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豪事件”真相：周恩来到底有没有脱党？

　　1967年5月17日，江青阴险地写了一封信，说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人叫“伍豪”。她把这封信分别送给了林彪、康生和周总理。伯父接到信后，知道江青又想闹事。他回到西花厅把这事告诉了伯母，他俩都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再一次说清楚，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

　　觉悟社部分人员合影。后排右一为周恩来，前排右三为邓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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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豪事件”始末
　　1968年我出差回北京，我的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突然跟我谈起了“伍豪事件”。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据说，有一天红卫兵小将翻出了上海20世纪30年代刊有“伍豪启事”的旧报纸，就把这张报纸送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手上。当时江青正想整我伯父而愁找不着“黑材料”呢，一见这张旧报纸如获至宝，便意欲借此事，谋害伯父。
　　伯父伯母跟我谈起“伍豪事件”，是为了让我有一个思想准备，如果外面有人说起这件事情，我心里能有个底，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也等于是伯父伯母给我一个交代。
　　那么，“伍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32年2月20日和21日，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多家报纸，连续两天在显著的位置，用醒目的标题，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启事以伍豪的名义，宣称伍豪等243人即日起脱离共产党。该启事一经刊出，立刻引起不小的震动。
　　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伍豪是我伯父周恩来在五四时期用过的笔名。1919年，伯父从日本回来，就读天津南开大学，适逢五四运动，遂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五四运动中，学生们都很积极热情，但是又感觉很混乱，没有章法。于是，当时女生领袖张若明和男生领袖（即伯父）一起商量，组织了一个社团，叫觉悟社。伯父找了十个男生，张若明找了十个女生，一共二十来人，作为觉悟社的基础。后来为了活动方便，他们把社团的名字取消了，在组织内部给每个人做了一个代号。代号怎么做的呢？就是通过抓阄来决定名字的谐音“豪”。当时一共做了50个阄，大家抓阄，伯父抓了一个5号，谐音就叫“伍豪”，伯母当时很小，才15岁，也是觉悟社的基本成员，她抓到了1号，所以就叫“逸豪”。
　　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特务一手炮制的。当时，他们用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和《申报》上分别刊登了伍豪脱党启事，企图达到污蔑周恩来、瓦解共产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目的。
　　为什么国民党的特务要如此大费周折地制造谎言，陷害伯父呢？起因是顾顺章的叛变。顾顺章是上海市宝山吴淞人，地下情报人员。
　　“四一二”政变后，顾顺章转移到武汉从事秘密斗争，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后，顾在上海参加中央特委，为伯父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担任行动科（三科）负责人。其时，他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有名，确实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顾顺章居功自傲，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就在党中央考虑将其调离特科之际，顾顺章亦有所闻，对此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顾顺章本来是共产党里面很重要的人物，也是特科的负责人之一，他在武汉国民党那边的时候就暴露了，很快就叛变了。由于他原来是中共很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对中央机关的人都熟悉、了解，谁住在哪儿，是怎么接头的，暗号是什么他都清楚，所以他叛变后形势很危险。当时中共在国民党里面安插了一个卧底叫钱壮飞，在中统机关里面工作。钱壮飞发现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以后，意识到这件事情非常危险，于是连夜乘火车到上海，报告了党中央。当时所有中共的领导基本都在上海。我伯父马上布置，把中共的所有领导人全部转移。
　　转移的时候，我一个堂兄介绍伯父转移到了他的祖父，也就是伯父的二叔父家。伯父和伯母都住在他家里，当时我祖父也住在那儿。地下党的同志并不知道这个地方，顾顺章也不知道，这是伯父自己留的一个地方，只有他自己知道。在那儿住了几天之后又转移出去了。
　　顾顺章见了蒋介石，之后又带领特务来到上海，想一举抓获中共领导人，结果却扑了个空。这样，顾顺章对国民党就没什么用处了，后来被国民党干掉了。
　　抓捕共产党的计划失败后，国民党特务气急败坏，他们又策划出一个“离间计”，企图用伯父别名“伍豪”的名义，瓦解和分化我们党，同时搞臭伯父。于是，他们就在上海一些报纸上，刊登了那份所谓的“伍豪启事”。
　　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阴谋。国民党炮制的这个启事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因为在刊登启事的前两个月，伯父已经按照党中央的决定离开了上海，经过福建进入了中央苏区，此时他正在江西瑞金工作。这份启事见报不久，中共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在江西瑞金，针对伍豪脱党的谣言发布了一个布告，来澄清这一问题，还通过其他渠道包括找律师，发表启事来澄清这一问题。所以，这个阴谋没有起到很大的破坏作用，这就是历史上的“伍豪事件”。

彻底澄清真相，给历史留下真实记录
　　事实上，关于“伍豪事件”的真相，党组织早就很清楚。1942年延安整风时，伯父曾把他当时的活动原原本本讲过一遍，反击了国民党的分裂阴谋；解放后，有一个被捕的国民党特务黄凯也交代过，说启事是他们布置和伪造的。因为年代久远，当时党内知道这件事的人比较少，只有当时一些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负责人了解事情真相，为此，陈云同志和一些老同志还写过说明。但红卫兵并不知道真相，因此他们才把这张报纸送到“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的手中。
　　1967年5月17日，江青阴险地写了一封信，说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人叫“伍豪”。她把这封信分别送给了林彪、康生和周总理。
　　伯父接到信后，知道江青又想闹事。他回到西花厅把这事告诉了伯母，他俩都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再一次说清楚，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一天，伯母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召集到一起，包括秘书、卫士、司机和厨师。伯母向大家简单讲了讲这件事，并让茂峰去北京图书馆借来1931年和1932年上海出版的几种报纸。我们大家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来。
　　报纸太多了，堆在一起有我两人高，而且因为是竖版，找一条一二百字的小消息很困难。但大家都没有灰心，还是坚持一张一张地翻。终于，那则启事在1932年2月20日的《申报》上找着了，伯母叫人马上送到伯父那里。伯父很认真地阅读了这则启事，然后说：“再查，还有一条消息是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反驳国民党的。”于是大家回来又查，但查遍了其他报纸都没有看到这条消息，我们都很奇怪。但我们恰恰是忘了再查查《申报》。有的同志开始怀疑有没有这条消息，因为当年伯父和伯母也没见到过。可伯父肯定地说：“会有的，陈云同志在延安的时候说过，是登了报的，不会错。”伯父这么一说，大家又接着查，结果果然在2月
　　22日的《申报》广告栏里查到了。那则只有45个字的消息是这样写的：“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见到这条消息，伯父坦然地说：“这就清楚了。”当时报纸上这个假的声明和后来纠正的那个启事，以及律师的声明，也都翻出来了，证明当时这个事已经是很清楚的，根本不存在脱党一事。
　　确实，伯父不解释大家也明白，同一张报纸在三天之内就同一事件刊出两条不同的消息，明眼人都知道，第二条是对第一条的否定。两条消息都找到后，伯父让人请来新华社的摄影师钱嗣杰，把那些旧报纸一一拍照。5月19日，伯父根据大家查出的所有资料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他还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事件编成大事记，随信一起送给毛主席。
　　1968年，北京大学的一位学生又写信反映“伍豪事件”，这封信让毛主席看到了，他亲自在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的污蔑。”
　　1979年我六妹结婚，此时我们六个兄弟姐妹都成家了，在西华厅，伯母又讲了这件事，告诉我们伯父在过世之前很重视这件事情。
　　伯父过世前，他还是觉得不放心，觉得有关材料应当发到各个省才算真的落实。他让人把材料拿来，进手术室之前，亲自在上面签了个名，这表明他对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视的。他还讲，“我不是叛徒”，很郑重地声明自己没有做过这件事情。由此可以看出伯父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多么看重。　
　　(本文摘自《纵横》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