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觉醒 -贸易优势聚集财富

三条古商路造就财富名城

如果让中国人回答明朝以前哪些城市最富裕，有人会说是长安或洛阳，有人会回答是大都（今北京），也有人会认为是苏州、杭州、扬州，还有人会说出些西域名城，比如高昌、楼兰。如果问熟悉西方历史的人，公元1500年以前哪些城市最富有，很多人会想到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也有人会想到威尼斯，可能还有人会提到汉堡、里斯本、布鲁日、哥本哈根等。
其实，所有这些历史上的财富名城都分布在三条古代商路上。这三条商路就是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纵贯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以及后来被“汉撒同盟”所控制的欧洲近海港口贸易路线。
丝绸之路上的金银财宝
“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的学术概念最早是在187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首次提出，用来描述中国同中亚两河流域以及印度之间的交通。之后，阿尔巴特•赫尔曼（A. Herrmann）把这条路拓展到丝绸等商品到达的核心区域，从地理上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和小亚细亚，用来描述整个欧洲、西亚国家同东方的主要贸易路线，并被东西方学者普遍接受。广义的“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是：从中国西安（元代以后向东延伸到北京）出发，到中国新疆境内，向北到达今咸海、里海以北草原与欧洲相通，向南到印度，向西则直抵叙利亚，渡海到达希腊、罗马，或南下经大马士革、开罗，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
横跨亚欧大陆的这条丝绸之路是公元1500年以前世界贸易最著名的一条干线。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茶叶、铁器、铜器、漆器、杏仁，欧洲的毛织品、玻璃、化妆品，印度的宝石、玛瑙、香料，中亚的马匹等沿着不同的贸易方向进行广泛的交流。
由于巨大的区域差异，很多商品在印度、中国和罗马的价格差异达100倍以上，当时的国际贸易商人可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中，“丝绸之路”滋养了上百个富裕的古城。在中国境内的有洛阳、太原、西安、嘉峪关、敦煌、高昌、交河、楼兰、吐鲁番、乌鲁木齐、伊宁、库车、阿克苏、喀什等。在西亚、欧洲境内的有塔什库尔干、伊斯兰堡、喀布尔、马什哈德、德黑兰、巴格达、大马士革、君士坦丁堡、里昂、罗马、威尼斯、热那亚等。
京杭运河沿线的富裕城镇
既然叫“丝绸之路”，说明丝绸在中国、阿拉伯、印度、欧洲的贸易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据历史记载，中国丝绸在古代的中亚、西亚以至非洲、欧洲都颇为流行，不仅安息、塞琉古和托勒密的王侯后妃大量使用丝绸装饰，甚至在西罗马的中心罗马城和东罗马的中心君士坦丁堡，从皇帝、元老院元老以至权贵之家，都以能穿上中国丝绸为荣。
然而，几乎所有关于丝绸之路的描述都是从长安出发，而不包含北京、洛阳等内陆城市，更不包括中国南部的城市。可是单单从北京、洛阳这些城市开始，是不可能有丝绸贸易的。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离不开中国内地的一条重要商路—京杭大运河。
从春秋时代开始挖掘，完成于隋朝公元610年的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水道。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连通淮河与长江水路，不仅是丝绸、茶叶等贸易通道，而且是中国古代盐业和漕运的主要通道。
京杭运河开通以前，江南丝绸主要通过洛阳、咸阳运往长安。京杭运河开通以后，由于运河的运输效率较高，于是江南的丝绸、茶叶、陶瓷开始大量通过运河到达北京，并通过太原、包头一线连接丝绸之路，得以运往欧洲。直到近代断流之前，京杭运河沿线的主要城市都是中国历史上富裕繁华的商业之城，包括天津、德州、高邮、徐州、扬州、镇江、无锡、常州、苏州、嘉兴、杭州等。在这些城市中也不难发现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毛皮、玻璃、香料等商品。
昔日欧洲的财富聚集地
中世纪以前，欧洲的财富聚集地并不仅仅只有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政治中心，还包括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一系列商业名城。
在北部，最富裕的城市是欧洲低地国家分布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城镇（之后的汉撒同盟所联合的200多个城镇），主要包括，德国的汉堡、布莱梅，葡萄牙的里斯本，比利时的布鲁日、安特卫普，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丹麦的哥本哈根、德尔，挪威的卑尔根等。汉撒同盟成立以后，还在英格兰的伦敦、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等地建立了永久性商站，并与意大利半岛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有密切的商业交流。
通过这些城市之间的商业交流，俄罗斯和波兰的粮食、木材、毛皮、柏油、蜂蜜和亚麻被运往佛兰德斯和英格兰。欧洲西部地区的羊毛织品、葡萄酒、食盐和地中海特产，被运到东部和北部地区，并换取那里的毛皮、蜡、琥珀、铜、铁、鳕鱼干、小麦、木材和啤酒。
值得一提的是南部的罗马、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它们不仅是欧洲区域内贸易的重要商业城市，同时还处于“丝绸之路”的西端。因此，不仅各种欧洲的商品通过这些意大利商业城邦被运往中亚、印度、中国，而且欧洲人也只有从那里才能购买到东方的丝绸、陶瓷、茶叶等。
三大古商路的兴衰与财富转移
13～16世纪，在亚、欧农牧业财富的繁荣时期，三大商路也基本上连成一体。三大商路上的所有城市和区域经济都充满活力。
丝绸等商品的大量出口，拉动了中国桑蚕和丝绸业的发展。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对这一时期江南经济繁荣的真实写照。大运河沿岸的城市如苏州、扬州、济南等在不同年代都得益于商业和贸易的繁荣。西部城市也受到阿拉伯文明和印度文明的积极影响。善于经营的中国徽商和中国晋商在东西方贸易中赚取了大量的财富。
中亚地区由于处在“丝绸之路”的要冲，也在中转商业中获得了巨额利润。粟特人的首府马拉坎达（今撒马尔罕）曾经因为丝绸贸易一度兴盛繁荣。在亚历山大帝国崩溃以后，“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垄断利润在塞琉古王朝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安息控制了中亚和西亚以后，也从过境贸易和出口贸易中获利丰厚；安息灭亡后，萨珊朝的波斯帝国，则阻止中亚的粟特商人和西方的罗马商人贩卖丝绸，自己垄断贸易利润。
在东西方贸易的另一端，罗马、君士坦丁堡，以及威尼斯、热那亚等地中海商业城市、直至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200多个城镇都是远程贸易的经营者和受益者。到12世纪，意大利半岛很多地区甚至也学会了养桑蚕和丝绸制作技术，后又传到法国；东方的陶瓷制造技术也在德国被发扬光大。
然而，到中国明朝中期的1472年，蒙古兵占领哈密，明朝退守嘉峪关，嘉峪关以外的西域诸邦四分五裂。在中亚，波斯帝国成为中国、印度的商品到达欧洲的严重障碍，从而迫使一部分东西方贸易改道海上。在西方，15世纪末，达伽马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到达印度之后，虽然东方商品仍然在丝绸之路上的不同地理阶段进行交易，但是繁荣了1000多年、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已经别无选择地逐渐走向衰落。
在东方，到1502年，横贯阿拉伯半岛的旅行商队的路线已经中断。1由于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日益减少，“走西口”的山西商人失去了大量的商业机会，不得不努力将商业活动范围延伸到北方的俄罗斯以及南部中国，而处于中国南北要冲的安徽商人的经营重心进一步向江浙地区转移。随着贸易重心由内陆逐渐转移到东南沿海，闽商、浙商逐渐取代传统的晋商、徽商成为新的财富聚集者。
在西方，由于葡萄牙人取得直接通向东方的航线，从而使传统东地中海贸易体系（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商业城市）失去了联系黑海、欧洲大陆与中亚、印度、中国的商路的核心地位。不管那里的商人们如何精明，仅仅依托贫瘠的意大利半岛，再也无法继续在与北海、波罗的海以及欧洲内陆城镇的贸易中扮演主导角色，永远失去了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无法维持昔日的繁荣。曾经与意大利城邦保持密切联系的北欧汉撒同盟，也很快在荷兰和英国的冲击下失去了海上贸易的主导权。
在中亚、西亚、东欧地区，处在“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座商业名城，曾经像它们拥有的珠宝一样闪亮，然而在商路转移之后却一颗颗陨落。有的古城在短短几百年后，已经像古道上的驼铃声一样不复存在，只留下一座座佛塔、清真寺做历史的见证，还有古阿拉伯神灯和驼队的故事依然流传……

财富中心转移
当远洋船队取代马车和骆驼
地理大发现、早期的帆船和指南针、工业化时期的轮船和电报机，使掌握这些技术的海洋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取得优势地位。大型帆船和轮船的运输效率是“丝绸之路”上的马车和骆驼的数百倍。因此，一旦开辟了海上远洋商路，全球财富流向和财富重心转移就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变化。无论是内陆的商业城市，还是运河城市、内海港口城市，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而全球沿海商业城市却一个个拔地而起。
在欧洲，借助于近海航运、本质上以大陆商品贸易为主的威尼斯、汉堡等商业城市的贸易地位被取代，巴塞罗那、里斯本、阿姆斯特丹、伦敦、利物浦逐渐成为新的商业中心和财富聚集中心。
紧邻阿拉伯半岛的波斯湾沿岸和古印度大陆的印度洋沿岸的城市开始迎来了一艘艘的商船，孟买等城市逐渐变得繁华。
伴随着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航线的延伸，马六甲、雅加达、马尼拉、墨西哥城、巴拿马城、纽约、悉尼等新的港口城市一个个被载入了人类文明的史册。
即便是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随着郑和下西洋后海上贸易的发展以及一艘艘西方商船的到来，泉州、广州、澳门、天津、青岛、海参崴等沿海城市也逐渐兴起，广东、福建、浙江、山东等沿海地区一天天变得富裕，中国的财富重心逐渐向南部、东部转移。“丝绸之路文明”与“运河文明”一天天衰落，海洋文明逐渐在中国兴起。
随着世界贸易的拓展和殖民经济的形成，一大批面积和人口不占任何优势的海洋国家成为世界的富豪。葡萄牙、西班牙首先因为航海发现而变得富强，“海上马车夫”荷兰很快开始了其繁荣富足的历史，随后英国夺取海上霸权，成为“日不落帝国”。
葡萄牙16世纪在东南亚、印度、巴西、南非、西非等地占领了很多殖民地，一方面通过对被占领区的抢劫、掠夺积累财富，另一方面通过贸易获取暴利。西班牙的主要占领和掠夺地是美洲，包括海地、古巴、墨西哥、秘鲁、智利、巴拉圭等，在上述地区强迫奴隶开垦种植园、开采金矿，并且利用这些地区产品和欧洲产品之间的巨大差价赚取利润。
英国在海上战争连续取得胜利之后，除了在欧洲内部、欧亚之间进行贸易之外，还利用其在殖民地的统治地位，大量从事亚洲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贸易，尤其是将南亚种植的鸦片大量贩卖给中国，从而将亚洲地区的白银大量地输出到欧洲，尤其是伦敦。
铁路运输与大陆国家的崛起
在海洋国家财富膨胀的年代里，德国这一大陆国家，由于国土面积辽阔，地形崎岖不平，海岸、运河和其他水陆交通较少，因而在世界市场形成早期的世界贸易中完全处于落后地位。
即使是拥有漫长海岸线的美国，由于受到陆地运输效率的限制，也很难发挥其贸易方面的优势。据说在1809的“马车时代”，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派遣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从圣路易斯沿密西西比河到太平洋沿岸，花了一年半的时间。2马车时代的运输效率和运输规模，如同欧亚大陆传统的“丝绸之路”上的驼队一样，甚至连运河的运输效率都比不上，更无法同海上运输的效率和规模相匹敌。
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和德国才借助于第二次技术革命改变了运输方面的困难，铁路的发展和汽车工业的发展彻底结束了大陆国家在贸易方面的被动局面。铁路和公路不仅使客运速度大大加快，而且把原来分散和孤立的地方市场连成一片，并且与海洋运输合二为一。
1850～1870年是美国铁路工业第一次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美国生铁的产量增长2.8倍，而同期铁路的长度却增加6倍，平均每年增长9.5%。美国铁路长度1850年为1.4万公里，1870年为8.6万公里，1900年为31万公里，占当时全球铁路总长的一半。3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投入铁路建设的资金大约占全国财富的1/10，5条铁路横贯大陆东西，到1913年，美国铁路总长度已达37.9万公里，比全欧洲铁路总和还多。
美国的电话1880年为5万部，1900年达到136万部，1920年达1333万部，平均每年增长15%。4美国的汽车产量1895年仅300辆，1905年7.3万辆，1915年达245万辆，10年间平均每年递增41.2%。
而在德国，为了复兴，1850～1870年，普鲁士投资的70%集中于铁路，1855～1909年德国铁路每年递增3.6%。
德国于1877年开始架设电话，2年后电话连接了800个村镇。
俄国的铁路到1900年达到3.1万英里，到1914年达到4.6万英里，并且在延伸的面积上达到美国的2.5倍（密度远远小于美国）。因此其对外贸易在1890～1914年增长了2倍。
一旦铁路、汽车、电话解决了大陆国家的贸易效率问题，并与海上运输连为一体，德国、美国、俄国等大陆国家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内就在工业产值和对外贸易方面超过了英国。
1914年，美国和德国的GDP分别名列全球第一、第二名，俄国则已经是全球第四大工业国。
从1860～1914年美国出口额增加了7倍以上（从3.34亿美元增加到23.65亿美元）。5德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也达到14.8%，高于英国（13.6%）。6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大陆国家都已经借助于铁路而夺回贸易优势。传统丝绸之路上的大部分亚洲内陆国家，虽然拥有富饶的资源，但是由于交通运输效率低下，无法发挥比较优势，所以依然静静地等待新的“财富轮回”。
比如，拥有一定海岸线的中国，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真正对外开放。直到21世纪初，中国的铁路总长才8万公里，不足100年前美国铁路总长的1/4。虽然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但是中国却以其占全球6%的铁路线，承担着相当于全球铁路运输1/4的任务，货运效率极低。在西北某些重要的铁路干线上，货运的效率只有每小时40公里，有的公司竟需要把新疆的天然气通过漫长的公路运输运到东南沿海。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同欧洲之间的“亚欧大陆桥”已经没有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但是很多中国的货物除了通过东部海运之外，依然还在通过俄罗斯的铁路线运输到欧洲。
这样的运输条件显然无法充分发挥中国大陆的比较优势。事实上，古老的丝绸之路沿途地区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比如山西省的煤炭资源、陕西和新疆的石油，甘肃的铜、铝等有色金属。在技术方面，中国内陆地区也有独特的优势，比如西部核工业基础、重化工业技术、航空航天和军事工业技术等。还有，中西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是潜在的财富要素和比较优势。所有优势的发挥，都离不开高效率的内陆运输条件。尤其是在东西方“亚欧大陆桥”打通，对欧洲贸易与日俱增，中国东南沿海加工制造业迫切需要转移的情况下，如果不把铁路修好，中国的财富创造潜力仍然难以有效发挥。
电子商务与贸易新贵
计算机信息技术、现代通信技术所推动的电子商务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贸易方式。最近十年来，Business to Consumer（B2C）和Business to Business（B2B）电子商务贸易都有飞速的发展。
在B2C领域，美国的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公司的年销售额早在2006年就突破100亿美元，2007年高达130多亿美元。2007年，中国的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超过2万亿元，仅网络购物市场总成交额就达到594亿元，比2006年312亿元的总成交额增长90.4%，其中，仅淘宝网一家的成交额就达到433亿元，超过华润万家（379亿元）、大商集团（361亿元）、家乐福（248亿元）、物美（231亿元），仅次于百联集团（771亿元），成为中国第二大综合超市。
B2C的电子商务模式正在改写传统的零售业务格局。以淘宝网为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淘宝网购买服装、手机、化妆品、居家日用品、家用电器、充值卡、相机、摄像机、PC及配件、食品保健、IT数码产品等。在服装领域，淘宝的服装类商品销售额超过北京市所有亿元大卖场销售额的总和；其手机的销售额接近全国手机连锁卖场冠军迪信通；其化妆品的销售额，超过在中国拥有6000多家专卖店的雅芳。
在B2B领域，2008年中国的B2B贸易额预计在25 000亿～30 000亿元之间。其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阿里巴巴网站。由于成功地为中小企业出口产品搭建一个开放的平台，阿里巴巴极大地推动了江浙一带中小企业的产品出口，为中国企业开创了新的贸易模式，为区域乃至全国贸易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凭借网上注册用户的增加和交易额的迅速增长，2007年该公司营业收入突破20亿元，净利润高达9亿元人民币，并成功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尽管面临着支付、安全、配送等环节的各种问题，全球的电子商务还是在蓬勃发展，并且正在改变传统的贸易格局。在中国，甚至部分地区的大型农贸市场也借助于互联网来发布信息并促成交易。
就制造业硬财富的贸易方式而言，不论电子商务如何发达，最终的交易完成还是离不开传统的物流运输方式。然而，随着新材料技术的发展，日用品变得越来越小型化，再加上跨国投资促成的制成品生产的本土化，贸易对于交通运输的依赖也越来越小。
而对于知识产品、信息产品、金融产品等软财富的交易而言，电子商务完全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物流问题—只要通过网上传输、网上下载、网上支付，所有的交易都可以跨越空间完成。目前电子图书、网上游戏、网络电影、网上音乐等产品的交易额正在以比传统商品更快的速度迅猛增长。
可以想象，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有一天我们可能惊奇地发现：很多富豪原来都只是生活在远离都市的小城镇或某个小岛上，一边享受着悠闲的生活，一边发送着各种决策和交易指令，甚至通过互联网发送着他们的软财富商品，并看着信用卡上的财富一天天膨胀。
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要在加强铁路运输、统一公路运输等方面补课，促进硬财富的增长；另一方面还要立足于软财富时代，下大力量保证网上现金支付安全、提高物流管理效率、打造开放的国际化电子商务平台。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立于不败之地。

贸易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
生态财富时代：贸易消灭分工，创造财富
在农牧业生态财富时代，财富创造的方式不是社会化的，而是以农户为单位，财富的消费也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那个时代的远程贸易，利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不同区域进行“贱买贵卖”。由于运输成本高、贸易风险大，很多商品在东西方不同地区有上百倍的差价。
尽管生态财富时代的商业和贸易并不能够提高“自给自足”的生产效率，但是却可以促进农作物和驯养动物的品种交流，比如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商人吕不韦就把牧区的羊大量贩卖到农业种植区，促进了中原农业区养殖业的发展。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者则把中亚、西亚的很多农作物传播到中国，促进了中国农业的繁荣。中国丝绸长期向西方出口，不仅促进了江南桑蚕和丝绸业的发展，而且造就了意大利的丝绸加工业。
经过长期的贸易来往，生态财富时代不同地区的“社会分工”不但没有被强化，反而被逐渐消灭。原产于中国的丝绸也可以在意大利生产；原本大量从中亚购入的马匹也可以在中国、欧洲养殖；产于印度的胡椒等香料，中亚的胡萝卜、谷物等农作物也可以在中国和欧洲种植；欧洲的玻璃、皮毛制品、宝石在其他地区也不再罕见。于是15世纪以后，东西方贸易的主要产品也从传统的丝绸、香料、马匹、皮毛、玻璃、宝石逐渐变为生丝、茶叶、瓷器、烟叶、象牙、纺织品甚至鸦片。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便是在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生态财富时代，那些“贱买贵卖”的商贾仍然通过发现并消灭区域分工，推动了各地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财富创造能力的提高。
硬财富时代：贸易促进分工，创造财富
随着远程贸易对农牧业技术的传播，仅仅依靠信息不对称、贸易线路垄断和不同地区之间的贩运，而在单个商品上赚取十倍、百倍利润的可能性逐渐减小。聚集人类财富的手段逐渐转移到那些能够促进社会分工、提供差别商品的规模制造能力方面，人类开始进入硬财富时代。
制造业硬财富时代，商业和贸易对创造财富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首先解释这种作用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亚当•斯密是个天才的思想家和名副其实的怪人。他不但从小就喜欢独自出神和自言自语，而且终身未娶。在经济学领域，亚当•斯密可以说是大器晚成。1773年，当他完成《国富论》时已经50岁了，之后又花3年时间润饰此书。1776年，《国富论》最终出版，立即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并影响了欧洲、美洲甚至整个西方世界。亚当•斯密后来被人们尊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
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说”，最朴素地证明了市场交换对于财富创造的作用：假设与葡萄牙相比，英国在布的单位生产上，需要投入较少的劳动时间；在酒的单位生产上，需要投入较多的劳动时间。那么，英国在布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而葡萄牙在酒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应该专业化生产布并出口，葡萄牙应该专业化生产酒并出口。通过专业化生产“绝对优势”的商品，进口国外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两国福利都能得到明显改善。
与亚当•斯密不同，提出相对优势说的大卫•李嘉图是一个天才的商人。他出生于1772年，14岁就开始随父亲从事证券交易，1793年开始独立进行证券投资，25岁时已经拥有200万英镑的财产—这在那个年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对于这个暴富的青年而言，金钱似乎已经没什么意义。27岁那年，在他偶然间读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他就开始专注于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最终成为一代经济学宗师。
大卫•李嘉图最著名的理论是他的“相对优势理论”，该理论证明，不具有绝对优势，也可以通过贸易获利。
在表1-1中，英国在一个单位的劳动时间内，能够生产12加仑酒或6码布；葡萄牙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能够生产8加仑酒或1码布。英国在两种商品中都具有绝对优势。但是英国如果多生产1码布需要损失2加仑的酒，而葡萄牙则需损失8加仑的酒，葡萄牙在酒的生产上有相对优势。
假设让英国增加1小时布的生产而减少1小时酒的生产，它将多获得6码布但减少12加仑酒；而如果让葡萄牙增加2小时酒的生产，减少同样时间布的生产，它将多生产16加仑酒而少得2码布。结果，在两国劳动时间总量不变的前提下，酒生产增加了4加仑，布增加了4码。随着生产时间的延长，这种财富总量的增幅会不断增大。
显然，没有绝对优势的国家，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相对劣势”的产品，商业和交换也能促进财富和福利总量的增加。
在亚当•斯密最初的理论设想中，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应该是首先发展农业，然后发展工业，最后是商业和贸易。商业和贸易应该在农业和工业生产的绝对优劣势比较基础上发展起来。
然而，当亚当•斯密详细考察了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经济变化后，却得到相反的结论：原来分工不是天然形成的，商业和贸易更不是在天然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恰恰相反，欧洲国家的历史现实证明，社会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是商业改变了农村和城市的生产分工格局。
也就是说，历史并不如假想的那样，先有布和酒的区域生产分工，然后产生贸易，而是由于贸易商不断地寻找贱买贵卖的机会、压低采购成本，迫使那些能够高效率、低成本生产酒的地区集中精力生产酒。而那些不具备成本优势的地区在面临大量来自其他地区的廉价酒时，被迫放弃酒的生产，转而生产本地区擅长的产品，比如布。于是，酒和布在两个地区的社会分工就逐渐形成了。其他产品的分工也一样。贸易就是这样破坏了各地区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让低效率的生产者退出，让高效率的生产者更具有生产规模，从而一步步促进了社会的分工。
欧洲的商业革命比工业革命早几百年，没有几百年的商业革命，就没有后来的工业硬财富革命。欧洲的财富革命次序表明，商业是产业资本的先驱，是推动社会财富增长的原动力之一。
中国明代以后的历史则从反面证明，不重视商业就不会有良好的社会分工，财富创造的效率就很低。没有分工、没有专业化，就会缺少技术和制度进步的动力，最终必然造成整个社会财富创造能力增长缓慢。
显然，商业必然参与财富分配。而进入硬财富时代之后，欧洲商业和中国商业的不对称发展，正是造成两地区财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旦这种商业地位差异造成社会分工的地位差异，比如欧洲变成硬财富生产中心，东方国家和新大陆变成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供给基地，那么区域之间的财富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
贸易如果不能促进分工，就会加速本国衰落
如上所述，硬财富时代贸易创造财富的可持续性，不在于暴利掠夺，也不在于贱买贵卖本身，而在于商业和贸易对社会分工的促进。但是历史上也有一些贸易活动并没有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的社会分工，而是促进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分工，培育起其他地区的产业比较优势，结果必然是其他国家财富的崛起和本国贸易地位的衰落。
比如，葡萄牙曾经营北方的鱼、盐、酒，非洲的黄金、奴隶，东方的香料，美洲的糖料、咖啡，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但是葡萄牙却不生产殖民地所需的货物，而是购买英国货物并支付越来越多的费用，最终将越来越多的黄金从巴西等地转送到伦敦，并造就了英国的繁荣。
又比如，西班牙的资源和人口比葡萄牙有优势，然而西班牙同样没有在制造业方面积累起任何比较优势。因此西班牙经营的棉纺织品、羊毛、丝绸、服装、玻璃等逐渐都被爱尔兰、法国、美国等国家替代。大量的美洲白银流入不但没有转化为制造业资本，反而导致了通货膨胀和支出转移，加速了西班牙的衰落。
荷兰的例子更加典型。支撑荷兰强大贸易的产品不是本国产自北海的鲱鱼和产自农村地区的黄油和奶酪，而在于别国的产品。它从波罗的海运来粮食、木材和海军补给品，交换英国的羊毛制品、西里西亚的亚麻制品、比斯开湾和依比利亚半岛的盐和酒。荷兰还从事远东和西属美洲的奢侈品贸易，并经营东印度以及西印度群岛的贸易。然而，荷兰的商业资本一直都没有大规模地转移为制造业资本。尽管荷兰在渔业和造船业方面的优势，早在16世纪末荷兰人打败“汉撒同盟”之前就已经存在，但一直到1880年，荷兰都未能向近代工业过渡。值得称道的工业仍就只有造船业，以及酿酒、榨油、炼糖、制肥皂等简单工业。
而那些在商业中赚取的资本，一旦转化为工业硬财富投资，就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硬财富革命和早期工业国家的崛起。比如，在欧洲、亚洲、新大陆发了财的英国商人很快把他们赚来的钱投资到纺织业等领域，并且把新大陆、印度等地变成英国的原材料产地和产品出口国，从而奠定了其在硬财富时代全球分工中的核心地位。
显然，贸易如果不能促进本国社会分工，就会加速本国经济的衰落。那些从其他地区赚取的金银早晚会像“浇在屋顶上的水”一样，瞬间流逝。

贸易政策主导国家财富
开放还是保护？
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证明贸易能够促进分工、增加国民财富。从全球财富增加的角度分析，自由贸易政策显然能够促进人类福利的增加。新古典贸易理论揭示了相对优势的源泉在于不同地区的资源要素禀赋差异。制成品贸易理论则证明，即使在要素禀赋完全相同的前提下，只要有规模经济和差别产品需求，各国仍然能够通过自由贸易获得利益。但是自由贸易思想却没有说明贸易利益应该怎么分配。然而，各国在制定贸易政策时的出发点，恰恰是自身利益是否能增加，而不是都想着如何为全球总福利做贡献。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和各种相关政策。
“重商主义”是最早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是商业革命后期国际贸易竞争激烈的产物。欧洲早期的重商主义政策主要禁止本国金银出口，鼓励国外金银输入；而晚期重商主义受比较优势理论的影响，不再追求绝对的金银流入，而争取国际贸易中的顺差地位。
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Llist，1789—1846）是最早系统提出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经济学家。李斯特一生颠沛流离，曾经因为组织德国工商联盟而受到迫害，也曾经因提出激进的民主改革主张而被判监禁。移居美国以后又因为经营矿山倒闭而破产，他曾拒绝俄罗斯政府聘他担任要职的邀请，也曾因健康原因错过了担任《莱茵报》主编的机会。由于无法养活妻儿，李斯特在57岁那年开枪自杀身亡。
为了追求德国经济上的统一和强大，李斯特多次抨击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思想，竭力反对自由贸易政策，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他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程度，把经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处于农业阶段的国家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这有利于农产品的自由输出和自由输入外国的工业产品，以促进本国农业的发展，并培育工业化的基础。处于农工业阶段的国家，虽然本国已有工业发展，但并未发展到能与外国产品相竞争的地步，故必须实施保护关税制度，使它不受外国产品的打击。而处于农工商业阶段的国家，由于国内工业产品已具备国际竞争能力，国外产品的竞争威胁已不存在，故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以享受自由贸易的最大利益，刺激国内产业进一步发展。
显然，无论是重商主义的全面贸易保护思想，还是李斯特的分阶段保护主义思想，或者之后的保护局部“幼稚”7产业的思想，都会引发贸易战。假设世界由A、B两国组成：（1）A、B两国都相信重商主义，都希望从对方获得金银流入或贸易顺差，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有国际贸易呢？（2）A国处于农工业阶段，实行贸易保护主义；B国处于农工商阶段，实行自由贸易，那么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有国际贸易。（3）A国希望出口布，而B国认为布是本国的“幼稚”产业需要保护，于是又不会产生国际贸易。
毫无疑问，如果贸易保护主义造成国际贸易消失，那么对大家都没好处。所以，各国都在寻求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平衡点：一方面对外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一方面偷偷实行保护主义政策；一方面希望自己的优势产业永葆优势地位，死死压制其他国家同类产业的成长，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政策保护自己的劣势产业；一方面在处于贸易劣势地位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采取全面贸易保护主义，一方面在处于贸易优势地位的时候，通过各种手段强迫别国“门户开放”……总之，尽管全球都在高唱自由贸易赞歌，可是谁也没有放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各国都在寻求开放和保护之间的利益平衡点。
那些高唱自由贸易赞歌的家伙都曾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先驱
英国是最早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国家之一。16世纪下半期，英国开始禁止进口金属制品、皮革制品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工业品。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完全停止进口法国和荷兰的毛织品。1700年，英国议会禁止从印度、伊朗和中国进口棉织品。一直到1812年，英国还对从印度进口的印花棉布征收高达71.7%的进口税。到1820年，英国的工业产量已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确立了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地位—直到这时候，英国为了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才转而逐步取消本国关税，执行自由贸易主义政策。
法国也是执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元老”之一。从17世纪开始，法国就实行重商主义贸易保护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一直到18世纪末的“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政府、1815年以后的波旁王朝、“七月王朝”，都把对外贸易政策的原则定在保护关税上。这样的政策一直坚持到19世纪中期，使法国制造业逐渐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一度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富国。
美国是后期工业化国家中最早执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国家。美国独立后不久，1789年，开始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1816年美国通过了第一个明确的保护性关税法案，对进口的棉花、羊毛制品和某些铁制品课税30%～40%。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跃居世界首位，而到1913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已经占整个世界工业生产总量的36%。在这样高速的工业发展过程中，美国一直在实行高额的保护关税。尤其是《1890年麦金来关税法》使美国整体关税率从38%提高到49.5%，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才放弃了保护关税政策，逐步转向了自由贸易。当然，在美西战争取得胜利以后，美国就开始利用全球市场，享受自由贸易的好处而积累起巨额财富。在甲午战争后，美国也是逼迫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主要“自由贸易”代表之一。在20世纪美国取得全球领先的生产和贸易地位，成为自由贸易的领袖之后，本国贸易保护主义仍不断抬头。在21世纪，面临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商品冲击、尤其是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造成本国经济衰退的时候，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表现得尤其明显。2008年大选结束后，美国新一届政府很有可能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德国的贸易政策一度摇摆于自由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之间。19世纪前半期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所采纳的温和保护关税，就是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折衷：对出口和初级产品的进口基本免征关税，对制成品进口征收10%的关税，对奢侈品征收20%～30%的进口税。受英国在19世纪上半期转向自由贸易的影响，德国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曾经致力于转向自由贸易政策，降低和取消了许多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关税。但是，1879年俾斯麦重新回到保护主义关税政策，重新征收、并不断提高了许多工业品的进口税。贸易保护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自从建立了关税同盟以后，德国的工业化就明显加快了；而在1879年重新转向保护关税政策之后，德国则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等工业强国。例如，德国工业在1870～1880年间还只占世界第4位，在1880～1890年间就超过了法国而上升为世界第三位，1910年又超过了英国而上升到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工业产量大约占全球的15%。
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就宣扬“殖产兴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一直坚持“产业立国”、“贸易立国”。然而，日本一贯坚持对本国市场的保护主义思想，取得了对亚洲以及欧美市场的贸易顺差地位。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的商品一度涌入日本，但是日本人很快扶持起自己的企业，并通过文化、卫生条款等非关税贸易保护手段确立了本国商品的市场主导地位。
颇值得研究的是，在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的19世纪20年代，美国开始执行扶植本国制造业的保护关税政策，德国开始执行关税同盟下的保护主义政策。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已经实行了进口关税接近于零的自由贸易政策，美国却在1857年后不断提高保护性关税，德国在1879年后也连续提高各种工业制成品的关税税率—而恰恰正是这两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分别上升到全球工业产量第一、第二的地位，把英国这个昔日的“世界霸主”甩在后面。
可见，贸易保护主义在上述国家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安排下，各国才基本上能够相对公平地逐步消减关税，并建立了一定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使以高关税为代表的普遍的保护主义逐渐成为历史。
如今，一个个后发的市场经济国家正在融入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上述国家在享受自由贸易福利的同时，千万不能忘记：那些近代工商业大国，虽然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但是都曾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先驱，并且至今也仍然在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路线上摇摆。在听信他们的要求，敞开每一扇大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否则就会像中国汽车业一样—绝大部分汽车厂都被外资控制，从而压制了本土技术研发能力和民族品牌，以致在美国汽车公司几乎都濒临倒闭的年代，中国汽车的消费价格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
贸易体制和政策的衍生财富效应
在普遍的高关税政策成为历史之后，贸易体制、贸易规则及其衍生出来的定价权、贸易利益分配权逐渐成为国际贸易问题的焦点。
美国等主导国家为了取得贸易体制和贸易规则的主导权，更多地以经济援助为手段拓展自身的海外经济利益，促进形成有利于本国经济利益的贸易体制和规则。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了“美国支持欧洲复兴计划”的援助方案，又称为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不仅有力地支持了美国主导的以GATT、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形成，而且大大地促进了美国对西欧国家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使西欧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当然，作为回报，“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了总额达170亿美元的援助，实实在在地支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经济的重建和恢复。
此后，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前身为GATT）逐渐成为富人俱乐部，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新成员的加入。每一次新成员被批准加入前，都必须付出一定的商业利益，并须经过艰苦的谈判，被迫接受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各项贸易规则。
当技术和知识产权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出口收入来源的时候，就有了专门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定来保护上述发达国家的出口商业利益。当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取得竞争优势以后，却有类似于《纺织和纤维贸易总协定》来阻止、限制这些国家的产品出口。尤其是在商品和资源大部分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劳动力流动却受到发达国家的严格管制。不仅如此，在出口商品方面也附带着有利于贸易规则主导国的各种细则，如劳工条款、卫生和环境保护条款等。
垄断贸易规则和定价权被政治性地应用到大国财富分配中。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受到石油危机冲击的时候，恰恰是前苏联石油和天然气作为主要出口创汇来源的时候。此时，美国里根政府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努力引诱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不顾OPEC的配额限制，大量超限额开采和销售石油，从而使1985年国际原油价格下跌50%。这种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强烈干预是后来前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低油价不仅有效地缓解了美国、欧洲的经济衰退，而且导致了前苏联巨额的财富流失，迅速枯竭了其外汇资源。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和印度等能源短缺国家的崛起，国际垄断势力开始操纵石油、铜、大宗商品的价格扶摇直上，美国等发达国家不仅一直坐视不管，而且漠视本国投资银行、套利基金参与上述大宗商品操纵和投机。直到石油上涨10倍达到140美元之后，发达国家发现不仅仅中国遭受了大量财富损失、输入了通货膨胀，而且美国等其他国家经济也受到负面影响，才在2008年7月召开的G8峰会开始一致干预油价，美国参议院也开始调查油价操纵，从而使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逐步回落。
在表面的自由贸易思想和自由贸易体制下，那些从资源垄断、需求垄断、技术垄断、政策和行政资源、规模经济、沉淀资本、商誉等延伸出来的定价权能够合法地成为超额利润的来源。于是，拥有竞争优势与定价权的一方急切地推动该商品的自由贸易政策，而被动接受价格的一方则依靠一定的贸易保护政策来减少自身的贸易利益损失。
在实践中，所有关于倾销与反倾销、垄断与反垄断、补贴与反补贴、幼稚产业的定义和相关争端的裁决都是有关当今国际贸易体制争论的焦点问题。然而，大部分贸易争端往往并不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演化成贸易国之间相互的报复行动。结果往往是大国对世界商品供求关系施加影响，从而保护了自身利益；小国作为国际价格的接受者而处于被动地位。然而，如果不能有效利用现有的贸易规则，不能掌握贸易体制和规则的主导权，不能利用贸易条件（价格）的内生性来捍卫本国厂商和居民的福利，大国也会在国际贸易中遭受巨大的财富损失。比如，在21世纪初的世界市场上，凡是中国出口的商品都跌价，凡是中国进口的商品都涨价。结果，在全球享受中国提供的低廉商品的同时，中国厂商、居民和政府财政遭受着巨额财富流失。
总之，由于贸易利益分配的复杂性，扩大的自由贸易也可能有害于某国经济发展；反之，贸易保护虽然是为幼稚工业的逐步发展而设计的，但是掌握得不好却常常保护了衰老、落后的产业。此外，由于资本、土地、资源、劳动等财富要素交易范围的不断拓宽、流动速度加快，制成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与之相互影响，贸易的过程更多地同跨国投资、国际金融结合起来，供求关系和价格形成变得更复杂。各国在争夺国际贸易体制和贸易规则主导权方面的斗争，进一步延伸到了金融等领域。
注 释
1. 查尔斯 P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9．高祖贵，译．商务印书馆，100。
2. 彼得•杰伊．财富的历程．杨建民，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214。
3. 陈平．文明的分叉、经济混沌和演化动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1。
4. 同第3条。
5.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237。
6.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205。
7. 虽然落后产业或幼稚产业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在实践中各国往往打着“保护幼稚产业”的旗号保护落后产业。—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