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论：改革不能闭门造车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需要超越部门利益
如果中国体制要改革的话，需要一个权威性的机构去超越部门利益，能够专注地思考并且有权威去落实好中央的决策。所以我认为成立新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我也希望他能够起到好的作用。

财知道：《改革决定》提出成立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是不是符合你早前提议成立国家改革委的期望？改革小组成立以后，发改委的角色是不是要发生变化？

张维迎：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其他一些人都提出过，如果中国体制要改革的话，需要一个权威性的机构去超越部门利益，能够专注地思考并且有权威去落实好中央的决策。

80年代有过体改委，后来慢慢就消失了，变成了发改委。发改委实际上只是谈发展，并不真正地谈改革。所以我认为成立新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我也希望他能够起到好的作用。

发改委本身具有另外一种功能，刚才讲了它主要不是集中于改革，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改革委不断地去削减发改委那些权力，特别是好多的审批权、那些投资项目审批权等等，还有其他一些权力。

我们在80年代就设想（当时叫计委）计委最后变成一个相对小的类似于原来日本计划署的机构，没想到最后发改委变得像一个小国务院，越来越大了，这说明我们的改革终归是没有到位。

其实这领导小组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我们现在也还不清楚，因为现在还没有真正公布它的人员构成，包括究竟谁是这个组的组长。这个在中国来讲非常重要，一种可能是某一个最高领导人，或者总书记或者总理，他来担当领导小组组长，那下边肯定是有兴趣执行的人，他的主要工作就在这儿，所以我还是有一些期待。

财知道：你期待最高领导人能出任组长？

张维迎：我觉得应该最少是相当有权威性的。按照过去，好比说80年代的体改委是由总理担当主任，然后下边有一个常务副主任，常务副主任就是主持日常的工作。但由于是总理当主任，总理他平时对体改委非常地重视，他有好多的改革都需要征求体改委的意见，体改委它本身又像一个智囊，通常一些改革思路的提出都通过体改委。未来的这个领导小组是不是也能起到这个作用呢？我们现在还不好判断。

市场和自由是一个意思

市场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哲学，这个哲学就是自由。市场实际上真正给了每个人自由，每个人可以有自由的选择。没有市场的地方，实际上就没有自由。市场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其实是我们的一种理念，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在这点上强调，市场和自由其实是同一个意思。

财知道：《改革决定》多次提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你理解看来，市场它是一种工具还是你常说的天理？

张维迎：我想好多人是把市场当作工具，从我们整个人类大的范围来讲实际上你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工具，我认为这个工具实际上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促进人类的合作。

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人类的合作范围是非常有限的，他只能在认识的人之间合作，市场可以使合作范围扩大到不认识的人之间，也就是陌生人之间。而今天我们的合作是全球化的合作，我们任何一件产品，实际上都是全球化合作的结果，这都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独立生产出来的。这个只有市场能带给我们。

另一方面呢，市场之所以能达到这个效果，是因为它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哲学，这个哲学就是自由。市场实际上真正给了每个人自由，每个人可以有自由的选择。那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你要追求自己的幸福的话，那你就要给别人创造价值，也就是在整个分工链条里边，价值链条里边，你得有所作为。你做某件事请，你要有资源，你要比别人做得更好，这样你才能够有竞争力。

从这一面来讲，我想市场就不仅仅是一个工具了，其实是我们的一种理念，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你看，没有市场的地方，实际上就没有自由。所以在这点上强调，市场和自由其实是同一个意思。

只要我们给予人们自由，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会发展出好多合作的方式。比如会跟某一个公司合作，有人出钱，有人出力，但这家公司能做起来最重要的是有人提供企业家精神，他去判断未来我们应该去生产什么东西才能够赚钱。这就是一个合作。所以我想我们对市场可能需要更深的认识。

政府的作用就是保护个人自由

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建立这样一种制度，我认为就是法治，或者说宪政，就是说所有的权力必须在法律之内宪法之下行使，没有超越法律和宪法之外的事情。也就是说改革小组是为了帮助完成这样一个转变，而不是最终靠它来约束权力本身。

财知道：这样看来，市场和自由是一回事，你认为政府和市场该是个什么关系才正常？

张维迎：市场的话我想有三个最重要的要素：一个是自由，第二个是财产权，第三个是企业家精神。这些东西其实都需要法律的保护。

好比自由，如果我们没有法律的保护的话，我们就很难有真正的自由。财产安全需要政府保护，企业家精神只有在相对稳定的产权保障的环境下才有可能迸发出来。然后才能够变成一个创造财富，创造价值的力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很重要。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的作用就是保护个人的自由，和保护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如果政府越出了这个边界的话，那它可能就变成侵害市场的一方了。最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需要政府，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保护私有财产，但由于政府有权力之后，它很可能就越出了这样一个范围，走向侵害自由，侵害私有财产。这个时候它和它的初衷就完全不同了。正因为这样，我们要对政府形成一个有效的约束，如果政府的权力不受约束的话，那我想十有八九它会走向反面。

财知道：如何破除这种悖论？这种约束由谁来提供？改革小组和最高层能提供吗？

张维迎：那不可能的，改革小组之所以是改革小组，就是说它是一个完成变革的机构，它的使命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政府回归到它真正应该做的事情上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管得太多，越权，跟它的基本功能相违反。

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建立这样一种制度，我认为就是法治，或者说宪政，就是说所有的权力必须在法律之内宪法之下行使，没有超越法律和宪法之外的事情。也就是说改革小组是为了帮助完成这样一个转变，而不是最终靠它来约束权力本身。

理念决定人的行为

我们人类有好多东西是要靠我们的理念，其实人类的进步就来自我们的理念。邓小平的改革其实是理念导向的。我们的理念不是一个人的理念，而是来自于好多人的讨论，形成这个理念的过程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这个时候，言论自由或者科斯讲的思想市场就变得非常重要。

财知道：它有什么动力去完成这个转变？

张维迎：这么讲吧，一个就是说，我们人类有好多东西是要靠我们的理念，其实人类的进步就来自我们的理念。邓小平的改革其实是理念导向的。

另一方面呢，在这样一个机构，当你赋予自己某种职责的话，你本身就会形成一种职业的导向。比如说，同样一个官员，他现在可能在发改委，什么都管。但是你如果把他调到改革领导小组以后，他就可能转变了，这个是很自然的。就像我们一个班级打球，分成两个队的话，这两个队之间就会竞争。这也是人天然的一种类似于职业追求导致的价值取向吧！这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这样一个改革领导小组，最好这个小组的人本身就有很强的改革理念。另一方面呢，如果不是一个认识特别错误的人的话，只要承认市场的基本逻辑，他相信市场本身的力量的话，那么我想他到了这个地方就应该做这个地方赋予他应该做的事情。

财知道：你讲理念很重要，但如果理念不对怎么办？

张维迎：那没办法，其实我们的理念不是一个人的理念，我们的理念来自哪儿？来自于好多人的讨论，形成这个理念的过程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这个时候，言论自由或者科斯讲的思想市场就变得非常重要。

执行操作的这些人，无论他在哪个部门，他要做改革的话，他的好多理念来自学者的研究，来自思想界提供的一些东西。好比华盛顿，他当时有这种理念，很大程度上与英国的思想家洛克、法国的思想家孟德斯鸠他们有关系，如果没有洛克，没有孟德斯鸠的话，那也可能不会有华盛顿的理念，那华盛顿也可能就当了皇帝了。进一步讲，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话，华盛顿也可能就不会打独立战争了，可能历史就完全改写了。

所以保持社会的一种自由探讨非常重要。这个小组呢，同样也要经受大家的拷问。他们所出的一些改革政策大家要可以批评。这样才能使小组本身成为一个健康的积极的力量。如果这个小组变成了一个封闭的机构，闭门造车，那么我就觉得很危险。

回顾一下，我们再看80年代的改革，应该讲体改委是一个很开放的机构，它也不断地召集体制内或体制外的学者去讨论这些重要的问题。它还要不断地去地方总结经验，然后再把经验上升为一些总的指导意见，甚至它还请了国外的一些学者，比较有名的一次是巴山轮会议。还有就是它很重视一些国际机构的意见，比如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它们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白皮书，厚厚的一本，还有十几本附录。这个对当时的领导人形成改革思路起了巨大的作用。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样一个小组，它一定要是一个能把社会上的先进理念不断地吸纳进来变成改革行动的机构。

张维迎为北大经济学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