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缺乏创造力的根源在哪里？

一、中国的科学家在哪里？
    中央电视台CCTV-10《创新无限》节目，是一个展示中国科学家风采的科教节目。我认为CCTV-10《创新无限》节目很值得科学爱好者与科技创新者观看。
    近年来，一个难题始终困扰着中国：我国科研院所的名教授、名专家数量越来越多，却缺乏能引领当代科学潮流的一流科学家，本土科学家获国际性权威科学奖的人数更是寥若晨星……资料显示：我国本土科学家在国际权威科学院中出任外籍院士的数量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印度；获得国际性权威科技奖的人数寥寥无几。根据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研究报告,在158家国际一流的科研机构和156家二流科研机构中，只有2.26%的研究带头人是中国籍科学家。在一流科研机构的最高负责人中只有一位是中国人；在二流科研机构中只有1%的负责人是中国人。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但高素质人才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非常大。数据显示：全世界排名前十所的大学中，美国占了7所；前100所大学，美国占了67所。而中国现在还没有一所大学能进入到前200位；我国每百万人拥有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只相当于日本的9.3%、美国的11.2%、法国的17.1%、德国的16%、俄罗斯的13.5%、英国的17.1%。
    据中国科技战略发展研究院的报告，我国入选TOP10科学家数量仅相当于美国的1/10，入选TOP10研究机构数量相当于美国的1/7。由于缺乏优秀尖子人才，使我国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中占据科学前沿和把握重大的发展方向，难以作出真正具有开创性的科研成果。
    中国科技以前确实比西方发展的早,但现在西方科技远远超过我们,这是事实。另外,我们早期罗盘针不能适于大航海。这里谈的是科学,四大发明和科学无关。不知道我们的学校是怎么教学生的,连什么是科学都不知道。比如火药,不过是古老的炼丹术,是化学这门科学产生之后,我们才创造出成千上万种火药,以及成百万上千万种新材料,这些都和一硝二磺三木炭无关。中国自古只有方术而没有科学。
    我国在宋朝以前有很多伟大的方术家。四大发明其中的三个就是宋朝研究出来的。明朝虽然没有大的文字狱，但在精神生活的压迫使知识份子缺乏了最重要的创造性。这在清朝的文字狱时期及以后的阶段显得犹为突出一些。鸦片战争之后国破家亡，风雨飘摇，还谈什么创造性，能吃饱就算不错了。建国以后，文革所造成的文化断层问题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已在现在显露无遗。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吧，上述原因是造成中国缺乏伟大的科学家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二。
    现在，无论是“官科”或是“民科”都在为中央提出的科教兴国、自主创新的国策而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三条规定：“国家保障科学研究的自由，鼓励科学探索和技术创新，使科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可见，我国的宪法和相关法律都规定要对“民科”给以鼓励和帮助。
    “民间科学家”准确的讲是民间科学技术研究者。它包括非政府资金资助的一大批散布于民间的科学技术研究者，也包括从科研部门学校退休后进行自主研究的人员，还包括更多的在职的但对“业余爱好”进行深入研究的人，以及对科学技术感兴趣的公民。这些人可以统称为“民科”， “民科”即民间科学技术研究者。而 “官科”主要是指国家资金资助的专业科技工作者，“官科”是每年几千亿国家科研资金的获得者。方舟子博士说：“民间科学家一词不太准确，所以我认为用科学妄想家一词可能更准确。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梦想着一夜成名天下知。他们是一些偏执的妄想家，需要脱胎换骨。任何人如果声称做出了科学发现，都应该遵循学术规范，将其成果写成论文给专家审核，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才有可能获得学术界的承认。”什么是“科学妄想家”呢？现代汉语词典释明：“妄想”，即狂妄地打算。“狂”即精神失常；“妄”即荒谬不合理。这就是说，方舟子博士认为“民科”是一批精神失常的提出荒谬不合理见解的人。
    我国的科技体制已经形成了学术垄断和学术资源垄断的状况。宪法和有关法律成了一纸空文；科教兴国、自主创新的政策对民科来讲不过是一句空话；2005年11月全国首届民科会议发出的长沙宣言和建议，至今未见动静；处于权威地位的科学家集团和他们的代表科技部门把持着每年几千亿的科技资金，“民科”仅极少数项目挤入其中，而且还是有条件的，资金也少得可怜；各种学术期刊实际上被科学共同体所垄断，它们不仅排斥各种非主流创新的“民科”文章，而且在市场经济中正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至今“民科”没有地方能够讲话，也没有官方提供的交流平台；这就是现状，“民科”是弱势群体，是无可奈何的。事实证明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下，“科学规范”对“民科”就是“杀手”，不把你“依法”打成“伪科学”就算好了。

    二、标准化考试是扼杀中国学生创造力的法宝
    考试是学校常用的一种评价、诊断、激励学生的重要手段。在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今天，“考，考，考，教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试频率的增加，考试内容的增多，考试难度的增大，已经使得考试成为了学生繁重的身心负担，影响着学生的健康发展。
    适当的运用考试这种教育教学手段，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知识水平以及思维发展水平等素质状况，组织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学生的学习会有明确的指向（如学习重点、学习任务、学习目标等）；学生的学习有可以承受的压力，学习活动不会放任自流。
    过多的运用标准化考试，则容易扼杀学生的创造力，与素质教育提倡的培养民族创新精神背道而驰！
    1、限制范围与开放思维。考试要求学生在一定范围内积极思考，仔细运算，发挥联想。任何一次考试都或多或少地规定了相应的考试范围，学生只要在该范围内认真做好准备即可，在考试时也需要注意在一定的范围和要求下答题。我们的学生习惯于遵照一定的思考范围和思维定势，容易墨守成规，死守书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创造力的培养是相悖的。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和发展常常需要突破范围和框架的束缚，需要一些不按规定和程序的“胡思乱想”、“奇思妙想”，因此，富于创造力的思考是开放性的，不能限制范围的，甚至是天马行空的。
    2、快速反应与长期专注。考试要求学生在一定的时间内做出快速反应，尽可能迅速地获得答案。现在的考试，特别是高考，考题数量多，文字内容长，需要学生在短时间内做出敏捷的推断。这对于考察学生的快速反应能力可能有益，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创造力的培养依赖于学生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某一个领域或者某一个问题，不惜花费时间，深入长期、坚持不懈的思考和研究。短时间内的快速反应而得出的结论常常是浅层次的、机械性的思考，难以获得创造性的发现。
    3、担心出错与不怕失败。考试要求学生具备小心谨慎的态度，学生在考试过程中最担心的就是一不小心而出现错误。教师对学生的应试技能的指导也非常注意引导学生如何少丢分，特别要避免由于粗心而使自己在一些容易或者自己非常清楚的题目上失分。长此以往，学生逐渐养成了害怕错误、谨小慎微的心态。而培养学生的创造力，首要的就是要鼓励学生不要怕出错，不要怕失败，要勇于尝试，失败跌倒了重新再来，在经常尝试错误中寻找到真理和规律。
    4、标准答案与个性解答。任何考试都是预设了标准答案的，因为只有标准化答案，才能转化为具体的分数，从而产生可比性，区分优劣与等级。对于考试的主持者来说，答案都是已知的，学生的解答必须尽可能符合已知的答案，才能得到高分。所以，考试主要是解决人类已知的问题。创造力则是在解决人类未知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培养和发展的。对于某一个问题，富于创造力的学生常常会产生个性化的解答方式和理解方式，不一定符合成人、老师或者专家的标准答案。宽容、鼓励学生对许多问题的个性化思考，对于培养的学生创造力十分重要！
    世界上一些非常具有创造力的人，如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比尔盖茨等，在中小学阶段都不是那种考试成绩拔尖的学生，有的甚至因为成绩差而被别人歧视或看不起。但是，考试成绩差并没有阻止他们创造力的发展。潜藏在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最高层次的素质（如一个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动手能力），常常是考试不出来的！
    中国相关机构对中国从1977年到2006年30年间1000多位“高考状元”进行了跟踪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么多的曾经让人惊羡的高考状元，却没有一位成为顶尖人才。他们如今都过着平凡的日子，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
    网友袁岳在博文《今日感慨：垃圾研究生比例太高》中写道：“在大学里面与同学做职业发展沟通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要不要考研，而在考虑考研的同学中最多的动机是考虑延迟现在面对职业选择的窘境，希望用一纸研究生学位证书，增加一点点就业竞争力。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研究生中写论文、做研究者的数量更少，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研究生是另外一批上类似专业课与考类似专业试的课堂生，还顺便帮老师做做课题，这样的研究生生活对于培养他们的专业感觉与职业选择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很多的研究生导师，也不过是一些考试人才与长期只会给学生考试的人才，他们满足于学生做继续考试的人才，既没有职业感觉，也没有沟通能力，更没有为不同特点的研究生开发专业小方向的耐心与能力，很多人不过是大学里混的年资长了而多了一份误人子弟的资格而已。如果是在同一个大学的同一专业，一个研究生能在他的研究生学习中增加的新知实在是非常有限。如果要我建议，同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建议大家选择同一学校的不同专业学习，或者是不同学校的同一专业学习。在我给大学研究生做职业演讲与我招人的时候接触的研究生中，毕业之前除了学位论文还会写其他论文发表的同学也就是1-2%，而研究生毕业论文能选择有建设性的具体研究点的也最多在2-3%之间。我们的大学已经成了研究生工厂，但我们的次品生产率高到我们的当事者麻木不仁的地步，一如本科教育一般。报载，上海名校进一步扩大推荐免试研究生比重，这不只给积极备考的大学生造成压力，更为研究生质量的下降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能性。自各大高校推行研究生扩招与免试推荐研究生制度以来，我个人的经验是研究生质量持续下降，在高校里面更加强了考试至上的风气，而研究生中既不爱专业也不爱研究者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结果一方面我们看到研究生的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有专业热情与专业研究能力的研究生比以前更少了。而应试机制进一步扩充到研究生阶段，学生的职业方向感进一步模糊，职业能力更缺少锻炼的机会，职业对位意识更加弱化，本科无能型学生进一步扩充到研究生无能型学生中来。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面对学生就业出路的时候，不从教育方式的变革、社会化途径的建设、职业教育的投入方面去改进，而把同一糟糕的模式引入到硕士博士生领域，这实在是愚蠢到家的做法。我们轻轻松松就能成为世界上硕士与博士乃至博士后博导的第一数量大国，但却可能是学位最水能力最稀松的国度，这实在是对中国人智慧聪明的最大讽刺了。”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倡导固定模式——八股文，当代的标准化考试则倡导标准答案，学生在标准答案中固步自封、画地为牢。有道是：分分学生的命根——分数至上主义使学生死盯住教材和教编，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们现在学校里的教师都是应试教育的产品，都是应付考试的高手，也是创造力普遍低下的学究。学究型的缺乏创造力的教师只能培养出缺乏创造力的学生，学生高不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也不过跟先生一样。
    中国的教育不仅要注重训导，还要向西方那样注重启发。中国的教育固然能够使大多数的学生成长、增加他们的自信心，但缺点是中国容纳不下怪才，中国应该是在保持优点的同时，学习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优秀学生培养的长处。
　　我们需要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我们需要那点纯粹的精神……

   三、诺贝尔奖是评价科学水平的标准之一
    标准是有利于一个事业的发展的，如果缺乏一个标准的指引，那么发展会走很多弯路，会使很多的努力都没有相应的回报，这不是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可以承受的，我们现在的发展需要尽最大可能的让回报和付出相匹配。
　　而诺贝尔金无疑是这样的一个客观标准。她指引我们科学研究努力的方向，这是很有好处的。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事物的部分不完美而整个的否定它，这不是一个虚心上进的心态，而且诺贝尔奖在大体上还是很公平的，还是很具有权威性的，可以看到但凡在基础科学有成就有威望的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不是偶然的。
　　还有要说的是，我们需要独立思考，那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上的，科学是先于诺贝尔而生，但是，如果我们抛开前人努力的基础，一切回到科学最原始的起点开始的话，我们需要付出我们所不能承受的代价。我们现在能够独立思考的空间不是那么大，我们必须先跟上别人才能超越别人，不能好高骛远。要理性，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有什么样的资本和实力说我们要另立炉灶？像美国这样的基础科学和经济实力超强的国家都不谈什么自立门户，我们又何德何能说要撇开前人的成果和权威呢？
　　我们中国人，需要理性对待世界，我们不能动不动就排斥人家，好像自己还是天王老子，其实很多人潜意识里深深的有这个烙印。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佑寿认为：“制约我们获诺奖的关键因素在于，我们缺乏创新精神。有人提出我们的科技条件比不上人家，但是手段上的差距并不是主要的，关键是思路。有的科研人员总认为自己与国外有差距，对一些新想法总不敢放手去做。特别是有的决策者缺乏创新精神，对自己的实力有所怀疑，凡事都跟在他人后面，使得我们失去了很多突破的机会。因此，要改变我们与诺奖无缘的现状，更新科研工作观念是关键。”“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科技环境中形成了一种‘不允许失败’的原则。”吴佑寿教授说，“科研人员害怕失败，一旦失败，研究员评价、科研经费等诸多方面都会受影响，研究人员也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由于怕失败，研究人员愈发地不敢尝试。但实际上，就科学研究来说，失败也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会给研究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佑寿提出：“诺贝尔奖自然是一种荣誉，但更重要的是扎扎实实地搞好科学工作，不断创新。”
    吴佑寿教授表示：“在科学界，的确有人把诺奖看得过于重要，这种追求进步的心态自然是好的。但是如果把诺奖看做一生的目标，就很有可能偏离了方向，心态就会变得浮躁起来。”
    中科院院士朱起鹤曾表示：“近年来我国许多科技成果虽然在国际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基础研究始终难有重大突破是中国科学家难以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好像奥运会比赛，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夺取几块金牌本身，更多的意义恐怕还在于要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
    科学不能浮躁，诺贝尔奖的获得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长时间持续、专注的科研工作厚积薄发的结果。吴佑寿教授最后表示：“只要我们扎实地搞好研究，自然会在某方面做出成绩。是否获得诺贝尔奖不是主要的，关键是我们拿出有用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建设服务。”

    四、科学家应远离名利场
    完成了对费马大定理证明的数学大师、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安德鲁·怀尔斯，由于解决了困扰人类300多年的难题，他在1998年获得菲尔兹奖历史上惟一的一个特别奖。2009年8月，安德鲁·怀尔斯到北京大学讲演。他介绍了自己刻苦攻关的艰难过程及由此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1986年，他决定开始问鼎费马大定理时，就已定下潜心研究10年的计划，他的前期准备工作整整花了18个月！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怀尔斯在完全保密的状态下潜心研究。长达7年时间里，只有他的妻子知道他在做什么。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了一些同事。事后，这些人不断问他进展情况，使他感受到很大压力和干扰。他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他不愿被人不断问及，承受巨大的压力。就这样，他逐渐转入一种秘密的状态下继续战斗，直至最终解决费马大定理。
    由此看来，重大科研突破往往有其独特的规律。搞科研、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科学家一定要去除浮躁，要提倡“板凳须坐十年冷”的精神，同时，还要有允许失败的宽容舆论氛围，否则，很难在科学上有重大突破，也难以在国际科技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中青年研究者除了自身具备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的乐趣之外，外部环境对他们的成长至关重要。今天的大学早已不是象牙之塔，各种诱惑和名利无孔不入。现在不合理的评价体系害处很大，甚至是致命的。它会影响甚至严重干扰一个人的科学研究，就像一把软刀子，无形之中给研究者产生巨大压力，使他们时时处于紧张和焦虑之中，这对科研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样的研究者很难成为真正的科学家。
    有些科学研究不会直接创造效益，或近期内看不到效益，可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而放弃研究和追求。社会的功利和浮躁，对科学界形成强烈冲击。现在，人们关心的不是你的研究方向和成果的真正含金量，而是你有多少量化了的成果，是否得奖，获得哪些奖项；发表了多少论文，发在哪一级刊物上，是否第一作者，等等。近年来，还有不少单位热衷于SCI文章的攀比和奖励，甚至演变为单位之间的奖励竞赛。今天你发一篇奖励一万元，明天我发一篇则重奖10万元！如此慷国家和纳税人之慨，说给外国同行看，都视为笑谈。
　　所有这些，似乎都和科学探索求真渐行渐远。人们逐渐忽略了“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深刻道理，也无暇顾及学术研究是需要长期积累的。科研管理上，采用工程项目的简单管理办法；科学评价上，存在“重物轻人”、急功近利思想。特别是把科研人员相对短时间的学术成果与其物质待遇、社会地位挂钩，甚至把科研人员的成果、论文和收入奖金福利等个人切身利益紧密捆绑在一起。缺乏鼓励研究人员长期积累、潜心研究的长效机制。
　　于是，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科技人员不得不四处奔波找课题、找项目、找钱，一个人的主要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有关部门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科技工作者每年用于科研的时间，平均低于4个月！
　　这种急于求成和急功近利的做法，甚至影响到重大的科研突破。有时研究人员选择的是一个大方向，很可能会带来突破性的成果，可为了立竿见影，应付每年的考核和测评，只好把课题分解、拆开，本来一篇很有分量甚至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好论文，最后变成了好几篇低质量的文章。其最终结果不仅导致我国学术研究陷入低水平重复，也在根本上动摇了我国诞生学术大师的基石。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名誉所长谢礼立说，作为国家工程科技领域的最高学术和咨询机构，中国工程院不应成为一个“高官俱乐部”。在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上，谢礼立说：“由于受到社会上急功近利风气的影响，一些单位把院士数量作为评价工作成绩的指标。一些院士参与违背学术道德、有失公正的评审活动。”他说：“工程院应防止成为一个高官俱乐部。有的院士争着去当官，有的官员又拼命想当院士。”
    据统计，2005年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42名有效候选人中，有29名官员和大型国有企业领头人，占总人数的69%；2003年工程管理学部54名有效候选人中，有34名高官和企业家，占总人数的63%。

    五、影响我国科技创新的几个关键问题与阻碍我国创新能力提升的症结
    经过半个多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同经济建设一样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即将过去的2010年，影响我国科技创新的几个关键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1、一流科学家和创新团队明显缺乏，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少。近年来，我国前沿技术研究更加重视对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攻关，例如对超大规模集成电路、CPU的设计等。但从整体上看，仍是以跟踪发展为主，缺乏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自20世纪中后期涌现了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后，我国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产生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并得到国内外公认的重大成就相对较少；2004年和2005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曾连续空缺。
    2、科技支撑经济的能力仍显不足。虽然科技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一些市场急需、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技术装备和产品严重短缺。我国高端医疗设备、半导体及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和光纤制造设备基本从国外进口；石化装备的80%、轿车制造装备、数控机床、先进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依赖进口。我国每年8万多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有70%是用于购置设备，而其中又有60%依赖进口。目前，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另外，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14.00%下降到2007年的12.36%，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科技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有所下降，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十分艰巨。与创新型国家所具有的特征相比，目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还十分薄弱。
    众所周知，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抢占国家发展制高点，中国需要强大的科学技术力量，和一支富于创新的人才队伍，这是中国发展的后劲之所在、力量之所在。
    阻碍我国创新能力提升的症结，除了以上方面，大致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分散的科技体制所带来的科技资源的高度分散和重复。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梅永红在和本刊记者交谈时表示，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障碍，已经在严重束缚中国科技的发展，不仅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有时甚至是一种阻力。分散的科技体制带来的是科技资源的高度分散和重复。他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科技资源配置就是“七国八治、九龙治水”的格局，地方与地方之间、军民之间，仅仅是在民口的政府之间，有很多部门如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等部委都在管科技。“有这么多部门来支持科技，这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就在于部门和部门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谁也说不清。”
    分散的科技体制带来的可能是科技资源的高度分散和重复。而有的时候，部门之间已经不是合作而是一种对抗了，长期从事科技政策研究的梅永红对目前的这种状况忧心忡忡。“我们这些部门存在的意义涉及到科技领域，就是让中国的科技发展之路变得更健康，发展速度变得更快，让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变得更强，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目标，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但是现在的情形，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
    除上述体制问题，有关权威人士指出，科研院所制度建设问题也不容忽视。据了解，经过数轮改革后，目前，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还有将近四千家，而其中年科研经费低于100万元、科研人员低于50人的院所占50%以上。“和尚、尼姑都跑了，而庙还在立着。这种科技结构的合理性到底有多大？更主要的，不是学科不能整合，而是干部不能整合，这种情形亟待改变。” 建立现代科研院所的管理制度已经提出多年，但至今还远未建立起来，功能定位不清晰是科研院所一个致命的问题。行政化管理主导了学术管理，官本位、行政化几乎成了现在所有院所的基本特征。这种状况是很难取得创新性科研成果的。这位人士同时指出，目前我国的科技评价和奖励体系还很不完善，重数量不重质量、重项目不重人、重短期不重长远的考核方式，不利于创新成果的出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另外，目前以课题制、课题组为基本科研组织形态的资源配置格局，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2008年中国科协作了一个统计：在中国研究人员中，工作时间投入到科研的占有效工作时间的30%。这个数字可能有它的样本问题，也不一定完全科学，但如果大量科研人员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本身上，这一现状足以令我们警醒。
    2、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不足。创新，企业是载体。在我国经济实力增长中，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一直是制约整体发展的瓶颈。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究其主要原因，制度使然。
    有国企老总曾向本刊记者坦言，不是不想搞技术，也不是不知道技术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现在这种体制根本没法搞。“你看看国资委给我的目标就是保证增值，而我的任期就这么长，我拿什么能保证我的指标呢？”“搞技术我还不知道要搞到猴年马月呢！等到搞出来我早就走了。还有，搞技术、搞研发是有风险的，最后还要花我的利润、冲销我的利润。再者，搞创新是需要人才的，而我们的工资总额都是国家给核定的。所以现在根本是在满拧……”
    一个缺乏内在动力的企业如何能指望它在技术创新上有更大的作为？有专家指出，我们不能把一个产业或一个企业的未来完全寄托在企业家的禀赋上，最可靠的还是应该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制度设计上，可是现在的制度设计显然还存在很多的缺失。
    3、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短缺。创新的关键是人才，中央反复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但是，这个“第一资源”的基座还不够大，塔尖更不容乐观。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的调研报告和中国工程院课题组关于《我国高层次工程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研究综合报告》显示，影响我国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成长的主要原因：一是科研资助体制机制上的过度市场化、过度竞争化和短期化问题；二是评价制度不完善、非创新导向问题；三是科研人员分配机制上的稳定保障与创新激励不足问题；四是科技人才成长中的官本位和行政化倾向问题。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生前曾向前去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谈到：“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要更加关注教育改革和发展，注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中国现在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方式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句后来被广泛传播的“钱学森之问”清楚地说明，科技发展与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密不可分。而我国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更深层次的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