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文革中多起大屠杀的三重耻辱

作者：徐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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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77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现为该所研究员。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雷丁大学，美国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做访问学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长期研究语言哲学，从上世纪末开始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和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发表《“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形形色色的造反》、《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世纪》、《自由的言说》、《直面历史》、《蓦然回首》、《不懈的精神追求》、《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语言与哲学》（合著）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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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到1989年，中国大陆历史中最为怪异的事情之一，就是一方面不断发生大规模的清洗、镇压、杀人、处决，另一方面真实发生的事件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几乎不留痕迹，当事人和目击者缄口不言，史书中一字不提。唯一留下的，是官方的宣传，歪曲和篡改得面目全非的历史。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这是大多数中国人都承认的，但文革中曾经发生多起大屠杀，这却是许多人不知道，也是可以空洞地承认文革是一场浩劫的官方史学不愿面对的。宋永毅君主编的《文革大屠杀》一书将中国当代史中最残暴惨烈、令人不忍卒读，同时又被掩盖的一页展现在读者面前，就宋君而言，这是对中国史学和历史本身的一大贡献，对大陆的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重新审视民族的罪孽和良知的契机。
在并非外族入侵的情况下，一国之内在十年之间发生多起大屠杀，这是民族的耻辱；而国民对此麻木不仁甚至熟视无睹，这是另一重耻辱；对这耻辱不敢直面而是刻意遮掩和曲意辩解，则是再一重耻辱。
中国人的心灵似乎不适宜在善与恶的绝对性和对立之中作沉思和反省，我们宁愿苟安于当下的日常生活而不愿正视过去的苦难，当需要弄请事实、明辨是非、追究责任时，我们惯于以“不堪回首”相搪塞。尽管如此，掩埋历史的罪责不应该在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中寻找，因为人们的淡忘不仅出于心理上不能承重，而且是受到压制、威胁，感到恐惧。在中国，说出真相是再困难不过、再危险不过的事。
也许有人会说：“难道官方不是也对文革作全面否定吗？”是的，官方曾经有过这样的表态，但那只是在“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晚期左倾错误路线”同时又要“坚持和捍卫作为革命的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的一种表态。不错，大陆也批判过文革，但从来没有涉及到最根本的问题即（人木又）——人的生命权、思想和言论的权利、个人尊严、个人财产权，这些权利在文革中被践踏无遗。大陆的中国人仍然生活在本书记述的事实发生时的同一政权和同一制度之下，所以，一个最着名的左派理论家在反对批判文革时一语道破天机：“说到底，文化大革命毕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污点。”
文革中发生大屠杀，并非偶然事件，并非文革造成天下大乱局面的失控产物。杀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文革中残忍地杀人、满门抄斩、大批地屠杀，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和心理上的支撑，没有物质条件，没有制度的保证，是决不可能的。
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成了民族的意识形态，其特征之一就是漠视生命。毛泽东多次说——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在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大会上说——核战争并不可怕，全世界二十几亿人，死掉一半，埋葬资本主义，剩下一个社会主义世界，有什么不好？毛把文革说成是改朝换代的政治大革命，而他领导的上一次革命，以三千万人的生命换来一个新政权，这一次他又准备以多少万条生命贯彻他的意志、实现他的目标呢？我们不知道毛的具体打算，但毫无疑义，他对成千上万地死人毫不惧怕，就像他对几年前因为他忽发奇想而导致几千万人饿死而不为所动一样。相应地，受他蛊惑的文革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也不会在鲜血和尸体之前却步。
我在自己的文革研究著作中有以下文字：
1968年5月，陕西省某县发生第一次大武斗，一派红卫兵组织用步枪和迫击炮打败对立派，对方死50来人。战斗结束，当胜利者看到遍地死尸时，吓得心惊胆战，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本派一个成年人提醒因开杀戒而手脚无措的学生：“打得好！必然要打，毛主席刚有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学生们一听，立即从惊惶不安变得理直气壮，原来自己打死人属于打国民党！于是开庆功会，颁奖受奖。我的被采访者告诉我，心理上越过了这一关，以后做什么事就无所顾忌了。
毛泽东对于文革中大批杀人不仅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且命令军队“武装支持左派”，文革中许多地方发生军队向群众开枪事件，就是在“武装支左”的指示和口号下进行的。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命令军队发枪给一派组织，使其得以放手对另一派实施武装攻击，也迫使这一派从别的部队或兵工厂搞到枪支弹药，以杀人对杀人。对此，毛泽东轻松地、甚至兴高采烈地称之为“全面内战”。文革中的大屠杀是描述文革、研究文革和评价文革回避不了的话题。当这方面的史实披露出来之后，一切对文革的辩解和美化都站不住脚了。
有人说，文革是毛泽东为了实现其平等理想而作的社会实验，这个实验失败了，但毛的出发点应该肯定，文革精神将永放光芒。凭什么应该相信毛有如此高尚的理想？年轻的左派引证毛的语录，引证文革中《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及文章。但是美妙动人的言辞能够遮盖尸骨和鲜血？难道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可以根据当权者的自我标榜和宣传？果如此，希特勒的辩才和鼓动力比毛泽东不知要强多少。退一步说，如果实现一种社会理想带来的是大屠杀，这种理想的价值何在？如果有人愿意为这种残忍的理想捐躯，那是他自己的事，如果想让成千上万的人当牺牲品，那就未免太异想天开了。
有人说，批判和否定文革不过是站在政治和文化精英的立场上发言，文革确实伤害了一些人，但遭到冲击的多半是当年养尊处优的官僚和待遇不错的知识分子，老百姓并不是受害者。
但看过本书之后就可以明白，在文革中遭到屠杀和其他形式虐待的，首先是文革前生活悲惨、地位低下的人，即被划为异己分子的各类人，以及他们的子女，而屠杀者、施虐者除了军队，就是政治上可靠的民兵、各种红人、积极分子，特别是掌权者的子女。实际上，持这种观点的人自己就是片面的历史知识的受害者，他们不知道文革中的大屠杀和类似的事情，不知道杀人者，施虐者和被杀者、受虐者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所阅读的只是文革后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回忆与控诉，他们以怀疑和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些东西，这是不错的，他们错在把这些东西当成了文革的全部。
有个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他没有经历过文革，在美国读书和任教，在文革发动三十周年祭日发表文章说：“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我希望他认真读读《文革大屠杀》这本书，想想文革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发生的一切，再考虑自己还能不能坚持希望“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无知或一相情愿使人天真，天真有时显得可爱，但天真到为浩劫辩护，挖空心思寻找其中的“合理因素”，就不知其用心何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