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纪元的断代工程

张卫民
   根据张卫民高级工程师的研究，中国教育纪元的断代工程将中国教育史划分为5个时代：远古家教时代（公元前2697年~公元前521年）、儒道佛教育时代（公元前522年~公元604年）、科举教育时代（605~1911年）、蔡元培教育时代（1912~1949年）、共产党教育时代（1950年至今）。



    一、远古家教时代（公元前2697年-公元前521年）
    轩辕黄帝（公元前2697-公元前2599年），少典之子，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居轩辕之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故号轩辕氏，出生、创业和建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故亦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人文初祖，中国远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他首先统一中华民族的伟绩而载入史册。他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创造文字，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是承前启后中华文明的先祖，是传说中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


    黄帝的正妃嫘祖是养蚕治丝织绸制衣技术的发明人。北周以后被祀为“先蚕”（蚕神）。唐代著名韬略家、《长短经》作者、大诗人李白的老师赵蕤所题唐《嫘祖圣地》碑文称：“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仪，架宫室，奠国基，统一中原，弼政之功，殁世不忘。是以尊为先蚕。”
    黄帝的诞生可以视为中国远古家庭教育的开始，少典通过家庭教育培养出了黄帝，成为中华文明的开始，中国教育告别了“远古野蛮时代”，中国教育进入了长达2176年的“远古家教时代”。

    二、儒道佛教育时代（公元前522年-公元604年）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昌平乡(今曲阜市南辛镇)人。家中排行第二。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之一。他还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在天道观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
    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自十五岁有志于学，至此时已逾15年，孔子经过努力在社会上已站住脚，故云”三十而立”（《论语为政》）。
    公元前522年，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凡带上一点“束修”的，都收为学生。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名闻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平民化。
    孔子最初办学，学生不过数名，但此事在当时的鲁国却是一件天大的新鲜事，特别是对那些无处求学的平民吸引力更大，纷纷前来做孔子的弟子。由于孔子所教的内容主要是当时做官必须懂得的礼制，还引起了一些贵族的注意和支持，连鲁国的贵族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也来拜他为师。这一下子，孔子顿时身价大增。不久，孔子盼望以久的事情终于实现了，鲁国当时的国君鲁昭公知道了他，而且格外照顾他，允许他与南宫敬叔一起官费赴东周王都洛阳“问礼”，大出了一次风头，回来后，名气更大了，学生也更多了。
    公元前504年（鲁定公六年〕，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史记·孔子世家》云：“陪臣执国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高峰时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与孔子同一时代，老子传授《道德经》，创立道教；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并随后传入中国，逐渐形成儒释道长期并存影响中国教育的局面。
    因此，我把孔子三十岁而立之年（29周岁）收徒办学的公元前522年确定为中国教育的儒道佛时代的开始。在长达1126年的儒道佛时代，人们除了家庭教育之外，可以接受儒家私塾教育，可以在道观接受道教教育，也可以在寺庙接受佛教教育。








    三、科举教育时代（605~1911年）
    科举是历代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虽然科举考试在1905年终止，但是，科举考试制度的惯性使得民间教育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才最终结束了科举教育时代。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魏晋以来，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杨广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于公元605年正式诞生。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17208;；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在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都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四、蔡元培教育时代（1912~1949年）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蔡元培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被毛泽东称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1912年2月，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家。
    蔡元培提出了 “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他试图通过贫儿院的试验和推广，逐步以学前儿童公共教育替代当时的家庭教育，最终实现学前儿童公育的理想。他是中国近现代美育的倡导者，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把胎教作为美育的起点；让婴儿及其母亲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之中；认为幼稚园的美育一方面通过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专题”进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其他课内涵的美育因素，如“计算、说话，也要从排列上、音调上迎合它们的美感，不可枯燥的算法与语法。”其74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蔡元培的教育论著有《蔡元培教育文选》《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等。
    1912年1月4日，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月19日，民国元年，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键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蔡元培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
    蔡元培说：“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因此，他说“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因此，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形成了颇有创建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
    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认为教师不热心学问，学生把大学当作找做官、发财（以及找好工作、好对象）的阶梯，这是大学“腐败的总因”。因此，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确大学的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蔡元培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要求学生从此以后，一定要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以后蔡元培每年在学生开学的时候都要将此重申一遍，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教师群体的学术水平是一所大学学术水平的标志，也是把大学建成学术研究机构的重要保证。蔡元培认为要打破北大的旧习惯，不仅在改变学生的观念，还应“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他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的是“学诣”第一的原则，认为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则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都应加以聘任。根据这一原则对北京大学教师队伍进行充实和整顿，一方面延请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一方面辞掉了一些不称职的中外教师。梁漱溟投考北大落选，但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究元决疑论》，对佛学有独到见解，引起学术界注意，为蔡元培所赏识，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印度哲学教席，这可以作为北大聘人不拘资历的典型例子。
    经过蔡元培的整顿，北大教师明显表现出平均年龄轻，富于学术活力的特点。根据1918年统计，北京大学217个教员中，90个教授，教授平均年龄30来岁，对其中76人的统计显示，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像胡适、刘半农等被聘为教授时仅二十六七岁。蔡元培的特点是不拘一格用人才。　　
    蔡元培认为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机关，而是要创新知识，推动学术的进步。为了从机构设置上有利于学术研究，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各科研究所，至1919年底，北大已先后成立文科、理科、法科和地质学研究所。1922年成立的国学研究所，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国学研究人才，其研究成果也斐然可观。蔡元培还十分注意丰富图书馆藏，为学术研究创造条件。针对北大图书馆新书偏少，他任校长后第一次公开讲话中就强调将来要“筹集款项，多购新书”，以“供学生之参考”。以后李大钊执掌北大图书馆，毛泽东担任图书管理员，各类图书特别是介绍新思想、新学术的图书得到了充实。
    在将北大导向注重学术研究的同时，蔡元培还努力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他上任伊始即告诫学生要砥砺德行，敬爱师长。针对老北大缺乏高尚的娱乐和自动的组织，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寻求不正当消遣的情况，他倡导成立了各种体育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演剧会等，培养学生的正当兴趣。对于教师，蔡元培历来以学识为重，认为个人的品行应由自己负责，学校不宜多加干涉。但是对于那些即使富有学术声誉，但私生活糜烂，甚至诱引学生与之堕落的教师，也坚决解聘。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体现在教师的聘任上，蔡元培以“学诣为主”，罗致各类学术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如在文科教师队伍中，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也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如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在政治倾向上，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主张改良。在新派人物中，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的不同代表。当时的北大，《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百家争鸣，盛极一时。
    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即已确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规定大学设立评议会，各科设立教授会，但在北大没有得到很好施行。蔡元培初到北大时，仍然“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蔡元培任校长后，当年即组织了评议会，从全校每5名教授中选举评议员1人，校长为当然的评议长。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如制定和审核学校各种章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学衔，提出学校经费的预决算等。接着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门的教授公举教授会主任，任期两年，其职责是：分管各学门的教务，规划本学门的教学工作。
    “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管理体制的改革，目的是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新的管理体制的建立，改变了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封建衙门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促进了学校的蓬勃发展。民主精神和依靠专家，这是蔡元培教授治校主张的两根支柱，教授是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主力，他们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蔡元培依靠他们来管理学校，这不仅彻底扭转了旧北大一切校务有校长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的状况，而且大大调动了教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民主办校的生动局面。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他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蔡元培认为，没有基础学科的发展，应用学科的发展决不会有后劲，鉴于当时存在“重术而轻学”的现象，蔡元培认为大学要偏重于纯粹学理研究的文、理两科。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将北京大学工科停办，商科改为商业学，并入法科，同时扩充文、理两科的专业门类，加强两科的建设。北大遂由原来的五科改为文、理、法三科大学。突出文理两科，强调基础理论的地位，也是蔡元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观点的延伸。
    蔡元培认为传统文、理分科的做法已不适应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文科里面包含着理科，理科里面包含着文科，不能截然分开。如教育学、心理学、美学原属文科范畴，现已采用实验等理科的研究方法，地理学中有人文、地质、地文，分别偏于文科和理科，很难辨其学科性质，“文科的哲学，必植根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为了避免文理科学生相互隔绝，互不沟通，“专己守残”，“局守一门”，蔡元培采取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就是清除人为的科际障碍，废科设系。北大于1919年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　　
    1917年10月，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 (学分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理科酌量减少)，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1919年暑假后，选科制在北大各系陆续施行。　　
    选科制是当时美国大学中通行的方法，蔡元培极力主张仿效，他认为同在一年级或一专业的学生，其能力和兴趣不可能没有差别，年级制“使锐者无可见长”，而选科制“比现行年级制、划一制可以发展个性”。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体现了蔡元培“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是落实他“沟通文理”思想的一个具体措施，为文、理科学生相互选修课程提供了方便。1922年以后，全国其他高校中也纷纷采用选科制。
    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北京大学的改革是全方位的，除上述之外，还有不少开风气之先的改革。如1920年2月，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北大实行旁听生制度，让教学和学术活动向社会公开。北大还开办了不少平民学校和夜校等，努力服务于社会。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大学的开放性和平民化程度。　　
    北京大学的改革不仅使自身改变了面貌，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场改革的灵魂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兼容并包”不仅包容不同的学术和学说流派，不同的人物和主张，也在男生之外包容女生，在正式生之外包容旁听生。“兼容并包”也并非不偏不倚，而是有所抑扬，封建专制思想文化本已根深蒂固，所包容的主要是资产阶级乃至于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人物，北大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
    作为教育家，无论在教育理论、教学实践还是在培养杰出人才方面，蔡元培比孔子要伟大得多。
    虽然蔡元培于1940年3月5日逝世，但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惯性使蔡元培教育时代延伸至1949年共产党一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蔡元培时代培养出的世界级杰出科学家有钱学森、杨振宁、钱三强、何泽慧……以及许多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师昌绪、王振义、吴文俊、黄昆、刘东生、吴孟超、叶笃正、闵恩泽、吴征镒、王忠诚、徐光宪……等等等等……
   

    五、共产党教育时代（1950年~     ）
    共产党教育时代从1950年至今，共产党教育时代的特点是要求学校把学生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①、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毕业持续进行长达16年的政治教育和英语标准化考试教育；②、数理化史地生实行中国式科学教育——标准化应试考试教育；③、大学实行行政化和大学校长官员化。
    1950~1959年为中国教育之中苏友好时代。
    这个时代，欧美发达国家对新中国封锁技术，苏联对中国友好，中国可以向苏联派遣留学生，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苏联接见中国留学生时，讲下了这样一段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中苏友好时代培养出来的世界级杰出科学家例如：
    袁隆平（1930—），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我国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1949年8月，入重庆相辉学院农学系和西南农学院农学系学习，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农学系毕业后分配到湖南省安江农校教书。2000年度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
    王选（1937－2006）：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54年至1958年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学习。2001年度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
     金怡濂（1929—）中国巨型计算机之父，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1956～1958年在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与计算技术研究所进修电子计算机技术。2002年度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
     王永志（1932年—）火箭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55年至1961年留学前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设计，1957年服从祖国的安排改学火箭与导弹设计专业。2003年度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
    李振声（1931—），遗传学家，中科院院士，著名育种专家。1951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现山东农业大学)农学系。2006年度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    孙家栋(1929—)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48年孙家栋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1951年被空军选派到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设计维修及管理， 1958年毕业于苏联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飞机设计专业。2009年度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
    谷超豪（1926—），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7年赴前苏联莫斯科大学进修，获科学博士学位。2009年度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科学家。
    1959年6月，苏联政府撕毁中苏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随后撤走专家。
    1960~1976年为中国教育之大跃进与文革动乱时代。
    在大跃进与文革动乱时代，欧美发达国家和苏联对新中国封锁技术，很少有留学生出国，中国教育进入封闭锁国、近亲繁殖时代。根据英才教育学的法则：“学生高不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也不过跟先生一样。”（详见《圣经》之《路加福音》第六章第40节）。这个时代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寥寥无几。
    1977年至今，为中国教育之标准化高考时代。
    在标准化高考时代，学生面对标准化考试的标准答案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妄想。教育的结果是“一代不如一代”。于是，英才教育的结果就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根源。
    在标准化高考时代，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世界级杰出人才主要在农学界的农业育种领域，例如中国杂交谷子之父赵治海1982年大学毕业。

    六、中国教育纪元的断代工程简介
    长期以来，全世界对中国教育纪元的概念是模糊的。事实上，中国教育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而中华文明古代史是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非科学史，为了探索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于是，由张卫民高级工程师率先开始展开中国教育纪元的断代工程研究。
     有网友可能会说了，以中国著名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例，1995年秋，国家科委（今科技部）主任宋健邀请在北京的部分学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宋健提出并与大家讨论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设想。1995年底国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基金会、科学院、社科院、国家教委（今教育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共七个单位的领导组成，会议聘请了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作为工程的首席科学家。1996年春，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了一个由不同学科的21位专家形成的专家组，并拟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可行性论证报告在1996年5月得到了通过。1996年5月16日国务院召开了会议正式宣布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于199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来自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学等多种学科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在李学勤、李伯谦、席泽宗、仇士华四位首席科学家的带领下，团结协作，共克难关，取得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先后完成了9个课题、44个专题的研究，，到2000年9月15日通过国家验收，国家投入研究经费数亿元。那么，在国家经费为0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实施中国教育纪元的断代工程项目呢？一个人的力量够吗？
    我是这样理解的，任何工程的研究与实施都要有工程师的参与，而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一项工程却只有学者而没有工程师作为首席科学家就胆敢上马，那么我作为一名高级工程师当然敢于主持开展中国教育纪元的断代工程研究。我在本博客开博第一篇博文我就说明我是特斯拉的学生。我虽然与导师特斯拉的肉身未曾见面，但是我可以神游与之精神会面，从而学习特斯拉的探索精神的真谛。特斯拉既象爱因斯坦，是一个对世事不闻不问的人；特斯拉又象爱迪生，是一个涉猎很广的多面手。特斯拉自己就说过，他“无知而大胆”。别人知道事情办不通时，就撒手不干，而特斯拉还要蛮干到底。特斯拉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能够制造死光超距武器、气象武器、地震武器、无线输电和人工球形闪电并进行人工遥控其运动的科学超人，自从特斯拉1943年逝世以后，全世界再也没有一个科学家或科学家小组能够模仿成功特斯拉生前的实验效果，即使他们拥有比特斯拉多100倍的研究经费和1000倍的科研人员。
    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爱因斯坦、爱迪生,但是特斯拉的成就却几乎是以上两位科学家的总和，并且他的成就在过去的100年里悄悄地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彻底改变人类世界,改变人类的认知,颠覆我们所知道的物理理论甚至人类历史.......也可能成为某个国家毁灭世界的工具。   
    特斯拉为人类现代工业文明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没有从政府领取工资，学院派科学家们把特斯拉排除在国家大学和国家科研机构之外，却又时常偷窃特斯拉的成果为己有，欺世盗名。可怜一代科学巨匠特斯拉离开人世之时，身边连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人见证特斯拉逝世的确切时间，没有人听到特斯拉的口头遗嘱，特斯拉招聘的私人助手们以为特斯拉还要继续他的伟大实验。特斯拉属于实验派科学家，特斯拉是用他自己独有的特斯拉科学理论指导自己的科学实验、科学表演与科技发明，然后根据实验结果修正和发展自己理论的科学发明家。
     特斯拉一生都是民间发明家，他没有领过政府俸禄，完全靠自己的公司收入、专利费收入和银行贷款来从事自己的发明事业，获得1000多项发明专利，未登记的发明多不记数，他发明的工业交流电系统可以使他成为亿万富翁，但是，特斯拉放弃了自己的交流电专利权，让全世界人民无偿使用，而他，在1943年1月7日孤苦伶仃地病死在旅馆里，身边无人照料，留给世界1000多项发明技术和笔记资料，特斯拉临死时的财产为负数——他因为搞发明做实验，到临死还欠银行许多钱。
    特斯拉人生最大的满足是什么？我认为，特斯拉人生最大的满足就是干成别人干不成的事！特斯拉人生最大的满足是干成别人认为干不成的事！！特斯拉人生最大的满足是干成科学权威、教科书、国家标准认为干不成的事！！！那么，作为特斯拉的学生，我也具有与特斯拉相同的信念。特斯拉用自身的实例证明，真理有时被少数探索者先发现，有时一个人可以干出其他100个人也完成不了的创新成绩，爱因斯坦的实例也证明了这一点。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拼命硬干的人，一种是不求名利，埋头苦干，创造社会财富和灿烂文化，推动历史前进的发明家，如神农氏、嫘祖、鲁班、李冰、张衡、毕升、蔡伦、李时珍、袁隆平、陈景润、王选、赵治海等等；一种是不怕流血牺牲，反抗反动统治的革命者和坚持抗战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毛泽东等等；一种是代表人民利益，不顾个人安危、为解除和减轻人民疾苦而奔走呼号、为民请命的人，如彭德怀等等。再举例如下：
    1、愚公移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2、夸父追日：据说喝干了黄河，最后渴死在追日的路上。
    3、精卫填海：灵魂化鸟，试图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海瑞：和所有的潜规则过不去，和腐败的大环境过不去，甚至和皇帝过不去。强硬的态度令所有官员侧目。
    5、魏征：一个直谏之臣，让李世民数次产生斩了他的念头。
    6、诸葛亮：六出祁山，率疲敝之师，征讨强大的魏国。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光复汉室的理想而发动毫无道理的战争。劳民伤财不算，还赔上了性命。
    以上这些伟人，都是奋斗精神至上而视钱财如粪土的人，历史上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人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长期以来，全世界对中国教育纪元的概念是模糊的。事实上，中国教育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而中华文明古代史是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非科学史，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它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我认为，要想真正解开“李约瑟之谜”和准确回答“钱学森之问”，就必须开展中国教育纪元的断代工程项目研究。
    毛主席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所以，我想到的事情就抓紧时间去做，而不等到国家立项并下拨科研经费之后才去进行功利性研究。在我看来，国家科研经费是唐僧肉，有了它，研究工作会过得很滋美；没有它，研究工作也并非寸步难行。
    鉴于以上原因，我在特斯拉精神的鼓舞下，开始进行中国教育纪元的断代工程项目研究。
    中国教育纪元的断代工程项目主持人兼首席工程师：张卫民高级工程师。
    中国教育纪元的断代工程项目参加人员：张卫民高级工程师（共 1 人）。
    中国教育纪元的断代工程项目国家科研经费资助：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