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话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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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5年的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特务余则成，正在监听一些人士的谈话。余则成与左蓝相爱，已经到了谈婚论嫁之时，余送给左一条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漂亮围巾。林怀复家正在准备召开一个群英会，重庆地区的进步团体都要派代表参加，曾家岩50号（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在重庆的住处）也要派出代表。军统已经掌握了这一秘密会议的情况，准备抓捕。余则成等三人走到一辆黑色轿车旁，对着车里的人和轿车旁边的科长吕宗方汇报准备工作、听取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和指示。
余则成：处长、科长，都弄好了。
吕宗方点头。
车里的处长：你带一组，去车行埋伏。你带二组，在车里等着。余则成，你先回阁楼，继续监听，如果听到一个叫孟先生的人到了，你就打开窗帘，我们就行动。
余则成进入阁楼，打开机器，戴上了耳机。左蓝进入会场打招呼的声音让余则成一下子紧张了起来，怎么办？孟先生到场后，余则成没有发出信号，稍许一个找孟先生的神秘电话打入，“快！马上离开，军统特务马上就到”，与会者迅速撤离。余则成在观察到左蓝已经撤离后，又迅速地处理了监听录音（将左蓝参会信息剪切掉），然后才发出行动信号，并参与了现场抓捕。在现场，余则成发现了他送给左蓝的围巾，并悄悄地予以藏匿。这一幕被坐阵现场的吕宗方看在了眼里。
抓捕行动的失败，对于企业加强内部控制至少有以下几点意义：
一、利益冲突的控制
利益冲突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不可避免，面对利益冲突，人们的行为选择往往十分矛盾和困难，物欲横流的社会，抱有“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信念者远远多于具有“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品质者。这一段剧情让我们看到：
面对未婚妻的突然出现和被抓的危险，余则成心中十分焦虑，心里斗争十分激烈，短暂的犹豫之后，他选择了违背军统家规的做法。他十分清楚这样做的结果，他加入军统之时也曾信誓旦旦，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如有违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即使如此，余则成都不能够大义灭亲。在企业中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处理利益冲突事项时利已行为经常发生，企业管理中的控制、处罚无法与军统的控制之严和家法之厉相比，因而，企业中利益冲突管理就更为不易，更具有挑战性。
余则成遭遇了突发的利益冲突事件，他为红颜而冒死枉法。不同的是，吕宗方本来就是共产党在军统的卧底，人在曹营心在汉，同志临危，他一定会搅局施救。孟先生进入林怀复家，紧跟着打进来找孟先生的那个神秘电话，很可能就是吕宗方安排的。当然，是否真是如此逻辑，只有向姜伟导演求证了。在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内鬼很多，有的甚至连董事长、总经理等都扮演了这样不怎么光彩的角色，令企业防不胜防、控不胜控，屡屡遭损，频频受创。

在军统，在戴笠，对吕宗方早已产生怀疑，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让吕宗方知悉并参与此项抓捕行动的。相反，吕宗方却是此次行动的直接领导人之一，这很可能就是一个圈套，目的是对吕宗方的身份进行试探。果然，抓捕失败后，吕宗方在去南京执行暗杀李海丰的任务过程中被军统杀害了。因此，若将这一结果仅仅理解为对抓捕行动领导者失败的惩罚，那肯定是十分肤浅的，要害所在就是通过行动验证了吕宗方的真实身份，进而清除了异已。这种方式值得企业管理者们在防范、查实内鬼时借鉴。
加强这方面的控制措施建设，并将相应的措施切实落实到位，对于确保人们选择有利于企业利益的行为有着重要作用。为此：
1、要在企业章程、员工行为守则、各类议事规则及工作规则中对利益冲突作出明确规范和要求。有了这种规范，在具体工作过程中，行为人一旦遇到意想不到的利益冲突，会考虑规范的要求作出权衡；一些事先即可确知的涉及利益冲突事项，相关当事人必须要回避。例如，某公司在其公司章程中即明确规定，董事、董事长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他人谋取本应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同类的业务，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等等。该公司的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二十八条规定，出现下列情形的，董事应当对有关议案回避表决：董事本人认为应当回避的情形；公司章程规定的因董事与会议议案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而须回避的情形；董事拟兼任或兼任公司全资、控股、参股企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对董事会会议审议其所兼任企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聘任、考核或奖惩及解聘等事项时；董事会审议对兼任总经理的董事进行考核和奖惩等有关议案时。
2、要通过各种教育方式使员工充分认识到违反利益冲突规范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后果。
3、要对违反利益冲突守则的员工作出迅速严肃处理，以便向广大员工传达出什么样的行为才是企业允许的强烈信号。剧中，吕宗方警告了余则成，实际上是对余的一种保护。而军统对吕宗方的清除，对于那些有某种想法的军统特务来说，是最严厉的警告。
二、重要活动的控制
对于这样重要的抓捕行动，现场负责人吕宗方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一定要尽职尽责。剧情的安排也告诫我们，具体职能部门的领导者，对工作的责任心至关重要，此其一。
其二，对于重要活动，实施人员牵制是十分有效的控制选择，即至少要安排两个人来完成此项工作。制衡性原则是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则，内部控制不仅仅需要在治理结构、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业务流程等方面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一些具体而重大事项也需要在经办人员方面考虑必要的相互牵制、相互监督。如果剧情中有另一位特务与余则成同时监听，不知导演又要如何设计。
三、必须的内部监督
抓捕失败，必须要查明原因。比如，对监听记录进行检查，可以发现信息剪切的蛛丝马迹；对整个行动进行全面调查，可以让事情真相水落石出。由于剧情刚刚展开，余则成是不能出问题的。而吕宗方在南京的被杀害，可以视为军统对这一事件及其他情况的一个处理结果。在内部控制中，定期或不定期的内部审计等是有效的内部监督手段，是必须的，是需要强化的。
抓捕在林怀复家召开秘密会议的共产党人的行动失败后，戴笠亲自安排吕宗方和余则成（代号蟹）前往南京，任务是刺杀投靠日伪政府的、有“密码宝典”之称的李海丰（历史上确实有这样一个人物，也姓李，名开峰，系军统东南局电讯督察，投降了汪伪特务机关76号。戴笠下令毛森锄掉李开峰。毛森，绰号“毛骨森森”，曾是一名小学教师，后攀附戴笠、毛人风，成为军统巨枭。1942年毛森陷入日寇罗网入狱，在接到锄奸令后，其夫人胡德珍按照毛森的行动方案，收买了已经做了汉奸的原军统上海站站长陈恭澍的警卫员刘金德，成功刺杀李开峰。对此戴笠大为开心，晋升毛森为少将。余则成刺杀李海丰的剧情故事，应当是根据这段历史编写的）。

劳文池是汪精卫在重庆时的情报官，身份暴露后逃回南京。余则成即以劳文池的身份进入南京政保总署电讯处，在处长李海丰手下工作，目的是查清并掌握李海丰的活动规律，为锄奸做好准备。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任职军统局行动处策反科科长的吕宗方，由于军统派往延安潜伏的特务绝大部分被抓，而被军统怀疑和调查。在吕宗方即将与蟹会面之时，吕与跟踪他的马奎发生枪战而牺牲。同时，在现场还埋伏着另一股力量，即政保总署的特务，他们掌握了吕宗方来南京的意图，想在这里一举抓获吕及其同党。

在这一段剧情里，有正反两大点值得企业在实施内部控制过程中加以借鉴：

一、控制程序要落实到位

在周佛海的安排下，余则成首先与南京政保总署总监万里浪、电讯处处长李海丰等人见了面、吃了饭、喝了酒。然后，是电讯处一名小头目向余则成交待工作程序：凡是英语书写的要送到翻译二科，科长要在回执上签字，下班前统计回执数，核实后送到档案室，档案室主任要签字，不得过夜。

多么细致而专业的业务处理程序！

控制活动是企业内部控制的构成要素，控制活动实际上就是将处置风险的指令贯彻落实到位的政策和程序。政策是做什么，程序是如何做。通过十分具体的业务流程，就可以在明确各个岗位职责的基础上，规定出如何一步步地进行业务的处理和操作等的具体事宜，有了这些，员工和管理者就有了具体的行事指引，就可以确保各项业务在既定的“轨道”上前进。

控制流程建设一要注意贯穿业务或事项的始终；二要设计出若干需要控制的关键点。剧情中提到的科长和主任签字就是关键的控制点，“不得过夜”的隐含意义包括，签字一定要签写时间，绝对不允许不签时间、事后补签等。

企业内部控制建设仅仅停留在基本制度建设层面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深化到控制流程建设这一具有可操作性的作业面上，需要制定出一套无所不包、事无巨细、皆有依照的控制流程来。比如，内部环境建设中，对于公司治理结构，需要制定出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具体而详细的议事规则等；在控制活动中，则可按照业务循环法设计出直观、有效、便于操作的销售与收款流程、采购与付款流程、生产流程、筹资和投资流程、货币资金流程等，而在一些业务循环中需要更为细致的、多项的控制流程。

二、控制活动要无所遗漏

上面提及控制程序要贯穿业务或事项的始终，也就是控制活动要能够全面覆盖，无遗无漏、有头有尾。南京政保总署知道吕宗方来南京的目的，因而，需要对他进行全程的监控，包括其住处。细细推敲，政保总署的特务们既然知道他们的接头地点，调查清楚吕的下榻所在也不是什么难事。这样，马奎枪击吕宗方后，不仅要审问马奎，更应在第一时间迅速搜查吕的住处，以获得进一步的有价值线索。然而，政保总署的特务们把这一重要环节给遗漏了。这既是控制活动的不完整，也是相关工作人员的不尽心、不尽职、不尽责。

当然，现实中，特务们可能不会这样处理。可以想见，这是姜伟导演的一个重要安排。且看，余则成到了吕宗方的住处，被服务员带入一个房间，剧中有以下的对话：

服务员：这就是那位先生的房间，好多天都没来住了。

余则成：一点小意思。余则成递给服务员一个红包。

余则成：有没有人来问过他的情况？

服务员：有人来问过，我们老板怕找麻烦，让我们就说没见过。

余则成在吕宗方的遗物里得到了一张写有“烧香晋佛”且在一个人头部画了红圈的照片，为后续的故事埋下了重要的伏笔。同时，看到遗物中的手枪，激发了余则成单枪匹马锄掉李海丰的决心，不是为军统，而是为了吕宗方，为了真心抗日的人，这也为余则成的叛变作了必要的铺垫。
（三）
余则成为什么背叛军统而投靠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在国民党的潜伏者？与其说是共产党策反的结果，不如说是军统内部控制的失败，最根本的失败则在于军统内部环境首要因素的价值观、信仰出了问题。

其一，根据历史资料，军统对其人员的忠诚有相当高的要求。从进入军统的宣誓誓词不难看到这一点：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保卫安全，绝对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并以终身贡献团体，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有泄露秘密及违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余则成对此自然十分清楚。

其二，抓捕孟先生的行动失败后，在戴笠办公室门外等候吩咐时，吕宗方和余则成有下面的对话：

吕宗方：在林怀复那儿监听到些什么？

余则成：都是一些牢骚话。科长，我有时候听他们讲的话挺有道理的。

吕宗方：这些人可都是危险分子。

由于工作需要，余则成经常在监听一些被国民党称之为激进人士的谈话。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们讲的话挺有道理”，这些话有悖于国民党、军统的正统教育和宣传，看来这些言论是对余产生了一定影响的。

其三，在南京政保总署审讯杀害吕宗方的军统特务马奎时，余则成被临时抓差作审讯记录，从马奎口中得知吕宗方是共产党人。吕宗方死后，余则成意识到自己成为军统安插在南京的一颗死棋，他决定离开军统，跟左蓝去过他们希望的生活。在收拾整理吕宗方的遗物时，面对其中的一支手枪，他意识到这支枪似乎在向他传达一个使命，他要单枪匹马继续下去，锄掉李海丰，不是为军统，而是为吕宗方，为真心抗日的人。在刺杀李海丰前的那一刻，有下面几句简短对话，再一次表达了余则成抗日的心意：

李海丰问：就你一个人？

余则成点头。

李海丰再问：你就是蟹？

余则成又点头。

李海丰三问：重庆的，还是延安的？

余则成答：抗日的，迟早的。

其四，在陕西会馆余则成见到了左蓝，面对左蓝的策反，他十分犹豫，并表示他没有信仰，如果说有的话，他现在信仰良心，赶走日本人后，他信仰生活、信仰左蓝。促使他发生重大转变的是戴笠的一件私事，戴笠特使叶子明来南京就一批被日军扣下的战备物资与日本人谈判，余则成负责和重庆方面的电讯联系。而几页电稿使余大为震惊，原来这批物资是被日军总部二课扣缴的戴笠和胡蝶的整船私人财产和几名亲信，为赎回财产，军统愿意为日军提供18000担粮饷和新四军的抗日情报。抗日战争正值惨烈时刻，上层竟然在做这样龌龊的勾当！在余则成的价值观里，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当他被帖老板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之后，他决定为共产党做事。他说：我在军统八年，参加工作的时候，以为军统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抗日。我现在绝望了，军统跟日本人都很不干净。

其五，军统内部的贪桩枉法行为十分突出，如吴敬中的大捞私利等。党通局谢若林便是一个典型的“钱孙子”（剧中人晚秋语），这样的钱孙子又何止他一人！余则成到天津站赴任前戴笠对他有这样一段告诫：千万要记住，天津刚光复，财富是党国的，切不可见利忘义呀，有些人在上海发胜利财发过头了，我要严惩啊。这段话既写实了当时的情况，又让余则成进一步看透了戴老板的言行不一。嘴里讲的是主义，心里想的是生意，信仰、革命都已经成了空谈。信仰没有了，价值观扭曲了，民族大义不顾了，也没有什么死后上天堂、下地狱的宗教奖励与惩罚，这种环境里如果连良心都没有了，还能够干什么，还有什么不能干。余则成是个有良心的人，他至少还有正义！余则成的叛变成为必然。

任何企业中的价值观、道德、信仰等如果出了问题，尤其是关键管理人员的权力一旦为私欲所用，道德一旦为铜臭所污，多么健全的制度都是一堆废物。这样的环境，是逐利者的天堂，是还有良心者的地狱，又怎能去奢谈内部控制，又怎能控制得了。

电视言旧事，看客虑当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四）
对于新招聘的员工，即使是那些在招聘中被认为是高度合格的人，都需要相应的入职培训，以确保他们短期内进入工作状态，并令人满意地完成他们的工作。通过入职培训，可以将企业文化、道德风尚、风险与控制意识等思想或理念传递给员工，确保员工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工作方式、新的纪律和新的要求，确保员工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达到岗位要求。在人力资源控制中，入职教育这一环节不可或缺。

日本投降后，军统局安排余则成到天津站工作。赴任前，余则成接受延安的秘密安排以回河北老家探亲的名义来到了冀中根据地。在这里，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与余则成的谈话，有要求，有告诫，有嘱咐，实际上就是典型的入职教育。试看李克农谈到的下列几点：

1、你深受军统训练方式的影响，和我们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需要熟悉我们的组织纪律，而且纪律是铁打的。

2、希望你参加我们的工作是出于对国家、对民族的考虑，而不仅仅是对左蓝而一时冲动。

3、秘密战是个独立性很强的工作，个人意志经常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更多的时候，你的领导就是你个人的信念，身边没有人可以商量。面对危险局面只有靠自己。

4、在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坏事情，可以经营出一副反共的面孔。

5、在特殊环境下面，什么都可以灵活应变，但是信仰决不能变。

此外，在根据地余则成还专门学习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联络方式和联络密码，在接下来的潜伏工作中，他要独立开展工作，并以不同于他已经习惯了的军统联络方式开展工作。
（五）
余则成进入南京政保总署后，利用在李海丰身边工作的机会，观察记录了李海丰的下班时间、离开单位方式、行车路线和到家时间等，摸清了李海丰的活动规律。当他决定单枪匹马锄掉李海丰时，又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准备。首先绘制了行动图，标示了刺杀地点、时间等；然后在子弹头上涂抹了剧毒药物，即使射击不到要害部位，只要能够击中身体，必致李海丰于死地；最后在李海丰必经之路设置了路障，将其乘坐的轿车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一段剧情可以给全面预算的编制与执行一些启示。全面预算是内部控制的一种方式，为了有效发挥这种控制方式的作用，企业应当加强对于预算编制各环节的控制，对编制依据、编制程序、编制方法等作出明确规定，确保预算编制依据合理、程序适当、方法科学，以期编制出能够起到目标激励作用和有效控制作用的预算方案。科学的编制依据可以避免两种极端的出现，即如果预算目标定的太高，“葡萄”就会变“酸”，没有人去摘，没有人去吃，而失却激励意义；如果预算目标定的太低，站在原地不需任何力气、不需要跳高就能摘到葡萄，吃到葡萄，则更为失败，控制作用就无从谈起了。同时，还要事先考虑到要有若干重要具体措施来执行预算，避免预算由于缺乏措施保障而落空。

以全面预算出发点的销售预算为例，预编制销售预算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销售预测，面对未来的销售环境，企业需要考虑影响价格和数量的各种外部因素，作出前瞻性的推测。同时，也需要对企业内部各种资源对预算期销售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余则成对李海丰活动规律的摸查为他实施具体的刺杀行动提供了有效支持，预算的编制同样离不开这样的详细前期工作。在一些企业，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比如缺乏专业人员、缺乏系统的组织等，有的是在上年度数据上按一定增减比例编制，有的是直接根据主要领导拍脑袋决定的利润水平倒推编制，轻视了编制预算所需要进行的预测和调查工作，甚至根本不去做这些工作，预算编制依据不足，弱化了预算的控制作用。

编制预算不仅仅是形成一套数量化的预计报表，更要考虑实现预算目标应采取的行动措施。余则成事先设计好了刺杀的行动措施和方案，行动起来，心中有数，不出意外，成功在握。预算的编制与执行也是同样道理。

余则成到天津站报到就任机要室主任，吴敬中站长面对陆桥山、马奎、余则成道出了一番极具人情味的煽情话语：

说一点高兴的事，胜利了，各位也应该过一过人的生活了。我已经把我的太太带头接过来了，各位也应该尽一下丈夫的责任哪。你们的档案我都看过了，陆太太在武汉，马太太在上海，余太太在河北，都接过来，也让人家享受一下抗战胜利的幸福生活嘛。差旅、住房站里边解决，还有一笔安家费提供给诸位。都接过来，咱们八年抗战不就是为了他们吗。

余则成：这是命令吗？

吴敬中：对，命令。我认为我有责任让各位太太来收收你们的心了，天津虽然比不了上海，也是花花世界呀。梅乐斯（梅乐斯是美国海军准将。军统电讯处惟一的女将军姜毅英，破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并及时通知了美国，但是并没有引起美国的重视，珍珠港被偷袭之后，美国情报部门才重视了中国方面的情报，才有了梅乐斯的中国之行，才开始筹建中美合作所，加强中美之间特务的合作。）对我说过，美国人之所以能打胜仗，因为他们的心里都有家庭。青春交付党国，膝下依然空空。要接来，你三十岁了，还要生几个孩子，党国也需要后来人哪，不然委座都会怪罪我的。

接来夫人的要求和安排为这部电视剧提供了许多戏剧矛盾、许多精彩台词，令接下来的故事更为引人入胜。

在第1集中毛人风向戴笠报告李海丰叛逃时，也有几句涉及到家庭的对话：

戴笠：他的父母、老婆、孩子呢？

毛人风：踪迹皆无。估计是早就修好退路了，他是鸡鹅巷（南京鸡鹅巷53号，是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所在地）时期的老军统，对家规应该很清楚。

在后边吴站长过问余则成接太太的进展情况时，又告诫余则成：不注重情分的人难堪大用。

上述高论和对话透露了军统的这样一些情况：

一是特务的待遇很高。根据史料，军统特务的待遇确实很丰厚，而且又是终身职业，无失业之虞。前边提到的戴笠的江山同乡姜毅英业务十分突出，一直是拿双薪的。不仅如此，他们也很重视家室眷属的安排，这可以让特务们安心为党国卖命。

二是军统把对特务家庭成员的安置、监视与控制作为监督控制特务的一种手段，这实际上是一种活人质押！

三是或许吴敬中真得认为不重感情之人不值得栽培和重用，果然如此的话，吴之用人之道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企业如家庭，家庭即企业。龙一的同名小说中，吴敬中有三个老婆、三个家，姜伟大力一改，才有了本剧中吴站长的独门独户，才有了国民党严厉查处要员纳妾的事情和说词，才有了上述精彩感人、关怀下属的家庭观与职员事业观相联系的宏论，这是很值得当今的企业家们借鉴的观点和做法。

姜伟将小说中吴敬中的三妻四妾改编为电视剧中的独守原配，有着高度的讽刺现实和教育大众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干部建设和管理中，十分重视生活作风问题，如果要想毁坏一个人的名声和前程，只需要找些男女关系就足以。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方面的问题却成了个人隐私。包二奶，养小三，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似乎已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试想，包了二奶，养了小三，你就要分一部分财产给她们，就要分一部分时间和几份精力陪她们，你就要学会监守自盗而不露马脚，你就要学会巧妙周旋、自如应对。站在老大的立场上，就是内部控制的完全失败。如若企业也出现了类似问题，结果可想而知。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企业员工一直被置于漩涡之中。特别是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后，对于企业而言，员工成了真正的打工者，至于员工的家庭成员，一些企业根本不管不问。一些地区和企业在招聘人才时，只要有用的，家属不管，理由是两口子不宜在同一单位工作。有些企业，某一员工要调走、要离职，他的家属配偶则必须要一同滚蛋。缺少亲情和温暖的企业太多了。而一些垄断企业，如铁路系统，职工家属都可以免费乘座火车等，类似情况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如此等等，都值得我们认真反思，营造以人为本、富有情感的企业环境是实现企业发展、壮大不可回避的话题。

企业在建立并实施人力资源政策控制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是确保薪酬制度能够保持和吸引优秀人才，薪酬的发放标准和程序应当规范。在企业的各种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活的因素，是最关键的因素。企业需要建立起待遇、事业、情感并重的引人、留人、待人机制和氛围，建立起任人唯贤的用人机制，在追求企业的发展中，不仅要实现股东收益的最大化，也要让收益惠及每一位员工，让员工对企业有认同感和归属感。为此：

1、在设计薪酬制度时，应当体现对员工的激励作用和对人力资源的保护作用，注重长期激励与短期激励相结合、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应当有利于保持和吸引优秀的人才。

2、基本工资及其变动应当根据企业所在地的生活水平和国家有关规定合理确定；绩效工资应当根据考核结果确定，并明确标准和发放程序；年终奖励应当明确奖励的范围、标准和发放程序。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实行年金、股权激励等福利与激励计划。

3、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准确确认、计量并发放员工薪酬，并对薪酬发放的真实性、合规性和准确性进行严格的审核，以防虚报冒领等行为。在发放薪酬的同时，企业应当向员工提供薪酬清单，供员工核对确认。

4、制定薪酬制度评价机制，及时对薪酬制度的合理性及其执行效果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修订完善。

5、高度关注和严格控制不恰当激励可能诱发的不道德行为。
（六）
早在复兴社特务处时期就设立了天津站，抗战胜利后，军统重新恢复了天津站。天津站是一个大站，据沈醉在《国防部保密局内幕》中透露：“保密局外勤各省站的编制，按国防部核定的人数分为三种：如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四川、云南等大一点的地区称为甲种站，为160人。”

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历史上有一位吴景中，曾在1947年后担任保密局时期的天津站站长）是余则成在上海青蒲培训班时的老师，他向戴笠要来了余则成。奉命到天津站报到并担任机要室主任的余则成，见到了昔日的老师。看到多年不见、也长了皱纹的弟子，吴敬中十分感慨：

时间象一头野驴呀，跑起来就不停。……你都长皱纹了，就跟我这前列腺经常造反一样啊。……胜利了，天津站是个重建的站，前栅栏宿猫，后篱笆走狗，建起来很费周折啊，所以就想起了你，你是我的人。

这段感慨反映了一个老特务的丰富管理经验，面对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和重建天津站的新任务，他认识到了环境的变化，他想通过加强队伍建设，来大力推进天津站的各项工作。

风险评估是内部控制的五大构成要素之一。按照COSO的阐述，“经济、行业和监管环境会发生变化，主体的活动也会演变。在一种环境下有效的内部控制，在另一环境下未必有效。风险评估的本质就是一个识别变化的环境并采取必要行动的过程。”不难发现，吴敬中对余则成关于胜利后天津站的上述感慨，与所引COSO的这段话，在本质上是多么一致！

COSO提出，要有效地管理变化，必须要特别关注这样一些情形：变化了的经营环境；新人员、尤其是新高管的进入；新的或修补过的信息系统；业务快速扩张；将新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或信息系统时；当企业进入新的商业领域或从事不熟悉的交易时；公司重组；海外经营等。

以三鹿集团为例，仅仅其业务高速增长而管理没有及时跟上就让它面临了难以抗拒的风险，更不要谈及其他了。自“七五”以来，三鹿集团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30％以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三鹿集团取得如此发展速度的一条重要道路是资本运营，而且是一条低成本扩张的资本运营之路。在三鹿集团内部，这种发展被称为“牌子和奶源”的结合，即三鹿集团有牌子没奶源、地方小乳品厂有奶源而没牌子。沿着这条道路，三鹿集团以产权为纽带，以品牌为旗帜，先后与北京、河北、天津、河南、甘肃、广东、江苏、山东、安徽等省市的30多家企业进行控股、合资、合作，快速壮大了企业规模，扩大了市场份额。然而，三鹿集团旗下的子公司、联营企业、合营企业大多厂房破旧，设备简陋。更具隐患和风险的则是集团公司对下属企业的管理和控制。在我国，此类扩张和管理不及而导致的失败案例并不鲜见。

每一位企业管理人员都要时时铭记：识别风险，评估风险，重在应变，重在管理变化。
（七）
即来之，先安之，安居才能乐业。天津站已经为余则成安排好了住房，锅碗瓢盆、柴米油盐、床几桌椅、被褥铺盖、吃喝拉撒等一应俱全。马奎带着余则成来到即将有一大堆故事发生的住所。这是一栋两层小楼，在房间内两人有以下一些对话：

马奎：这些房子都是我带人抢来的，就这点好，日本人留下的东西，谁也抢不过咱们军统。

余则成：马队长，我来之前戴老板请我吃饭，叮嘱我，别捞得太过分，上海已经有人被处置了。置办这么多东西，得花多少钱？

马奎：不用，随便找个汉奸，他们都愿意出这些钱。这里的商人都跟日本人做过生意，说他们是汉奸他们敢说个不字吗。

余则成：对，就应该狠敲这些人的竹杠，让他们把跟日本人挣的那些钱都吐出来。

马奎：对，你说的太好了。你说咱们也就是吃个大户，其实也没什么，你说对吧。

看到此处，难免噫吁。原来我们常常听说、也经常领教“警匪一家”的故事。然而，与特务相比，还真难以评说哪家到底更黑、更无耻、更是吃人不吐骨头！马奎是站里的行动队队长，属于中层正职，他之所言反映出军统特务借工作之便搂草打兔子、大肆追逐经济利益的情况确实非常突出。余则成提及的戴老板叮嘱，表明军统高层深知系统内部贪脏枉法情况的普遍和严重，至于来天津前戴老板请他吃饭，则是余则成唬人的伎俩，这种伎俩在当今社会尤其盛行，宁可当其子虚乌有，切不可全信。两人的这段对话，犹如一面宝鉴，从中既可以看到他们的下属又可以看到他们的上级如何工作、如何借工作捞取私利，照映出他们的上梁如何不正、他们的下梁如何更歪。

吴敬中的用人之道是任人唯贤、任人唯才与任人唯亲相兼具，余则成就是一个典型，李涯也是如此。他对余则成直言不讳，你是我的人。诈取汉奸穆连成的财物是余则成到天津后的第一项工作，整个过程既让余则成这一吴站长的“亲信”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也让吴站长这一天津站一把手、高层正职的敛财、贪婪和置党国利益于不顾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试看这一过程中下述三段戏的一些对话。

第一段戏，余则成第一次到穆家，并没有领会吴敬中的真实意图。

穆连成：我愿意把国华医院、招商局大楼捐献给政府，希望政府对我这个人宽大一些。

余则成：你的财产归军统接管，如有任何一方插手，你得立刻向我报告。

第二段戏，在办公室，吴敬中进一步授意余则成。

吴敬中：我为什么派你去呀，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他捐大楼，捐医院，那是捐给政府的。只要认定了他是汉奸，还用他捐吗，那是要没收。

余则成边点头边说：老家伙跟我耍滑头。干脆呀，我统统给他没收掉算了。

吴敬中连连摇头：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温世珍（字佩珊，天津人。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留学英国。辛亥革命后，任浙江都督府外交顾问，1923年任吴佩孚的外事处处长。直系失败后去职，曾于哈尔滨经营皮毛生意。1931年，在日本特务机关支持下参与发动天津事变，败后亡命日本，后潜居大连。1933年结识土肥原等日本高级军特人员，为日本搜集情报。1939年任伪天津市市长，对搜捕爱国人士、强征民财民食、招募华工等均不遗余力。1943年下台，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以汉奸罪被处决。）送给汪精卫多件明代家具，哪儿来的？

余则成如梦方醒：站长，我明白了。

吴敬中：那些珍贵的文物，应该由合适的人来收藏，那个奸商懂什么呀。

第三段戏，余则成第二次到穆家，中间晚秋出来，把公干变成了私交，也表达了索贿的真实意图。

余则成：穆老板，我可早就听说你是个收藏大家。

穆连成：小癖好，也不太懂，弄着玩的。余先生也喜欢收藏？

余则成：我就更不懂了。不过我们站长倒是个大行家，不妨拿出几件让他鉴赏鉴赏。

穆连成：这都可以，我只是恳求你们当家的在上面替我多美言几句，别把那汉奸的帽子给我扣上。

余则成：汉奸的帽子啊，我说了不算。不过你要是找我们站长，我可以说你是找对人了，我可以帮你们引见引见倒是。

穆连成：好。

余则成：不过，那得看你的表现，总得有点见面礼呀。

穆连成：我备下了，可真是我的荣幸啊。

晚秋出场并把话题引到了常来常往上。

晚秋：也不都是公务吧？

余则成：当然。

穆连成：今天我们的收藏话题不算公务吧，余先生？

余则成：对对对，这是你和我们站长之间的私下交情。

活脱脱的一幕腐败交易！天津站的站长如此敛财，戴笠为了自己的财物也与日本人进行卖国、卖民族的交易，在这样的军统环境里，又怎能要求并确保每一位特务人员一心一意为党国利益去尽职工作呢，又怎能保证不出内鬼呢。企业的内部环境如果也是这个样子，就休要谈什么内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