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作者：董学仁）

谋杀是不能宽恕的

我总觉得自己记忆力不好，在很多岁月，这样的心理反复出现，就成了一种心理暗示，可以放心地忘记某些事情，特别是那些苦痛不堪的往事。但我还是准备了铅笔和纸，放在够得着的地方，感觉重要的，写下来备忘。比如今天上午，想起一件事要记下来，从一摞打印纸里拿了最上面的一张，忽然看见上面有一行铅笔字：

“谋杀是不能宽恕的，因为被谋杀的人已经死去，再也不能宽恕任何人。”

想起来了，不能宽恕杀人者，这个理念最早出现在《圣经》的彩虹之约，即上帝与全人类的第一次立约，而我记下的这句话，分明是美国电视剧《逝者之证》里的台词。我在网络视频里看的第一季，对里面的女法医印象深刻。在她看来，死去的人也会说话，会用被谋杀的身体，向你讲述他曾经怎样生活，还会告诉你杀害他的凶手是谁。在电视剧里，她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敏锐的个人感觉，还有细致的推理能力，揪出了一个个隐藏很深的罪犯。她的主管，也是一位漂亮的女法医，看她的每一件案子都耽搁较长时间，善意地提醒她，要赶在下一具尸体到来之前，把手里的这件案子结束。

看到这段话，想起这段情节，接着想到埋在我心底最深处的一件事。十三岁那年，我所在的城市鞍山，忽然充满了血腥的气氛，一年时间里，至少有几百人死于非命。如果每个死去的人都经过《逝者之证》那样完整的检验过程，即使把全辽宁省的法医都请来，也不够忙活的了。

一份接近官方的资料，写到1968年鞍山的事情：全市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由于夸大敌情，有5920名干部群众被按敌我性质矛盾揪斗，其中死亡163人，致残167人。还在全市形成多起反革命集团的冤假错案，正式立案的有21起，未正式立案的有21起，这些案件涉及300多个单位，2000余人，其中因刑讯逼供，被打致伤155人，致残99人，致死35人，拘捕50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平反。

这应该不包括台安县的数字。1968年，台安县还不归鞍山市管辖，划归鞍山市乃是以后的事情。那一年，台安县也按照全国统一部署，搞了清理阶级队伍。我看到过一篇描述1968年全中国腥风血雨的文章，题目是《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在写到中国两千多个县一般都死了一百人以上时，列举了很多地方志的记载，其中就有《台安县志》里的例子：

台安县成立以原来的县委武装部长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后， “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门弓子、木棒子、炉勾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喷气式、挂黑板（用细铁丝勒到脖子上）、举砖头、跪碗渣，应有尽有。全县处在恐怖之中。”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1288名，使“135人死亡，许多人致残。43人被投狱判刑。”

假如这段文字准确无误地引自1981年出版的《台安县志》，当我读到这段文字时，也能准确无误地感觉到编写县志的文化人士，在整理了那些残酷并恐怖的事例之后，很难控制的正义感和愤怒情绪。他们只需写下事实，不必加以评判，但他们还是使用了法西斯一词，加入了比较正确的道德评判。这也需要勇气，只有在1981年之前的一小段时间，在中国结束和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且有一个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时候，才可以指责伟大领袖亲自组织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采用了法西斯手段。

说它比较正确，意思是说，这样简单的比对，还有不正确的地方。

比如谋杀的对象，不能简单地比对。

南方某县某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群众大会，将他们划定的需要清理的“二十三种人”，全部拉到会场批斗，当场活活打死167人。这二十三种人，都包括哪些人呢？我查了一些资料，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受管制镇压的人群时，最多提到了二十一种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特务、伪警察、旧宪兵、三青团员、国民党军官、高利贷者、小老婆、小商、小贩、妓女、僧人、巫婆、道士、尼姑、流氓犯。在我的印象里，二十一种人是通用的提法，二十三种人是特殊的提法。另外两种人，大概是个别地方加进去的。需要补充一点，不管是二十一种，还是二十三种，在实际揪斗的时候，全都包括了他们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

这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从受管制镇压的人物来说，是新朝代建立后历次运动的总合。到1968年，新朝代建立了近二十年，搞了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破四旧等一系列打压运动，这一次，干脆将历次运动打压过的阶级敌人，全部聚集起来，重新打压一次。例如南方某县，根据上级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召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向阶级敌人展开决战誓师大会”，总人口二十一万人，一下子抓出八千多个阶级敌人，诬陷逼供，各种毒刑，二百多人死于非命。

为什么需要诬陷逼供和各种毒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暴打而死和逼迫自杀？旧的敌人在历次打压运动中，几乎消耗尽了，越来越严酷的暴力革命，需要越来越多的新的敌人。他们只是普通民众，不是阶级敌人，要让他们承认自己有罪，革命的游戏才能继续。这样一来，诬陷逼供和各种毒刑之下，早一些认罪的可能留下活命，死不认罪的只能去死。这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与先前的历次运动相比，新制造的敌人更多。比如南方边境某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不到半年，制造了一个抓全省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大案。因为这个案子，一百三十多万人受到牵连，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多人被打残。北方边境某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两个月后，拿出一个几十年前就停止活动的政治组织大开杀戒，三十多万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刑讯，造成终身残废的多达八万七千多人，整死的则有一万六千多人。

粗看之下相似的历史，细看起来不相似了。二战时的德国，由于某些宗教原因、社会原因、经济原因和人性原因，民众中普遍存在对犹太民族的强烈不满，那希特勒不可饶恕的罪恶，是在利用日耳曼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民族矛盾时，实行了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手段。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本来是和平时期，却要在本民族的普通民众中，不断地制造敌人，肉体消灭或精神摧残，这就把马克思暴力共产主义的原教旨推到了极至。像伟大领袖演说的那样，“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高举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旗，把本民族更多的民众当作暴力革命的对象。这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有明显的区别，这可能不是法西斯主义，仅仅是暴力共产主义。

与法西斯比起来，除了谋杀的对象不同，谋杀的执行者和执行手段也不相同，但我不想写的太多，尽量简略地叙述。

二战时，苏联的斯大林屠杀75万犹太人，采用了原始的枪毙方式。德国的希特勒在屠杀初期，也像斯大林那样枪杀犹太人，但很快就放弃了，开始用毒气室和焚尸炉。它们是把现代技术由于杀人的十分巧妙的发明，曾是1930年代的纳粹用来清除身体和心智残疾人的安乐死方式，后来才用于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执行屠杀任务的是纳粹军人，他们在轻柔的音乐声中，把犹太人骗进毒气室，再从唯一的排气孔投入一小包化学药物，杀人的任务就完成了。这种方式，从视觉上将刽子手与被杀者分隔开来，因而在大屠杀中表现出的人的残酷性，与执行者的个性关系很小。另一方面，纳粹们又严守关于大屠杀的一切信息，没有造成遍布社会的恐慌。

清理阶级队伍时期的屠杀，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概念。屠杀的执行者有两种，一种是革命委员会中的军事人员，他们在上级组织的指令下参与；一种是革命委员会发动的民众，他们本身就愚昧、残忍，利用革命给他们提供“群众专政”的机会，更多地表现出最黑暗、最邪恶、最残酷的个性。而这一切，又是公开进行的，带给中国社会的巨大恐怖，远远超过人们遇到过的历次灾难。

比如：

他们将食物扔在地上，强迫双手被绑的的犯人趴在地上如狗一般吃食；他们逼迫犯人们互相拷打，然后互相舔血喝尿；他们有如摔跤一般，将犯人活活摔死。

一个男青年因为不肯认罪，被他们割去了生殖器；一个女青年审讯时被他们用一根木楔从生殖器插入子宫，活活折磨死去。还有一些女青年先是被他们轮奸，然后再被他们杀害。

有个农民，只因父亲是小地主，他和他的子女也都算是“阶级敌人”。被他们用枪逼着挖了个坑，将自己的三个孩子亲手活埋，其中最小的才五岁。然后再给自己挖坑，由他们活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