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什么造成社会的官本文化？

俞可平参加凤凰网举办的活动（资料图）

俞可平：什么造成社会的官本文化？

编者注：5月28日，俞可平在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论坛以《官本主义：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学分析》为题发表演讲。俞可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性支配关系都是建立在权力专有基础上，虽然每个朝代各有变化，但官本主义从来没有改变。官本主义就是一种权力本位主义，在官本主义体制下，只要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而“民主和法治是破解官本主义的惟一途径”。

俞可平，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凯风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是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政府创新等，以《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广为海内外熟悉。

传统中国的实质是官本主义

同学们晚上好，我今天想讲一讲中国传统，可能同学们会纳闷，俞老师不是一直研究现实吗，怎么讲历史了？其实我非常喜欢历史，喜欢读历史书，喜欢思考历史的问题。当然，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总是割不断的，我对历史深入的反思，还是源于现实问题。今天无论是推动民主，还是推动法治，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那么，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内容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国情就是历史文化传统。所以，今天我来到中国政法大学的法治论坛讲座，《官本主义引论》这一题目恐怕与我们推进法治建设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今天推进法治建设不能离开对历史传统的了解。

大家知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上的成就大概没有人怀疑，事实上整个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的进步过程，不单是经济成就，也包括政治领域的许多重大进步。比如我们确立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这就是了不起的，把人民民主当做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个目标的确立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另外一方面，有许多现象老百姓不满意，比如说特权腐败，还有官本位。按道理讲，社会越进步，尤其是民主法治越进步，官本位越淡化，但是我看这些年来官本位好像没有淡化，不但没有淡化反而正向社会各个领域蔓延。比如学术领域，是最不应该有官本位的，但评教授要有成果，成果当然是文章，按照正常理解，应当是文章质量，其实不是，我们看刊物等级，国家级、省部级，甚至出现地厅级，学术也开始官本位化。

什么原因造成社会的官本文化？首先肯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讲民主、平等。正是这些现象使我思考传统是什么样的，今天就谈谈我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和认识。

讲到中国传统社会就涉及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讲到资本主义大家一定想到马克思，但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做布罗代尔，他说马克思并没有讲过资本主义这个概念，马克思还真几乎没怎么用过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但是并不能否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了最权威的解释。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是指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资本是决定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主要因素。

大家想一想中国传统社会是这样的社会吗？当然不是。历史学界曾争论中国到底有没有资本主义，最后绝大多数历史学者得出结论，我们有资本主义萌芽，但没有资本主义制度。

现在的教课书上都说传统中国是封建主义，那我们看看封建主义是什么。“封建”一词在汉语中自古有之，唐代著名学者柳宗元著有《封建论》，他所说的“封建”特指春秋以前各国“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度，秦朝以后这种封建就没了，中国长期的历史显然不是柳宗元所说的“封建”。

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封建主义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地采邑制度，封建制度的实质，是以领主或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简单说，就是由地主阶级控制土地，然后在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相应的政治制度。回看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传统社会并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

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主义”这一主流分析框架的质疑之声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认为原来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理解不对。质疑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马克思的“五种社会阶段”论并非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从未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另外还有一种反对意见，比如何怀宏教授说中国传统是“选举社会”，他所指的选举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选任，而是中国传统的察举，也有人说中国传统社会是“皇权社会”等。所有这些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是很确切，我认为比较确切能够反映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形态的概念是官本主义，还没有找到比这个概念更能够更入反映中国传统社会本质的其他概念。

还要解释一下，中国传统社会复杂多变，近代以前变化太大，但实质没变，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性支配关系都是建立在权力占有基础上的。社会多变，每个朝代都不一样，但权力本位从来没有改变。就传统中国社会的整体而言，统治者不是因为占有土地才享有社会的统治地位，相反，是因为占有政治权力才占有土地，并进而享有社会的统治地位。

官本主义实质：只要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

首先给官本主义做个界定。这一概念学术界、媒体界都在提，一般说是将其作为一种现象的描述，但是我把它学术化，作为一种分析范畴。作为分析范畴，官本主义就是指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在这种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中，权力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官本主义严格来讲是一种权力本位主义。

在官本主义体制下，权力是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权力支配着包括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的配制，只要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在官本主义条件下，拥有金钱和财产，可能但不一定拥有权力；反之，拥有政治权力，则必定会拥有经济特权，只要掌握权力的官员愿意，这种经济特权可以直接变换成其个人的金钱和财产。

你会发现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不是商人，而是官员。1999年《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过去1000年中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其中上榜的中国产“超级世界富翁”有6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坤、刘瑾、伍秉鉴和宋子文。有意思的是，这50位世界超级富豪中，除了国王和统治者外，其他国家的富豪几乎都是银行家和商人，而我国的6位超级世界富豪除了伍秉鉴是商人外，其余5人中2人为帝王，3人是高官。

因此，整个官僚阶层占有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历史学家通常对皇帝和官僚进行区分，认为他们不一样。我则把皇帝当成整个官僚系统的“头”，他们是一个体系。皇帝加上整个中国传统官僚阶层，作为一个整体远远比工商阶层更加富有。

官本主义表现一：社会等级体系建立在权力本位之上

除了上述这一实质性特征外，官本主义还具有不少其他的显著特征，下面我们来做具体论证。

首先，中国传统是官本位的等级社会体系。

社会都要有等级，没有等级会乱套，现代政治的理性就是科层化。但中国传统社会不是韦伯所说的科层化，而是整个社会都纳入到官本位等级体系，整个社会的等级体系都建立在权力本位之上。进入官方体制之内的任何人都被分成三六九等，所有这些等级最终都可以用官秩等级来折算。除非你到“江湖”，只要不在“江湖”，你就要到体制中来，总有一套体系等着你，这就是官本位等级体系，体系内的任何人都可以用官秩来衡量你的社会地位。

这套体系从西周春秋就开始形成，一直到清代。清朝将所有官员分为九品十八级，如果只是把官员进行如此划分也就不稀奇，关键是也用此划定社会各个阶层人员的等级地位。比如商人，单有钱你的社会地位是不够的，而且是不高的，所以有了“红顶商人”。商人一旦进入正式的社会等级体系，其社会地位不再以其富裕程度来计算，而是按照其官方给予的官僚等级来认定。

讲到“红顶商人”，我们马上会想到胡雪岩，胡雪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红顶商人，但他的官爵不是最高的，胡雪岩是二品。中国历史上还有唯一一个一品“红顶商人”，是清末的滇商王炽，当时他被封一品。刚才提到的伍秉鉴，拥有那么多财富，但如果没有官员的等级，他在社会上的很多荣誉、地位都享受不到，他被封三品。

传统社会中妇女被边缘化，地位是非常低的，如果要想有高的地位，需要靠丈夫和儿子。“母以子贵”，儿子做大官，母亲就可以有社会的等级。古代有“诰命夫人”，是皇帝对官员的夫人、母亲或祖母等女子诰封的品级，什么样妇女才有这个地位？儿子或丈夫的官必须做到五品以上，妇女才能够享受“诰命夫人”的待遇，可以立牌坊，可以有特殊的礼仪等等。

在传统中国你只要进入体制内部，想光宗耀祖，想活得人模人样，单有钱是不行的，单有脸蛋也不行，必须得有官爵。这就是官本位的等级体系。

官本主义表现二：官越大社会荣誉越高

第二，社会的荣誉体系也建立在官本位之上，官越大，荣誉越高。

中国人与西方人不一样，不单注重生前的名誉，还看重死后的评价，生前荣誉和死后一些荣誉，全部与官爵有关。中国人讲名分，官爵就是最重要的社会名分，有官位就意味着有荣誉。在传统社会，一个人生前最重要的荣誉就是被朝廷封爵。

在传统社会，官和爵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虽然官职并不直接与其爵号等同，但通常只有拥有一定官职的人才能封爵，官是爵的本质，有什么官就有什么权力。历朝历代的达官贵人除了本职外，通常还有形形色色的爵位、散阶、官号、名位、加衔等，后者实际上就是官方授予的荣誉。

按照传统中国的习惯，不单生前，死后的荣誉甚至更重要。每一个朝代都有一套这样的制度，官做到什么级别，官员品行如何，死了以后也有“谥号”，实际就是死后的一种荣誉。对达官贵人死后的名号，有一整套十分完备的制度，即“谥法”。“生无爵，死无谥”，几乎是整个传统中国的定例。

只有位高权重的少数官员才能受谥，普通人即使再富有、再有学识，通常也没有资格受谥。唐、宋、元三朝，只有正三品以上官员方有谥号，明代要二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获得谥号，清代则更加严格，通常只有一品以上大员才有资格受谥。

帝王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死后与生前一样，最高荣誉都是给他的。比如清朝康熙皇帝的谥号是“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他的荣誉已经无可复加，人间所有赞美都给了他，因为他权最大。当然不见得他真的品行最好，学问最高。这就是官本位的荣誉体系。

官本主义表现三：什么样级别官员就享受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权

第三，官本位的资源分配体系。这个可能很好理解，高官要想获利，首先的利益就是物质资源。所以官总是与资源配置连在一起，什么样级别的官员，就有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权。

在中国古代，官阶与官秩总是不可分离的联系在一起。有些朝代官秩就直接反映物质资源等级，因为中国传统最重要的物质资源就是粮食，汉代的官职常常以“二千石”、“比二千石”、“一千石”、“比一千石”等来称呼，汉朝的职官制十分详尽规定了不同级别的官员所对应的俸禄。到了传统社会的晚期，官秩则同时以货币和食物计算，而以货币为主。按照清定制，最高官爵的亲王，岁俸银1万两禄米1万斛；正一品文官，岁俸银180两禄米180斛；从九品官，岁俸银31两5钱禄米31斛半。

资源分配也体现在住的方面，就是官邸。官邸规定非常严格，能有几间房子，连厢房、正房怎么配置都有规定。比如在明代，公侯，前厅七间、两厦、九架，中堂七间、九架，后堂七间，七架，门三间，五架。如果违反，重者杀头，轻则革掉官职。

还有出行，以前是轿子，有三十二抬大轿，八抬大轿，四抬大轿，不是因为坐轿者体重不同，而是其官爵等级不同。现在不同了，好像是按照排气量吧。如果违规了，都要处罚。这就是官本位基础上的资源分配体系。

官本主义表现四：不同官爵有用来衬托官员威严的不同礼仪

第四，官本位的社会礼仪。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同官爵有一套不同的礼仪。

比如服装，现在骂人有一句很流行的成语，叫“衣冠禽兽”，起初就是明朝官服的法定礼仪，没有贬义，代表你是公家的人。不同官职服装不一样，从正一品到从九品是不同的，文官服装绣禽，武官服装绘兽。例如，清朝文官一品绣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鸳鸯，七品鸂鶒，八品鹌鹑，九品练雀。后来官员变得贪污腐败，百姓恨贪官，“衣冠禽兽”便变成一个贬义词。好像现在的“小姐”称呼一样，很好的一个称呼被糟蹋了。

仪仗体现官员的威严，官员必须有一套仪仗。中国古代叫鸣锣开道，不同的官有不同的仪仗，用这套仪式来衬托官员的威严。这些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多多少少还是有的，包括警卫也有不同等级，比如一级警卫和二级警卫。新一届领导人非常开明也非常务实，“八项规定”中有一条就是要求轻车从简，很有效果。

中国传统就是上朝次序也很讲究，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排座位。如果以后你们去做官，比如秘书长，首先要知道领导的位子怎么排，这在国内特有讲究。

公文的格式因为不同官职而不一样。对皇帝的姓名要避讳，以显示对皇帝的那种尊严。在国民党统治时，行文提到蒋介石的时候，前面通常也要空出一行。其实这也是中国传统官本位礼仪的一种影响。

官本主义表现五：等级特权分布在社会各个重要领域

第五，官本位的等级特权体系。总体上说，传统政治就是一种特权政治，特权无处不在。在官本主义条件下，特权实质上体现为官僚的等级权力。刚才谈到的资源分配体制，就是一种特权分配体制。

在传统社会，除衣食住行外，等级特权还分布在社会各个重要领域，其中影响深远的就是“官荫”，指父亲或爷爷当官的，子孙也可以享受官员的庇荫。不同朝代有不同规定，比如明代，父亲是正一品，儿子可以做从五品的官员，这是非常典型的特权制度。现在大家对“官二代”非常厌恶，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大大进步了。

另一方面是国家办的官学。朝廷办的一些官方学校不是一般孩子能上的，也必须是有一定级别的官员的子女。每个朝代不一样，像国家层面的学校，起码要三品以上官员子孙才能够进。地方也有官学，通常也只有地方官宦子弟才能进去。

还有最“要命”的一个特权，就是官员犯了罪以后，可以用他的官职去抵。中国古代有“官当”和“八议”，所谓“八议制度”，是指法律规定凡属“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八类官员一旦犯罪，普通的司法机关不得对他们进行审判，而须由皇帝裁决，并按照犯人的身份功绩对刑罚进行减免。“官当制度”就是以官职折抵刑罚。这种特权在现实中应该还可以看到某些痕迹。现在我们正在建设法治国家，一直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方面做的越来越好，但过去也有人认为官职甚至党员身份都可以抵罪。

中国传统社会其实是一个特权体系，特权体系建立在官本位之上。

官本主义表现六：谁的权力大谁的学问和道德也高

第六，官本位的文化价值体系。在官本主义条件下，不仅社会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和文化权益按照官职等级进行分配，而且对社会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叙述与评价也是由官职等级为基本尺度。

可以说，谁的官大，谁的权力大，谁的学问也大。现在看来，这是特别不合时宜的。官大为什么学问就大呢？但在传统的官本主义条件下，情况正是这样。传统体制下谁的官最大？皇帝最大，所以皇帝的学问也最大。皇帝不仅是民之“人主”，也是思想的导师和道德的楷模。朱元璋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而且十分专断残暴，但他成功地建立了明王朝，成为明朝开国皇帝，因而，他便有资格编著《御制大诰》，让举国上下人人学习传诵。

大家都知道乾隆朝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编撰了《四库全书》。但后人校对时发现有很多错别字，大家觉得很奇怪，《四库全书》是由大学士纪晓岚这些饱学之士编撰的，怎么会有错别字呢？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乾隆皇帝要审稿，他审出错别字，就特高兴，觉得自己的学问确实比这些饱学之士高。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是大学士，但在皇帝面前也是个奴才。有些人便故意写几个错别字，由皇帝改，让他高兴。但皇帝不是每本书稿都能审看的，但改不过来，所以就留下不少错别字。

以后你们走向社会，会看到一种现象，许多有个一官半职的人，会觉得自己什么都行。如果你们工作后碰到一个领导，水平虽然比你差，但你写的文章他东改西改，你可能会气死。但他觉得很正常，权比你大，水平当然就比你高。

不单是文化知识水平，道德水平也是这样，谁的官大，谁的道德水平就高，谁的官职高，谁就拥有更大的道德裁量权，教你这样或那样。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单是掌握了真理，还是道德的化身，权有多大，道德水平就有多高。所以，在传统中国，教化的责任不是学者，主要是官员，官员要担负起教化民众的责任。哪怕事实上某个官员的道德真的很差，但只要官比你大，就可以教训你。

中国最有意思的就是官修历史，如果不是官修历史，那就叫野史，官修历史才是信史，这种以政治权威来叙述和裁判历史的传统，被称为中国特有的“史官文化”。

民主和法治是破解官本主义的惟一途径

我今天只是尝试用官本主义的范畴来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形态和政治文化，不评价是好还是坏。马上就会有老师或者同学会提出来，中国不是还有民本主义吗？我专门研究过民本主义，发现民本主义不过是传统社会的一种理想，远远不是一种社会的现实。孟子本来是民本主义思想家，可孟子的书在好多朝代是禁书。一个民族当然需要理想，但理想不是现实。官本主义才是一种客观现实，是数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形态。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实中，君主从来都是最重要的，普通的庶民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从来没有成为最重要的角色。平民压倒君王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角度，至多是民本主义者心目中的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民本主义理想恰恰是官本主义现实的伴生物，当然是对后者的一种超越。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实质就是“君王为主，臣民为本”。就算是那些民本主义思想家，在他们心目中，君主也是天经地义。他们在强调主权在君的前提下，侧重强调民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百姓是水，没有水船就没法开。作为一个政治体，既要有统治者，也要有臣民，统治者离不开臣民。从这个意义上讲，臣民是“本”，“主”是皇帝。因此，民本主义与官本主义这两个看起来截然相反的范畴，实际上有着高度的同构性，强调民本并不否定君主。

但是民本主义与现在讲的民主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民本主义既可以被皇帝用，可以被臣民用，它是对官本主义的一种抗衡。统治者也常常认可民本主义，为什么？因为它有双重性，皇帝可以利用民本主义制约官权，官员权力太大，要打压一下，就把民本主义拿出来。凡是这种皇帝，就会被称为明君。如果地方官员与老百姓发生冲突，皇帝站在地方官员一边，就会被称为昏君。官员也一样，那些聪明的官员也会把民本主义拿出来，去制约君主，说皇帝不能这样，要以老百姓为本，这样的官员被称为明臣。

我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史学家提出来，如果说中国是官本主义，那怎么评价君主主义？官本主义的实质就是君主主义。在整个官僚体系中，君主居于最高权力地位，是整个官僚体系的总代表。皇帝是“人主”，不仅是民的主人，也是官的主人，君主主义是官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官本主义是君主主义的日常形态，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更多看到的是官本主义。所有的官都是为君王所设，皇帝掌握着官职设置以及官员升迁的决定权。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县令从法律制度上讲也是由皇帝任命的，这个权不可能下放，皇帝掌握着官员的命运。

中国历史上有句话叫“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这决不是一句戏言，伴君如伴虎。据白钢先生所著的《中国皇帝》，一些皇帝甚至精神错乱，官员要碰到一个精神错乱的皇帝，喜怒无常，说杀就被杀，个人命运完全控制在皇帝手上。

官僚的根本职能是服务君主，在帝王面前，无论官位多高，都不过是君主的“奴才”和“仆人”。例如，“侍中”是高官的职位，但汉代有位“侍中”，“特听掌御唾壶”，专司皇帝的痰盂。除了“侍中”外，像仆射、中书、尚书等位列宰相的官职，原意都不过是皇帝的奴才而已。

官本主义和专制主义是什么关系？经常会有人讲，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专制主义。专制主义是官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在官本主义条件下，以君主为代表的官僚系统垄断了国家的全部政治权力，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最终集中于君主。在整个权力体系中君主是国家主权的掌握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超越法律，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

改革开放前我们讲民主与法制，后来改为法治，一字之差，意义非常大。法制的主要含义就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在传统中国，许多朝代做得到。尤其是一些有作为的皇帝，像朱元璋，严格按照大明律，这是法制，但永远不可能是法治。因为法律之上总有一个皇帝，皇帝是超越法律的。所以，在官本主义条件下，国家政治权力实际上是没有边界的，无所不及，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领域，从控制物质资源，到控制思想文化，既支配公共领域，也可支配私人领域。

在官本主义条件下，行政权在决策、执行、监督之间有所分工，但立法、司法和行政都集中于君主。在官僚体系内部，从属关系也决定了人身依附关系，不单皇帝和大臣有依附关系，上下级官员之间也有相当严重的人身依附。从下级到上级，一直到皇帝，一层一层依附。官本主义的实质或者说典型特征就是专制。

再说一下官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在典型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金钱和资本是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它奉行“有钱就有一切”的基本法则。但在官本主义体制下，官位和爵位是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奉行“有权就有一切”的基本法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权的官员想要有钱，他可能会有，但不一定有。在官本主义条件下，有权的官员若想要有钱，就肯定就可以有。他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渠道，把权力转换成物质资源。

但是资本主义和官本主义有同构性，都产生一个特权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统治者通过经济剥削来实施对被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在官本主义条件下，统治阶级通过政治压迫来实施对被统治者的经济剥削。

官本主义在中国传统社会延续几千年，已经成为中国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官本主义不仅有其长期存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而且也必定有切合国民性的合理因素。但官本主义这种传统体制最终被我们中华民族无情抛弃了，分别成为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官本主义作为一种传统的制度和文化，究竟有什么样的合理性和弊端，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哪些影响?依然值得深入研究。今天我主要是作为一名政治学者，试图建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重新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不过我始终认为，民主和法治是破解官本主义的惟一途径。

我是一个历史学的门外汉，非常欢迎大家的提问和批评。谢谢大家。（编辑：周东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