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冷战时期毛泽东、邓小平决策比较

牛军（资料图）

牛军：冷战时期毛泽东、邓小平决策比较

主题：结盟与战争：冷战时期毛泽东、邓小平的战略决策

主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嘉宾：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史、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史。著有《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和《同床异梦：美国的欧洲战略》等。

编辑：周东旭 陈芳

以下为演讲实录

感谢学生会团委的安排，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和同学们见面。首先表示抱歉，在学校讲课穿毛衣穿惯了，昨天下午到外面讲座，一进去就受到“批评”，说我没有穿西装是对听众的不尊重，今天本想穿西装，因为家人临时去医院，结果又忘了，在此向同学们表示道歉。

一、开题：两个人物，两场结盟，两次战争

被忽视的细节：中美关系才是最经得起冲撞的，80年代中国和美国实质上是一次结盟，中国为什么打越南战争……“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很难想象，苏联解体后的中国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可能会像今天的朝鲜。”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结盟与战争：冷战时期毛泽东、邓小平的战略决策》，涉及到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两次结盟。一次结盟是建国不久1950年2月14日的中苏同盟；第二次结盟是1979年与美国，这次没有正式同盟，外交史上严格称是中美建交，但说结盟也没错，学术界基本上把80年代的中美关系界定为是一种准同盟关系。

邓小平于1979年1月28号到2月5号访美，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国访问。访问开始，第一次见卡特总统，两个人就有一段很简短的对话，双方都表达了这样的态度：即双方不结盟，但可以进行密切的战略合作，有没有同盟这种形式，并不妨碍我们在战略层次的合作。。

从80年代中美关系的实际状况看，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是极为密切的，延续到1989年6月。根据国外学者研究，这种密切程度可以做这样的评价：第一，中美军事合作可以称之为同盟，更精确说叫准同盟，根据解密档案，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有关苏联的战略和军事情报，特别是涉及苏联在亚洲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军事活动情报质量上已经超过了美国给其传统盟友北约的情报。

第二个例子也能说明。1958年苏联想要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与其太平洋远洋舰队联络，毛泽东勃然大怒，认为这是侵犯中国的主权，并成为谴责赫鲁晓夫的重要依据。但是80年代，美国在中苏边界建立了七个情报站，主要负责收集电子情报，这是中美军事上的密切合作，也包括美国向中国提供先进军事装备，帮助中国改装苏式军用飞机。

由此可见，中美双方军事上合作的密切程度，是今天通过新闻看不到的。所以我说80年代中美之间也是一场结盟。中国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向中国公民如实讲述中美关系的实际状况，而不要总是把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因素作为爱国主义素材。

两场战争是什么？第一是伴随着中苏结盟发生的抗美援朝战争，世界学术界称它为朝鲜战争。

另外一场战争，就是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回来后，2月17号开始的对越战争，战争持续时间不长，只有27天，后来边界断断续续的军事冲突一直持续到1990年。双方彻底关系正常化是从1990年开始，通过秘密谈判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彻底结束边界军事冲突。

国内一般不太谈边界问题，我看过越南某位外交部副部长的文章，他说陆路边界双方最后查明有分歧的地段就两公里多一点，这场冲突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们称其为亚洲的一场局部战争，傅高义的著作《邓小平时代》讲到，这场战争在中国是不能被讨论的，在中国可以被称为一场被遗忘的战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来看，这是到现在为止的最后一场战争。中越关系也是很复杂的问题。

我为什么强调这场战争的重要性？为什么要打这场对越自卫反击战？这场战争的影响是什么？通过这场战争可以看出邓小平本人有什么样的特点？接下来我会讲。

这两场战争分别由两个人决定，中苏结盟到破裂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中美建交战略关系维持到现在，与邓小平联系在一起。我们内部在中美关系的认识上有很大差异，争论到现在也没有结束。中美的准结盟与邓小平有关系，我觉得邓小平是靠着他自己的政治威望在向前推进中美关系。

举个例子，1979年11月，北京市团委召开了一次会议，请清华大学一位副校长做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中美建交是策略性的，是为了反对苏联的临时结盟。然后，邓小平在1980年春天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被问到这个问题，邓小平当时就回答，中美关系是战略性的长期关系，不是策略性关系，非常明确。三天以后邓小平在会见外国记者时，自己主动讲起来，说中美就是战略关系。后来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讲话稿呈给邓小平，邓小平在上面批了一些字，大意说报告总体还是不错，但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是错误的，这点要讲清楚，中美关系是战略性关系，不是策略性关系。稿子下面批示两段话，第一是送书记处传阅，也就是高层要统一思想；第二句话是送中宣部酌办，意思是对外宣传要统一口径。邓小平的批文很短，但意思很明确。

现在我们把中俄关系说得这么好，可在中国这么多双边关系中，有哪一对双边关系能经得起中美间这么大的风浪？与哪个国家出现了类似中美关系这样的冲突还能维持现在的？我们没有一对双边关系像中美这样能够承受如此多的冲击，这是事实。

回过头从更长远目标看，中美关系是最经得起冲撞的关系。我总觉得邓小平心目中有一个图景，中美关系一开始是涓涓细流，但他认为最终要成为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江大河，最后中美一定要汇入全球化的海洋中去。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理解，用特别形象的说法，他就像一代宗师，把内功一代一代往下传，实际上至今中美关系中，仍然能够感觉到邓小平强大的影响力。

我选这两个历史人物是基于研究历史的体会，历史就是历史人物的宿命，研究历史离不开这些历史人物。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命中注定要有一种担当，在关键时刻他们必须要代替很多人做出选择，当然，也就要承受非常苛责的检讨，这就是历史人物的命运。批评也罢，欣赏也罢，总归非常严苛，也正是因为这些历史人物的存在，他们会把自己的个性和气质灌输到国家战略中去。

所以从这个角度把两个人做一个比较，我觉得很有意思。毛泽东和邓小平真的是同一代人，他们面临同样的问题，都有很强的使命感，想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世界一流国家。不同的是两个人选择了不同的路径，路径选择与冷战有很大的关系。把冷战所有复杂的细节去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就是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大国。这在冷战之前没有过，当时很多列强竞争，但冷战只有两个国家竞争，力量是两个极，代表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模式，提供两种现代化途径，而且，这两个国家都认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是普世的。

美国认为的核心理念就是现在国内主流报纸总是反对的核心价值，不搞西方那一套等。这一次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明确了其实我们经常批判的那些普世价值代名词就是我们要提倡的，否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立不起来。

苏联所代表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认为代表了人类的希望。文革开始，当时驻外使馆到处宣讲毛泽东思想，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的太阳，就像那会儿的张贴画，中间是毛主席，后面一个大红的太阳，光芒万丈，周围是五颜六色的世界各国人民围着他，他在中间挥着举手。当时中国驻外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到外国发动工人农民起来革命，到别人家里串联，介绍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现在我们这个最红的太阳没了，朝鲜现在还是这样。我前几年去北朝鲜，到处可见大标语，金正日是21世纪最红的太阳。

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历史人物作出了两种选择。邓小平跟美国结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把毛泽东和苏联的结盟当镜子。当时有很多在苏联留学的人，建议中苏应该改善关系，向苏联派学生，邓小平的回答非常清楚，你们看留学生去苏联干什么，都是走上死路了。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如果中国还坚持苏联模式，很难说中国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现在这样。如果我们坚持毛泽东结盟时的选择，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人的精神面貌，也不会是现在这种，可能会像北朝鲜那样，而且可能性极大，北朝鲜现在每天都在游行，抗议美国侵略，我们文革期间每天就是这样，一般是50万到100万的游行规模，抗议美国，生活在愤怒之中。

二、研究历史的现实紧迫性

朝鲜问题怎么办？中国与朝鲜之间那种“暧昧”的关系到底怎么办？

刚才是开题部分，下面给同学们讲一下我做这个题目的价值和意愿上的思考。我非常欣赏20世纪一个非常有名的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一段话：“不可能有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只能有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他们不仅仅有权形成他们自己的解释，而且有义务这样做，因为的确有一种寻求答案的紧迫需要。”。

他认为没有必然的历史，研究历史后就能够认识未来的历史，或者说找到一种规律解释过去所有的历史，这是不可能的。历史没有规律，没有事实如此的历史。我们看到的历史实际上都是人解释的历史，没有最终的解释。每一代人都会做出自己的解释，这是权利也是义务。他最后说的确有一种寻求答案的紧迫需要，怎么理解？他是在哲学层次上讲，我举一个例子帮助我们理解紧迫需要是普遍存在的。

现在最紧迫的朝鲜半岛问题，金正恩总说要发射导弹，进行核试验，还要消灭韩国、日本，攻打白宫，朝鲜好像已经是宇宙强国。对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心里一直在问，为什么中国会同这样一个国家形成这样一种关系？有点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用“暧昧”两个字比较确切性。

第一，朝鲜与中国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参加过讨论，朝鲜到底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封建家长制的国家，还是军事专政国家，八九个人都有四种理解，给这个国家定性都定不准。我不觉得定性就可以决定对外政策，但我们的思维就是这样，讨论总要说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国家。

第二，我们怎么跟朝鲜形成这样一种关系，那么暧昧，我们到底觉得朝鲜做的对还是不对？针对美国、韩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部署，评论还在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为什么一定要说是对准我们的呢？为什么就不认为朝鲜对他们也是威胁呢？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与朝鲜的潜在认同是怎么来的？这就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没解决，对朝政策还是要这样暧昧下去。

我们的领导人与朝鲜领导人见面都是要抱着脸左右左贴三下，这个习惯哪来的？就是俄罗斯人的习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同志见面都学俄罗斯的习惯，现在跟谁还这么抱着亲呀。十八大以后我们去朝鲜的政治委员跟金正恩俩人先握手，然后我看到的画面感觉是金正恩比较主动的拉了一下，又抱在一起亲了三下。

当年中国跟苏联关系正常化，就是以邓小平和当时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见面为主。因为邓小平当时是真正的最高领导人，所以还是说以他见面为主，这是中央外事小组的决定。邓小平曾经多次说过，完成中苏关系正常化，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邓小平当时就做了一个重要决定，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非常明确。邓小平是参加过中苏关系结盟全程的，他知道只要中苏关系好了，俄罗斯人的习惯就要抱着、贴脸。外事小组就先到门口告诉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说小平同志提出不要拥抱，他们也很理解，很快告诉了戈尔巴乔夫，所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镜头就是握手。

这个事情跟朝鲜做不到吗？只握手不拥抱，就像我们与全世界所有国家领导人一样，就这么难？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这还只是两国关系中比较复杂的深层历史纠葛或者情感，表现在现在就是一旦朝鲜半岛发生冲突以后，中国会怎么办？中国真的就什么都做不了吗？除了讲只有对话是唯一出路。

朝鲜这个国家是高度不可预测的，我有一些经历，给我的感受就是这样，就算这次冲突过去了，还会有下次，因为他们对外界太无知，领导人把这个国家的国民同外部世界隔绝起来以后，他们其实也在用这套制度隔绝自己，没有办法与外部交换信息，到了这种隔绝程度，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我2006年去朝鲜，当时也是他们第一次做导弹试验，到板门店去看朝鲜战争的谈判地点，一个军官给我们讲朝鲜战争，跟我们讲的很不一样，他们说美帝国主义怎么侵略，特别愤怒，然后朝鲜人民在伟大领袖金日成领导下，经过英勇奋战，又把美国人打回去。

朝鲜军官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安理会对他们发射导弹有没有发表声明，我印象中当时肯定是发表了声明，是谴责朝鲜的，也快十天了，他不知道，问我联合国有没有发表声明。我都吃惊了，他怎么这事儿都不知道，看着应该也是连以上干部。我又不敢说，说了怕他不高兴，我就跟他说，出来时间长了不知道什么消息，他就真的相信我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他们可能觉得大家都与世隔绝，不知道我们的信息获取是随时可以得到的，跟出来长短没有关系。

朝鲜军官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对朝鲜导弹试验什么态度，我就更不敢说了，我说主席说了，支持朝鲜半岛北南双方自主和平统一，他表示点头，还算满意。

第三个问题就来了，他说如果俄罗斯和中国背叛我们怎么办，我们还得要靠自己，这就是他们的思想，就是基层干部的状态和对外面世界的认识。因此，如果朝鲜上上下下都是这样的观念，这个冒险的路还是要走下去，到现在为止，没看到有什么重大改变。我坐着船，沿着鸭绿江往上走，一路荒凉，我们国家这边是满目青山，还有小别墅，白墙红顶，漂漂亮亮，那边就全是荒山野岭，把树伐了都卖到中国这边。

我看到一个小院子，都是砖的围墙，还有几个穿军装的人站着招手，我问船上的人那是什么，船上的人告诉我们这是金日成主体思想研究所，我说怎么修这儿，他说朝鲜觉得一打仗美国人肯定首先攻击主体思想，所以修在鸭绿江边上。我不太相信打起仗来，美国导弹会首先攻击金日成主体思想研究所。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吗？不可能。我目测了一下距离，飞机来了就可以跳到鸭绿江，游到中国这边。

我觉得真是胡闹，你跟胡闹的人怎么办，真的跟他斗气说明你水平低；可是你要他不这么闹是不可能的，现在就是这个状态。而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常态，我们觉得变态他们是常态，你跟他闹你也就是变态的了。因此，这里面就带着紧迫感。

三、朝鲜战争与中苏结盟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阻止朝鲜战争？毛泽东虽然看到了中国的重大利益，但他还认为自己有另外一份责任。在权衡中，毛泽东选择了没有阻止这场战争。

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与毛泽东当年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毛泽东要与苏联结盟，去了莫斯科。通过俄罗斯那边的记录和中国这边的回忆录等，大概能复原这一过程。

毛泽东进屋与斯大林互致问候后，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希望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以便恢复经济，建设国家，也就是说我们与苏联合作，是想维护国家和平，进行经济建设。斯大林也是一个很直率的政治家，不是老绕弯，斯大林就说，那你想要什么呢？毛泽东就按照他的风格讲，我想要一个又好看又好吃的，斯大林一下愣住了，他不懂毛泽东的这种表述，毛泽东无非就是说我面子里子都要，要援助，也要一个条约。

斯大林一下就没听明白，第一次见面谈话不是很顺畅，但从中可以清楚看到，毛泽东要与苏联结盟，他想获得的利益自己心中非常清楚，就是维护新政权的安全，同时要为发展经济创造比较有利的条件，包括援助、顾问等。

在中苏同盟谈判过程中，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朝鲜半岛怎么办。当时朝鲜半岛处在美苏各一半的局势，双方都有强烈的统一愿望。金日成已经明确表达希望完成国家统一，希望得到中国和苏联的支持。1949年5月金正日就已经派人来过北京谈这事，毛泽东的回答是这样的，你们的事情进攻应该是在南朝鲜向你们发动进攻以后，这个意思很明白，就是说金日成不能主动发起进攻。然后金日成又给毛泽东提建议，希望尽快成立亚洲共产党情报局，他是希望有一个发言的平台，表达意见，要不然他总是跟毛泽东说到北京来，要是不让他来，连谈的机会都没有，如果有一个多边的共产党机制，金日成就可以在里面发挥影响。毛泽东的答复也是这样，这件事不要忙，等我们建国建好以后再说。

也就是说，在毛泽东心中，轻重缓急非常清楚，我们经常讲战略，战略就是确定轻重缓急，如果连轻重缓急都确定不清楚，还哪来的战略，怎么做计划。

毛泽东的轻重缓急分得非常清楚，就是完成中国的革命和国家统一。当然能够维持长时间的和平，还要建设一个强国。

毛泽东到莫斯科后，根据我的研究，12月19号到1月31号谈过东亚地区的革命运动怎么发展，双方是有默契的，就是北朝鲜不要发动进攻，要等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了。问题在于1月30号，双方已经达成默契的时候，斯大林给金日成发了一个电报。因为1月14号左右，斯大林接到从苏联驻平壤大使馆来的电报，电报说中国军队里有一支整建制的朝鲜人带着装备要返回了，金日成想听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有什么意见。这也就反映了小伙伴怎么来“玩弄”大国关系。斯大林看到报告后，尽管与毛泽东已经达成默契，但他还是愿意在莫斯科见金日成。

金日成以前也想到莫斯科来，但斯大林不让他来，知道他要谈什么，结果这次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他就问苏联大使是真的吗？大使说可以去，金日成又问了一句：我就真的要去了哦？

这样，在毛泽东还没有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已经在动摇与中国达成的默契。1950年4月，金日成按照计划访问莫斯科，斯大林说我同意了，你抓紧准备，但这件事要跟毛泽东讲，因为中苏有同盟条约，任何一方遭到攻击，另一方就自动卷入战争。

金日成经过一番准备，5月13号到北京与毛泽东讲这件事，他讲了两点：第一，我可以迅速到一周就结束战争，确定能打赢；第二，不需要中国帮助，中国不会卷入，让毛泽东放心。

毛泽东听完以后，当晚11点就让外交部长周恩来开车到苏联大使馆，核实这到底怎么回事，金日成讲的这些与中苏过去达成的默契不一样。第二天，斯大林回了一封电报，意思是跟金日成说了必须征求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这件事要重新考虑，也就是说最后你是有否决权的，因为这涉及到你的安全利益。结果毛泽东没有反对，双方到底怎么谈的，不知道，据说金日成和毛主席俩人是划着船在中南海谈的，都不知道真正谈了什么。

给同学们讲这些历史细节，就是要说明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前人也面临过。我们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但是，局面有可能被破坏，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观念，应该尽百分之百的努力使这种情况不发生，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长远重大战略利益，但当时毛泽东没有这么做，尽管有这样的机会。美国学者称这是中国阻止朝鲜战争的最后一次机会。

毛泽东后来对他身边的人讲起过这件事，说他当时为什么同意，因为东方是三匹马一架车，两匹马要跑我没办法，东方就是指中国、朝鲜、苏联，三匹马拉一架车。应该说他之所以还要解释，一定是心里觉得有问题，认为有必要说服别人接受，让别人理解。

我们刚才谈的是一个历史现象，为什么在知道自己战争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做出那样一个选择？这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紧迫感的问题。

毛泽东讲三匹马拉一架车，在他的心中，有一个认同，认为这三家是一个共同体，两家动，另一家要不动都很困难，因为三家是一起的，说直白一点，我们是一伙的。所以，那两家要跑，我怎么能不跑？中苏结盟我认为最初中国是主动一方，但后来斯大林也开始积极推动，结盟成为双方合作的结果。

毛泽东最初谈与苏联的同盟是在1947年夏天，中共军队从自卫战争转向夺取全国政权的关键时刻。这就是毛泽东的优点，在别人还在想这场战争能不能打赢，怎么打赢的时候，他已经在想战争结束以后国家怎么建设的问题。为什么周围的人都服他，觉得他是领袖，因为他真是想得远，但久而久之，加之政治制度中的各种问题，大家干脆都不想，就靠他一个人想，他怎么乱想，他们就怎么乱搞，他想好了我们就幸福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事情，一个人的思考代替了中国几亿人的思考。

他确实是非常杰出的战略家，1947年12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来夺取政权以后，面临着很重要的经济建设任务，他说中国要实现经济上完全独立，还需要一二十年，这还要是走对了路。在他的心目中，苏联是会帮助中国的，首先会帮助发展经济。

1949年3月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七届二中全会就是为进城开的会，全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是一个转折点。毛泽东在会议上专门讲了争取苏联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难，革命难，巩固政权也很难，帝国主义要消灭各国无产阶级，没有苏联的帮助，巩固革命成果是不可能的，因此，与苏联的关系进一步扩大了，从经济层面扩大到巩固政权层面，包括安全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这是第一个动力。

第二动力就是要学习苏联发展模式。冷战给全世界所有后发国家提出两种现代化模式，虽然冷战最终结局是苏联模式失败，但二次大战以后还远远看不出这样的结果，而且苏联靠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迅速恢复一些重点产业和整个生产体系，表现出强劲的力量。

在当时，苏联确实是向全世界提供模式，全世界的第三世界国家，学苏联并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四五十个，不是中国一家，后来苏联解体，那些国家又纷纷改变。

学苏联模式，毛泽东是经过认真思考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在落后国家不能搞社会主义，列宁经过苏联的实践证明可以，决定性条件就是得有一个革命的党、先进的党。毛泽东根据苏联知识，把中国和苏联做了一个比较，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一样，都是经历艰难困苦，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验比苏联还要丰富，苏联共产党有与资产阶级联合斗争的经验，有武装夺取政权，组织工人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有长期大规模战争的经验，有组织农民建立根据地，掌握政权的经验，还有跟资产阶级联合斗争的经验，比苏联共产党的经验还要丰富。

同时，他认为中国比苏联条件好。苏联当时没有外部的援助，中国可以得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援助，所以中国走苏联的路具有比列宁当年更好、更优越的条件，有一条现成的路，为什么不走呢？因此，1949年6月底到7月初，刘少奇到苏联秘密访问，与斯大林谈了7次，剩下的时间就是走访各个部门，学习苏联各种各样的建设经验，还有政府应该设置什么样的部门，职能是什么，互相之间怎么运作，党在里面发挥什么作用，然后把这个模式搬到中国来。刘少奇回来以后脑子中就装了一个苏联模式，火车上带着80多个苏联顾问，要建成苏联这样一个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得了，我觉得是空前绝后，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如此完整的照办另一套制度。那个时候真是学苏联，接轨到什么程度，苏联工厂的一个车间小组长来了，我们这边都会有一个相应的人跟他谈判，解决两人权力范围，都是一样的。中苏结盟的第二个动力就是模式问题，要建一个苏联那样的国家，全盘照搬苏联模式。

苏联制度与中国接缝到这种程度，所以，邓小平改革开放难度之大，我们今天深有体会。

第三个动力，就跟朝鲜战争有直接关系。我觉得中国领导人心目中是有天下情怀的，没有民族国家意识，觉得东亚是一片天下，这种情怀被斯大林召唤出来，变成一种东亚革命运动中心的意识和认同，这也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支援越南，支援金日成革命的根本原因。

1948年冷战爆发，苏联与美国和西欧国家在欧洲发生对抗，与美国妥协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以后，苏联要在东方推动革命运动，就想找一个代理人，找一个领袖式的政党，据档案批露，苏联当时找过印度，找过印尼，因为这些国家当时的反殖民主义运动都非常成功，也是非常激烈，中国当时大规模内战，斯大林最初不太看好中国共产党的前景。这样找来找去，后来发现中国共产党要成功，就开始思考有没有可能跟中国共产建立密切的关系，使中国共产党代表苏联领导亚洲地区的革命运动。

后来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中国。毛泽东对米高扬说，中国希望向苏联共产党学习，并称自己是斯大林同志的好学生，中国革命因为有了苏联的支援，才获得今天的成果，很快就要取得胜利，还要跟苏联学习。米高扬就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必谦虚，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并问毛泽东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情报局，当时建有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毛泽东说，我们与其他亚洲国家共产党联系很弱，其实那时候他还没有想这个事，因为战争都没有打完，解放军还没过长江，半个中国还在蒋介石手里。毛泽东当时回答的比较谨慎，他说这件事还没有认真考虑，我们是可以的。

虽然这次会谈毛泽东对承担领导东亚革命并不积极，但造成的影响很大，并很快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反映出来，七届二中全会有些讨论发言就把毛泽东思想拔得比较高。首先是毛泽东本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三个事件，第一个事件是十月革命，第二个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个事件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被毛泽东批判过的王明当时已经服了，他说毛主席的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伟大发展，拔得很高，把毛泽东的思想提高了。毛主席很谦虚，他说现在还不要这样讲。

第一，殖民地半殖民地范围很大，好像是说斯大林只管工业发展地区，剩下地方都归我们管了，这很不妥，毛泽东对权力斗争敏感，话不能这样说。

第二，我们说我们代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利益，但是人家要是不听，非要去莫斯科，这又怎么办？这是毛泽东的原话，人家不把我们当回事儿，不认为我们这么伟大，非要听斯大林的，那还有什么意义，这是第二个理由。

第三，不要想的太多，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这也是毛泽东的话，如果有可能运用到其他国家的话，自然有人会运用。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没有否认中国革命具有伟大意义，具有普世性的含义，而只是说现在这样说不妥，别国不一定承认，再继续办好事情让人家承认才行。这与七届二中全会的“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思想是一致的。但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讨论中已经看到苏联推动中国承担这一角色的影响。

第二次关键性事件就是刘少奇对莫斯科的访问。有一次刘少奇与斯大林碰杯，斯大林说你们共产党人好年轻啊，这么年轻就干成这么大的事情，太了不起了，然后就很谦虚地对刘少奇说，我们是不是妨碍过你们呀，有过什么错误指示影响了你们？刘少奇说，没有，斯大林同志你们是大哥哥，我们是小弟弟，大哥是不会错的，是小弟弟自己有错误，是我们没有领会好。中苏兄弟关系通过这次谈话就确定下来，苏联是大哥，中国是小弟，通过领导与领导的话语就承认了。刘少奇说今后我们还要听斯大林同志的领导，如果有疑问会提出。

斯大林就给刘少奇讲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观，他说世界革命有一个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大历史趋势，马克思主义发生在欧洲的中心，后来向东转移到俄罗斯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搞成十月革命，二次大战以后，革命中心将从莫斯科转向中国这个更落后的国家。按照斯大林的论述逻辑，革命就是从先进的地方逐渐转移到落后地方。斯大林说，现在革命中心移到中国和东亚，中共有很高的地位，责任也更大。就这样革命向东方转移的历史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承担的历史使命被斯大林灌输到中共领导人的头脑中，中国革命已经承担着世界革命中心的地位。

刘少奇在结束访问回国前给斯大林写了一个报告，报告的标题就是东亚革命运动的策略问题，真的是已经站在东亚革命的中心来考虑整个东亚地区的革命怎么搞，这是非常关键性的事态发展，对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确定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起了重大作用，也就是把自己定位为一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

基辛格与苏联打过许多交道，他曾经在1984年说，苏联的前途取决于苏共领导人到底把自己当做一个事业还是当做一个国家。后来很悲剧，戈尔巴乔夫真的把苏联当国家，应该说苏联本质上是一个事业，是一个运动的表现形态，国家只是这场运动的表现形态。

所以后来才有了毛泽东第三次去莫斯科与斯大林讨论东亚革命怎么搞，排了顺序，东南亚、越南的革命归中国管，朝鲜还是苏联管的事，但是朝鲜的进攻要推迟，完成国家统一要放一放。

毛泽东回国以后，几个高层领导人开碰头会，3月10号由刘少奇本人起草中共中央政治文件，这份文件的关键内容就是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普遍性。同时，积极支援世界革命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义务。

从逻辑上讲，当一个国家举着革命旗号，国家利益怎么界定？在中苏结盟过程中，这与中国领导人确定自己的国家身份是有关系的。因此，当支援世界革命已经成为中国的责任和义务，国家利益怎么办？我现在不讲抗美援朝战争后来的发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中国为什么会失去阻止朝鲜战争的这次机会？毛泽东虽然看到了中国的重大利益，但他还认为自己有另外一份责任。在权衡中，毛泽东选择了没有阻止这场战争，这样一个利益决策，不是全部，决策一直延续到后来，导致中国卷入朝鲜战争，参加这场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战争。后来，中国长时间处在那样一种世界地位，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现在我们对朝鲜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历史根源在什么地方？对朝鲜的同情到底是从什么里面生发出来的？这不是全部原因，但我认为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对这个问题不做正本清源的探讨，那么，中国对外政策就总是会在这样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过程中，碰到这样或那样的困境。

四、越南战争与中美“结盟”：中美建交绝对是战争优先条件

有人问邓小平，中国为什么要跟美国建交？其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简单的，全世界一个很简单的现实就是到那时为止，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了，跟着苏联国家走的国家都穷了，这就是邓小平看到的最简单的现实。这中间伴随了一场对越战争，邓小平不是为了打这场战争才建交，但建交绝对是战争的优先条件。

下面我讲第二个决策。伴随着中美建交，或者说中国与美国建立准同盟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发动对越战争。战争在讨论的过程中，第一是要打不打？第二是怎么打？第三是既然打，要创造什么样的条件？如果围绕对越局部战争的角度考虑，中美建交是全盘考虑中的一个相当关键因素。

当然中美建交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这场战争，它的长远影响是同邓小平决定中国要走市场经济道路这个大方向连在一起的。有人问邓小平，中国为什么要跟美国建交，其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简单的，全世界一个很简单的现实就是到那时为止，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了，跟着苏联国家走的国家都穷了，这就是邓小平看到的最简单的现实。在一个意识形态弥漫的领域，常识比理论本身更能让我们看清问题的实质所在。

1978年邓小平的选择不是说他一个人这样想。1978年中国有好几个代表团到外国考察，比如，邓小平自己跑到日本、东南亚；谷牧带领一个高级代表团，跑了欧洲五国；华国锋带代表团去了南斯拉夫。代表团回来中央开会比较各国发展，华国锋说东欧国家不行，技术落后，经济也没有什么活力。谷牧从欧洲回来，中央专门开会两天，听他汇报欧洲情况，谷牧说欧洲有钱，有技术，非常希望到中国来投资，这是我们现代化最缺的东西。邓小平到日本，坐了新干线火车，亲身体会到什么叫现代化，什么叫先进技术。

苏联与东欧国家有什么技术？根据冷战情报研究专家讲，苏联和东欧的军事技术70%是从西方偷过来的，他们的创新能力极差，虽然搞了庞大的军队。

因此，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在选择过程中出现越南战争问题。对越战争和朝鲜战争完全不同，在邓小平心目中，中美建交和对越战争是互相配合的。根据我的研究，邓小平计划对越南打这场战争，和他要跟美国建交是同时发生的，时间上同步的。

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提到，卡特政府决定推动中美建交，就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到中国来谈，好长时间都在谈越南，他说能感觉到邓小平个人对越南有一种强烈的厌恶，傅高义通过对官员的采访说，邓小平谈越南气得浑身发抖。

邓小平的头脑中是同时在思考越南战争和中美建交的。有了这样的外部环境，再加上越南还在积极寻求与美国建交，当时是在1978年的10月。中国与美国正式建交谈判是在1978年11月2号，1978年的11月11号卡特才根本打消与越南建交的念头。

中国当时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处理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实极为复杂。当时越南与美国秘密谈判建交问题，美国人提出不能谈战争赔偿问题，9月份，越南为了打柬埔寨做出重大让步，可以不要战争赔偿，也不要美国财政援助，就是一条建交。美国处在非常艰难的选择，越南连战争赔偿都不要，卡特甚至都动摇了。战争破坏那么大，越南为了他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连赔偿都可以不要。后来布热津斯基对卡特说，要是与越南建交，中美建交可能就悬了，因为邓小平有很大决心要处理解决越南在柬埔寨和老挝的问题。中国当时是绝不许越南动柬埔寨的，问题非常非常复杂，我们现在还没有条件公开发表研究成果。

然后卡特下定决心与越南的建交不谈了，以中国为重心。

中国与越南的矛盾为什么会这么深？

在援越抗法的时候，停战双方发生重大战略分歧，越南服从中共中央决定，以17度线划界南北停战。后来越南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提出划界以后立刻选举，因为1953年朝鲜划界后一直都是分裂，越南劳动党也担心出现南北越南长期分裂的局面。法国不同意，说要划界以后隔一段时间选举，当时中国做了很多工作，最后就没有把全国选举跟划界结合起来，两年以后选举，但两年以后就不行了。南越政权把北越的共产党屠杀清除，实行残暴的专制统治，引起普遍不满。

事实上，当时对北方有没有可能很快完成国家统一，到最后谈判的方案到底应该是什么，一直存在着分歧，最后中国认为很满意的方案就是以17度划线，而越南人特别是越南共产党中的南方人耿耿于怀，随着后来全国选举被破坏，对南方共产党残酷镇压，大批南方共产党人逃到北方，在越南劳动党中影响越来越大，为中越两党关系恶化埋下伏笔。

毛主席是有世界革命情怀的。当时中国军队也在越南，毛泽东就让越南人让步，说你们越南共产党要让步，要这样考虑问题，越南不是越南一家的事儿，动辄影响到欧洲、东南亚十几个国家，近十亿人口，你们要好好想想这个历史责任。可是越南怎么可能想十几亿人，跟他有什么关系，但毛主席想得多。为什么后来全球世界革命会出现矛盾，跟这些小兄弟解释是没有用的。只是说我不支持你你打不了，这是第一次矛盾。

第二次矛盾发生在1960年代。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改变赫鲁晓夫之前对于印度支那政策，要积极援助越南，因为之前中苏两家有分工，印度支那归中国管，苏联积极援助，就形成与中国的竞争。当时中苏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中国希望越南不要接受苏联的援助，在反对苏联问题上要坚决，而此前越南在中苏关系中是谦让中国的，但六年以后就开始改变，毕竟苏联先进，援助规模大。

越南当时跟毛泽东讲，我们就一个标准，谁援助我们打败美国，谁就是社会主义兄弟，谁就是国际主义，而中国跟他们讲修正主义。结果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实行不听话就施加压力，甚至撤回。

第三次矛盾是美国与越南的谈判问题，中国总是认为苏联希望越南谈判是想扑灭世界革命运动的火焰，当时中国不希望越南与美国谈判，甚至向越南共产党承认自己在1954年让他们与法国和谈是错误的，毛泽东、周恩来都这样说，当时判断错误，现在应该打下去。

到1968年，那是越南战争的转折点。对美国来说，战争已经导致美国战争意志的崩溃，打了这么多年，投入这么多兵力，结果越南军队还能在南方发动团一级规模的进攻，占领几十个城市，觉得援助没有意义，是失败的援助，根本性的转变就是人心变了，不想打了，剩下就是怎么撤。对北越也是一个转折，从纯粹军事角度讲，损失惨重，也不想打了，结果在不与中国商量的情况下，就接受美国政府和谈的呼吁，开始谈判。中国就表示不满，1968年开始陆陆续续把军队撤回来。可是到1971年，中国想缓和中美关系的时候，周恩来又去了，告诉他们说美国的条件可以接受，还不错，可周恩来前脚走，越南后脚就发表声明，说任何国家也不可能跟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出卖我们，一点面子都不给。

第四次分歧就是援助。如果中国还能维持住对越援助，两国关系还能够有一个纽带，结果1975年中国开始大幅削减援助，因为制定五五计划时发现这么援助下去，已经搞不起了，于是大幅削减，减少到原来的1/4，他们很不满，到1977年中国干脆把援助全都停了，中越关系立刻就崩溃了。

中国在冷战时期对越南的援助占全部对外援助的37%。到1978年，越南决定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并吞并柬埔寨，中越矛盾尖锐到不可开交的地步。

邓小平11月14日从东南亚考察回来，15号开会确定要对越南开战，12月8号中央军委确定作战方案，然后中国代表外交部副部长通知美方谈判代表，三点内容，第一个接受，就是我们同意建交时间表，过是12月15号签订公报，1月1号建交。第二个就是邓小平确定建交之后邓小平本人要到美国访问，时间定在1月下旬，这是跟美国交底了，中国就是要跟你建交。第三个邓小平12月3号要亲自跟你谈判，这就是在决定作战的同时跟美国谈判，告诉美国谈判代表，这个关联性就是这么密切。

邓小平不是为了打这场战争才建交，但建交绝对是战争的优先条件，也就是说结盟对战争非常重要。中美完成建交公报，1979年1月份邓小平访问美国，在与卡特的第一次见面就说要跟他单独秘密谈判，谈一点事情，29号下午卡特安排了一次两个人的闭门会谈，邓小平告诉卡特这场战争类似于1962年中印战争，卡特担心苏联卷入以及各国不满，邓小平告诉他这场战争会很快，目的就是教训，估计十天到二十天，越南人跟着苏联跑，不给他们一个教训会变得更疯狂。

第二天卡特又闭门会见邓小平，认为打这个仗有点问题，第一，苏联卷入不好；第二，本来大家都讨厌越南，担心开战后反而搏得国际舆论同情，会转向支持他。邓小平说不会，只要我们坚决打，世界很快就会明白打是对大家都好的，邓小平非常坚决。事实证明邓小平的判断是对的。

邓小平在美国的一个星期接触了很多老百姓，回来通报情况就下决心要打。为什么？他说我接触美国的领导，他们是谨慎的，有点消极，但老百姓和国会议员，以及新闻记者招待会反映出来的舆论是站在中国一边的。邓小平是个政治家，他有他的敏感。

最终，2月17号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美国向中国提供了有关苏军部署的详尽情报，根据情报判断，苏联把欧洲的军队调到东线，打一场对中国的局部战争，要一个月时间，所以，中国军事策划不超过32天，也就是不超过印度战争时长，最终这场战争打了27天。

另外，美国提出的方针是双撤军，也就是中国打了越南，中国从越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第三，向苏联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苏联不能卷入，美国第七舰队到中国南海地区搞军事演习，因为越南金南湾是苏联的军事基地。这是中国领导人长期斗争的经验。

打完以后证明邓小平的战略判断基本是对的。

因为时间关系，我结合自己的体会，做了一个概要的介绍，供同学们思考，希望能帮同学们了解自己的历史，或许能帮助你为理解当前政策提供一个参考思路，能帮助大家更多了解政策的来龙去脉。谢谢各位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