政委,并担任海军党委第一书记。1973年,他参加了中共十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6年10月6日,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中央于10月20日决定:由苏振华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同倪志福、彭冲到上海主持工作。
1977年8月,苏振华参加中共十一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接着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9年春节,他带病走遍海军机关大院,看望了干部和战士。2月6日,他的病情加重,但仍旧向医院请假,参加了海军所属的一个研究所的会议,并在会上讲了40多分钟的话。
这是苏振华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就在第二天,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征程。




云南省委书记宋任穷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率部起义,云南和平解放。
1950年2月6日,第一届中共云南省委宣告成立,宋任穷任第一书记。
云南和平解放减少了因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同时,和平解放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共产党与旧军政人员的团结问题。
中央对此也十分重视,特地交给云南党政军领导一条原则:在云南解决一切问题,均应和卢汉商量,对卢汉部属的教育改造要不惜工夫,做到仁至义尽。
宋任穷及其领导下的云南省委对卢汉十分尊重,事事协商,待之以礼,相见以诚。经中央批准,由卢汉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共商云南军政大事,卢汉及其部属对此都很满意,为顺利接管云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一踏上云南这块土地,宋任穷就对民族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他的主持下,省委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少数民族工作。
1952年,云南省委、省政府抽调170余人组建一支民族工作队,到滇西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带着宋任穷的殷殷嘱托,民族工作队来到滇西。他们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在少数民族地区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给群众治病。
宋任穷到任后,主要精力放在了剿匪、民族和宗教诸工作上,同时,按照中央部署,他在领导土改和援越抗法等工作中,也耗费了不少心血。
在土改过程中,从云南实际出发,将全省划分不同的区域,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土改,对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实行适当的宽松政策。
在支援越南人民抗法斗争中,领导全省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向越南提供无私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在云南开办了一所越南步兵学校,为越南培养军事指挥人才。
宋任穷在云南任职不满3年,但为建设一个新云南,他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与云南人民建立起深厚感情。当1952年奉调到重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时,他很舍不得离开这块土地。
后来宋任穷还出任了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还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宋任穷也被打倒,直到1977年冬他才重回工作岗位。后来他还曾一度担任过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市委书记彭真


彭真,1902年出生,山西省曲沃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太原支部委员、书记,共青团太原地委书记,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中共天津地委第一、第二、第三部委(区委)书记,地委职工委员会书记、组织部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顺直省委常委、工人部部长、代理书记,唐山市委书记,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晋察冀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城工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政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1945年8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1948年12月~1955年6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后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1951年2月~1966年5月任北京市市长。1954年9月~1959年4月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1955年6月~1966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59年6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1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含写的剧本《海瑞罢官》。彭真当时是北京市市长。他对事先不打招呼就发表姚文元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表示不满,因此,指示北京的报刊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下令将姚的文章编成小册子出版。北京市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被迫同意征订,但拒绝发行。1966年4月中央书记召开会议批判彭真。同月,毛泽东两次讲话,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更加严厉的批评。他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攻到底!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批判彭真以及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
1979年7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1月兼任代秘书长。1980年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成立,彭真任政法委首任书记。1986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同志也要求“全退”。


1997年4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山东省委书记康生


康生,1898年出生,山东胶南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爆发后,任上海总工会干事。
192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曾任上海闸北区区委书记,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初,调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1927年春夏之际,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康生转入中共地下工作。1928年春,任中共沪西区区委书记,同年夏任中共沪中区区委书记,秋冬期间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组织部长。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1931年1月,王明掌握中共中央实权后,他升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从上海迁移到江西苏区,另在上海设立中央局,康生留在上海工作。7月去苏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在缺席的情况下,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康生随王明于1937年11月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康生与王明同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38年8月,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1942年春,中国共产党开展全党整风运动。中共中央政治局设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1945年4月,中共“七大”选举时,经做工作,大会选他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免去其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职务。

1949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成立,康生任书记,30日,被推选为山东省政府主席,4月2日,又兼任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康生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和理论小组组长、《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增补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1969年,被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1970年9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1973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副主席。1975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12月16日病故于北京。

  198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鉴于他在“文革”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

河南省委书记张玺


张玺,1912年出生,河北平乡县东田村人。1931年春在邢台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秋因叛徒出卖在邢台被捕,后被押解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坐牢四年,经受了国民党的劝降和各种酷刑的考验,积极参加狱中对敌斗争。1936年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过狱中团支部书记。1936年出狱后被派到中共冀鲁豫边区特委工作,先后任宣传部部长、特委书记。在该区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损失的险恶情况下,四处奔走联络,恢复中共组织。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冀鲁豫地委书记,中共太南区党委书记,曾领导建立磁县抗日民主政府,具体指导组建河北民军十三支队和抗日第四支队。1940年4月起任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书记。1941年7月,任冀鲁豫与鲁西区党委合并后的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42年10月任宣传部部长。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成立后,任秘书长。1944年5月兼任分局党校校长,领导整风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冀鲁豫军区政委。1948年调任豫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
1949年6月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后兼河南军区政委、军政大学河南分校政委。1952年调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后任专职委员、副主任、党组书记,在周恩来、陈云主持下,参与组织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曾作为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副团长赴苏联,进行援建项目的谈判。同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9年1月8日病逝。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乌兰夫


乌兰夫,1906年12月23日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蒙古族。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进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6月回国。同年7月,参加组织中共西蒙工委,历任工委组织委员、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任蒙旗独立旅政治部代理副主任,地下党委书记。1938年4月任中共绥蒙工委委员。同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政治部代理主任。1941年8月赴延安,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绥蒙政府主席,中共晋察冀边区中央局委员,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书记,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兼军事部部长,内蒙古军政学院院长,内蒙古自治学院院长。1947年至1949年,任中共内蒙古工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
1949年9月,乌兰夫被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副主任兼政协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12月2日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内蒙古分局书记。1952年5月12日,乌兰夫被任命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1954年9月被任命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55年4月20日,内蒙古军区格升为大军区,乌兰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军区机关设在呼和浩特市,下辖若干军分区和若干边防部队;9月23日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65年1月再次被任命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
1966年6月7日起,华北局组织内蒙古代表揭发批判乌兰夫,华北局的会议抓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四清”期间重印《三五宣言》一事,将乌兰夫的某些工作中的错误上纲到“民族分裂”、“反党叛国”的高度,乌兰夫的“民族分裂”问题是会议集中批判的靶子,“宗派主义”和在牧区实行的“三不两利”政策等也受到猛烈攻击,7月9日到11日,开始全面揭发、批判了乌兰夫的“路线错误”,乌兰夫一次次做检查,把自己的错误一次比一次说得严重,7月13日,乌兰夫做了第四次检查,挨批被整的日子开始了;8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免去乌兰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职务;11月2日,中共中央同意免去乌兰夫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及内蒙古大学校长职务,乌兰夫受到残酷迫害,内蒙各地“砸烂乌兰夫文艺黑线,肃清乌兰夫流毒”,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
1973年1月,乌兰夫被解除“监护”复出。1977年5月,中央决定乌兰夫任中央统战部部长。1978年3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乌兰夫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88年4月不再担任国家副主席,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8年12月8日在北京逝世。

辽宁省委书记 黄欧东


黄欧东,1905年9月14日生,江西永丰人。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1927年回乡,任中共江西永丰县委书记。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3军8师参谋、连政委、师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陇东特委副书记兼秘书长,延安马列学院副书记。1938年12月任抗大太行第1分校政治部主任、分校党委书记。1939年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平汉纵队政委。1940年任抗大第6分校政委,太行军区晋中分区政治部主任。
1943年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兼总政治部锄奸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嫩江省建设厅厅长,中共黑龙江省委委员兼建设厅厅长,辽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1月任中共沈阳市委副书记。1949年6月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市长。1953年4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54年5月-11月任东北局常委、秘书长。1954年7月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1956年7月任中共辽宁省委第1书记。1958年6月-1966年任辽宁省委第2书记。1955年3月-1959年6月任辽宁省政协主席。1958年10月-1966年任辽宁省省长。1960年10月-1967年8月任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2年12月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1977年10月任中共辽宁省委第3书记。1978年10月任中共辽宁省委第2书记。1980年3月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1993年11月28日在沈阳逝世,终年88岁。

吉林省委书记 刘锡五


刘锡五,河南省孟县人,1903年出生。1921年入开封圣安得烈中学学习,因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被开除。1925年春由何孟雄介绍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参加五卅运动。曾被巡捕房关押。同年10月在上海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参加了上海第一次武装起义。1926年8月任中共上海浦东区委宣传部部长。同年11月被派回孟县负责国民党县党部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在江苏、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年冬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告工作。1928年后历任中共上海法南区委宣传部部长、沪西区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秘书,沪西区委代理书记,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秘书长等职。1930年夏被派往东北,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7月改任中共满洲局省委代理职工部长。同年12月调任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兼铁路总工会秘书长。不久被选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1931年夏兼任全国总工会华北特派员,被选为中共顺直省委常务委员、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7月因叛徒出卖在北平被捕入狱,在狱中坚贞不屈,秘密党支部领导下坚持对敌斗争。1936年11月获释出狱。
1937年2月到延安,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地方科科长,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1939年9月调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1941年3月被指定为中央北方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调到东北,历任西满二地委书记、中共嫩江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中共嫩江省委书记兼嫩江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等职,参加解放东北的动员组织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至1952年,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兼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主任。1955年起至1966年,担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书记、书记等职。被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和严重迫害,1970年2月28日在郑州含冤去世。1979年中共中央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湖北省委书记 李先念


李先念,1909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领导家乡农民参加黄麻起义。先后任中共黄安县区委书记,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1931年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团政委、师政委、军政委。为创建中国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35年参加长征,率领第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攻克四川省西部的懋功,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1936年第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在甘肃黄河西进,组成西路军。1937年率西路军余部转战到新疆。同年底到达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第五师师长兼政委,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书记,创建了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领导了中原解放区的自卫战争。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1948年任大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中原局委员,协助刘伯承、邓小平进行军事和政治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1954年),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市长(1953年—1954年),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任国务副总理,兼任财政部部长。1958年增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1962年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69年4月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经济工作。1977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6月在第六届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1992年6月2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陕西省省委书记 马明方


马明方,1905年出生,陕西米脂人。1925年秋,经马瑞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先后任中共四师小组组长、支部书记。1929年1月调任中共绥德北区区委书记。1931年5月调中共陕北特委工作,先后任特委组织委员、宣传委员,1932年秋代理特委书记。1935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撤销,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归中共西北工委领导,马仍任主席。9月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马任省委委员,继续兼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陕北,撤销了中共陕甘晋省委,成立中共陕北省委,郭洪涛任书记,马仍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6年冬,郭调中共中央工作,马接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1937年5月成立中共陕甘宁特别区委员会,翌年1月改称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马被选为边(特)区党委执行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决定马任边区政府委员、民政厅厅长。后积劳成疾,经中共中央批准于1938年8月去苏联治病。1941年1月,从苏联取道新疆回国,途经迪化(今乌鲁木齐)暂住,任中共第十八集团军新疆办事处支部书记。1943年9月,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将中共在新疆的123名工作人员分四个地方软禁起来。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新疆监狱里的马明方,被选为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46年7月11日,马明方等120余名中共人员由张治中派员护送下返回延安。同年11月,马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历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陕西省军区政委。1952年至1954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军政(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财经委员会主任,西北军区副政委。1954年,马调中央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财贸部部长(至1960年);在中共八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60年冬起,马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
  “文革”中,马被打成“叛徒”,关进监狱,受到残酷的迫害。1974年8月13日含冤辞世。197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称:“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对‘新疆马明方案’予以平反”,“马明方等绝大多数同志在敌人监狱里表现很好,没有自首叛变。”1979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为他举行追悼会,肯定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80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报告》,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马明方彻底平反昭雪。

宁夏省委书记 潘自力


潘自力,1904年出生,陕西省华县枣园村(在今高塘镇)人。1925年10月,党派他到苏联学习,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6年1月,潘自力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26年冬,潘自力等从莫斯科动身回国。1927年5月,他回到陕西,先后在长安、西安、渭南等地从事党的工作。1928年1月,任陕西省委书记。2月,他又被推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赴上海开会。因会议改期,他向临时党中央汇报了陕西工作,接受了中央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以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指示后,即返回陕西。他向省委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向各地党组织布置了发动农民武装斗争的任务,并参加了渭华起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1928年11月,潘自力在西安被捕。1930年10月,他逃出敌人监狱。因无法接上党的关系,遂受杨虎城资助,去法国留学。后辗转英国、苏联,于1933年5月回国。1935年1月,他历经艰辛,于四川北部找到红四方面军,在总政治部任干事,参加了长征。1936年9月,重新入党。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胜利结束长征,潘自力调到红军大学任政治教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潘自力奉调到晋察冀军区,先后担任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后又任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治部主任和十九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
1949年7月,潘自力任十九兵团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随军进军宁夏。9月,宁夏和平解放,党派潘自力留在地方担任中共宁夏省委书记和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他又调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1955年1月以后,潘自力转到外交战线上工作,先后担任过我国驻朝鲜、印度、尼泊尔、苏联等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潘自力遭到残酷迫害,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严重摧残,1972年5月22日在山西霍县“五七干校”与世长辞。1979年2月,中共中央为其平反昭雪。

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


张德生,1909年出生,陕西榆林人。1927年8月经杨尔瑛、苏景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被任命为中共府谷县委组织部长。同年10月初,他代表中共府谷县委到绥德出席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因人告密,他与特委秘书长刘澜涛被敌人逮捕。1931年2月16日,张德生和刘澜涛被无罪释放出狱。1932年冬,张德生受组织派遣赴宁夏银川重新建立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并任特别支部的书记。1933年6月,他到兰州担任中共甘宁青特委组织部长,同年11月,他被任命为中共陕南特委组织部长。1935年2月,中共川陕省委宣布成立汉中道委,任命张德生为道委的宣传部长,后来,张德生又相继被任命为中共川东北道委宣传部部长、川西北道委宣传部部长。
  长征结束后,张德生跟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先后担任了中共陕甘省委宣传部干事、中共关中特委宣传部部长兼《关中小报》主编、中央巡视团成员和中共三边特委书记等职务。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央决定派张德生和贾拓夫、欧阳钦等人去西安把遭受破坏的中共陕西省委重新恢复建立起来。张德生任省委党委兼组织部部长。1941年6月,中共中央任命张德生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1943年1月,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关中地委,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工作和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斗争。毛泽东亲自任命张德生为中共关中地委书记兼关中警备区政治委员。
1947年3月16日,西北野战军兵团成立,张德生被任命为野战兵团政治部副主任。1947年8月1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设立榆林分区,任命张德生为中共榆林地委书记、榆林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西北野战军中共前敌委员会于1948年12月4日成立了民运工作委员会,彭德怀任书记,张德生任第一副书记,主持民委工作。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张德生改任一野政治部副主任。
1949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决定组建中共甘肃省委,任命张德生为省委书记。1954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张德生为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陕西省军区第一政委。1964年8月住进北京医院,经检查诊断为癌症。1965年3月4日,张德生在陕西省西安市逝世,享年56岁。
(来源:《资料卡片杂志》2007年10期曹洋摘自2006年10月1日——20日《解放日报》,文辉抗、叶健君编 照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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