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企总评榜：中国民营企业家之困

当我们回忆这过去一年的时候，却感到一种难以表达的苦涩：人口红利的消失、各类成本的上升、民资出路的狭窄、税负的沉重，“国进民退”对民企生存空间的挤压……都指向了一个严峻的事实：中国民营企业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企业进退维艰。只有从体制上、政策上给予民企更大的生存空间，才能根本激活民企原生的活力。30多年前改革开放形成的体制红利已经被耗尽，时代呼唤新的体制资源给中国经济造血。

在没有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在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企业家的权利。政府既没有权力强行干涉，也没有权力坐地收租。

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的民营企业实现了惊人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民营经济在中国还没有得到认可，政府对于八人以上的民营经济实行“三不原则”，即“不提倡，不宣传，不抑制”。

三十年后的今天，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已经超过840万家，占企业总数的74%，对GDP的贡献率从不到1%发展到超过60%，同时民营经济提供了76%的政府税收和80%的社会就业。在这风云激荡的30年间，涌现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他们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成为年轻人的偶像，在国外也越来越多地吸引媒体的注意。2009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跻身《时代》杂志评选的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人物；在2011年《名利场》杂志评选的5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中，百度总裁李彦宏名列第25位；新一任的“中国首富”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 荣获《华尔街日报》亚洲商业领袖提名，而吉利董事长李书福则被称为“中国的亨利·福特”。

不过，媒体似乎更多地聚焦在中国民营企业家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上。这个生存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和中国民营经济的兴衰。

融资困难

融资困难是中国民营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谁都知道中国“不差钱”，可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在超过840万家民营企业中，能够从银行拿到贷款的不超过0.5%，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仅限于自有资金和亲友之间的融资。为什么民营企业融资这么难呢？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没有完善的金融市场 。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让资金自由流动，让人力资本和资金资本结合，有效运转；而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则把二者分割开来，造成人力资本和资金资源的双重浪费。

让我们来看一下一家美国公司的融资历史。1976年，一位美国青年决定辍学开公司，生产自己设计的电脑。他的初始融资包括来自一位百万富翁的天使投资9万美元，从商业银行获得的信用贷款25万美元，以及风险投资60万美元。之后公司顺利发展，并且在4年之后成功上市发行股票。由于美国的公司上市制度是“注册制”，只要公司符合了公开的标准，就可以上市融资。该公司的IPO每股22美元，首次发行460万股，融资1亿美金。

10月，当其最新产品面市的时候，公司一跃成为美国市值最大的公司，股票价值超过3900亿美金。由于现金极为充裕，这家公司选择不发行任何债券，但是如果需要，美国有规模超过7.7万亿美金的公司债券市场可以帮他进行债券融资，这一市场规模相当于美国GDP的53%。您一定已经猜到了，这家公司就是众人皆知的苹果公司。苹果的成功和乔布斯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美国成熟的资本市场无疑是为苹果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有人问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史蒂夫·乔布斯，答案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原因是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太狭窄了。试想一下，乔布斯如果在中国创业，在创业初期，他很难拿到银行的信用贷款，这是因为在缺乏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大量的银行贷款被国有企业占据。小企业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市场，可是那里的平均年利息高达40%。风险投资也不一定帮得上忙，因为中国的风险投资基本上都是在成熟期才会进入企业，接受风险投资的公司平均两年之后就会上市，这一时间比美国公司接受风险投资以后上市的时间要短很多。所以，企业初期融资异常困难。

就算乔布斯幸运地得到了初始投资，当他雄心勃勃地准备上市融资时，却发现在中国，公司上市实行的是“核准制”，而实际操作是“审核制”。也就是说，公司能不能上市关键不在于是否符合了公开的标准，而在于能不能从主管部门那里拿到有限的上市份额。这一计划经济式的上市规定有两个问题：第一，紧俏的上市份额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第二，有时候政府会把上市份额分配给资产质量差的国有企业，通过股市来解决其资金问题，资质好的民营企业反而只能自生自灭。可乔布斯还是不甘心，他希望通过债券市场来融资，但是中国的公司债券市场的规模约为7700亿美金，占中国GDP的11%，只约为美国企业债券的十分之一。

中国凭借占世界总量四分之一的人口，绝非不可能产生乔布斯式的人才，但是没有完善的金融体系支撑，天才也难以成就事业。如果我们能放开不合理的管制，让金融市场自然发展，迎合市场的需求，那么我们民营企业将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政企关系

2011年11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百度CEO李彦宏等中国网络巨头在北京齐聚一堂。有趣的是，他们既不是参加IT峰会也不是慈善募捐，而是被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叫去“上课”。在“网络文化建设研讨班”结束以后，IT领袖们“一致认为，互联网企业要加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严格自律”。外国媒体对中国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感到难以理解。

“我们一直在谈恋爱，但是我们不会结婚。”这是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今年在斯坦福大学演讲的时候对于阿里巴巴和政府关系的微妙解释。

在外国媒体的眼中，中国的企业家需要和政府保持一种微妙的关系。一方面，由于中国并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子，政府掌控了过多的社会资源，并且设定限额。因此，很多时候，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在产品、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开拓创新，而是向政府“寻租”，即企业不惜耗费巨大的成本和政府建立“关系”从而取得“特许经营权”，因为特权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通常是超额利润。

另一方面，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盘根错节也让企业无法摆脱政治漩涡，商业领袖的锒铛入狱的背后常常是官员的落马，本来追求经济利益的企业家也成为了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对于公权力而言，法不授权即禁止；对于私权利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在没有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在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企业家的权利，政府既没有权力强行干涉，也没有权力坐地收租。这样，政商得以分离，企业家不必花费血本去讨好政府，也不用担心自己的政治风险，同时，政府腐败的压力也减小了很多，而最最重要的是，当政府退出不该涉足的领域，不要用政府“有形的脚”去踩市场“无形的手”。市场经济得以运转，成千上万的经济个体共同完成的经济决策远远优于政府殚精竭虑制定出的计划方案。

财产安全

“他们习惯持有充裕的现金、双重国籍还有很多后备计划”，华商在东南亚媒体的眼里似乎很缺乏安全感。这一点不难理解，虽然华人在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是最富有的，但是财产安全有时会受到威胁。但是近期，外国媒体关于中国高净值人士竞相移民海外却让人感觉这种“不安全感”正在中国国内蔓延。《福布斯》杂志报道称，在资产超过一千万元的高净值人士中，60%正在准备移民海外，而在资产过亿元的富翁中，27%已经移居海外，47%正在考虑离开中国。

笔者在美国一年，走访过不少海外华人，对他们而言，中餐中文，乡音乡韵，总能勾起一分浓浓的乡愁。如果这样，为什么中国的富人们还要“集体出走”呢？答案很简单，他们在国内没有安全感。

一个国家富人的集体出走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他们中的很多都是优秀的企业家，国家花费了莫大的成本培养了一批精英，最后却留不住他们。企业家的流失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因为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财富，更重要的是人才，是对国家的信心。

我们需要留住富人，需要重建私人的产权制度，保护私人财产不受公权力的侵犯。私人产权制度是社会创新进步的最基础的制度，因为能够激励人们孜孜不倦地奋斗的不是热情洋溢的爱国口号，不是虚幻的社会理想，而是实实在在的个人财富。

关于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十大谏言

“由于体制演进的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2011年在8月号的《比较》杂志上刊文指出，中国市场经济中需要注意这一问题

“企业家现在是高风险人群，一不小心就变成‘两院’院士，要么进法院，要么进医院。”

——2011年11月，丝绸之路集团董事长凌兰芳在2011年浙商“冬季论坛”上呼吁给民营企业更大生存空间

“首先，国家要直接为中小企业减税；第二，要加快金融对内开放的步伐；第三，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步伐；第四，宏观调控政策需适度放松，定向对中小型企业实施放松的帮扶政策；最后，建议国务院设立全国性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

——2011年10月，温家宝总理与温州企业家代表座谈时，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向总理大胆谏言

“如果丢开了我们赖以生存、发展和增长的传统产业而孤立地谈新兴产业，不利于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型，也不利于传统产业的发展，也同样会使新兴产业孤军奋战难以发展。”

——2011年9月在2011年全球CEO高层（杭州）论坛上，博鳌论坛前秘书长龙永图提出新兴产业应与传统产业和谐发展

“先试点，再总结，后推广，这是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费改税、增值税转型等等都搞过试点，为什么个税、劳动合同法不行？要反思。”

——2011年6月，针对个税上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稻葵(微博)教授提出改革应以试点开路

“今天在中国，做商人难，做诚信商人更难，建立商业信任体系难上难。但选择了就必须去做！这是希望所在！”

——淘宝“10.11”事件之后，马云表态将战斗到底

“我们中国人市场竞争的习惯，是用一切手段和对方死掐，包括恶性竞争降价等等行为，眼光始终不会落到新的土地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Google跟微软死掐。 Google出现了，又会出现一个FaceBook，这就是创新找新的领地的价值。”

——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 2011年12月11日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说

“央视不断地批评开发商购买‘地王’,没有人批评政府为啥卖‘地王’。那为啥政府可以卖‘地王’,房子却要限价呢?难道政府不知道‘地王’会推高房价吗?这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何异？权力的逻辑？”

——2011年12月1日，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微博)微博发文质疑央视批评开放商买地王一说

“我感觉民营企业在上个世纪80年代，很类似坐牢的人，没有自由。但是，他知道有人在设法营救他，而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他随时可能被放出来。而现在的民企虽是自由人，但是他知道有人一直在追捕他，随时可能把他逮进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在2011年12月14-15日的一个年会上谈民企生存处境

“民营企业在四种情况下最容易死掉。一是社会革命，二是科技革命，三是自然灾害，四就是商业周期风险。前三者基本与大势相关，属于不可抗力；而企业作为个体最容易死掉的，则是商业周期风险。”

——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提醒民企警惕商业周期风险

2011之十大热字

如果汉字也有表情，那么喜悦的字一定是红色的，悲伤的字一定是黑色的。与2010年两相对照，你会蓦然发现：2011年，中国民企的“字”更多地会给人一种灰色的心理暗示，就像这个变动不定的年份。

伤

2011年，民企无疑是很受伤的。本以为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泥潭走出来后，会迎来一个艳阳天，却不晓内外交困更甚。全球经济出现二次探底风险，外贸受挫；国内“三荒”（电荒、用工荒、钱荒）愈演愈烈，极大地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更为可怕的垄断魔咒尚未解除，资源过度向国企集中的问题更加严重，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被进一步破坏。在转型升级的大路上，民企伤痕累累。

紧

这个字应是这一年中国民营经济的点题一笔，几乎所有年度热字都能在这个字里找到它们逻辑的脉络。从前两年银行送贷款上门到如今的银根紧缩、不由分说地抽贷，民企可谓经历寒暑两重天。不少企业不得不求助于民间金融甚至高利贷，隐患就此埋下。

跑

心慌了，所以要“跑路”。各种各样原因导致的资金链断裂，瞬间卡死了企业的脖子，导致了2011年下半年以温州为重灾区的老板“跑路”潮。“实业难做”的感叹也引得人们再次反思如今的营商环境问题。企业并不是一两个人自负盈亏的事情，而牵涉到诸多社会责任。企业家一跑了之，倒掉的不只是个人的信誉，更对类似温州等地这种以民间信用支撑起来的商业生态贻害深远。

限

房产新政之后，人们普遍预测开征房产税将是政府能拿出来的最猛烈的药方，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限购这种行政手段竟大张旗鼓地入市。房地产商以市场价格拿地，房子销售却要被行政干预。

除了限购，还有国家发改委对相关企业的限价以及对落后产能的限产。

降

在强力的楼市调控之下，2011年下半年国内房价开始罕见的松动，降价趋势明显。

同时，为缓解当前民企营商困境，国家开始出台系列减税政策。《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2011年中国内地居全球第二。2011年11月底，央行调降了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虽然在这之前大家都预期到会有这样的政策出台，但普遍估计要在2012年年初才会实施。

空

截至2011年12月13日，人民币对美元最低报6.3673，达到中间价±0.5%的跌幅下限，人民币即期汇率连续第10个交易日触及跌停。新一轮做空中国的行动正在上演。据外电报道，境外一对冲基金因“做空中国”，在2011年获利52%。

除国际投行做空中国外，国内许多企业家进一步看空2012年中国经济形势。

移

自2010年开始，新一轮的富豪移民潮在中国内地涌现，大批社会精英选择了走出国门、放眼世界。移民潮反映的是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中国企业家们的新选择、新出路。

由中国银行私人银行与胡润研究院联合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经达到三分之一。同时，有14%的高净值人群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46%在考虑移民。

熬

远在天边的欧债危机，近在眼前的民间借贷之困。欧洲真的老了，大概除了德国人与北欧人，没人将辛勤的劳动视为“天职”。高福利培养出大批懒散的人，借债是为了享受，于是欧债危机来了。而中国人仍需要积累自己的总财富，因此借债是为了投资、为了扩大再生产。当然借债利率高企，导致风险防范难度的加强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钱”字让中国企业煎熬难受。

回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的商人群体掀起了一股回归潮，各地政府希望企业家回祖国、回家乡投资创业。

与此同时，由于实业空心化导致的经济困境，一些有预见性的民营企业家开始纷纷回归实业，试图重新寻找“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中国未来的经济，如果没有实业的支撑，将变得不可持续，前景堪忧。

盼

“7.23”动车相撞事件,真正引起公众愤怒的是救援的不力，于是网上出现了“停下脚步让灵魂赶上来”的段子。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运转，这是源于对贫穷落后的恐惧。民众真正盼望的是，如今物质积累到一定程度，不少事情可以进行统筹安排了，而不仅仅是速度。企业家则盼望，政策能够执行到位，让企业在更公平的环境中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