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三十年 瞒不住的几个问题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弹指一挥手走过了30年。30年神州大地的确发生了沧桑巨变。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从一个经济濒临崩溃的落后农业社会变成了全球第四大经济实体，人们的经济生活已与西方发达社会相近了。然而，30年不仅仅是有了辉煌和骄傲，也有需要人们去认真总结、反省和反思的东西。　　

   30年，中国大陆社会的GDP翻了三番多。但是有识者都知道，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准GDP不是惟一的。增长固然很重要，但是增长是不能与社会的发展进步简单划等号的。一个社会是否真正地进步了、发展了，它要展示给世人的应该是经济、文化、政治、教育、科技、道德、社会等等各方面的综合成果。当然，允许存在着不平衡，但是这种不平衡性只能表现为相对的、有限的，并且是良性的；而不是绝对的、无限的和恶性的。况且，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框架下进行的。那么，我们就要在“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这个命题下对30年的改革开放进行思考和反省。　　

   什么是“社会主义”？按照邓小平同志告诉我们的是：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就是共同富裕。加上后来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我们知道社会主义还应该有高度的政治文明，即人民真正享有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多更丰富的民主和自由；社会主义还应该是一个更和谐的社会，等等。反映在制度上，那么就是说，这个制度本身要有着对这些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充分保证，并且推动其不断实现和完善的内在机制。如果这个制度没有或者缺少这种机制，甚至表现为有着相反的机制，人们就应当对这种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思考了，就必须着手改革和改变这种制度。　　

    其实，有许多问题是瞒也瞒不住的，平时人们可能不经意，但是将它们综合起来往人们眼前一摆，不禁都要打上几个寒战。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①现实情况如何呢？197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16，而2006年则已经上升到了0.48，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已成了不争的事实。有资料表明：占我国大陆人口总数0.02%的富家们已经拥有了社会70%的财富，在美国公布的福布斯富豪榜上，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前200名。　　

   国企改制，使近8000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数以万亿的国有资产在既无统一政策法规，又无严格的监管和透明度下，凭着各级政府的“卖光”政策，落入外国资本家、私人业主、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即通过所谓的“MBO”）和腐败官员的腰包之中。他们或以1/10、1/100的低价，甚至不出1分钱就获得了原国有企业资产的全部所有，成了新的资本家，而曾是企业主人的工人，即使还在岗也成了彻头彻尾的雇佣劳动者，连说话的地方也找不到了。新的企业主可以随时剥夺工人的休息权（如加班加点而不按规定发给加班费）和就业权（一句话就可以抄一个工人的鱿鱼）。在那些国家控股的“央企”和还是国有的大型企业中，“高管”们急于将自己的薪水向国际接轨，分配与企业普通职工拉得出奇地大，有的“总裁”或“首席执行官”的年薪定在了几千万人民币，这在西方国家也很少见，可偏偏在“社会主义中国”大量地出现了。　　

   还有，GDP的快速增长是否就证明了是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呢？这个问题也应当重新思考。因为（且不说有的GDP是虚假的，是官员们玩弄的数字），我们面对的事实是：中国科技实力世界排名已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13位下降到了第28位。中国的确成了世界工厂，全球几乎每个角落都有“中国制造”，全世界许多国家的人们日常生活也都离不开“中国制造”。然而，在众多的“中国制造”中，中国真正拥有知识产权的却为数极少，即没有多少是中国自行创造的，尤其是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产品。许多产业是“两头在外”，即知识产权在外,市场在外，外国客商拿走了利润，把GDP留给了中国，他们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10倍甚至更少的钱收购了“中国制造”的产品，转而获得了高额的利润，而中国的工人拿的是不到西方国家同行业工人的1/10工资，却要付出比这些国家工人更多的劳动。一些经济学界人士形象地说，在“世界工厂”态势下，外国老板在数钱，中国官员在数GDP。　　

   GDP虽然在高速增长，但国人为之付出的环境和资源的代价则是惊人的。许多地方水不再清，山不再绿。滇池告急，巢湖告急，太湖告急，洪泽湖告急；淮河流域地表上几乎找不到合格的饮用水；荒漠化开始大量地吞噬着草原和耕地；许多大城市的空气指数已经降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临界线以下；不少国内外的调查报告表明，中国大陆一些区域GDP的发展是在严重的资源性透支和破坏性开发的状态下获得的，其造成的“公害”有许多是不可逆转的，有些则是若要进行彻底治理的话，所需花费将远远超过它所创造的GDP总和。试想，这样的GDP增长能说是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吗？！　　

   再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来看，早在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骄傲地向世人宣告消灭了的“黄赌毒”现象早已卷土重来，而且成了全世界的重灾区。据估计，现大陆从事性工作的妇女有多达两千万以上；在澳门和中国边境（外方）设立的赌城，接纳的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商人和官员，而国内的民间赌局更不用提了；毒品已在那些“特殊人群”中泛滥，并且流向国外；各种刑事犯罪，尤其恶性刑事犯罪在迅速增加，中国大陆每年执行的死刑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总和的数倍，尽管经常的“严打”运动，但治安状况却还是每况愈下；群体事件，尤其是一些区域的官员为了创政绩，吸引外资拉大款，上大项目，搞大开发而利用手中行政权力对农民和市民的权利的肆意侵犯，如暴力拆迁，强征土地并不予合理补偿而引发的大型官民冲突、警民冲突事件，尽管不少被官员们隐瞒和封锁了消息，但还是纸包不住火地越来越多，愈演愈烈；政府造假和动辄使用警力暴力（对老百姓），使一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受挫。　　

   权力腐败像瘟疫一般在整个官场上蔓延，尽管打击腐败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腐败的发展更骇人，有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出逃的贪官卷走的赃款已查明的就多达数千亿美元；像成克杰、陈良宇这样的“重量级人物”被查处，人们根本不会感觉惊讶，而只会感到还查得不够，打击得不力。因为大家都清楚，那些被查处的腐败相对于中国整个权力腐败结构而言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有许多腐败分子因依仗着“特殊背景”而受到了层层保护，而人们（特别是老百姓）揭露腐败则要冒极大风险，付极大代价。前不久有网络媒体报道，一离休老干部因揭发官员腐败事实而遭受了数年牢狱之灾。试想，一个从革命战争年代过来，享受国家特别待遇，受人尊重的老干部尚如此，何况平民百姓；最近，一家国家大报的记者因揭露某个县一些官商勾结侵害百姓的事实，却险遭该县派出的警察来京拘捕。而腐败能被曝光，被媒体揭露的实在太少太少。民调多次显示：中国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权力腐败，人们最关心的也是党和政府的反腐举措。　　

   从整个经济秩序、市场秩序看，在我们高唱“进入经济全球化，融入国际大循环”凯歌时，是否还不能忽略另一面的事实：中国加入WTO短短五年，而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国外其他经济组织中受到侵权投诉和制裁的却都名列排行榜之首；“中国货”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完全与“伪劣假冒”名词脱钩；从90年代末开始，国家税收（财政收入）两倍于GDP的速度增长，试想这种税收制度的合理性安在？民间还有发展的后劲吗？中国国有银行的坏账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是26%，这已经是世界之最了，可实际坏账的比例则远远高于此数。一般估计，在中国这一比例已达到令人异常恐慌的50%。这种猜测正在越来越多的银行腐败案中得到证实；俗话说，“走遍全世界，没见打工不给钱”。然而，这种打工不给钱现象在中国现在随处可见，连总理亲自出面为民工讨薪都未果。有资料披露，现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工资拖欠数额已经高达二万亿左右。而且工资拖欠大部分是政府项目的拖欠。即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搞所谓的形象工程，不顾地方财力实际楼堂馆所乱上，有的乡镇政府办公大楼其豪华程度足以比上美国国会大厦（有的造成天安门或联合国大厦样子），没钱支付民工工资就拖欠（有钱也拖欠，宁愿去买高级轿车），民工敢讨薪就派警察抓；还有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能说有规范可言吗？　　

    还有，在“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在人权的记录方面，在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保护方面，在司法公正，依法行政方面等等是否发展了，做得更好了？若是，那为何有越来越多的访民云集到首都上访，而各级政府每年都要花大量的财金和人力去京或省城截访呢？　　

   所有这些问题和事实，我们是否应该从制度层面去思考它的成因和出路，是否应当对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制度的演变进行回顾和反省，看看我们究竟克服了哪些旧制度的弊端，还是相反地发展了旧制度的那些弊端；是创建了哪些优良的新制度，还是在制度中出现了坏的演变。因为这毕竟关系到中国社会和十三亿人民的前途和命运，每个中国人都有资格和义务进行这种思考。　　

   或许不少人会指责说，你这是盛世危言，是在抹杀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惟恐天下不乱，等等。的确，中国人听惯了赞歌，偶尔听到乌鸦的叫声都会感到厌烦，尤其是一些高官，他们宁在莺歌燕舞中醉生梦死，也不愿面对现实，不愿听到人们谈论危机和批评反对的声音。这是一种东方特有的文化现象，就深层次而言它受制于利益关系的支配。当然，毫无疑问，这种利益关系决不是“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多少年来，批评者总是要冒极大风险甚至生命代价的，但人们希望这种状况在21世纪的中国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