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远平在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发言

在全国人民刚刚度过“十一”长假，庆祝新中国成立64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山川秀美的两当，参加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暨两当兵变历史地位座谈会。作为革命前辈的后代，我首先对甘肃省委、省政府对这次活动的精心组织和周到安排表示衷心感谢，向所有参加过两当兵变和陕甘边革命斗争的老红军、老同志，向为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也代表母亲齐心同志，向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中央有关部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兰州军区和上海市委、陕西省委的领导同志，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问候！
　　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奋斗换来的。陕甘两省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最早建立组织的省份，两省的革命斗争历史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块红色土地上，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不畏白色恐怖，置生死于度外，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有力地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陕甘两省的统治。其中，两当兵变就是一次具有重要影响的军事斗争行动。
　　两当兵变体现了革命前辈舍生忘死的斗争精神。我的父亲习仲勋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勇敢地投入了陕西渭北地区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他12岁入团，14岁在狱中入党，因年纪小投身革命，被当地群众称为“都村三杰”之一。1930年2月，年仅16岁的他，不顾失去父母双亲的巨大悲痛，冒着深入敌营的巨大危险，受党组织委派，到陕西长武县国民党部队做兵运工作。他机警干练，讲究策略，同先期进入这支部队的其他几名共产党员秘密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后担任营党委书记，肩负起了领导兵运工作的主要责任。1932年4月2日，乘部队在陕甘两地换防之机，在陕西省委特派员刘林圃的协助下，营党委果断决策，在甘肃两当县发动武装兵变，并将兵变后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他任队委书记。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千里转战，计划与刘志丹部会合。但在东进途中，遭敌重重围堵，多次激战，损失严重，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此后的几十年当中，父亲不止一次地谈到两当兵变，他说：“两当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两当兵变虽然最终遭受挫折，但其意义深远。
　　两当兵变唤起了陇原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政治觉醒。两当兵变是中国共产党在驻甘肃国民党部队中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发动的一次军事斗争行动。以此为起点，在1932年4月至1933年4月的一年时间里，甘肃境内先后发生了靖远、西华池等十多次武装起义，燃起了陇原大地的革命风暴。这些兵变部队有的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有的改编为“人民革命军”，有的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等，为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集结革命力量做出了巨大贡献。
　　两当兵变积累了陕甘军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宝贵经验。正是通过两当兵变等斗争实践，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认识到，要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必须走井冈山的道路，把军事运动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建立工农武装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两当兵变也是我父亲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以这次事件为标志，他由一位党员积极分子成长为一名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人和军事指挥者。在此后的革命道路中，父亲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在南梁的荔园堡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他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武装斗争中排除各种干扰，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路子，实行“狡兔三窟”的战术，三大游击区相互依托，形成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略和守退兼备的生存发展方式；在根据地建设上，坚持从地情民情军情出发，注重把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同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相结合，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建党、兴政、强军、安民的有效策略；在政权建设上实行“十大政策”，妥善协调党群、军政、军民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保证了这一红色根据地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保存了下来，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中国革命战略重心由南方转向西北创造了条件。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又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协同彭德怀、贺龙同志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转战西北战场，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两当兵变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党的骨干分子。1929年至1931年，中共陕西省委曾先后派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吕剑人、刘书林等同志到警备三旅二团一营做兵运工作。这些先辈们，根据部队实际，谨慎细致地开展宣传教育，启发士兵觉悟，先后发展了左文辉、许天杰等30多名党员，并在连队建立起了三个中共地下党支部，推荐共产党员和具有革命进步思想的士兵担任连、排职务。这些骨干分子，不仅在兵变中冲锋陷阵，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显示出顽强的斗争精神。刘林圃同志后来在西安被捕并英勇就义，刘志丹同志为他题写了“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的挽联；李特生同志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到兰州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吕剑人、许天杰被捕入狱后，不屈不挠，直到西安事变后才经党组织营救出狱。更多的党员骨干如左文辉、石文杰等则分别在各地寻找到党组织或重新加入到红军的行列，继续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在我的记忆中有这样一个小插曲：有一年，父亲见到了张邦英伯伯，风趣地说：“邦英呀，那时你我都在白军做兵运工作，互相间打了无数次仗，到最后才知道有两次战斗是你我各自指挥白军部队刀兵相见，结果谁也没打死谁。如今，我们都是80岁老人了，万幸啊！”
　　血雨腥风应有涯，人间遍种自由花。两当兵变极大地唤醒了甘肃人民的革命意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甘肃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甘肃省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和黄帝相传诞生于甘肃，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横贯全境，曾创造出“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的辉煌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甘肃人民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迎来了三军大会师，谱写了一曲曲壮美的拥军爱民模范曲，唱响了嘹亮的爱党歌，最终迎来了解放，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就。我们高兴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甘肃历届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负重奋进，艰苦创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古老的陇原大地呈现出繁荣发展、生机勃勃的景象。父亲在天有灵，也一定会为他付出过心血和汗水的这块热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欣慰。今天，我们纪念两当兵变，就是要学习和弘扬革命前辈舍生忘死、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学习和弘扬他们求真务实、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学习和弘扬他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工作作风，从而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
　　祝愿两当的明天更加美好，甘肃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

习仲勋家族

1958年，习仲勋与儿子习近平（左）、习远平（中）。

今年5月24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逝世10周年纪念日。带着对习仲勋的缅怀之情，让我们走进习仲勋的出生地——陕西富平习家庄，寻访习仲勋的家族传奇。

祖辈逃荒到富平县垦田

据富平县县志办公室的范志强介绍，习家庄是光绪26年（公元1900年）一家习姓人迁居到此才有的新庄，故以习姓冠名。这个人就是习仲勋的爷爷习永盛。《习氏家谱·后代世系》中记载，习姓起源于春秋时期的习国，后相继迁徙到湖北襄樊、江西临江、河南南阳。光绪年间，河南南阳一带连年旱涝灾害，再加上苛捐杂税，导致民不聊生。习永盛不得不举家逃荒，沿路乞讨。恰在此时，富平县招引外地灾民垦田复耕，习永盛便在富平县安顿下来。

习永盛有三个儿子：习老虎（小名老虎，是否有其他名字无人知晓）、习宗德和习宗仁。1913年10月15日，习宗德的长子习仲勋出生于习家庄。

习仲勋出生时，大伯习老虎早已离家当兵，一大家子人仅靠父亲习宗德在水烟行做学徒和叔叔习宗仁的纺织手艺度日，挣扎在饥饿线上。直到有一天，已经做了下级军官的大伯突然回了一趟家，留下60两银子，习家的生活环境才有所改善，盖起了9间房屋，买了几十亩薄田。

习仲勋叔叔习宗仁的孙子——已60多岁的习保平介绍，习家庄原有8户，最近几年又盖出了两个院落，现在共有10户，40多口人，户主全都姓习。习保平虽是习仲勋的亲戚，但多年来一直过着俭朴的务农生活，年纯收入不足5000元。

习保平回忆，习家没有书面家训，但家教一直很严。“长辈们要求我们老老实实做人，习仲勋就是最好的表率。他特别敬重他的大伯习老虎……从来都不为家人谋私利。”

从小就是“习司令”

据《习仲勋传》记载，习仲勋的童年时代，虽然家中是粗茶淡饭，但那时他的祖母健在，叔叔住的地方也不远，十几口的大家庭过得其乐融融。

1922年春节过后，9岁的习仲勋到都村小学上学。学校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国语课老师，叫郭培生。郭培生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将班上的优秀作文张贴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习仲勋的作文是被贴得最多的。全国解放初期，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时，还把郭培生请到西北局小住，与老人家一起吃饭叙旧。

生性活泼的习仲勋喜欢体育课和课外活动。放学后，他还爱组织小伙伴们在附近的村庄里摆下“战场”，进行作战游戏。每当此时，习仲勋总是显得特别机智勇敢，指挥有方。他先找一个竹笼往头上一套，作为头盔，身先士卒，攻入“敌阵”。时间一长，小朋友都愿意接受他指挥，称他为“习司令”。

1926年春天，成绩优异的习仲勋进入渭北地区最有名的立诚公学高小部上学。这是一所具有浓厚民主进步色彩的学校。在这里，习仲勋13岁就加入了共青团，经常接受党团组织的指派，以鸡毛信的形式进行串连，号召农民行动起来，抗粮抗捐。此后，由于国民党盯上了立诚公学，习仲勋等人转学到富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上学。

15岁狱中加入共产党

1927年底，习仲勋以优异的成绩被陕西省立第三师范（简称三师）录取。在这里，他继续参加学生活动。地方反动当局派了一名反动骨干魏海，到学校担任训育主任，加强对学生的监视。

1928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3周年纪念日，魏海宣布学校要开展纪念活动，进步师生决定不参加反动派组织的活动，以示抗议。魏海听到消息后，便质问其中一名进步学生杨树荣：“为什么不参加纪念活动？”杨树荣回答：“是大多数学生的意见。”魏海又问：“都是谁？”毫无政治经验的杨树荣说出了包括习仲勋在内的9位共青团员的名字，魏海立刻把他们写在纸上。

党团组织作出投毒除掉魏海的决定，并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同意。然而，由于操作失误，毒药没有毒死魏海，反被部分教师误食，餐后呕吐腹泻。刺杀计划被识破了，第二天，地方反动当局包围了三师，逮捕了魏海名单上的共青团员。但坐牢吓不倒习仲勋，正是在监狱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反动当局把他们押到西安。经过长达4个月的审讯，当局也没能从习仲勋等人嘴里挖出任何消息，最后只能要求他们写下保证书，然后放人回家。这就是震惊陕西的“三师毒案”。

16岁挥泪别故乡

习仲勋虽然获释了，但父亲习宗德在他入狱的日子里思儿心切，积郁成疾，于1928年11月去世。不久，习仲勋的母亲、叔母相继过世，叔叔也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家庭的重担，骤然压到了习仲勋的肩上。他要照顾病重的叔叔和6个年幼的弟妹。而且，他还有一桩更急切的心事——他出狱后，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陷入了迷惘之中。

1930年，叔叔的身体逐渐康复，开始操持家务。同时，与富平县相邻的三原县武字区传来中共组织开展“筹赈”的消息，习仲勋精神为之一振，他和中共武字区委取得了联系，开始在乡间的青年伙伴中进行串连和宣传工作。此时，他萌生了离开家庭投身革命的想法。

他把自己要走的事告诉了年龄较大的两个妹妹：“我们没了父母，你们要互相照顾，还要管好弟妹，不能让叔父作难。”

1930年2月6日，习仲勋早早出了家门，又忍不住转身回望自家的草屋。他心里充满了不安和内疚：他没有告诉叔叔自己要走的事，他真怕叔叔禁不住这个消息旧病复发。但新的革命任务在等着他，16岁的习仲勋毅然挥泪别故乡。

此后的几十年间，习仲勋只在1958年和“文革”期间回过两次习家庄。直到2005年5月24日，在去世3周年之际，习仲勋的骨灰才永远回到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