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心解

王绍璠  

　　《管子》一书讨论了经济与管理方面的问题，在各朝各代都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实际影响很大，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因而从现代经济管理的角度着眼，《管子》则恰恰是一部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专著。

　　同时，《管子》涉及到经济与管理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刻、论述之具体，堪称为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方面极有价值的一部百科全书。

　　《管子》是以管仲名义而成书。

　　《史记——管晏列传》中记载：“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
由此可知，司马迁也认为《管子》为管仲所作，因此，我们说《管子》是为管仲所作应该是无异议的。

　　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曾辅佐齐恒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中最早为主也最为强盛的诸侯之国。

　　管仲的思想，产生于诸子百家学派形成之前，亦影响了后来诸子百家的思想架构，尤其是他的管理思想和实行的措施，更为后来诸子所称道。

　　就如孔子，除了对周公之前的圣贤极为赞赏外，对后代的政治大家都很少置评，但在《论语·宪问》篇中却对管仲由衷地钦佩，发出赞美之辞：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并且赞不绝口：“如其仁！如其仁！”

　　因此，管仲的政治成就和其思想，在后来的诸子之中都是完全被认可的。

　　《管子》的治国方略、为政理念博大精深，就其管理思想而言，真知灼见，智慧具足，俯拾皆是。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以人为本”、“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贫富有度，则国安”等等的思想精华，通篇皆是。

　　《管子》的最伟大的精神和睿智是它认为只有商业繁荣才能真正带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侈靡》篇说：“市也者，劝也（促进）；所以起本事（农事）。”

　　这在当时重农为本的社会中是极其特殊和具有实际意义的思想，给予后世人们一个新颖、启发的导向。

　　更足以说明中国在古代就有这种先进的本末并用的经济思想，才能使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一连串不朽的丰功伟业。

　　对那些于中国古代文明和思想无知和存有偏见的人们，更好地教育了他们，使他们了解到中国古人并不是“重农轻商”，或不具备什么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

　　《管子》非常重视顺应自然规律和依据事物本身的性质来实施管理。

　　《心术上》说：“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翼。”

　　 强调管理者的责任在于发挥各个部门的积极性和能力；同时，只要掌握“利”之所在，人民就会自发地去从事生产，从而做到“不烦不扰，而民自富”。

　　因此，管仲在齐国实行四民分业定居：（士、农、工、商是为四民）制度、三国五鄙制度，依据不同土地确定不同纳税标准的“相地而衰征”的赋税制度等一系列的经济和行政方面的改革，正是由于它的无为和有为相结合的管理思想，才使齐国最终成为霸主，也给齐国几百年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后来的汉文帝采取这种管理方针，休养生息，以期大治而达到了“文景之治”，正是《管子》中用来“制窍”的“无为”思想，体现了管理学中最精致的作用。

　　《管子》还主张：国家不在农忙之时征发劳役，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即所谓“不夺民时”。

　　必要大力发展诸侯各国之间的跨国贸易，鼓励跨国经商，即所谓“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

　　在对外贸易上，更重视运用市场竞争机制，认为：“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轻重甲》）

　　更要重视利用市场机制来搞活经济，在商品价格上“藏则重，发则轻”（《揆度》）；“令疾则重，令徐则轻。”（《轻重工》），指出供求关系影响商品的价格变化。

　　强调合乎客观实际的调查，即所谓“名当”、“名实不分”等，也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了解事物过程，必须去掉主观成见，接触事物当时，根据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去认知，即所谓的“静因之道”。（《心术上》、《白心》）

　　这些主张和思想体现了《管子》综合博大的智慧，道无古今，带给后人的永远是伟大的学习机会和启发。

　　《管子·牧民》中“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智慧的、精辟的思想，成为后世治国的基本准则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深有感受，在有人进言为禁盗贼应加重刑罚之时，李世民说：先应当除去奢费，轻徭薄税，倘若再选用贤吏，使人民衣食有余，人民就不会成为盗贼了，何必加重刑罚。几年后，果然有了道不拾遗的美俗。

　　这个思想后传入了日本，改为“衣食足而知礼节”，在《续日本记》中有记载。

　　《牧民》的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例如唐代杜佑在《通典·序言》中就把《牧民》思想与儒家主要经典并列而言：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禀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也。”
杜佑实际上有意抹去了《易·系辞》中关于德、位、仁的话，而直接说出“聚人曰财”的话，其实就是把经济因素放在第一位，明显受到了《管子》的影响。《通典》大部分都引用《管子》的思想，仅此就可见《管子》对后世影响之大。

　　《管子》在糅合早期诸家思想的同时，多有一家独特的创见。

　　如在强调“仓禀实”之外还注意到“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牧民》）

　　显然，单是“博地多财”还不足以“服众”、“有众”，不能避免不道德行为和违法乱纪行为，也只有把物质条件和管理方法以及管理者个人的道德行为互相结合才能真正的“服众”、“有众”，使人“知礼节”、“明荣辱”。也就是全民的道德素质加上经济效益才是“完善的”、“不二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强调人性自利的同时，还力图从自利的本性中引出道德律：在崇尚“利”的巨大推动力的同时，并更强调道德的管理功能，甚或还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道德纲要；它对“礼义廉耻”实现方式的特殊之处，更说明、体现了其贯彻实际的精神。

　　在节俭与侈靡的关系问题上，虽然没有偏离仍奉以节俭为美德的文化传统，但却也首先肯定侈靡的价值，并首开侈靡消费之先河。

　　《侈靡》中说：“积者立馀食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此谓本事。”

　　奉“侈靡”为“本事”，指消费可以流通市场，使千年而有食。这种辩证的全面融通的经济管理思想，确为千古一人。

　　后来有清一代曾国藩于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即主张“金陵侈靡”之举，也是受到《管子》的启发。

　　现代企业中，高倡“以人为本”，但实际真实的“以人为本”的观念提出却是《管子》。
《霸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虽然在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中，“以人为本”的提出代表了企业管理的深层革命，突破了原有的“以物为本”的模式，标志着现代管理学的日趋成熟与升华。

　　但就严格意义而言，西方当代如诺基亚所扛出的“以人为本”的大旗，实质上都还只是在初级层次：认识到的只是人作为手段的价值，或称为“手段善”，即善待于已有价值者，也就是把人当为“资本”的“以人为本”。

　　真正的“以人为本”的精神还是在深厚的中国文化精蕴中才能存在，才能体现，才能实现。
　　因为在人类历史上真正具智慧、能深入，而谈所谓“人”的问题的文化只有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即如：

　　《牧民》有说：“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时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量民力，则无事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时，则民无怨心。不欺民，则下亲其上。”

　　以《管子》为例，则可知中国传统文化中真实含蕴“以人为本”的精旨思想，自先秦以降，诸子百家均无不以“重民”、“恤民”、“善民”、“安民”、“惠民”等为其思想要冲，而宏大其精神。

　　则知中华民族文化，实质上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文化。

　　在充满智慧、精蕴的《管子》思想体系中最为精要的是：调和自利与利人的矛盾，辩证自利与利人的统一。

　　《管子》中自利与利人辩证统一的精辟智慧，对现代经济管理学方面而言，远超过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亚当·斯密等人的理念，尤其是《白心》中所说：“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辩证思想，置之千古万世，掷地有声，确不可移。

　　《管子》认为“自利”是人所共有的情结，从另一方面而论又是一种内在的“善”、动力。

　　《形势解》中所说：“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走下，于四方无择也。”

　　《管子》主要思想精华之一就是“自利”与“利人”的辩证统一，也就是如《易经·乾文言》中所说的：“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大矣哉”的“义利不二”的思想是相同的。

　　西方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比人人追求公共利益而为社会创造的财富更大；泰勒则把人视为追求一己之利益的“经济人”；孟德维尔则更明确提出“私恶即公益”的著名论断。

　　 这种价值观念越来越受现代企业管理者的认同：企业的自利性是天经地义的，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是其安身立命之本，同时这种自利本身在西方学者眼中就存有道德合理性。

　　但在“自利”的根本是在“利人”的前提之下，也就是经济效益如存在于社会效益之中，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不可分割的“不二”的“共命体”。

　　惟有在如《管子》中主张的“自利”与“利人”辩证的统一的思想主导之下，现代企业的管理方面才能超越西方管理学的片面性与机械性，而得以升华到“自利利人”，“己达达人”的“以人为本”的企业公益境界。

　　因此，《管子》对于现代企业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不是其中的管理方法或管理方案，而应该是它的管理思想：如何管理“人心”的管理思想。

　　在《管子》阐释“人心管理”最精辟的是《心术上下》和《白心》、《内业》诸篇，这四篇后世通称为“管子四篇”。

　　《霸言》说：“争天下者，必先争于人。”《管子》“以人为本”的先机，一言道尽。
“必先争于人”，是“争于”哪一类“人”呢？

　　《管子·内业》中说：“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心不治。”又说：“凡人之性也，必也平正。”

　　“正德”、“心静”就是“平正”，也就是所“争之人”必须达到和具足“内静外敬”的涵养。

　　内心沉静，外表敦敬，人性自然趋于“大定”，道德修养即可完成。

　　《侈靡》中说：“若夫教者，标然若秋云之远，动人心之悲；蔼然若夏之静云，乃及人之体；邃然若皓月之静，动人意以怨；荡荡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

　　人们从内心中真切地感受到、体验到一种远静动人，悲情怨解，令人神往至高无上的美德，从而达到“贤者不肖者化焉”的境界。

　　“必也争于人”是“争于”这种“贤者不肖者化焉”的“人”，也就是一个大写的“人”。

　　如何提高、培养这一类人的德性修养，《管子》提出“静因之道”。

　　《心术上》说：“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无知（虚灵），其应物也若偶之（如实反应），静因之道也。”

　　 有道君子内心要保持虚灵不昧，摈除私欲成见，因循客观事物，如明镜一样应物反映。

　　 具体而言，就是“天曰虚，地曰静，乃不忒。洁其宫（心），开其门（六根），去私毋言，神明若存。”

　　人的内心犹如房宫，首先要打扫清洁，客人才好进来。

　　故要去除私欲成见，以“虚”“洁”相待，如此耳目等六官才能合适地洞开门户，完美的、主动的吸收道德教化。

　　这就是“静因之道”。

　　“静因之道”也就是“人心的管理之道”。

　　《内业》说：“心无他图，正心在中，万物得度。何谓解之？在于心治。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又说：“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

　　在先秦诸子之学中，首开“心学”之论的当是《管子》，后来的《庄子》、《荀子》等都秉受了他的影响，对于“心体”展开了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探讨。

　　尤其是后来的禅宗，更是吸取了《管子》中的“治心”、“安心”等的思想作为“明心见性”的方法论。

　　《管子》在对于“人”和“心”的问题上作出深入的探讨和论说，可以说是极其独特也是别致，尤其是在“心性”思想方面别具一格，也是《管子》在“心的管理”方面的卓越之处。

　　《心术上》：“心之在体，君之位也。”

　　《管子》的“心术”，是指心的作用和功能。

　　《心术上》首先指出“心”在人体中是居于主导、君的位置，说明“心”的重要性。

　　《心术下》：“圣人载物，不为物使。心安则国安，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民，故功作而民从，则百姓治矣。”

　　其中“心安则国安，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和《内业》中：“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虽有所重出，除“乱简”之外，还应看出“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此思想殊胜之处，充分说明“治心”、“安心”、则“百姓治矣”的道理，同时，更说明“心的管理”的重要性。

　　《心术下》：“中不精者，心不治。充不美则心不得，行不正则民不服。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

　　内心不专一，则心也就无法宁静。内心不充实，则心也就无法致远；内心不正则行为乖失百姓则不奉从。因此领导者内心要如天一样的毫无私情妄欲，才能普覆天下；要如地一样的毫无私情妄欲，才能承受天下。内心不能宁静，不能致远，是因为私情妄欲所致，内心为私情妄欲所障，天下之民焉得不乱。

　　《管子》四篇中对于“心的管理”一再重视强调，可见在《管子》管理思想的体系中“心的管理”是占主导地位。

　　恰恰是“心的管理”对于历代的中国文化思想中有其殊胜的影响外，还居于主要地位，并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内在精蕴起到了引导作用，也开启了智慧和德行的民族情性。

　　《管子》同时还将“心体”上升到“道”的层面，更是成为后世禅宗心学的借鉴。

　　《内业》：“夫道者，卒乎乃在于心；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凡道无所，善心安爱。心静气理，道乃可止。修心静意，道乃可得。所以修心而正形也。”

　　又说：“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凡心之形，过知失生。”

　　道是由心来体现，不以眼见，不以耳闻，而其功用一切具足，就是所谓的道。

　　道是无所不在的，只有当心体谌然清明之时，才能知“道”，才能得“道”，才能合“道”，因此，“修心”、“养心”是知“道”，得“道”，合“道”的最佳途径：可以感化教正人的行为。

　　只有当心体湛然宁静之时，才能心不缘乱，清明在躬，凝然专一。心清净故，身清净，生理机能得以调适，眼耳、四肢等当能聪明、坚固。因此，如果用心过虑心将失其“生机”，而流于妄乱。

　　至于如何能达到“心全于中，形全于外”，“气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听”的境界；也就是当“博气如神，万物备存”之时，“能博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得之已乎？”

　　《管子》提出了最具智慧、实证的方法论：“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的方法论是要人们暂时放下心中的一切妄想杂念而凝神专精的进入后世禅宗所谓“熟参”的境界，当心念专精，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即所谓“思之而不通”之时，有时就像神来之笔，突然会闪现出智慧的直觉和灵光，这时的智慧和灵光，即体现了“心”和“道”的“本来面目”，也就是由智慧灵光中体会、感受到“心”的无限内蕴和“道”的无垠功能。形成这种智慧灵光的“证悟”，不由外来之力，恰恰是本身具足的专精之念。

　　《管子》四篇中对于“心”和“道”展开了深层的、辩证的剖析和讨论，正说明中国自先秦以来就有对“心”和“道”的实证的方法论；这种对“心”和“道”的实证的方法论，正是开启了中华民族本自具足的智慧（心）和德行（气质）的一把“黄金之匙”，影响了后来的诸子百家和禅宗的智慧体系——如《孟子》的“善养浩然正气”，《荀子》的“虚壹而静”、“大清明”；禅宗的“参破疑情真参实悟”。

　　同时，《管子》首开了中国独特的管理“心”的思想体系，对于现代全球人类“心智”和“德行”的提升都有其具体的、可遵循的、可持续的可资学习和借镜之处；这是《管子》最主要对人类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