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中国大陆十万亿财政收入都花到哪去了?

从理论上来看，个人所得税主要有两大功能：首先是筹集财政收入的功能。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各国政府财政收入比重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几乎占到半壁江山。个人所得税第二个功能就是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外常把个人所得税称为“罗宾汉税种”，意思是说个人所得税在体现社会公平的同时，带有更多“劫富济贫”的色彩。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主要是根据个人的年收入来课税，并且实行累进税率，收入越高，纳税越多。比如美国高收入者就是该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主体。据统计，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缴纳的税款每年占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是美国税收最重要来源。

然而，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实践后发现，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个人所得税的作用十分有限，这主要是因为高收入者的逃税、避税等使其无法实现调节。在这种背景下，近些年来，国际上掀起了一股改革个人所得税的潮流。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比如德国财政部公布的税制改革方案，将最高边际税率由2000年的51％降至2001年的48.5％；法国2000年8月的减税方案，将最高税率由2000年的53.25％降至2001年的52.75％；美国到2006年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将从39.6％降到35％。二是减少税率档次。1980年代末，OECD成员国中有16个国家的纳税档次平均从10个以上下降到不足6个，如美国把原先11％至50％的14级超额累进税率改为15％和28％两级，英国将原来27％至60％的6级超额累进税率改为25％、40％两级等。更有一些国家如俄罗斯实行13％的单一税率，大大降低了税收征管的成本。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大陆个人所得税制的建立较晚。
1980年9月1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制度至此方始建立，当时确立的起征点为800元。1993年10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自1994年1月1日开始实施。尔后该法又经过多次修改。目前，个人所得税已成为中国大陆第四大税种；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大陆的中低收入者已成为该项税收的主要负担群体。有关统计表明，在中国大陆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中，中低收入家庭人数最多，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中，65％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中国大陆当前虽然有累进制个人所得税，但征不到真正高收入的人身上。

《福布斯》曾推出“税负痛苦指数”榜单，该榜单显示，中国大陆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该份报告引起广大网民热议，并被在中国大陆官方质疑。《人民日报》刊文称，《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科学性较差，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理由是，这一计算方法存在多种缺陷，包括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适用范围很小等。《人民日报》同时引用了《中国大陆统计年鉴2010》、《关于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财政部网站、IMF网站、OECD网站等多方数据，并对中国大陆社科院财贸研究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等专家进行了采访，指出以国际标准“宏观税负”衡量，我国税负并不高。但当天下午，《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又对此文逐条回应。周健工强调，“这个榜单的目的，是为了在全世界各国的税负之间寻找一个可以比较的尺度，因此对各样本国家一视同仁地选取了各国政府通行的税种和最高税率。”周健工认为，“税负痛苦指数”榜单本是福布斯两年半前推出的榜单，如今却引发一场论战，之所以该话题如此受关注，是因为个税改革等话题很火热，而深层原因是纳税人意识的觉醒。

周健工说，当我们交税的时候，关心税收用到了哪里，政府是否有效利用、管理税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如何，税收支出的结构、细节是否透明，这些都是纳税人意识觉醒后很自然会去关注的内容。他认为，财税制度是一国核心制度，体现政府的基本价值观。财税制度在任何国家都是会被激烈争论的制度，没有任何一国的财税制度会让所有人满意。他认为，眼下关键是要有一个透明的、程序化的、通过财税制度的方式来表达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的方式。这在中国大陆是欠缺的。

相关争议也立刻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专家表示，财政部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由此测算，今年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财政收入确实增长过快，减税势在必行。比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要结构性减税，他指出，要进行结构性减税，对于小企业、企业的创新活动还要给予税收优惠要尽量减税；但同时也要有结构性增税，最典型的一个是资源税；此外，特定税种也要有增有减。

焦点1：税负痛苦指数的构成。《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雇主社会保险、雇员社会保险和增值税（或销售税）的最高法定税率进行加总，得出的总分为税收痛苦指数。有观点认为，该统计方法在反映税负高低问题上有几个重大缺陷：一，指数选取的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实际税率往往比名义税率低。二，最高的边际税率只适用很小比例的纳税人，不能反映一国居民的总体税负状况。三，简单相加的假设前提是对每个税种赋予同等的权重，而这一假设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大。《福布斯》认为，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非常复杂，在这种复杂情况下，进行国际比较，总要找一些国际上具备的共性进行比较，并且必须保持一致性原则，存在不足的地方，但不能说它不科学。

焦点2：税收负担统计口径。有专家指出，国际上统计宏观税负有两种口径，一个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中国大陆与之相近的指标是“税收收入+社会保险缴费收入”占GDP比重。另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界定，政府收入包括四类：税收、强制性社会保障缴款、赠与、其他收入，中国大陆与此相近的指标是大口径宏观税负。两种计算口径下，我国税收负担都低于美、日、德、法等发达国家。《福布斯》指出，“税负痛苦指数”包含了纳税人对纳税负担的实际感受。如果政府能够提供优质的、让纳税人满意的公共服务，这当然让国民欢迎。但实际上，中国大陆实际税率虽然低于名义税率，但纳税人能够感受到的公共服务是欠缺的，质量还有待提高。

焦点3：税负高低与痛苦程度关系。有专家指出，不应纠缠于税负高低，更应关注财政支出结构是否合理。宏观税负关键不在于收多少，而在于预算制度的完善和财政支出结构的改善。“当一国财政的民生支出规模较小时，老百姓往往觉得没有在政府的用税过程中直接受益，会感到税负较重。这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不断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税收的使用效率，使税款最大程度地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福布斯》认为，一般税率越高，纳税人越痛苦，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没必要争论。但“财政支出结构需要更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一点，很有道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经济学者马光远表示，税负和“税负痛苦”是两个概念。若一国税负绝对值不是最高的，但因为税收支出和老百姓没关系，痛苦指数自然高。他认为，目前中国大陆税负总体确实过重。数据显示，财政收入远高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速，而财政收入过快增长必然导致国富民穷。“财政收入的增加当然与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关，但国与民之间不能差距太大，以前大家都吃土豆，现在的情况是国吃鲍鱼，民吃稍好些的土豆。”在马光远看来，中国大陆还未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宏观税收负担已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有观点认为，目前不应该纠结在税收上，而应该考虑调整支出结构，对此马光远认为调整支出结构和财政收入增长过快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不应混淆。“税收太高肯定是不对的，在初次分配中，国家拿得太多，这不合理。”马光远说。

美国是以直接税为主的国家，实行联邦、州和地方（市、县）三级征税制度。美国现行的主要税种有：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销售和使用税、遗产和赠与税、社会保障税、财产税、资本或净财富税、累积盈余税、消费税等。联邦税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为主，成为联邦收入的主要来源。数据显示，2008年美国联邦收入中，45%为个人所得税收入。在美国，只要有收入的人每年都要向联邦政府申报个人所得税，其一般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中高收入人群是纳税主要群体，而低收入家庭一般会得到政府的退税。2009年，美国有47%的家庭享受这一优惠。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上任后，曾数次减免税收，但随之而来的是财政赤字的扩大。现任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2月提交的2011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案中提出，对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个人将废止小布什时期的减税措施，而年收入不足20万美元的个人继续实施减税政策。目前，在削减财政赤字的巨大压力下，奥巴马加快了向富人继续增税的步伐。奥巴马新的增税措施，是向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超级富豪”加税，确保其所缴税率不低于中产阶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大陆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显示，目前中国大陆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早在2005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大陆名列其中。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此外，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有关，“我国城镇人口不到50%，社会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都投给了城镇，占87%，尤其是把投资投向大都市。中小城市征用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小，这本身是一种发展机会的不平等。”

据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测算，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为83080.32亿元，加上今年前8个月比去年同期增加的17533.97亿元，即使后4个月财政收入同比零增长，全年财政收入也将超过了10万亿元。而与之对应的是大部分居民感觉自己的收入并没有明显的增长，这再度引发社会关于国富民穷问题的发酵，有学者呼吁减税以实现“藏富于民”。

而新华网分析：要正确理性看待中国大陆的“国富民穷”。中国大陆目前仍处于高速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目前中国大陆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3%以内，累计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在20%左右，地方政府也有大量显性和隐性债务，因此，中共政府的财政收入还谈不上宽裕，更不用说富裕。当前，造成部分群众不公平感的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连年下降的趋势。数据显示，1996年至2007年，中国大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3%下降到57.5%，累计下降11.8个百分点。

国富了，老百姓为什么还感觉那么穷？！民不怕征税，就怕税收取之于民，不用之于民。而美国福布斯杂志最近推出“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且不论是否属实，该排行榜是否合理，但凭老百姓的感觉来讲，税负过重却是不争的事实，而老百姓并没有因国富而民富，亦是不争的事实。

财政收入到哪里去了？一是大量购买了美国国债，为解决世界经济危机贡献了。若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别说是赚钱，赔本的还是中国大陆。但中国大陆对美债的购买却有增无。且财政收入那么多，却还是不够花，这就奇怪了。按新华网那篇文章的分析，政府的财政收入还谈不上宽裕，更不用说富裕。中国大陆目前仍处于高速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而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当一部分是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但那些固定资产投资大部分投资于国企，大多中小企业并没有涉及。

其中，过去5年，铁路基建投资规模翻了7倍，几乎超过以往投资总和。在此基础之上，铁道部的总资产2011年继续增长，一季度达到34058亿元，二季度达到35718亿元。至此，铁道部总资产在2006年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万多亿元，五年翻了2.4倍，平均每年增长28%。但国企对国家作出多少贡献？还是以铁路为例，数据显示，2006年铁道部负债总额为6401亿元，2007年也只有6587亿元，但2008年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大增32%，上升至8684亿元。而在负债增长最猛的2009年，铁道部负债从年初的8684亿元升至年末的13034亿元，仅一年就大幅增加50%。2010年负债总额再度大增45%，飙升至18918亿元。到2011年上半年，铁道部负债已进入两万亿元时代，达到20907亿元。5年时间，铁道部负债额翻了3.3倍，总体增幅为227%，平均年增幅为45%。

但国企总是一笔糊涂账，自己都无法自圆其说。如2011年8月1日，铁道部财务司在上海清算所网站公布了2011年上半年主要财务及经营数据报告，上半年铁道部营业总收入3525.5亿元，盈利42.9亿元。但此前一季度铁道部亏损37.6亿元，这意味着二季度铁道部盈利超过80亿元。而2010年全年铁道部仅实现1500万元微利。通过对铁道部最近五年的财务报表进行全方位解读，《投资者报》发现，过去5年铁道部总资产翻了2.4倍，但负债同时翻了3.3倍；营业收入仅增长六成，净资产仅增长七成，而净利润累计只有17亿元。

目前，中国大陆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3%以内，累计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在20%左右，地方政府也有大量显性和隐性债务，据大陆官方发表的首次针对地方财政收支的全国审计结果，大陆各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10.7万亿元人民币（合1.65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中国大陆经济的27%，而且显著高于官方公布的中央政府不到国内生产总值（GDP）20%的债务余额。“这次审计并没有展现地方政府债务的完整规模，因为它狭义地聚焦于得到明确担保的贷款，”美国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家史宗翰表示。

在介绍当前存在的各种问题时，国家审计署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将借来的资金非法投资于股市和楼市，同时一些债务逾期未得到偿还，或只是通过借新债还旧债。所以，从这一点说，因此，大陆政府的财政收入还谈不上宽裕，更不用说富裕。由此，造成部分群众不公平感的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连年下降的趋势。

据2008年统计，中国大陆有126万个事业单位，在3千万正式职工中，教育、卫生和农技服务从业人员三项相加，占总人数的3/4。有关统计显示，截至2005年底，全国事业单位总计125万个，涉及教科文卫、农林水、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工作人员超过3035万人，是国家公务员的4.3倍，占全国财政供养人数的近80%。在1990年，全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费总额仅为59.5亿元，而目前已远远超过千亿元。中国大陆的“公务员”，按照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务员法》的界定，大体上是通常所说的“党政干部”，包括了“党、政、团”三大领域近650万人、党派机关专职干部和主要人民团体的专职干部之和，规模约为1100万人。

所以，中国大陆党政机构对老百姓敲骨吸髓榨取的十万亿财政收入，都流到这个体制的口袋了，且“财政收入还谈不上宽裕”！据传郭美美的国企“干爸”王军在深圳东海花园的豪宅，其价格为4万元一平方米，为复式结构。以此推测，“财政收入还谈不上宽裕”的原因，还不仅是“党、政、团”三大领域规模约为1100万人的挥霍，还包括国企长子及其包养的形形色色的“二奶”。难怪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是如此贫穷了。

要解决国富民穷之状况，仅仅是改变税负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体制的改变，才能让中国大陆摆脱痛苦。比如不改变体制，就改变不了国进民退与财政为吃饭财政之状况；要解决国进民退，必须打破国企的资源垄断与市场垄断；要让国企做大做强，不是政府的强力驱动，要让市场说了算，让利润说了算。而要改变吃饭财政，则必须完成由无所不管，无所不包的大政府向着服务性小政府的转变；……。所有这些，政治体制不改，都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