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项英叮咛博古：警惕毛泽东 注意周恩来

　　尽管自己的处境不佳，毛泽东对战友的生死去留挂怀于心，多次向中央领导人提建议。
　　博古等人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当地老百姓家养伤，毛泽东知道后马上提出反对意见，说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身负重任，必须随军行动。其他一些同志也提过同样建议，博古最后只好同意。
　　事后证明：王稼祥参加长征，是对党的集体领导的有力加强，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和长征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等一批战友没能一同参加转移，毛泽东心情相当沉重，为他们留下后的命运而担忧。事实上，毛泽东就连自己的去留也把握不了。
　　据作家黎汝清在《湘江之战》中记述：带不带毛泽东长征，博古、李德和项英还颇费了一番斟酌。1934年10月7日夜晚，三巨头交换了对苏区中央分局的工作和去留的人事安排。项英叮咛博古、李德要“警惕毛泽东”和“注意周恩来”。
　　他们谈到，是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应该随军长征，因为他是中央红军的创始人，因为他雄才大略，高瞻远瞩，指挥娴熟，应该在红军中发挥作用。
　　李德、博古本来不同意毛泽东随军出发，他们怕毛泽东难于驾驭，怕他在红军中施加影响，夺回失去的权力，但他们反复权衡，认为带毛泽东长征利大于弊。毛泽东在军内已无职无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离开他的“共和国”后也毫无实际意义，他在路上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把毛泽东留下，项英的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就可能当不稳，毛泽东很可能在苏区原来的深厚根基上东山再起。李德、博古不愿看到这个局面出现，宁愿冒着风险带毛泽东踏上长征路，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
　　如此看来，毛泽东差一点被取消长征资格！
　　事实的确如此。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一书中回忆道：
　　他们（指“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作者注）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雩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
　　如果毛泽东没有参加长征，那中国革命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呢？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如果。
　　经过一番“认真”研究后，“最高三人团”最后决定的留守名单是：由项英、瞿秋白、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任办事处主任，贺昌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统一领导留下的红24师和10多个独立团及地方部队共16000余人，以瑞金、会昌、雩都、宁都四县之间三角地区为最后基本的游击区和最后坚持阵地，继续坚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果然不出所料，红军主力撤离后不久，国民党军就占领了瑞金，中央苏区全部沦陷。留下坚持斗争的许多人都相继英勇而悲壮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瞿秋白，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1935年2月24日在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时，与敌遭遇，不幸落入敌手，6月18日英勇就义。临刑前，他点燃了一支香烟，镇定自若地走向刑场，边走边用俄语高唱《国际歌》。
　　何叔衡，中共创始人之一，一大代表最年长者。他是与瞿秋白一起转移时，落崖受伤，被敌人发现后枪杀，实现了他“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贺昌，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率部向粤赣边突围，在江西会昌地区被敌军重兵包围，战斗中身负重伤，高呼“革命万岁”的口号，把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的头部，英勇牺牲，年仅29岁。
　　刘伯坚，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4日在江西信丰与敌军作战时受伤被俘，临刑前写下著名的《带镣行》——“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当月21日英勇就义。
　　毛泽覃，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1935年4月26日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与敌军作战中壮烈牺牲，成为第二个为中国革命献身的毛家人。国民党军得知他是毛泽东的弟弟后，便将毛泽覃的尸体运到瑞金示众，并在报纸上刊登照片，大肆宣传。
　　留下的人中牺牲的和失踪的还有许多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