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冰的随遇而安

朱熹曾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言：“言圣人之心，不以贫贱而有慕于外，不以富贵而有动于中，随遇而安，无预于己，所性分定故也。”所谓随遇而安的境界，除了要有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更要有在踏实平和的心境下中流击水的豪情。纵观袁冰的工作历程，足见其悠然自得、随遇而安之心。

　　结缘投资

　　“我的工作经历还是蛮跌宕的。”TCL创投CEO袁冰如是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有企业，之后下海，在美的待了一段时间。1999年，袁冰正式加入TCL，从此开始了在TCL系统内的辗转历练。他先任集团公司财务部主管，后被派到香港担任TCL国际的财务部经理，参与了TCL的一系列国际化并购行动。回到集团公司做了3年战略发展部副部长后，又出任TCL国际的副总经理，之后再次回到集团公司，历任战略发展部副部长、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财务总监等职。2006年，袁冰第三次离开集团公司，担任TCL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CFO，后又升任TCL多媒体副总经理和TCL实业控股总经理。2007年起，他回到集团公司担任副总裁，并于2009年兼任TCL创投总裁。

　　2009年，TCL创投刚刚成立，尽管还没有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的实战经验，但袁冰并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信心来自于他在TCL集团统领并购投资业务的丰富经历，更来自他一贯的做事理念：做任何事情，首先不能急，要有责任心，还要有自己的底线和热情，而技术层面的东西可以逐步培养。“创投这个怎么做，心里没底。不过，流程无非是找项目、看项目、执行、退出，当时的基本考虑就是这个。”

　　对于TCL创投成立初期的摸索，集团董事长李东生给予了大力支持。袁冰回忆说：“我当时跟李董讲，投资的核心是掌控和运用资金，创投这个行业，得投入两三年后才能有收成。李董同意我的观点，也很支持我。我非常感谢他的信任和支持。”

　　尽管有李东生的支持，但做产业出身的人，一时间还是很难适应投资回收期长这个创投业的基本规律。“几千万投了进去，占了所投企业百分之几的股份，却没有任何话语权，以后能不能成功上市也不好说。这种担心是客观存在的。”

　　在初涉创投行业的探索期中，TCL创投选择主打收益见效相对较快的pre-IPO项目。“对做产业的人来说，习惯了用事实说话，否则那几千万还不如用来投生产线，投进去几个月后就能生产出产品，收益看得见摸得着。”袁冰说。

　　2010年下半年，TCL创投前期投资的几个项目均顺利退出，投资团队的经验和信心由此大增。团队在投资项目的阶段选择上，也开始从中晚期有意识地向前移，重点关注早期和成长性的项目，“这是目前我们活得还不错的重要原因。”

　　尽管所投的中早期项目都还没有进入退出或上市阶段，但是其估值一直在不断增长，二轮三轮投资者也在不断加入进来，这些都让袁冰和他的团队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他说：“TCL集团也认为，我们这个团队在所投项目的梯次安排方面是比较合理的。”

　　实践是最好的学习途径。第一只基金正常运行以后，袁冰逐渐对创投行业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发现单纯依赖晚期项目和国内IPO存在很大风险，于是为TCL创投确立了多方式、多市尝多渠道的退出策略，投资阶段也开始重视早、中、后期的适度配比，并对投资方向做了适度聚焦。

　　“我们投的项目不一定跟集团的主业有非常多的联系，但要跟TCL已经涉足的产业有一定关系，这样的话，投资成功率会高一点。”袁冰说。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团队发奋努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提高努力的效率。为了把一支成功的产业团队重新打造为一支过硬的投资团队，TCL创投经常会组织一些寻找项目以及投资技巧方面的培训和座谈。“我不可能看遍每个项目，基本上就是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个产业未来三五年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和大家一起见见企业管理团队，与大家分享对这些团队的感觉，对这些企业的感觉。”袁冰说。

　　互补的关系

　　生活中很少有非黑即白的人和事，也不存在完全的好运或者纯粹的厄运。一个人可能只有经历了种种之后，才能看清自己走过的是一条怎样的路。

　　“人生真是很难预料，本来没想过会学会计，但我后来还是学了。最后做的是投资，这与会计之间多少又有一些间离感。”袁冰说。

　　从山西财大毕业后，袁冰做过几年会计，但他从来没让自己完全陷进会计账目中。“我是一个另类的会计，更多是从业务的角度去看财务。不这样的话，财务就会变得很孤立，很难为业务服好务。”后来做TCL集团财务总监的时候，袁冰也这样要求自己。“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跟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是有很大区别的。不了解业务，怎么可能做到很好的监控和支持呢，是不可能的。”

　　人们一般认为，会计出身的人都比较沉默寡言，循规蹈矩。但袁冰是个开朗爱笑的人，而且自主性很强。一个袁冰曾经的领导看到他整天嘻嘻哈哈，就想给他多加些压力，而袁冰当时的回答是：“无论给我多大的压力，我都是这样。我这面鼓，不管敲得多重都是这么响，你不敲也是这么响。”

　　每个人都是矛盾的结合体。身为投资人，需要有较强的风险意识，但另一方面，如果过于注重风险，又可能一分钱也不敢往外投。“我原来的性格比较粗放，做会计之后变得保守了一点儿，两者综合起来正好适合做投资。这好比往热干面里加了点儿水，改成汤面也挺好。”袁冰说。

　　对大多数人而言，做投资最有吸引力的一点，就是每天能遇到千奇百怪的人，看到千奇百怪的东西。“做投资会促使你不停地思考，而做会计就是把十个数字的排列变来变去，比较没有创意。”袁冰说，“但新东西看多了，也就没有记忆特别深刻的了。”在他看来，投资是一份工作。他只想把这件事做好，从中发现到新的东西，并借机思考未来商业模式的变化、产品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行业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不过，有时做投资也会遭遇强烈的挫败感，那就是碰到了一个特别好的项目却投不进去的时候。但也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的好项目，早期项目更是如此，企业的管理团队、商业模式、经营战略等方面总会存在一些问题。“有些特别好的项目，或者是我们不敢要，或者是我们拿不到。原因可能是我们见到这个项目晚了，可能是我们出的价低了，可能是我们的团队跟创业家不是很投脾气，而更可能是这个项目有比较大的瑕疵，创业家又不愿意做出大的调整。”

　　虽然不负责具体的投资业务，但袁冰会亲自去接触每一个项目，对单笔投资比较大的项目更是会投以更多关注。“项目前期都是投资经理负责，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参与解决的，我会跟他们一起讨论。投后也会跟企业家聊一聊公司的战略方向和具体运营，听取他们的意见，分享我们的经验。”

　　并购的乐趣

　　袁冰曾在香港的TCL国际呆了七八年，主要负责的就是并购，后来在TCL集团做财务总监时也接触到很多并购案例。在TCL集团，袁冰曾多次全面负责资本运作项目，他主导或参与的重大项目包括：TCL与法国Thomson公司重组全球彩电业务的合资项目；TCL集团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整体挂牌上市；TCL通讯(2618.HK)在香港的分拆上市项目；TCL多媒体(1070.HK)配售供股及发行可换股债券项目；向法国罗朗格公司出售TCL国际电工、转让楼宇资产项目，该项目获得了超过10倍的收益。

　　在TCL创投，袁冰也带领团队投资了多个明星项目，如香港长盈石油项目(已退出，IRR 107%)、西安通源石油设备(已上市)、某国内最大的触摸屏芯片生厂商、某电源驱动领域的国内领导企业等。

　　在TCL创投的投资团队成员中，很多是袁冰曾经领导的TCL集团战略发展部的同事，连同新加盟的成员一起，大家都有着丰富的并购操作经验和实际的企业管理经验，做并购正是这个团队最大的优势。

　　“在做好股权投资和资产管理方面，我们这个团队是有能力的。加上依托着TCL集团深厚实力背景和优秀管理人才队伍，TCL创投的未来一定会更精彩。”袁冰说，“我们未来想做并购基金，或者做一个比较大型的产业基金。”

　　对袁冰来说，做并购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每一个并购案都有自己的特点，虽然都要经历估值、安排管理架构、做授权等流程，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就会发现，企业各有特色，企业的管理层和企业发展阶段也都各不相同，所以针对每个案子都要做出不同的安排。

　　通过私募股权方式投资企业，不但上市前的等待期长是个问题，而且这期间更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做并购时，要更全面地预估可能出现的问题，就必须更深入地了解公司的管理。“因为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所以在选择投资标的时，就会更多地了解企业管理团队自身的状况，看它以往的经历，看它是否成功实现了自己以前定下的目标。这个谨慎了解的过程正体现出我们稳健的投资作风。”

　　袁冰说，我不会奢求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情，因为这会平添苦恼。自己能做的，就是在能掌控的事情上更多地投入精力，比如帮助已投项目健康成长，为在境内或境外上市的企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做更多的投资，等等。

　　新时代与道共振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社会更加开放，对张扬的个性也更加包容，能运用的资源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但每个时代也有其特有的难处，在袁冰看来，现在中国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导致潜在的创新被扼杀。

　　“美国的年轻一代创新劲头很足，每个人都想做出与众不同的东西，其他人听说之后，就会立志做出一个比你更创新的东西，绝不会在你原有基础上单纯地模仿。这种气氛在中国也有，但还很不够。最近我们看到有几个‘90后’创业者已经有美国年轻人的这种倾向性了，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现象，也是很可贵的萌芽。”袁冰说。

　　创业者在践行理想的同时，也要顾及市场的接受程度。偏执不见得就一定会成功，因为毕竟只有一个乔布斯。“确实现在有很多‘70后’、‘80后’的老板发展起来了，他们很有活力，我也喜欢有热情的创业家。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太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跟市场结合这块还需要历练，管理部分也需要进一步充实。”袁冰说。

　　在中国做企业，很多时候不得不在模糊的政策边界间穿行，要在模棱两可的路途中闯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有些政策规定得比较含糊，从积极的角度讲，这倒也为企业提供了宽容的发展环境。在互联网企业第一次兴起的那个年代，企业都选择在本土运营，在境外上市。“这说明国家给它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但相关政策配套又不彻底，所以只能到国外上市。”袁冰说。

　　对投资人而言，这种局面意味着挑战，但其中也蕴藏着更多的机会。不过，中国投资界还有一个特点：投资热点诞生后，大家就会蜂拥而上，直到把一个好好的产业做乱为止。“资本市场就像个猴子，总是跳上跳下，这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成事一半在人一半在天，我们不求胜天而是与道共振。也就是说，我们不考虑在天的部分，只祈求它能好起来，但我们必须好好把握在人的部分，做好自己能发力的事，提前预判和部署，并力争找到一定的规律。”袁冰说。

　　一个好的投资人不能随波逐流，他要在市场兴高采烈的时候保持冷静，在市场一筹莫展时积极进取“尽管国内的投资市场现在处于低迷时期，但我认为这更是一个机遇期。此时，更要以冷静的心态审视价值回归的过程，同时也要做好准备，争取利用这个低谷期发掘一批正逐步显现的投资机会。”

　　“我们不大关注单个的热点，而更关注于寻找未来三四年可能爆发的热点。因为一哄而上去抢热点项目，就不可能投到很好的价格，而且单个的热点两三年以后可能就不再是热点。所以我们追求的方向，一个是寻找好的舵手，也就是好的企业团队，一个是寻找好的航线，也就是发展路径短并且能盈利。”袁冰说。

　　《投资与合作》：对很多投资机构而言，去年是非常痛苦的一年。除了好项目难找以外，退出也变得更加困难。TCL创投在退出方式上有什么布局？

　　袁冰：我们在美国有一个合作基金，大家也一起探讨过，真正能上市退出的项目不会超过一半，更多还是通过并购或者转让的方式退出，我们去年有几个项目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退出的。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尽快使公司有一个合理的收益，并对公司的未来有一个合理的判断。

　　从一开始，TCL创投的布局就是实现多渠道退出，多市场退出，多方式退出。其中，多市场退出涵盖境内、境外两个市常中国市场曾不止一次叫停IPO，所以完全寄希望于在国内IPO是不现实的，像我们投的百勤油服就是在香港上市，今年可能还有机会上一个。多方式退出，主要包括IPO和借壳两个方式，当然还有别的方式，这是为了防止在中国市场多变的情况下退出受阻。我们这个过去的想法和做法，现在看已经出效果了。

　　《投资与合作》：现在PE二级交易市场被炒得非常热，您觉得它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

　　袁冰：PE二级交易是个特殊的市场，现在炒得那么火，主要是因为投资在一级市场退出不了，而具体的基金封闭年限又到了。这是一个逼出来的市场，它原本不应该这么火，只是最近会火一段时间，未来不太可能继续火下去。目前中国PE市场的理念，还是倾向于高收益退出，想寻求上市或者打造一个自己的投资平台，通过这类业绩为未来的发展打基础中国未来可能还是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沉淀，然后正常的PE二级交易市场才会发展，现在只是一个非正常时期。

　　《投资与合作》：PE二级交易被热炒，确实也是因为市场形势所需，比如受宏观经济走势影响，出现了一些LP断供的现象，等等。TCL创投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袁冰：出现过，好在问题不算太大，有其他LP愿意去弥补，或者单纯让那个断供的LP减资就可以了。基本上，我们做事时还是比较理解相关方的难处。虽说必须严格按照合伙协议行事，但如果相关方确实遇到困难要减资或退出，只要全体出资人同意，我们也不会太苛求。

　　《投资与合作》：现在市场上对新三板的讨论非常多，有些人认为新三板是创投机构未来退出的一种选择，也有些人认为，新三板目前交易量还很不活跃，谈退出为时尚早，但也可以作为进入的一种渠道。TCL创投有关注新三板吗？

　　袁冰：我相信新三板里面存在一些有价值的项目，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标的。现在有些新三板的项目价格也不低，并不是一个市场价，而且未来国家政策的走向也还不是很明朗。我们也看了很多新三板的项目，希望它可以成为一个新的退出渠道，我们在加大力度关注，这对企业来说也非常重要，希望它能够做成。中国的多层次市场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中，但中国更缺的是个性化创新，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资源和民间资本还应当找到各自的发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