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稳根自曝迁都隐情：会议被监听 家人险遭绑架

在应付无聊诉讼、个人毁谤问题上，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过去数年的做法是以德报怨，他一直对是非敬而远之—不解释，亦极少公开抱怨。不过，眼下他决定摆脱这一切。“结束这一切，只有靠良知回归，可人性之恶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梁稳根愤怒地对《环球企业家》说。在11月23日的早餐会上，绝望之下梁在内部宣布将公司职能总部迁离长沙。搬迁将在两个月内完成。
这一想法由来已久，至少在一年前，一些高管曾在董事会上秘密向梁如此建议。不过，这一建议屡屡被梁否决，理由是“不给省里添乱”。迁走对湖南的震动显而易见。根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统计，湖南在全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排位跃居第一，主营收入占全国工程机械的比重接近1/3。梁稳根一手创建的三一集团拥有超过5.8万名员工，2011年营收高达802亿元，上交利税超过160亿元——这一数字在湖南省仅次于湖南中烟工业公司，旗下两家上市公司（三一集团、三一国际）合并市值超过1500亿元。受惠于三一的样板效应，2011年，机械装备工业完成增加值占湖南省规模工业的比重超过25%，利润比重则超过40%。
在财富之外，梁稳根亦收获盛名。早在数年前，梁稳根就已是中央候补委员的热门人选——在旁观者看来，如此荣誉显然足以让梁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在中国商业环境里游刃有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一直身处于长期被有组织的不实举报、谣言和负面报道的冲击之中。诸如“资金链断裂”、“携款潜逃”、“关联交易非法谋利”、“企业涉黑”、“侵占土地”、“偷税漏税”、“公开行贿”、“偷窃技术”等等不绝于耳，甚至有人攻击称其早已病入膏肓，时日无多。“在对手那里，三一除了贩毒、卖淫几乎坏事都做绝了。”梁说。
如此局面难免令梁稳根心生倦意。2012年7月10日至12日，梁稳根参加中组部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举办的“提升企业家影响力”专题研讨班时，就曾两次向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提及希望将三一交给国家。“别人发展是靠利益，我们是靠道义，道义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呢？我不知道。你以为我有钱，牛，能呼风唤雨吗？可事实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啊。”梁稳根说。
11月5日，三一再度曝出“间谍门”事件。中联重科称其采用技术手段窃取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还从湖南农业大学等本地高校物色情报人员。三一一名员工被抓，一名员工被监视居住。这一切令梁震怒不已。“他一直在忍，忍到最后有点灰心丧气了。”三一集团董事梁林河说。
16日，梁稳根乘火车前往江苏昆山秘密召集董事会，各位董事则由长沙等辗转而来。会议地点舍近求远，之所以选在千里之外的昆山而非长沙，如此行事乃是迫不得已——梁确信自己的行踪一直被监视。在董事会上，三一董事个个怒火中烧，梁稳根揶揄地说：“受欺负不丑，作恶才丑，三一要学会唾面自干，别人唾在脸上不要自己擦干，而应让风自然吹干。只有这样，对手才能解气。”
梁稳根曾在内部公开宣称三一在长沙已无任何秘密可言。由于担心被监听，他通常不在公司召开任何重要会议，实在迫不得已，会选择在办公室外长长的露台上或者三一园区内一处池塘中央的亭子内开会。“只要有电器的地方，他都不敢开会。”梁林河说。
这并非耸人听闻。2012年8月15日，梁稳根曾秘密会见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王宜林，商议双方共同研制海洋工程装备一事。其行程及会谈内容均极度保密，知晓者仅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梁的贴身秘书等寥寥数人。但令人吃惊的是，第二周网络即大规模曝出其会谈内容，其对细节之了解令梁稳根本人也叹为观止。为此，三一内部曾进行长达数月的自查并未发现任何马脚。如此细节究竟如何泄露，梁稳根至今不得而知。
此事并非孤案。9月初，三一内部高层营销会议曾遭泄密。该会议由梁林河主持，其讲话被秘密录音，随后被整理成文字材料邮寄至各大媒体。攻击者称其9月混凝土泵车销售量仅为15台，其营收出现“断崖式下降”，而事实上，这一销售数字为200余台。为了澄清事实，三一曾不得不发布紧急公告。
凶狠打击
对于接二连三的攻击，梁稳根起初并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可控制竞争风险。但在一年多以前，他终于意识到这次再也不堪其扰了——2011年4月19日，同城竞争对手一手炮制的“行贿门”事件，令三一H股上市融资计划告吹。
依照此前计划，三一重工拟于2011年4月20日上市聆讯发行约15.4亿股H股，三一将实现在港交所上市，募集资金达300亿港币。
《环球企业家》获悉，梁稳根曾在2010年4月即启动预案，其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的前置申请文件就达四项，正式申请文件则多达28项。
鉴于此事重大，三一被迫将此行贿案件向长沙市公安局报案。事后公关机关经侦查确认该扫描件系伪造，并抓获犯罪嫌疑人。2011年7月15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向中国证监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港交所出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网帖举报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行贿调查情况的函》（湘政函[2011]181号、185号），澄清称：“三一重工不存在匿名举报材料所述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的违法事实。”
但公函发布为时已晚，行贿门曝出的次日——2011年4月20日一天之内，三一股价跌幅就高达4.30%，创下2011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成交量高达28.18亿，亦创下当日沪深两市之首，三一市值蒸发近60亿元。
另一个受害者天山股份亦遭株连，20日当日，天山股份股价下跌4.46%，创下2月以来该股最大单日跌幅，天山股份单日市值蒸发7.08亿元。风波还不仅限于此。被伪造的行贿证据中，共涉及三一全国28个省市的318家客户、共计470人，不少人纷纷被带走调查。“这不是一般新闻事件而是法律事件，这是历史上对三一打击最为凶狠的一次。”三一集团总裁向文波对《环球企业家》说。
攻击者的手法之繁多令人称奇。在三一参与江西宜春公路设备投标的过程中，宜春公路局甚至收到精心伪造的江西省纪委函件，该伪造函件继续捏造所谓三一行贿的情况，要求“各单位”严格控制与三一的业务往来。
三一重工财务总部副总经理刘华透露，“行贿门”曝出后，花旗银行、中信证券等中介机构要求对三一开展独立的尽职调查，其质询范围涉及三一会计师制度、业务模式、分公司往来信息、费用开销、公司内控机制、风险评估体系等诸多问题。为了最大限度控制风险、保障投资者及股民权益，双方为此成立了近百人的调查小组展开内部清理彻查，审计师甚至对2009年至2011年间每一张票据凭证的真实性、准确性、正当性逐一核对，经手审查的票据数以百万计。
由于H股融资失败，仅经纪佣金、证监会交易会费、香港联交所交易费三项，三一新增开销就高达数亿元。
更多的花费还包括律师费、审计费用、调查人员酒店差旅费用等，其数字亦有千万之多。一些远在新疆的业务人员和客户亦被迫辗转来长沙面对律师、会计师质询。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内，有关行贿门的彻查波及几乎全国所有省区，三一各职能部门被迫疲于应付此类检查。这一过程整整持续三个月，面访员工超过千人。
尘埃落定之后，三一重启H股IPO已是2011年8月末，期间恰逢欧债危机恶化及标普下调美国主权评级影响，全球股票市场大幅下跌，香港恒生指数仅在三一管理层路演期间即累计下跌超过7%。由于H股发行黄金窗口期已过，梁稳根被迫取消该计划。
梁稳根坦言三百亿H股融资告吹是三一创业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这一数字相当于三一2011年营业额的37%。向文波向《环球企业家》透露，若融资成功，三一每年即可节省银行利息超过15亿元。
受此影响，三一涉及128.8亿港币的营销布局、海外产能扩充、新产品线上线、新项目立项等均被迫搁置或延后。投资达83亿港币兴建新的生产厂房及扩充挖掘机、起重机等生产线；19亿港币的零部件产能提升计划；投资达12亿港币用于兴建新加坡、秘鲁两处海外物流中心，美国、德国等6处配件服务中心，澳大利亚、法国等4处海外培训基地；4亿港币用于海外包括泰国、南非、罗马尼亚、俄罗斯等地的6S销售中心等全球网络拓展计划；10亿港币用于工程机械重大科研项目；投资达7620万港币用于巴西三一工业园的兴建计划等等。
三一还错失海外并购的黄金窗口期：受欧债危机的影响，大量优质的欧洲工程机械行业公司正在以低廉的价格出售，但三一只能望而兴叹。
受此拖累，三一内部被迫将2015年营收实现人民币3000亿元的经营目标延期至2020年。
对于三一来说，噩梦还不仅如此。在IPO关闭之后，三一总裁向文波及三一重工财务总部副总经理刘华等人曾被迫前往香港、新加坡、伦敦、波士顿、纽约、旧金山等地逐一向券商、投资者、基金经理对“行贿门”事件进行辟谣。“在路演期间，我们回答问题几乎都与‘行贿门’相关，而对于三一的运营情况反而很少提及。”刘华对《环球企业家》说。
知情者称，行贿门事件涉及人员之广、影响之大史无前例，遂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曾亲自批示要求彻查。最终在中纪委干涉之下，公安机关才得以查明此案系中联重科唆使其员工所为，但令梁稳根不解的是，两名涉案人员抓捕数天后即被释放，至今仍然逍遥法外。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湖南省纪委经办此案的负责人竟是中联重科高管家属，此人并未主动要求回避，反而越权接手此案，在三一提出异议后，此人也未遭撤换。几经周折，此案最终告破，中联重科共三名员工涉案，其中一人在逃。行贿门真相并未得到有力澄清，此案亦不了了之。
更令梁稳根始料未及的是2011年4月，此案调查小组进驻三一之后，公然违抗湖南省委主要领导的明确指示，强行以调查之名对涉及三一客户资料、经营数字等企业绝密文件的电脑进行扣押。一年零八个月之后，这些电脑至今仍被查封。
贴面之战
在市场上，双方亦短兵相接。形势更利于中联重科。2011年以来，工程机械行业普遍陷入周期性低迷，但中联重科凭借既往融资的200亿元真金白银利用激进式的赊销模式（即信用销售）大幅提升销量。在工程机械行业，受经济大环境不利影响，通过低首付方式进行销售（通常为20%至30%不等）已是行业惯例，但中联重科在赊销上的激进程度却远超同行——免首付、四年融资租赁、前三年免息。
此策略迅速帮中联攻占市场。2011年上半年，中联应收融资租赁款为86.11亿元，而今年年中，该数字被改写为155.9亿元人民币，同比大幅增长80%以上。杰富瑞(Jefferies)驻香港的分析师曾在今年4月到江苏省考察混凝土市场。这些分析师估计，中联重科今年一季度售出的混凝土机械中，有一半以上甚至根本未投入使用。买家们储备这些机器，唯一的目的是希望它们能带来现金，以使自己能够支付工人工资、电费和购买原材料。
迫于中联重科零首付的步步紧逼，三一曾在1月至3月份在泵车等产品线上短暂实施零首付，但这一政策很快被取消。原因在于融资失败的三一无力以同样的做法跟进市场。梁稳根在内部要求三一坚持20%的首付款，否则宁可不做。随之而来的是销量大幅下滑，以往三一与中联的泵车销售比为1.4:1，受此拖累这个数字最近降至1.07:1。
对客户的争夺也日趋白热化。三一发现中联曾故意安排员工在机场接机时混迹于三一客户群中。七月初，三一一名司机前往机场接待来访客户，之后负责客户接待的工作人员发现客户人数与计划不符，随即打电话给客户所在地的业务人员，最终发现一名混迹其中的中联重科的员工。类似的案例在9月亦有发生，在三一召开的一次客户座谈会上，数名中联重科的员工混迹其中，最终被查出。
关于客户争夺最著名的一次战斗发生在2009年。当年12月，印度桑微公司董事长C.P.Sanghvi 前往三一考察，桑微是印度最大、全球第八大吊装公司，在印度市场占有率超过60%。自其下飞机起，三一客户部门就紧密跟随，为了避免中联打探其行程，三一甚至包下了他下榻酒店所在楼层的所有客房，所有打入房间的电话必须经三一高层确认后才可接入。即使如此层层设防，中联重科最终还是联系上了Sanghvi。在拜访途中，Sanghvi曾要求见见“中联重科的老朋友”。梁稳根指示派遣奔驰车将其送往中联总部。不过，中联最终并未能打动Sanghvi，后者与三一签下购买56台履带起重机共计超过4亿元的超级合同。该单也是全球最大的吊装设备销售合同。
在建筑竞标市场，情境亦类似。争夺的焦点之一即为样板工程。广州第一高楼高达432米的东塔即为其中一例。此前，在广州西塔项目上，三一与中联曾有一场恶战，中联以480万低价投标，三一的报价则是980万，最终中联以低价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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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隔空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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