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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民 一、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8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 中新网2012年2月14日电中共中央、国务院今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粒子加速器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谢家麟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谢家麟，1920年8月出生，加速器物理及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半个多世纪以来，谢家麟的名字和一系列粒子加速器的顶尖技术连在一起：他曾成功研制世界上第一台以高能量电子束治疗肿瘤的医用加速器、中国第一台高能电子直线加速器、中国第一台对撞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亚洲第一台产生远红外自由电子激光的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以及新型电子直线加速器等多项站在世界前沿的项目。其中，有两项是世界首创，另三项填补了国内重要空白。 谢家麟194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48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获硕士学位，1951年在斯坦福大学物理系获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加速器物理和技术方面的研究，领导过数项加速器建造工程，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50年代初在美国领导建成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一台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 1955年回国后，谢家麟历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加速器研究部副主任、高能物理所副所长、八七工程加速器总设计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经理。 60年代初研制成功中国肪冲功率最大的速调管和中国最早的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30MeV电子直线加速器，国内第一台电子回旋加速器等，均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并在此时期领导国防任务中子管的研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1—1986领导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设计，预研和建造。 1990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谢家麟作为这项工程的主要领导者和总设计师，在获奖人员中排名第一。1995年，获胡刚复实验物理奖，及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年逾古稀的谢家麟并未停下科研的脚步。近20年来，他又研制成功多种尖端技术的“混血儿”自由电子激光，使用创新的“前馈控制”方法提高了直线加速器的性能，在80岁高龄后还研制成功一种实用新型电子直线加速器，通过简化电子直线加速器的结构，既提高了性能，又降低了造价。 通过在加速器领域的研究和建造，谢家麟培养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人才，为中国实验核物理，加速器物理及技术和电真空工业的发展，起了推进的作用。发表过研究论文数十篇，并与赵永翔合著《速调管群聚理论》一书、主编《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一书、与杜祥琬合编《1997自由电子激光国际会议论文集》、另著有《加速器-创造发明的故事》一书。 中新网2012年2月14日电中共中央、国务院今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著名建筑与城乡规划学家、新中国建筑教育奠基人之一、人居环境科学创建者吴良镛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吴良镛，建筑与城乡规划学家、教育家，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作为梁思成事业的继承者，现年90岁的吴良镛倾其一生都在宏观视野探索中国建筑的现代化之路。 吴良镛1922年生于南京。1944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1946年起协助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 1948年留学美国匡溪艺术建筑与城市设计系，获硕士学位。1950年毅然冲破阻挠从美国归来在清华任教。他用毕生精力寻求有中国特色的建筑道路，为把中国建筑学推向世界、赢得国际声誉，对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 在学科建设上，吴良镛提出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学，丰富和拓展了传统的建筑与城市规划等学科理论，引起了该学科和相关学科领域的突破性发展。 在实践中，从建筑设计到城市设计、景观设计，从城市规划到区域研究，均取得开创性的成果，对国家的多项关键决策起到重要的咨询和顾问作用。 1952年起，吴良镛历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副系主任、主任。在5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 吴良镛坚信城市规划和建筑学是致用之学，他不仅致力于理论的研究，并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条件投入实践，努力解决中国城乡建设的实际问题，取得了许多显著的成就。 他从1950年代起担任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的顾问、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委员会委员、以及其它若干城市的规划建设顾问。1976年唐山地震后，在余震未停时他就作为最早一批专家参加重建规划。 改革开放后，积极参与北京、上海、深圳、桂林、苏州等城市规划设计的论证和专题研究。他主持的北京亚运会建筑的规划设计研究，提出以集中为主，分散与集中相结合模式被付诸实施，节约了大量财力。 1988年，在北京市支持下，吴良镛主持了北京菊儿胡同四合院改造规划。1992年，菊儿胡同试点获世界人居奖。 1989年，吴良镛把数十年在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心得，写成了15万字的专著《广义建筑学》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建筑学系统性理论著作，是他对建筑学进行广义的理性探讨和观念更新的研究成果。 吴良镛从1992年起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八五”重点项目“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研究”，被评为到达国际领先水平，研究报告提出的要重视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建议得到决策部门的重视。 1994-1996年，吴良镛进行长江三峡人居环境建设研究，提出三峡工程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而且是三峡地区产业和经济结构的一次大调整和大发展；是一次特殊形态的城镇化过程；也是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工程和库区120万移民的一项特大安居工程；并指出了三峡自然风景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任务的严峻性。这项研究成果被收入中国工程院1997年版《中国科学技术前沿》。 作为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创始人，吴良镛认为，当今科学的发展需要“大科学”，人居环境包括建筑、城镇、区域等，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面对错综复杂的自然与社会问题，需要借助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通过多学科的交叉从整体上予以探索和解决。 他创立的人居环境科学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1999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建筑师大会上，他负责起草了《北京宪章》，引导建筑师全方位地认识人居环境的方法论，而不是局限在狭隘的技术美学范围内；植根于地方文化与社会、直至覆盖心理范畴的多层次的技术体系；将美术、手工艺以及工业设计与建筑师的工作结合起来…… 进入新世纪，他发表了著述《人居环境科学导论》，提出以建筑、园林、城市规划为核心学科，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从社会、经济、工程技术等角度，较为全面、系统、综合地加以研究，集中体现了整体、统筹的思想。 吴良镛先后获联合国世界人居奖、陈嘉庚科学奖等重要大奖。主持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北京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等多项重大工程和科研课题。出版著作28部，发表学术文章200多篇。 中新网 2011年1月14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1月14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师昌绪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内科血液学专家王振义荣获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据中国科学院网站介绍，师昌绪，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河北徐水人。1945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获学士学位。1948年获美国密苏里矿冶学院硕士学位，1952年获欧特丹大学博士学位。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邀顾问。曾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高温合金开拓者之一，发展了中国第一个铁基高温合金，领导开发我国第一代空心气冷铸造镍基高温合金涡轮叶片，可用作耐热、低温材料和无磁铁锰铝系奥氏体钢等，具有开创性。多次参加或主持制订我国有关冶金材料、材料科学、新材料全国科技发展规划；主持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及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的立项和评估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九十多岁的老人早该在家里颐养天年。可要见师老，却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办公楼里——这是师老每天工作的地方。 “我现在每天８点准时出门，９点到办公室，接待来访、写文章、看资料，下午３点左右回家，中午也不休息。”穿着深蓝色唐装的师老精神矍铄，尽管听力不太好，但说话中气十足。 “其实我有冠心病、肺栓塞、高血压，还经常容易感冒，可老在家呆着我反倒苦恼，工作起来生活就充实了。”师老说，“一般人６０岁退休，我已经多干了３０年，也算对得起国家。” 当被问到为什么耄耋之年仍然这么忙碌，师老笑着说：“因为我平生最好管‘闲事’。” 在整个材料界乃至科技界，师老都可谓德高望重，但他特别“低调”。记者在报道中称他为“中国材料之父”，他坚持把这句话删去。说起刚刚获得的国家最高科技奖，他连连摆手：“这个奖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整个材料科学界的。” 师老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国家”。他总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作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上世纪５０年代，师昌绪在美国留学。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当局明令禁止师昌绪等３５名中国留学生回国。 为争取美国开放禁令，师昌绪带头多方联络，联合其他学生集体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撤掉禁令，同时印刷２００多封信投递给美国报界、议员和民众团体。当时的《波士顿环球报》以通栏大标题报道“在美的中国学生要求回国”，并刊登了师昌绪等３名中国留学生的照片。 １９５５年春，美国被迫同意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国，其中就有师昌绪。他的导师柯恩想挽留他，提出如果是因为职务低，挣钱少，他可以帮忙。师昌绪拒绝说：“我是中国人，中国需要我！” 回到祖国的师昌绪被分配到了沈阳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工作。当时，高温合金是航空、航天与原子能工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材料。他从中国既缺镍无铬，又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实际出发，提出大力发展铁基高温合金的战略方针，研制出我国第一个铁基高温合金。 １９６０年正是国家经济苦难时期。为了高温合金的推广与生产，不论条件多艰苦，师昌绪总是身先士卒，在第一线解决各种各样的技术难题。他几乎走遍全国的特殊钢厂和航空发动机厂，帮助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材料医生”。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美国研制出铸造空心涡轮叶片，大幅度地提高了航空发动机的性能。我国也有人也提出要搞铸造空心涡轮叶片，但很多人认为这种技术受到美国严格封锁，中国想要做出来是异想天开，不可能完成。 “当时别说没见过空心涡轮叶片，我就连听都没听说过。”师老回忆说，“但既然美国人做出来了，我想中国人一定也能做出来。” １９６４年，他接受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所有的资料只有别人画给他的一张空心涡轮叶片的外观草图。 师昌绪组织起１００余人的攻关队伍，与大家一道日夜奋斗在金属所简陋的精密铸造实验室。在他的带领下，我国的科研人员仅用一年时间就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在实验室中做出了比美国难度更大的９孔铸造镍基高温合金空心涡轮叶片，使我国航空发动机性能上了一个新台阶。 １９８４年，已是花甲之年的师昌绪调到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工作。他提出科技和经济不能“两张皮”。１９９２年，他又再次同几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阐明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必要性和急迫性。１９９４年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师昌绪当选为首批院士和首届副院长。 师老曾评价自己“智慧平平，绝非一个聪明人”。 总结自己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他认为，“人的一生要有所作为，智慧、体魄是基础，勤奋、进取是动力，素质、品德是保证，环境、机遇是条件。” 在很多人眼里，身为大科学家的师老身上总有一种很强的亲和力。 “他走到了哪里都有一种吸引力，能把大家凝聚在一起。他非常尊重别人，哪怕只是一个工人或者实验员。”国家自然基金委原秘书长袁海波说。 “和师先生在一起工作总是很愉快，不管谁有什么想法他都很支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李依依院士说。 “迟暮夕阳余热暖，情真意切育英才。”这是师老与老伴郭蕴宜合写的长诗《寻梦》中的两句。几十年来，他不遗余力培养人才，带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攻坚队伍，他的学生中大多已经成为我国材料科技事业的中坚力量。为了让年轻人在国际上早露头角，许多国际会议邀请他做主题报告，他都把机会让给了年轻人。仅仅把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机会留给了自己。 属于乐天派的师老自认为是个“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人，只要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有利，便努力为之。 师老说自己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国家加快推进体制改革。“现在学术界比较急躁，这样不利于培养创新人才。”而对于自己，他想了一会儿，笑着说：“得过且过，得活且活，但是活一天就要为国家做一天事。”
据中国工程院网站介绍，王振义，内科血液学专家。江苏省兴化人。1948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1992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终身教授。自1954年起，从事研究血栓和止血，在国内首先建立血友病A与B以及轻型血友病的诊断方法。1980年起开始研究癌肿的分化疗法。1986年在国际上首先创导应用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获得很高的缓解率，为恶性肿瘤在不损伤正常细胞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诱导分化疗法取得效果这一新的理论，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因而获得国际肿瘤研究奖五项，国内国家级奖七项(一项第一作者)。发表论文314篇，主编专著5本。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每人奖金500万元人民币，在师昌绪、王振义之前已有16位著名科技专家先后获此殊荣，他们分别是袁隆平、吴文俊、黄昆、王选、刘东生、金怡濂、吴孟超、王永志、李振声、叶笃正、闵恩泽、吴征镒、王忠诚、徐光宪、孙家栋、谷超豪。 
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的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获奖者必须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这些科学家紧紧围绕国家的战略需求开展科研工作，解决了制约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难题。这些科学家所进行的研究，大都是原始创新，不仅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示范，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这些科学家都是科学研究的道德模范。他们在为科研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坚持教书育人，把自己的成果和方法毫无保留地传给学生，对树立良好的学术风尚起到了正确的引导和示范作用。这些科学家长期坚守在科研第一线或者基层，他们淡泊名利，以超强的韧性和耐力坚持科研工作，终于作出重大贡献。国家最高科技奖已经沦为科学家终身成就奖，像杂交谷子之父赵治海的杂交谷子项目就无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二、钱学森问温总理：为什么新中国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2010年“五四”青年节，温家宝总理到北京大学看望青年学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学生座谈时，温总理再次提到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出不了杰出人才？温总理说，钱老的话对他是“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 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有一位英国人提出过。这个人就是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它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布鲁诺、哥白尼等科学家的真理探索精神是导致近代科学诞生的关键，科学没有权威、没有顶峰，有的是无穷尽地探索。俄国格里戈里·佩雷尔曼解决庞加莱猜想那样不求名、不求利的科学家已经非常罕见；然而，近代科学的诞生与发展则是一种事业与理想乃至追求真理的信仰，才有哥白尼、加利勒、拉瓦锡等为科学献身，才有牛顿、卡文迪许终身娶了科学，也才有普郎克亲身去邀请专利局小职员爱恩斯坦到柏林大学完成相对论的伯乐，才有孟德尔牧师在修道院做豌豆杂交实验，才有达尔文与华莱士发表进化论的佳话，以及许多有钱人将自己的财富用于科学研究，或如诺贝尔那样将财富用来奖励对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也有居里夫妇那样不求名誉与财富在实验室过艰辛的生活的科学家，等等。 科学的特征是探索真理和发现事实，知识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是科学之实质，科学跨越国界、跨越种族、跨越宗教、跨越语言、跨越权威、跨越权利，唯一的标准就是事实求是的客观精神，如果陷入各种利益、功利、名誉和地位等级和奖励追逐等，就可能危害人类科学创新精神和客观精神的实质，近代科学的探索精神在20世纪以来的功利化、名利化等，然后成为职业化、权利等级化等导致全球的科学社会变迁，这种国际性的变化也是导致创新能力衰退的原因。 经常看到一些说法：西方的什么新科学、新东西一出来，就有人说我们的古代什么里就有。中国式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职业生涯、实验室成为一种国家出资的论文生产工厂。古代儒家时代是知识进入官场，现在非儒时代的问题是行政进入大学。科技的进步应该以先进、优先、新颖以及其对学科、技术领域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范围与久远来衡量，不能只是以头衔、职位、奖项和刊物、等级、权威等来衡量；因为，科技与产业的进步总是在推翻旧权威建立新权威的创新过程中发展。 为何我国少有诺贝尔那样的发明家型企业家，为何没有企业家设立科学研究基金会与科学奖？古代中国建立以儒者（有德有学的文官）入仕途体制，欧洲近现代化形成了以技术发明而成为企业家的知识产权体制。重钱不重人是社会风气问题所在，以人为本重的才是人，人是才之本也是财之源，一个人本身的品德修养与才学能力是知识与技能之根本，教育如果不放在品学才能的培养上，只是放在一些背书知识与技术细节上的话，怎么能造就社会尽职尽业的各类专门人才呢？ 三、研究生入学的政治考试是扼杀中国研究生创造力的法宝 中国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进行长达16年的政治课教育应该是够多的了，对于和物理学、化学、医学、生理学相关的理科、工科、医科类研究生入学考试就没有必要进行政治考试了，因为考试把大量时间用于政治应试，会降低对专业课的学习时间和学习热情，甚至扼杀青年学子的学习激情和好奇心，从而将天才扼杀在摇篮里，至少会极大地降低青年学子将来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可能性。 一个有名的事件是几年前画家陈丹青因不满研究生入学考政治和外语愤然辞去清华大学教授的职位。政治课考试的内容与专业无关，不能考出对政治的了解程度，因为那些与实际政治无关；也不能考出对政治制度的真实想法（很少有考生会傻到写真实想法而不要得分）；也不能考出对马主义社主义的感情厚薄，因为试卷不能检查感情，否则人们就用试卷谈恋爱了；也不能考出道德品质；更不能考出对党中央的热爱程度。所以，政治课的考试对考生、对录取院校没有任何益义。也许唯一的效果是让考生因为受折磨而永远厌恶这门考试的内容。如果是想了解考生的品行那只要调查她/他的犯罪记录等情况就行了。这项考试事关每年百万考生，不仅是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也是一个典型的搞形式主义的早就该取消的国家行为。据说只有1986年研究生入学没有考政治，只在复试时问了考生诸如“几个经济特区的名字”这样的简单问题。八十年代的中国确实是生气勃勃、文明开放、充满理想。 一个理科研究生，只要拥有一颗爱国心就可以了。杨振宁、钱学森、邓稼先、师昌绪……等等著名科学家因为没有考政治而留学海外，功成名就。但是，他们虽然没有接受共产党的政治教育，甚至在国外接受的是与共产党的政治教育观点完全相反的反面教育，但是，当祖国需要他们的时候，祖国的一声召唤，他们就毅然决然地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国效力，他们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他们拥有一颗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赤子之心。如果他们从小学到博士生毕业接受长达22年的政治教育，我相信他们不可能做出惊人的成就，我今天也不会知道他们的姓名。 想江姐、刘胡兰等革命烈士，都没有受过16年的政治思想教育，但是都有共产党信仰，可以为中国革命献身。而今天受过16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却产生逆反心理，把受过16年的政治思想教育称为愚民化洗脑教育。 因此，我说：研究生入学的政治考试是扼杀中国研究生创造力的法宝。 四、标准化考试是扼杀中国学生创造力的法宝 研究生是通过标准化考试来选拔录取的，而标准化考试成绩优秀的研究生本身就是一台16年来久经考场的擅长应试的考试机器人。因此，我说，通过标准化考试招生，未必能够招到杰出的研究生。 考试是学校常用的一种评价、诊断、激励学生的重要手段。在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今天，“考，考，考，教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试频率的增加，考试内容的增多，考试难度的增大，已经使得考试成为了学生繁重的身心负担，影响着学生的健康发展。 适当的运用考试这种教育教学手段，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知识水平以及思维发展水平等素质状况，组织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学生的学习会有明确的指向（如学习重点、学习任务、学习目标等）；学生的学习有可以承受的压力，学习活动不会放任自流。 过多的运用标准化考试，则容易扼杀学生的创造力，与素质教育提倡的培养民族创新精神背道而驰！ （1）、限制范围与开放思维。考试要求学生在一定范围内积极思考，仔细运算，发挥联想。任何一次考试都或多或少地规定了相应的考试范围，学生只要在该范围内认真做好准备即可，在考试时也需要注意在一定的范围和要求下答题。我们的学生习惯于遵照一定的思考范围和思维定势，容易墨守成规，死守书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创造力的培养是相悖的。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和发展常常需要突破范围和框架的束缚，需要一些不按规定和程序的“胡思乱想”、“奇思妙想”，因此，富于创造力的思考是开放性的，不能限制范围的，甚至是天马行空的。 （2）、快速反应与长期专注。考试要求学生在一定的时间内做出快速反应，尽可能迅速地获得答案。现在的考试，特别是高考，考题数量多，文字内容长，需要学生在短时间内做出敏捷的推断。这对于考察学生的快速反应能力可能有益，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创造力的培养依赖于学生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某一个领域或者某一个问题，不惜花费时间，深入长期、坚持不懈的思考和研究。短时间内的快速反应而得出的结论常常是浅层次的、机械性的思考，难以获得创造性的发现。 （3）、担心出错与不怕失败。考试要求学生具备小心谨慎的态度，学生在考试过程中最担心的就是一不小心而出现错误。教师对学生的应试技能的指导也非常注意引导学生如何少丢分，特别要避免由于粗心而使自己在一些容易或者自己非常清楚的题目上失分。长此以往，学生逐渐养成了害怕错误、谨小慎微的心态。而培养学生的创造力，首要的就是要鼓励学生不要怕出错，不要怕失败，要勇于尝试，失败跌倒了重新再来，在经常尝试错误中寻找到真理和规律。 （4）、标准答案与个性解答。任何考试都是预设了标准答案的，因为只有标准化答案，才能转化为具体的分数，从而产生可比性，区分优劣与等级。对于考试的主持者来说，答案都是已知的，学生的解答必须尽可能符合已知的答案，才能得到高分。所以，考试主要是解决人类已知的问题。创造力则是在解决人类未知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培养和发展的。对于某一个问题，富于创造力的学生常常会产生个性化的解答方式和理解方式，不一定符合成人、老师或者专家的标准答案。宽容、鼓励学生对许多问题的个性化思考，对于培养的学生创造力十分重要！ 世界上一些非常具有创造力的人，如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比尔盖茨等，在中小学阶段都不是那种考试成绩拔尖的学生，有的甚至因为成绩差而被别人歧视或看不起。但是，考试成绩差并没有阻止他们创造力的发展。潜藏在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最高层次的素质（如一个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动手能力），常常是考试不出来的！ 中国相关机构对中国从1977年到2006年30年间1000多位“高考状元”进行了跟踪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么多的曾经让人惊羡的高考状元，却没有一位成为顶尖人才。他们如今都过着平凡的日子，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 网友袁岳在博文《今日感慨：垃圾研究生比例太高》中写道：“在大学里面与同学做职业发展沟通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要不要考研，而在考虑考研的同学中最多的动机是考虑延迟现在面对职业选择的窘境，希望用一纸研究生学位证书，增加一点点就业竞争力。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研究生中写论文、做研究者的数量更少，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研究生是另外一批上类似专业课与考类似专业试的课堂生，还顺便帮老师做做课题，这样的研究生生活对于培养他们的专业感觉与职业选择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很多的研究生导师，也不过是一些考试人才与长期只会给学生考试的人才，他们满足于学生做继续考试的人才，既没有职业感觉，也没有沟通能力，更没有为不同特点的研究生开发专业小方向的耐心与能力，很多人不过是大学里混的年资长了而多了一份误人子弟的资格而已。如果是在同一个大学的同一专业，一个研究生能在他的研究生学习中增加的新知实在是非常有限。如果要我建议，同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建议大家选择同一学校的不同专业学习，或者是不同学校的同一专业学习。在我给大学研究生做职业演讲与我招人的时候接触的研究生中，毕业之前除了学位论文还会写其他论文发表的同学也就是1-2%，而研究生毕业论文能选择有建设性的具体研究点的也最多在2-3%之间。我们的大学已经成了研究生工厂，但我们的次品生产率高到我们的当事者麻木不仁的地步，一如本科教育一般。报载，上海名校进一步扩大推荐免试研究生比重，这不只给积极备考的大学生造成压力，更为研究生质量的下降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能性。自各大高校推行研究生扩招与免试推荐研究生制度以来，我个人的经验是研究生质量持续下降，在高校里面更加强了考试至上的风气，而研究生中既不爱专业也不爱研究者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结果一方面我们看到研究生的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有专业热情与专业研究能力的研究生比以前更少了。而应试机制进一步扩充到研究生阶段，学生的职业方向感进一步模糊，职业能力更缺少锻炼的机会，职业对位意识更加弱化，本科无能型学生进一步扩充到研究生无能型学生中来。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面对学生就业出路的时候，不从教育方式的变革、社会化途径的建设、职业教育的投入方面去改进，而把同一糟糕的模式引入到硕士博士生领域，这实在是愚蠢到家的做法。我们轻轻松松就能成为世界上硕士与博士乃至博士后博导的第一数量大国，但却可能是学位最水能力最稀松的国度，这实在是对中国人智慧聪明的最大讽刺了。”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倡导固定模式——八股文，当代的标准化考试则倡导标准答案，学生在标准答案中固步自封、画地为牢。有道是：分分学生的命根——分数至上主义使学生死盯住教材和教编，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们现在学校里的教师都是应试教育的产品，都是应付考试的高手，也是创造力普遍低下的学究。学究型的缺乏创造力的教师只能培养出缺乏创造力的学生，学生高不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也不过跟先生一样。 中国的教育不仅要注重训导，还要向西方那样注重启发。中国的教育固然能够使大多数的学生成长、增加他们的自信心，但缺点是中国容纳不下怪才，中国应该是在保持优点的同时，学习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优秀学生培养的长处。 我们需要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我们需要那点纯粹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应试教育的秘诀——做试卷做到条件反射 不断地做卷子，不断地复习，短时间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可换一种没做过的题型，很多学生照样做不出来。说到底，学生根本不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完全掌握知识，相反的不断地、机械地做题，让很多学生都懒得思考了。其实，老师也深知无差错训练带来的弊端，可为了学生的成绩，老师最终还是选择了这种训练方式。 某中学教英语的王老师说，她自己就是无差错训练的产物，现在又这样训练学生。“我自己其实深受其害，但是这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王老师说，她读初中的时候，“题海战术”刚刚兴起，老师不断地让学生做题，适应不同题型，以提高考试成绩。这个方法确实有效果，她顺利考进重点中学。可到高中后，就发现自己明显后劲不足，第一学期期末，班里那些乡镇中学出来的同学考到班级前几名，而她只能在40名之外徘徊。 后来，自己当老师了，她终于明白为啥自己高中学不好的原因。“感觉自己在初中阶段就透支了，初中不断训练，不断炒知识点，不怎么动脑，虽然分数挺高，思考能力却很低。相比之下，班里那些从乡镇中学出来的同学，因为初中没有搞“题海战术”的训练，更会动脑子，潜力很大，进步也快。”王老师说，她知道无差错训练会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对学生的终身学习非常有害，但具体到眼前的中考，还是这样训练学生。“没办法啊，大家都这样做，你不这样，就容易失分，就进不了重点中学。在中考面前，别无选择。” 前几年的中考，分数都是出奇地高，换算成百分制的话，某重点高中的入学平均成绩应该在97分左右，普通高中的录取成绩也在87分左右。中考得分要高，不如说是失分要少。至于孩子在不间断重复的训练中逐渐忘记学习的本意和失去自主学习的能力，那就不管了。 试想，做试卷做到条件反射的高分数学生还有点纯粹的好奇心和创新精神吗，创新就意味着可能会失败，失败的尝试就意味着考试丢分，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学生保命要紧，得分要紧，至于好奇心和创新精神就见鬼去吧……
五、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是扼杀中国大学生创新力的法宝 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蔡尚伟说：“我做中国文化产业和传播研究，按照规定报考我的专业英文要65分，而报考工科和医科只需要40分。我有两个学生，考了6年都没有考上，就是因为英文不过关。” 蔡尚伟认为，国家教育部规定英语成绩最低标准是不合理的研究生招生规则之一。往往能成为博士的，并非专业功底最强，而是英文功底够好。因此，他希望能多结识专业性人才，在体制外互为师生。 2009年10月，澳大利亚四所私立职业学校破产倒闭，致使两千多名外国留学生失学，其中近半数是中国留学生。在要求澳方妥善安置失学留学生的同时，也需要反思一个问题，即中国年轻人为何如此热衷于出国留学，以至于饥不择食地选择澳大利亚的一些不入流的私立职业学校——野鸡大学？资料显示，目前出国留学的年轻人当中，80％以上选择的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度。 家长们之所以盲目地把孩子们送到海外学习，完全是“英语应试综合症”在作祟。中国人的“英语应试综合症”已经深入骨髓，乃至到了举国发狂的地步。 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即使勉强维持生计的家庭，最少也要给孩子报上一个英语辅导班，有条件的家庭则全力聘请外教。至于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英语学习班，更是门庭若市、如火如荼。据悉，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英语教育市场，年利润高达上百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被耍嘴皮子的海外英语教育机构赚去！ 现行的教育体制和评价机制难辞其咎。大学尤其是中小学普遍开设外语课固无不可，但仅设英语课并且对之如此重视则举世未闻。评定技术职称，英语能否过关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连中医医师资格考试也莫能外，可谓滑天下之大稽。 2006年北京市人事局要求，本市用人单位引进的非北京生源毕业生，英语必须达到国家四级以上或四级成绩达到425分以上。英语专业毕业生必须达到专业四级，艺术体育院校要达到本学校的英语合格成绩。（《华夏时报》2006年3月1日）
大学里是英语应试综合症的重灾区，如清华大学教授、艺术家陈丹青先生已经四年没招到研究生，全因为有艺术天赋、专业成绩又好的考生，英语差一点，根本进不了录取线。没有想到，如今北京竟然把留京指标与英语挂起钩来，英语四级成绩不达标的，不能获得留京、进京指标。古今中外，没有哪门子语言被抬得像英语这样“崇高”，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流行“应试英语”。
盲目的英语应试综合症，不但已经成为中国人精神和物质的负担，而且使我们的母语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不少人放松了对汉语的学习。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有极为深厚的语言资源和人文传统，学习英语当然可以，但决不能盲目迷信以为英语万能。政策制定者更不能把英语作为衡量所有人才的硬性标准，否则就是一种无理逼迫。
如今的后非典年月里，一种流行病迅速蔓延，曰外语应试症。干什么都要考英语。而且很多一辈子用不着英语的行当，也要考英语，而且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听艺术家陈丹青先生说，他已经四年没招研究生了，全因为极其没用的英语。有艺术天赋专业成绩又好的考生，英语差一分，根本进不了录取线。而英语成绩合格的考生，陈先生又认为不行。陈先生痛切地喊：艺术家绝不是这样考出来的。
一位在美国任教的朋友说，中国博士生入学考试的英语题，极其难，难度已超过美国。最荒唐的是，一位外国人士跑到北京一所重点中学问老师：我的孩子英语为什么考试不及格。外国人士不解：英语是我孩子的母语呀！咱们的英语考试能把母语是英语的中学生考死，滑世界之大稽，千古奇冤啊！老外永远也不会明白，中国学校根本不教授英国语言，只向学生灌输中国式应试英语。学英语不是为了交流用的，99%以上的中国人学英语是为了考英语。中国已经形成GDP年营业额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的应试英语产业。
就职于瑞士国家经济事务秘书处，在华五年有余的经济促进专员托马斯·霍伦斯泰因笑谈，“全世界三千万老外学中文，全中国三万万华人啃英语。”他坚信，未来讲英语的中国人超过英语母语者的数目已经赫然在望。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人不能站在语言之外看世界。”作为中国人，自然也不能站在汉语之外看世界。事实上，如果不能很好的掌握汉语，也不能充分地了解世界。反对学英语大可不必，但“英语应试”和“全民学英语”可以休矣！更希望的是，每个中国人都能以汉语为荣，说汉语，写汉字，给自己的母语一点尊严。 学习母语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保护法语、拒斥英语是法国的一项重要国策，俄罗斯也把保护俄语纳入国家安全战略。虽然大多数日本人甚至日本知识分子英语磕磕巴巴，但并不妨碍日本成为强国，因为日本重在培养翻译精英借以熟知世界，而不是倾国之力推动全民学英语。印度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不少印度人也把熟悉英语视为本国优势，但却有评论家讽刺说：到底是印度人的印度在崛起，还是英国人的印度在崛起？以上这些，对中国人而言都是有益的惊醒和启迪。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在政策上确立一种导向，引导大家重视英语，用意当然不错。但是，扩大开放、学习外国优秀文化成果，不一定要像我们这样搞“英语应试”。日本历来善学外国之长，且以贸易立国，但人家从来没有像我们这样把英语抬高到如此地位，会说英语的日本人并不太多，甚至连一些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也不懂英语。相反，在菲律宾和斯里兰卡，那里会说英语的人很多，但这两个国家学习外国的成就却远不如日本。这说明，英语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重要。 2008年日本人又在物理、化学研究领域有4人得了诺贝尔奖，至今有16位日本科学家得了诺贝尔奖，而且多数为日本国内科学家。你问日本科学家屡屡得诺贝尔奖问题，他们会微笑着说：不好回答，可能因为日本人比较内向，比较适合做研究，手比较巧等，不会说出豪言壮语。最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京都产业大学教授益川敏英（68岁)竟然说自己不喜欢英语，也没有护照，不想去领奖。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科学家长期默默做研究工作，不愿意张扬和宣传。在日本学习生活多年的人最值得记忆的就是长年如一日灯火通明的研究室的夜晚，快到年终和放假，日本教授、学者经常是通宵达旦地默默工作，而不是考核、总结与表彰大会。那些教学、科研单位的领导人并不是十分张扬和武断的人，都是比较沉稳、憨厚、谦让、理性、尊重大家意愿和赢得大家信任的人。 外国学者与科学考察团惊奇地发现日本大学和研究所共同的特点是非常尊重科技教育界元老和专家，历代著名科学家、研究所长、研究室老专家的肖像挂在研究所（室）内或走廊，从明治维新（1867年）时代开始一代接一代世代相承。这样氛围中的科学研究非常扎实，尤其在基础研究方面世代相承、非常扎实，可以说这是日本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始终如一不懈努力和实践的结果，他们如同农民一辈子承包同样土地，不见异思迁，不投机取巧，不会在研究领域不断跳板，或被迫改换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一辈子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自己的研究领域与课题，可以说现在已经进入收获的时节。在邻国盛行聘任制的时候，作者恰好在日本问起此事，已经是校长、院长的指导教官回答说在新设单位和岗位中实行，说任何一项改革不能破坏科学家的情趣和环境。日本教授轮流担任学校的各种职务，会议也不少，但属于教授治校，累也无怨言。相比之下，值得借鉴的是没有各种上级部门和本单位行政部门组织的总结、表彰、考核、考试、评比、评聘、学习、会议等干扰和折腾科学家的活动。 科学家出成果的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尊重科学家的情感，保障研究经费、时间和空间。科学家经常处在不愉快甚至恶劣的研究环境中，是不会有什么研究业绩和发明创造。基本能自己计划和支配自己的工作，研究时间和空间、经费基本得以保障，长此以往，不出成绩才奇怪。科学家不仅不受来自各方面的干扰，还要有科研环境中的诚信保障。树立良好的学风，勤奋研究，有成就的科学家得到全社会的尊重，而不是受到猜忌和指责，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每个教授、学者一生就有可能在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30到50篇的研究论文或报告，在这些科研成果当中出现诺贝尔奖的概率已经提高几十、上百倍。德高望重、确有成就的科学家走上领导岗位，得到社会尊重，能带动和领军科研教学，而不是其他因素，这是取得研究成果的最好保障，世界上最优质的“富士”苹果、“越光”水稻品种，就是这些世代相承的科学家培育出来的，诺贝尔奖是这样获得的，是那些默默无闻地做一辈子研究工作、甘于辛勤奉献的寂寞人获得的。祥见《日本人为什么屡获诺贝尔奖？》http://hi.baidu.com/india168/blog/item/14ad841867d802b24bedbc3a.html。。 我们不反对学外语，但是应该坚决反对“应试英语”。而对母语的学习，不但要放在首位，不但要有严格的要求和考核，而且要活到老，学到老。因为正如诗人余光中所说：“英文充其量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种工具而已，而汉语才是我们真正的根。” 鉴于英语翻译机的问世，以及互联网免费翻译的问世，不考英语更有利于本专业学术研究的深入，袁隆平不是外语专家，但是并不影响他成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作为中国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提高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我建议中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彻底取消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或者将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分数定为录取参考分数。 六、张卫民答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问：为什么新中国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张卫民回答： ①、民国时期实施教育家办教育，没有像当代教育界那样实现大学行政化、大学校长官员化； ②、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都没有像当代的大中小学生那样——“做试卷做到条件反射”； ③、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都没有接受长达16~22年的政治教育和政治课考试。但是，这并不影响竺可桢、钱学森、师昌绪等科学家的爱国之心； ④、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没有通过今天的四级、六级、八级英语偏题怪题标准化考试。我敢说，钱学森和师昌绪都是美国博士，钱学森和师昌绪都通不过当代的四级、六级、八级英语偏题怪题标准化考试，这一点，我敢和任何一个地球人打赌！
国家设立“国家最高科技奖”以来获奖的18位科学家之中，有17位出生于1932年之前，占94%；最年轻的获奖者王选出生于1937年。2011年、2012年获奖的科学家都出生于1920年代。 这个统计数字意味着1937年以后出生的人没有机会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颁奖也证明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新中国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这个现实值得全中国的教育界人士和全社会有志之士深思啊！ 附：历届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名单
2000年度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
袁隆平（1930—），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我国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1949年8月，入重庆相辉学院农学系和西南农学院农学系学习，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农学系毕业后分配到湖南省安江农校教书。
吴文俊（1919—）著名的数学家，中国数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194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1947年11月赴法国留学，1949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2001年度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
黄昆（1919—2005），国际著名的中国物理学家、中国半导体技术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8年获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博士学位。
王选（1937－2006）：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54年至1958年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学习。
2002年度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
金怡濂（1929—）中国巨型计算机之父，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1956～1958年在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与计算技术研究所进修电子计算机技术。
2003年度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
刘东生（1917－2008），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学籍）地质地理气象系，后改学生物学，1949年南京大学生物系肄业（原中央大学）。
王永志（1932年—）火箭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55年至1961年留学前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设计，1957年服从祖国的安排改学火箭与导弹设计专业。
2005年度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 吴孟超(1922—)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
叶笃正（1916—）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0年获清华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43年获浙江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48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
2006年度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 李振声（1931—），遗传学家，中科院院士，著名育种专家。1951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现山东农业大学)农学系。
2007年度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
闵恩泽（1924—），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催化剂之父，主要从事石油炼制催化剂制造技术领域研究，是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者。1946年中央大学化工系毕业。1951年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学位。
吴征镒（1916－），我国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37年本科毕业。1940年－1942年进入西南联合大学理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
2008年度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
王忠诚 (1925— )神经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神经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44年入北平医学院医学系学习，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
徐光宪（1920— ），著名物理化学家，无机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化学系，1947年赴美留学，1951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不久回国。
2009年度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
孙家栋(1929—)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48年孙家栋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1951年被空军选派到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设计维修及管理， 1958年毕业于苏联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飞机设计专业。
谷超豪（1926—），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7年赴前苏联莫斯科大学进修，获科学博士学位。
2010年度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
师昌绪（1920—），金属学家，材料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45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矿冶系。1952年获美国欧丹特大学冶金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
王振义（1924— ）内科血液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48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 2011年度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
谢家麟（1920—），加速器物理及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4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48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获硕士学位，1951年在斯坦福大学物理系获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 吴良镛（1922—），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著名建筑与城乡规划学家、新中国建筑教育奠基人之一、人居环境科学创建者。1948年留学美国匡溪艺术建筑与城市设计系，获硕士学位。1950年毅然冲破阻挠从美国归来在清华任教。1952年起，吴良镛历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副系主任、主任。 以上20位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的平均出生年份为：1924年。 除了王选之外，其他19位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的平均出生年份为：192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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