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投资人薛蛮子

凤凰网财经讯 著名天使投资人薛蛮子2011年11月19日与凤凰网财经频道栏目展开对话。薛蛮子在谈及自己的创业经历时表示，在美国赚取的头一个100万美金没有靠有能力的爹，而是凭自己的本事。

爱好发微博的薛蛮子坦承，在对待微博这一问题上，国家的尺度在放宽。因为经历过经济能力的提升之后，人们开始关注温饱之外地事情。薛蛮子表示，这是当下中国最微妙的时期。

薛蛮子还表示，微博是为社会打开了一扇窗，既让人有了一个接触更多知识的平台，也让一部分人可以发泄不满。薛蛮子认为，微博是同中国社会一起在进步，波折会有，但健康发展是其最终道路。

作为天使投资人，薛蛮子谈及自己的投资心得时提出，投资讲究救济不救穷，要授人以渔，让弱势的群体能够自己谋生，赚取利润，才是所有投资者的共同心愿。

凤凰网：之前那个演讲里面，你曾经提到过一句话，当时我在听你演讲的时候，说了这句话的时候，我蹭的一声就站起来了。因为你当时说1966年8月18号早上四点钟，一片人群天安[0.35%]门广场，说五点钟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突然站到天 安门城楼上，而且你有一句话特别逗，你说你很激动，都快晕过去了。

薛蛮子：对。

凤凰网：但是紧跟着又一句更酷的话说，从那以后中国就没有念书这回事儿了。

薛蛮子：对。

凤凰网：这句话给人印象太深刻了，我观察的从激动的晕过去，到没有书念这种情绪和现实的反差是非常大的，可能一般人不会关注到这一点，我想了解您在13岁之前教育没了这事之前，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薛蛮子：我前些日子在微博上有个人说人生是不同的床位，我当时微博上说了很长一段，我0到13岁是一个贵公子的生活，因为我家里是共产党的官，住在一个大四合院，又有司机、又有保姆、又有厨子。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13岁做了红卫兵的时候，那阵8•18第一次毛主席到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开始不上课了，全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无政府状态，我们迅速的到了其他的地方。

所以我0到13岁以前我小学是在北京一个非常有名的小学叫第二实验小学，我们同班的同学也都是中南海的刘少奇的女儿、朱德的孙子、胡耀 邦的女儿、李先念的儿子，反正我们这的副总理级以上的有七八个，然后有一大堆中央委员的孩子，我爸的官是班里头最小的之一，也有平民子弟，我们班长就是胡同里的一人。

所以那时候很有意思，我想我们的童年是一个标准的幸福童年。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现在每个小孩都去接，那时候我们都是大官的孩子都自己走路回家，没那事，每天爹给五分钱买一个奶油冰棍，三分钱就买一个红果的，然后一回去含一根冰棍就回家了，特方便，没那事，社会也比较简单，大家都学雷锋，都巴不得捡个钢嘣，第二天交老师可以表扬一下子。

凤凰网：但是那个时代，物质是比较平乏的，但是对于您来说，您这个家庭是不是可以说是一种蜜罐的生活？

薛蛮子：我认为在当时我认为在文化革命以前人的贫富差距相对较低，一个大学生大概挣56块钱，我父亲作为一个部长挣个299块钱，我母亲做个司局的干部挣个138块，我妈的工资跟国家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挣的工资一样，14级干部。

所以我个人认为，一个59块钱的大学毕业生和一个138的王光美，差别并不是了不起的大，而远远不是今天，一个房地产商家里头拥着100多个亿，他们家用的保姆一个月给800块钱，这个概念在当时完全没有的。

凤凰网：您说插队的地址说的特别顺溜儿，我今天想问一下。

薛蛮子：我那个地方叫乌拉特前旗长胜公社先进八队小东淖南队，小东淖就是一个小水涡子的意思。

凤凰网：我想知道，那个时候你的年龄应该是15岁，那个时候在您走之前，父母亲。

薛蛮子：我爹早进监狱了，我妈马上上五七干校。

凤凰网：但是走之前，家人跟您嘱托了一些什么？

薛蛮子：啥都没有，去吧，那时候家破人亡，家里头也被赶走了，我老娘下五七干校，我们家当时，我去插队的，其实最动感情的是我们家我的老保姆，老保姆哭的泪人一样，说哎呀咱们家少爷受这么大的罪过，印象极深，我们家的王大娘从小抱着我，大概一岁多就抱着我，这个是非常有感情。

凤凰网：是农村人？

薛蛮子：农村人，河北三河县人。

凤凰网：当时我记得15岁是1968年，我记得很清楚，1968年民间诗人写了一首诗叫相信未来，不知道您知道这个吗？

薛蛮子：我知道。

凤凰网：第一句“当蜘蛛网无情的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然这是很诗意的东西，我们在生活的那个年代我觉得是可以找到对应的事情，正是在学习知识的大好年华，这事儿你有没有抱怨过？

薛蛮子：没有。当时郭路生也是我们的朋友，郭路生可能也到我们的村里来过，基本上我们当时的小伙很多人认识他，我们有很多所谓的诗人。今天我们看到文化革命的时代，你认为是个非常苦难的时代，由于大家普遍的苦难，大家也不觉得苦难了，我们有一个巨大的解放感，首先不用上学了，也没人管你，人生中你自己决定你自己的命运，你自个儿挣公分吃饭，有本事就吃，没本事就饿死。

就是每个人做自己的事情，也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没人告诉你爸有罪还是没有罪，也没人知道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每一个我觉得都受了一个普遍的所谓的正统教育。

所谓的正统教育是中国传统的仕子治国平天下，每一个人关心的事都是中国向何处去，那时候我们天天吃饱了，没事，就是看着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拿着小本，你们家养多少鸡，一年挣多少公分，钱够不够花，农民要走共同的富裕，我们天天每个人都心雄万夫，都要救中国。到农村的时候，尽管大家回头看起来实际上甚至是一个幼稚可笑的事，但我认为当时是多多少少极富理想主义的色彩。

周末冬天的时候，所有知识青年混在一块儿，讲一讲中国是不是农业学大寨？是中国农业的道路？还是其他的道路？

所以有非常丰富的讨论，尽管到最后林彪出了这个事儿之后，所有的人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幻灭，国家的一个接班人写入党章的人，突然变成了一个要暗害毛主席的主，当时首先对毛主席的一贯正确和无往不胜，四个伟大大家都产生了很多的怀疑，从此之后，也是一个对所有我们人生以前传统的教育，有一个质疑和反思的过程。

凤凰网：从个人的角度来说，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想学习学知识。

薛蛮子：一直是，所以我在农村的时候，我是带了五六百公斤的书，每天看书。我在农村现在人家给我的印象就是蛮子是一个每天坐在厕所里还读书的家伙，我是一个我们农村里头唯一一个一天割15个小时的麦子，回来所有人累趴下，我一定要点着煤油灯，做点笔记，觉得今天没看点书、没做点笔记，好像白活了一天似的。

凤凰网：其实你正回答了我下一个问题。因为我一直特别奇怪，您说您在农村插队的时候，翻译过一个英文的著作，翻译过一个法文的著作。

薛蛮子：翻译书那时我户口在农村，那时我已经回来了，农村绝大部分读的书政治经济学、哲学还有文学、屈原传、楚辞看的都是这个，那东西学英文是回到北京很偶然的一个原因，就是跟人家打赌，有人说一个月能学900个单词，我说900个怕啥，咱比这多怎么办，多了请你吃顿饭，当时饿的都疯了。

赌个气了，咱玩，一个月学了1200个，学完了就没招了，学了1200个继续学吧，小车不可抖，只管推，所以就跟人家吃完了莫斯科餐厅之后，就开始学英文，我们花了六个月的工夫，就把英文大概弄的差不多，我大概开始一年之后翻译小说了，那时候花的时间很多，一天也是跟上微博似的，一天十几个钟头，玩这事，一定要把这个搞透，所以我那时候从许国璋一、二、三、四，大概四个月就学完了，然后一个月学了一个薄冰的英语语法手册。

后来买本张道真的英语语法，然后六个月以后开始看书了，看报纸、看书了。

凤凰网：所以你自己去翻译这个著作，这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

薛蛮子：我觉得是个乐趣，对我们来说中文的书那个时候能找到的中文书基本都看完了，到图书馆里最好借的就是洋文书，洋文书没人管，北京图书馆随便借，《麦田的守望者》、《在路上》啥书都可以看，什么叫存在主义、让保尔萨特什么都有。

所以学完了英文还意犹未尽还学门法文，吃饱了撑的，那时候荷尔蒙过剩，所以精力旺盛，那时候学完了这个还学了半年日文，学完了马上要考研究生，那时候日文就瞎了，就不学了。

凤凰网：不管是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伤痕文学，和后来到90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影视剧作片像《年轮》、《孽债》这些其实都是在反应我们讲的知识青年在大的时代背景，小人物个人的命运。其实你自己现在回头来想一想的话，您在内蒙古的时候，你有没有像他们那样，挣扎的不行，然后特别想我要回北京，不能在这呆了？

薛蛮子：从来没有，我那个时候其实在北京没法回北京，我爹还在监狱里头，我根本回不了，户口也没戏。我首先就不符合硬标准，属于不能达标的货物。

第二个，我也不急，我认为在哪呆着都一样，那时候可能是我人生中非常好玩的事，天天拿本时代周刊、泡泡妞，跟人家谈谈恋爱，看看书，学个英文，见见高人，都是中国的一级二级教授，最有名的牛逼的人，跟他们聊聊天，我觉得特好玩，对我们来说，那个时候可能是人生中相对来说又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属于毛泽东的那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路子。

凤凰网：您有七年的时间在内蒙古对吗？

薛蛮子：对，我的户口在内蒙，实际上我一年12个月呆在那，只是头两年，头两年之后农村的时候基本上不鼓励，因为确实是我们村才200多个人，来了30口的，基本上就跟老百姓抢粮食一样，我一吃老百姓也不怎么欢迎我们。

所以到了第二年之后，一半以上人都走了，家里的货都给人，我们同村有谷牧的儿子，周子健的儿子，这些人当了兵了，一大半当了兵，剩下的到城里去了。

像我出身不好的，就继续坚持，老乡说，你这小孩才15，还没撬棒高呢，你想怎么呆着我们不管你，你也不跟我们分粮食，不挣公分，他不折腾你。我就回北京开始做北漂。

凤凰网：不管是什么人，他一定都有一个先认识自己的过程，然后他才会有一些想法。那个时候一定会有很多想法，虽然是在封闭的，单纯的，充满革命理想情怀的这么一个年代，但是你不是一个傻子，你肯定会为自己打算，难道你就真的一点都没打算吗？

薛蛮子：我那个时候我认为是个很理想主义的人，我个人认为是我对自己读个大学，找个工作，我没想这事，所有的人都去了，被动员一下，我比较淡薄，我个人认为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自己那时候可能是比较木吧，我们村里30多个人，最后留在村里头两三个人，我那时候我也没回去，我觉得在北京呆着什么时候世界变了，就行了。那时候没有想过多的，说我要怎么上大学，找个什么好工作，取个城里的媳妇，全都没想过这事。

凤凰网：现在关于上山下乡这个评价，一般有两方面争论的比较尖锐的观点。第一个观点主要认为耽误了年轻人大好的年华，就是负了一代人。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农村锻炼吃苦，磨炼一个人的意志品质。

薛蛮子：我觉得这两件事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从国家政府来说，把几千万人一夜之间赶到农村去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专制主义的做法，从个人来说，我认为我几年在农村给我一个人生的教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那时候住在农村，我跟一个半哑巴的人睡在一个炕上，每天混在一块儿，那个哥们叫挡子，还该我50块钱，走了还没给我呢。

挡子的智力比较落后，那时候外地来个逃荒的女的，大家就把逃荒的女的给他撮合给他做老婆，那时候我才搬出他们家来，那时候要不然我们哥俩一直在一块儿。那时候大舌头话都说不清，我那个时候对我人生的中国的了解，我做为一个北京所谓的贵公子突然到了世界最底层，对我的反差是很大的。

凤凰网：您说这一点我突然想起来，因为您曾经说过一句话，您说您在十多岁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伟大的光明的正确的共产主义理想之外，还有很多并行不悖的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

薛蛮子：对。

凤凰网：10多岁的时候，是不是跟您自己非常强大的人生落差阶段有关系？

薛蛮子：可能是吧，我个人认为跟看书有关系，我最开始首先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怀疑，然后对共产主义的怀疑。

我就发现全世界并不是人人都相信共产主义，而且好多所谓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伯恩斯坦，什么考斯基，玩的也不是，各个国家每个国家其实都有并行不悖的理想系统，都有他们并不是所有的国家一看英文就知道，人家不是地域，人家不是在水深火热的黑非洲整天都被人美国整，不是这么回事儿，当时发现到实际是个多元的，所以我在网上不断的说，鼓励大家门外语，学了外语能够到外国任何国家换一个不同的视角看一个世界一下子你的眼界就开阔了。

当时我觉得学英文对我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看到不同视角看到的问题，当时觉得特别新鲜。

凤凰网：您当时1986年的时候考了那个专业的全国第一名，您在演讲当中提到说，具体考分提的非常清楚，英语是99，政治42，而且你说政治是死活记不住，重复了一遍死活记不住。我想问您，您是天生的对政治不敏感，还是对政治考试不敏感？

薛蛮子：我觉得对政治考试的八股深恶痛绝，要记住几个坚持，而且心里头，打心眼里头对这个所有的八股的事，因为我认为我们这一代都是所谓幻灭的时代，我们从小受着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突然到农村发现人生不是那回事儿，人生所有报纸登的事和你到农村日常的生活，老百姓关心的事儿，都不是报纸这些事儿，我们人生真正维持生存，怎么能往上，也是跟我们书上教的都不一样。

我觉得一个反差，小孩的教育最大的悲剧就是你在家庭受的教育到了学校就不一样了，到了学校之后，到社会，南辕北辙，绝大部分人就晕过去了。

凤凰网：现在很多都是。

薛蛮子：都是如此。所以你学校你教的那点书，到社会上全都没用，马上就瞎了。

凤凰网：您的孩子现在是在哪读书？

薛蛮子：他们现在在中国读书，在北京。

凤凰网：是读那种传统的？

薛蛮子：他们开始小孩在国内的小学，现在他们中文差不多了，作业太多，我一看到作业，我都做不出来，那语文复杂的不行。

凤凰网：去国际学校。

薛蛮子：我说去国际学校，我让他们学点中文，我对他们要求很简单，男孩儿能看懂金庸，女孩能看懂琼瑶，英文能看懂PTT，就行。

凤凰网：我知道您本名并不是薛蛮子。

薛蛮子：是，我本名生下来就叫我蛮子，因为我父亲是四川人，母亲广东人，所谓蛮子就是我生下来九磅半特大，就跟胖子一样。

我到四岁、五岁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改了名字叫薛和平，到了幼儿园的时候，混了快两年，我的2月18号生的我如果是7岁上学以后得到7岁半才能上学，我爹就说，干脆就6岁半上学，老师就说这孩子智力发达有问题，跟人沟通，蔫蔫的在托儿所肯定得留级，还在托儿所再呆一阵，我爹不听这个，说我儿子怎么就变成一个弱智了，改个名，改成薛毕群吧。

凤凰网：这么有意思。

薛蛮子：对，一改我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就口若悬河，就上小学，上了小学之后，一到文化革命，我就回来，一插队，我1968年又是蛮子，全世界我们农村人只知道蛮子，不知道叫薛毕群。从那以后，到美国就变成查尔斯•薛了，所以蛮子就是我人生58岁，至少有50年叫这蛮子。

凤凰网：是这样的，有一个词牌名叫菩萨蛮！

薛蛮子：跟这个没关系。

凤凰网：其实我在了解您的过程当中，在做采访的准备过程中，我把您分成两个部分。不一定科学啊！

薛蛮子：没关系。

凤凰网：因为您做历史研究，包括您对历史特别感兴趣，我觉得这是您传统的一方面，薛蛮子的中国的一部分，您去做投资这个是薛蛮子美国的一部分。但是我特别想知道，从中国的这部分，到美国的这部分，它是如何跳过去的，在您出国的前后，您是怎么样触发这个想法？

薛蛮子：我当时认为能够到海外去读书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我父亲在1925年的时候，有幸去了苏联，去了若干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我认为一生中他出国对他一生的成长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他之所以在北京做了副市长，他是北京所有市长唯一能说俄语的，那时候我们苏联老大哥，跟莫斯科市长的沟通，都是靠着我爹。我认为，对他来说，我爹认为我是一个大嘴巴，一个极为自由自在率性的人，在中国的任何政治运动中，第一个打成右派，右倾和各种意见分子，一定是他儿子，他说你离着那事远远的。

凤凰网：他跟你说过这个？

薛蛮子：说过，说考研究生，离越跟政治越没关系，你就考哪个。我恨不得考考古，搞新石器时代，越不沾边，就写文章就不会破坏你，说你这个人太猖狂。能到外边出国，你就先出去吧，我爹给我写封信，人不出门身不壮，火山地不肥，赶紧出门。

凤凰网：所以我很感兴趣，您在研究生的时候学的也是相关专业，甚至您在国内的时候，您不一直朝这个方向发展，甚至包括您到美国去的时候，您在大学也是学这个方向的，结果你就没有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薛蛮子：那时我也说了，我说人生对我来说是个很多的事完全不可预测。我小时候在文化革命的晚期，我一个邻居，这个人刚刚去世，他是中芯公司的董事长叫江上舟，今年他癌症复发去世了。

他当年是清华大学的老大学生，在1966年、1967年的时候我们经常一块儿郊游，上各种山，三山五岳去了，我1967年14岁的时候就去过泰山，花了五天的工夫，骑着自行车，我们那时候就折腾。他就说蛮子你长大要干什么，我当时就晕了，我那时候14，长大了干什么没想过？第二天回来了，我说跟毛主席一样，咱们得救中国，我要从事政治，当时只有政治这事儿最光荣伟大的就是跟着毛主席走，最开始就是这思想。

到了农村，所有的是中国最关心的，听听美国之音，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农业该怎么着，工业该怎么者，中苏的矛盾是谁对谁错，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咋回事儿，关心的都是这个。

事后，时间长了我觉得对政治的幻灭，尤其是逐渐看的书越来越多，思想越来越多元化。后来，就变成一个喜欢知识，尤其是见到了很多的极富知识的像沈从文老先生、陈占祥老先生，这些日常的，我每个礼拜都去学英文，几乎每个月到沈从文他们家去玩。所以耳闻目染，对历史、对文化的了解，而且自己就不想跟任何政治沾边的事儿，凡是跟政治沾边的都不沾，那时候就想做个学者。

学者做了研究生之后，到美国又发现，学者特没劲，美国的学者也有好多罗嗦的事儿，也勾心斗角也跟政治差不多，就是规模小多了，每个人谈的就是科研预算，谁多那几个助教，那事儿不是我干的事儿，我一看美国人这么多有本事的，我还可以做生意，咱们就做生意去吧。大家就这么着又变成了一个做生意的人了。

薛蛮子：找公务员是找的一个非常安全，而且是找的是一个铁饭碗，首先他有公房，有公车可以迅速的，能相当稳定的劳保。当年投政治的人都是有一种湘江评论的路子，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说谁说，这路子，天下为已任，这是文化革命小时候带来的，也是毛主席给所有人带来极为激进的政治理想，跟这个有关。现在我觉得投身政治的人，都想的特明白.

凤凰网：你也知道我们现在买房子很不容易，但是我知道您在美国有特别大的一个房子，熊小鸽先生他一向是以房子大著称，但是即便是那样，他也会说，蛮子的房子那是太大了。您是怎么去实现居者有其屋这个梦想？

薛蛮子：很偶然的原因，我到了德国公司上班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的当地的其实普遍的全世界的中产阶级最大的资产首先是房产，这房子不需要管理，你睡在里头就升值，升值升值它最大的资产一定都在房子里头。

所以我发现与其发财了，都靠买一个房子，多买几个呗，那时候拿工资，那时候我挣了35000块钱，自各公司借了7000美金。

凤凰网：但是我知道您房子可不是一般的房子。它是一个庄园！

薛蛮子：别着急。我开始头一个买的房子在96街和公园大道西街，那时候才6万6千块钱，后来我同时花了大概9万多块钱买了一个三家庭，就在纽约郊区，走火车的地方，这两个房子我一共花了就是公司的7000块钱，我自各贴了3000多块钱，一共10000多块钱就买两房，这两个房子不到一年卖的时候正好赚了超过10万块钱，那时候挺多钱的，拿那10万块钱跟我们公司的人合伙他出了50万，我出了10万，我们买了50栋房，剩下90%的钱都是银行贷款。

凤凰网：那赚多少钱？

薛蛮子：我们俩一人赚100万，我就离开公司了。

凤凰网：之后还是在做房地产？

薛蛮子：后来我就离开公司，自各开公司，那时候美国经济最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买银行的不良资产，我们全是买的，我买了700多套银行资产，我也跟着国内非常有名的五矿公司合作。

凤凰网：这是在哪一年？

薛蛮子：1990。

凤凰网：那个时候已经跟国内开始联系？

薛蛮子：没有，跟国内没关系，五矿在纽约的办公室，他们都知道我挺能折腾的，所以我就说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地产，你的条件你到中国银行[0.37% 资金 研报]去借70%，咱俩一人一半，我们就在纽约买了一个当时最便宜的大楼，我们一票就赚了好多钱。

凤凰网：好些钱到底是多少钱？

薛蛮子：若干百万。

凤凰网：这是一个敏感话题我们可以不谈。

薛蛮子：这无所谓。

凤凰网：所以可以确定您人生第一桶金是做房地产？

薛蛮子：我想我的第一桶金，对我带来最大的喜感是7000块钱美金的孙正义给我的钱，那是反差最大，1980年5月份，那时候到7月份拿7000美金，那时候我研究生才拿30多块钱，乐的感觉非常好。

后来头一个100万美金是靠房地产，自己做的，而且没有任何批文，也没有任何关系，我爹是什么，在美国一点都不给力，没有用，自各凭本事。

凤凰网：所以顺其自然的，到后来自己就买了那个大房子了？

薛蛮子：对，我就碰见一个房子，我从来没碰见这么一个房子，因为我自己学历史的，这个房子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

凤凰网：是不是像索罗的瓦尔登湖那种感觉？

薛蛮子：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美国一个叫new poole的地方，那就是所有美国大亨夏天避暑的地方，当年那有很多一次花10块钱20块钱去参观，有好几百个这样的大房子，中间有几十个，包括所有的有名人他们的家族，但是我们碰见纽约郊区有一个房顶都漏的，一塌糊涂的，但是我觉得美不胜收，我觉得是个艺术品，所以我买了。

凤凰网：是不是因为环境好？

薛蛮子：对，有2000多亩地，一个大院子，只有90多家人。

凤凰网：你把这个都买下来了？

薛蛮子：没有，我们买了中间一家，但是中间有七个警察给你伺候九十几个房子，我们每个人三四十亩地，一个大院。大概那时候有三千多平米一个房子，三十多间水房，14个厕所，挺大的一个地，但是我们修了修，当时看到是一个从来没觉得那么舒服，我的睡房跟这屋一边大，房顶比这个还高。

凤凰网：我觉得特别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真正讲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还是美国的青年比较容易实现他们所谓的美国梦的一代，您在那块儿就80年代了，所以您能够买了这个房子，能赚这么多钱，我觉得真是特别不容易。

薛蛮子：我觉得还是一样，你说起这个是非常好的比较，美国垮掉的一代，在60年代，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候法国做的青年人迷茫的运动，这些人事后都是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先锋，用另一个说法，在中国年轻的时候，不相信共产党都是政治分子，在西方不相信资本主义的，相信共产党都是它的中间分子，道理是一样的，都是叛逆的心里。

主要的年轻的都不愿意被强加于人，都不愿意生下来老师教是对的，所有的当年垮掉的一代和我们看到的法国巴黎所谓红卫兵运动和他们的文化革命路子都是一样的，在青春期非常叛逆的青年，都是反对他被强加于自己的意识形态。

在中国这一代人，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张朗朗、周七月还有郭沫若的儿子，这些人之所以被判刑，他们最早流传的书就是《麦田的守望者》、《在路上》事后又看看《爱情故事》，《教父》这些西方的三岛由纪夫书，最开始吸引我们是完全不同文化的窗口，我们发现除了青春之歌，除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世界上还有这么活着，什么叫为一个高尚的目的而死，为一个卑贱的目的而卑贱的活着，这哲学以前从来都没见过。这都是《麦田守望者》的名言。

凤凰网：普通青年在一起，沟通的时候通常会说，觉得在中国没有上升的空间，觉得个人的价值无法完全得到发展和充分的体现，希望通过出国留学、工作甚至移民能够感受到西方的民主社会，能够在那里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种声音现在越来越多，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薛蛮子：我认为今天国家政府上能容忍微博，像薛蛮子、于建嵘、贺卫方、李承鹏这样的人种种不同意见的和大声疾呼，我觉得国家的尺度逐渐的在放开。

我个人认为，咱们中国面临了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就是人均GDP达到5000、6000、7000、8000的时候，公民意识的觉醒，每个人都有了恒产之后才有恒心，每个人有了产业之后，他就关心我买的房子是不是我作为一个纳税人，我所有交的钱，我交的所有的这些高额的费用，是不是用在老百姓身上，是不是政府随便就能说，我卖房的时候我非得买，突然说你70年的房还要交物业税，种种的事，我觉得正是一个人民刚刚满足温饱之后，是最微妙的时代。

我认为青年人现在愿意到海外去读书，甚至在海外找到新的生活，平和的生活，在美国头十年的时候我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反差，因为我出国是80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生活环境反差极大，当时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美国是一个真正的自由自在的，任你生任你死，没人管你，你自各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如鱼得水。

因为我觉得在中国一个强烈的被束缚的感觉一下子就没有了，我觉得所有的青年人追求的跟我80年代没什么区别。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们在美国呆一段之后，他们就能找到是不是愿意在美国做一个中产阶级，做一个公司的不大不小的高管，做个不大不小的工程师，老婆孩子热在炕头，能不能愿意过这日子，还是觉得穷山恶水、丑妇刁民的日子过的特热闹，看怎么说了。

所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但是我认为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情节，就是每一个人，不管你怎么说，其实对故土的情节深入骨髓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说到这自己怎么骂，中国怎么行，那台湾人一骂当时就抄刀。

凤凰网：您是跳脱了您那一带人的宿命，您本身在中国国内吃过非常多的苦，然后您在美国也富裕过。应该说是.

薛蛮子：发点财。

凤凰网：您对中国和中西方应该是了解的比较深入，所以我想问您，通常我们讲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跟普世价值您认为它有什么异同，这中间是文化的异同还是我们讲的意识形态的差别？

薛蛮子：我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因为没有任何政治统治家，希望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凡是离经叛道都带来了极大的政治的不稳定性，凡是想改革的，就中国特色，不想改革就是社会主义，一下子就说通了。

其实本质上只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邓小平时代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现在的时代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我认为，时间长了，全世界人类的基本需求都是一样的，各个民族，各个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一定是到最后要生存，要基本的权利，要尽可能的一个均衡的、稳定的一个制度，而这个制度是不以牺牲过多的干涉个人自由，不是过多的牺牲个人价值造成的社会，大家都是共通的，我觉得这件事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台湾。

我觉得台湾人，尽管我跟开复是非常好的朋友，我认为台湾人有很多岛民的心理，有很多很阴暗的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我去了台湾几次，我每次都感觉极受鼓舞，我觉得台湾有着中国人所有的劣根性，什么毛病都有，只有比大陆的毛病还多，但是通过教育，通过一二十年，三四十年，台湾就很迅速的变成了一个充分民选的社会，我觉得它对陈水扁的处理，对陈水扁自己肚子上打一枪这事儿，能够几十万人上广场上，早上九点中洗好脸了就是静坐，饿一天，五点钟再回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从来没有一个人烧汽车，从来没有人去打警察，警察站在那大家彬彬有礼，我觉得大家知道要维护一个制度，绝对不能把这个碗砸了，大家都要在这个碗里吃饭，大不了四年以后，咱再把他选下去。

凤凰网：您的微博不管打拐也好，还是从其他方面来讲，都改变了很多孩子的命运，改变了很多孩子身后家庭的问题，这个关注的其实就是人，我想知道除了您自己本身有孩子之外，您为什么如此关注个体尊严？

薛蛮子：我认为时间一长，这可能是跟海外呆的时间越来越长有关系吧，我觉得尊严这件事儿实际上是公民社会的一个必备的，首先要意识到自我，才会保护到自我，而自我最容易被感觉到你的自我受到尊严，第一件就是觉得你的尊严被侵害了。

凤凰网：你有没有觉得中国人是最能忍耐的？

薛蛮子：我觉得全世界里最能忍耐的是中国人和印度人，这两个民族是了不起的忍耐。论忍耐印度人甚至比中国人还厉害。

凤凰网：微博它作为一个新媒体可以超越其他这些传统的东西，它太强大了，在中国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在美国可能只是觉得它是一个社交工具，但是在中国它被赋予了太多别的东西，你觉得微博的社会意义在哪里？

薛蛮子：我觉得微博社会意义最大的实际上首先是开了一个窗口，能够看到各种不同的思想，各种不同的言论。第二，也给同时对社会上不满，突然有一个发泄的窗口。

现在这些过度的这么多微博控，主要的原因就是freedom of speech，大家以前没有机会。你现在突然说写了，也没人管我，又写了又没人管我，我一天发30遍还没人管，这还得了，这个东西这个快感是不能想像的事情。每个人都是康熙都是乾隆，早上晨起一批，赞、顶、呸、都可以，这还得了，这以前都是书记干的事儿，毛主席可以呸一下，毛主席只能说个不许放屁，怎么轮到你说这事儿，现在人人都可以说，这还得了。

我觉得，满足巨大的，每个人的实际上的尊严。第二个，我觉得时间一长了。像最简单的校车的事儿，我觉得微博有最大的理性和纠偏的作用，没有人说把校车废了吧，北京哪个傻不溜秋的学校说不许用校车，马上说这是不对啊，要改变制度。

大家都是很理性的，尽管有很多有激愤之言，有很多人说一些非常过激的话，但实际上我认为真正想唯恐天下不乱，毁灭一切，想搞暴力革命的，没有几个人，绝大部分人都是恨铁不成钢，急吧吧的希望中国早点进入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真正进入一个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份正经的、有尊严的生活，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发财，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做政治，大部分人就是说你别干涉我，只要不过多的干涉我，都愿意国家好。

只不过每个人迫切程度不同，可能选择的方法也所不同，但绝大部分人都是一个和平的、渐进的，理性的过程，微博最大的力量我觉得就是常识的力量。

凤凰网：我们通过了微博获得了言论的自由。但是现在也有人担心失去自由，因为有各种传言说微博会被和谐掉。我们特别希望知道您是否能够得到一些信息，就是说微博很可能已经到达了一个边界了？

薛蛮子：我觉得这个边界永远是存在的，这个边界只是在事后的时候才知道哪个是边界。我觉得主要的，微博我个人认为，到今天它不会被关掉的，它一定是跟所有中国的进步一样，一定是走三步退一步，会有波折，会有过程，但是大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因为每一个国家到了一定经济发展的程度，民智开启了一定程度，关到笼子里头是很困难的，也做不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有种种过激的言论，过重的言行，会有一些整肃的这个事，大的方向一定是健康的，所谓长远的一定是乐观的。

凤凰网：您之前也提到过打拐直接引起了高层的注意，您用的词是直动天庭，您自己判断一下，您觉得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微博它是否有可能会成为中国民意跟中国最高政治权力核心互动交流的平台？

薛蛮子：yes。

凤凰网：另外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你觉得微博是否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动力？

薛蛮子：一定是，现在已经是了，所以我认为微博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一件事就是微博打拐这么快的时候，我们春节折腾这个事儿，不到五一的时候温家宝就全球范围内支持这个事儿，前些日子河北省做了一个微博打拐之后的总结，救了3878个小孩，如果这个成立以30个省的话，那就能救10几万人，这个事而且河北省应该是个小的相对来说刨掉了天津，刨掉了北京这两个大直辖市，河北的人口是相对较少的，他有这么大的结果，那江苏、福建、山东很多大省，它破获的案子可能应该更多。

所以认为这件事一定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包括事后的免费午餐，国家现在拨了160个亿，而且很迅速的，我觉得甘肃庆阳不到48个小时，就决定四年之内不许买公车，所有的车给孩子先买校车，我觉得都是民意的力量，以前不可能的事儿，你死几个孩子知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还公车奥迪都不买了，不可能了事儿。

凤凰网：其实你有非常多的话，让我自己私底下读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再说一段，您说微博是中国唯一的，我注意到您说的这个唯一的，我觉得开始的时候起到或多或少的改造中国、提高中国人民的公民意识，保护我们公民的权利。所以我想在您的思想观念当中，您是否觉得微博它是您提到的改造中国的第一步。

因为您之前在进入微博之前，就是我们普通人对您的了解几乎是不知道的。

薛蛮子：零。

凤凰网：但自从有了微博之后，您一下子就火了，当然火是这是一回事儿，您自己主观上很愿意去到微博的世界里面，我是想了解，您是不是有这样主观的愿望，通过很恰当的渠道，传递民主自由和平等价值？

薛蛮子：我个人认为，我已经58岁了，我不是一个简单的热血青年，如果我28岁的时候，恰同学少年，或许是有一些个高尚的，有时候甚至是不切实际的激情，我个人对这个事是持一个谨慎的、乐观的态度，我个人认为，我们再怎么大声疾呼，就像我今天说的创业，每个创业，小孩得要怀胎10月才能生下，中国逐渐的发展过程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船，要调头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应该是一个渐进的和漫长的过程，走快了绝对不好，尽管我们再怎么折腾，我们的一己之力是非常微薄的。

所以我认为尽管我们在微博上做过很多大声疾呼的事儿，我们自己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没有一个说怎么能够迅速的一夜之间，一救二救，把中国就改变过来，一定是个渐进的，一代人、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过程。

凤凰网：郑渊洁老师他发起了关于校车的投票，您是投资人，所以我想问您这个问题，从您的角度看，民间资本加入公共事业投资它的价值在哪里？另外就是您有没有想过用投资改变中国，我们通常讲知识改变个人命运，您既然说到改变中国的话，您投资人希望怎么做？

薛蛮子：我们一直是希望我们在最开始有了跟壹基金的合作，我们也融了相当的钱，我们当时主要的目的就是不愿意救穷，只愿意救急，我们希望授人以渔，始终希望在公益上整出一个模式，能够让老百姓挣着钱，而且这个企业是能够自己良性循环的，而不是每天给他发饭吃。

这个一直是所有投资人的梦想，对我们来说确实不容易，因为农业有着非常大的局限性，第一它不是一个很容易规模化的事儿，那个地是一亩一亩地种，粮食一根一根的吃，果子得一个个摘，所以农村的土布农村养个猪都是一头一头的，它不像互联网，我找一个模式，突然全国人都用了，360了搞四亿多人，没这个事儿。

所以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们的理想状态就是找到一个模式，能提供足够的启动资金，让弱势的群体能够自己谋生，能够自己创造利润，能够自己良性循环，这是我们所有投资人的理想。

凤凰网：但是您是否担心过，任何历史的演进它一定都是血淋淋的？

薛蛮子：我不担心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实际上稳定的中国有巨大的群众基础，如果我们是十几年前大家都没房没地没车，那肯定一穷二白的人最危险的。我认为，凡是有点坛坛罐罐，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用不要被破坏，但绝不会把自己的房子烧了来折腾，愿意折腾。

中国跟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公国公民，拥有自己房产的数量是全世界名列前茅，如果不是第一，也是第二。

所以我个人认为，稳定的因素远远大于不稳定的因素，只是由于它有很多的不满而且由于群众刚刚有能够表达它意见的，有一些过激的成份，时间一长，天天让你骂街，马上你就不骂街了，这不让骂，就狠骂，就是这个道理。

凤凰网：但实际上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贫富差距，是不断的在加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小企业，尤其你做投资你一定知道，中小企业越来越难，政府收的税太多了，但是政府的收入是在节节高升。

薛蛮子：所有你说的这个，我认为是一个高速发展，高速转型中的，社会中必然的现象，因为咱们中国过去35年来，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我本人在1978年、1979年出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

所以我认为，一个高速发展的这样一个国度，这些所有的不平衡，所有的不平等，大家的不满，非常正常，因为这是经济上的奇迹，没有人能控制这事儿，这个很正常的事儿。

我认为首先这种高速发展是不可以持续的。第二，我觉得人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我不认为这些矛盾没有一件事就是一个火山口，大家就把这个炸了，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觉得全中国的13亿人基本的共识就是乱肯定没戏，因为我们乱10年了，越乱以暴抑暴没好，出的事儿比以前还坏，干掉了刘少奇出了四人帮那更坏，那不是路子，绝对不是路子。

凤凰网：快到年底了，在年底之前您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薛蛮子：年底以前推出我的蛮子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