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教授。
【编者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认为,“企业家精神”不是一种官僚精神,也不分级别,它应当包括不轻言满足的闯劲、明确划出的道德界限、以及个人努力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企业家奋斗的最终目的不是货币可以衡量的财富,而是理想、梦想、以及对于社会的正面促进作用。3月30日晚,借王石新书《大道当然》出版之际,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与王石、冯仑等一块做客腾讯思享会探讨“企业家精神与中国未来”,继王石先生的主题演讲之后,周其仁教授做评议发言,以下为周其仁教授演讲部分实录:
王石“M”形人生包括三个低点两个高点
未来很不确定,那么关于未来能够讲些什么呢?有一点是可以讲的,即今天的中国其实是1980年代时期中国的未来。1980年代时没有人能想到今天的中国社会是这样的。在这中间到底是什么力量,使,1980年代的中国走到了今天的样子?这是刚才王石先生发言中很重要的一个线索。
王石先生讲的第一点就是“高”。第一点就谈到登顶,同学们可能会觉得很难:那么高的点,要一下子登顶,怎么登?我想告诉各位,刚才王石先生提及的“M”形人生,其实包括三个低点和两个高点。M的第一个点是低的,要爬上去才是高点。王石是从高点讲,但我们要从低点学。
王石1968年当兵,比那个年代大多数下乡的人要略微好一点,但现实并不如愿,因为他有一些科技能力,想当无线兵,但部队分配他开汽车,做驾驶员。他的梦想是做巴顿将军,但在部队最大也就是做到班长。部队复员,回到铁道部门分配工作,他挑的工作是锅炉工,因为那时候锅炉工的口粮标准高一点。
那时候出现了一个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大学停课,但后来恢复了一些理工科大学的课。王石赶上了这个机会,上了工农兵大学,低点开始有点往上走了。但现实依然不如愿:他想学医、学法律,但最后安排他学的是给排水工程,当然这他跟后来做房地产是有些关系的(全场笑)。所以大家不要认为王石一开始就是登了顶的,他一开始跟我们在座所有人差不多——有想法,好像没机会,或对落在身上的机会不满意,这跟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差不多。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他从第一个低点到登顶,一步一步是怎么走上去的。
企业家精神是不轻言满足的闯劲
第一点,也是他今天讲演的主题,即精神很重要。商学院学的就是这个,因为没有什么技能是学不会的,但是精神很难学,就是那股“劲儿”。
他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出于一种莫名状态,想干事,干什么不知道,对现状不满意,要怎么满意?不知道。”说到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怎么定性?讲来讲去就是有一股劲,超乎常人。我们为什么要搞宏观调控?就是因为人们有些行为的动机并非基于清楚的计算,所以投资才会过量,高峰时会更高峰,低谷时会更低谷,所以才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人类的确有这股劲,但是多数人不大研究如何去利用。比如当处在不满意的精神状态下时,你会如何表现?天天发牢骚也可以,跟自己过不去也可以,但是你看总有那么一些人,就是不放弃。
王石刚到广州时被分到了外贸局,那个年代他已经在广州城骑着摩托去进行涉外业务的谈判了。即使拿北京作为参照,我觉得他当时的境况也挺好的了,北京城那时候谁骑摩托啊?不得了的。但是他还是不满意。为什么?因为外贸局是国营的外贸机构,厅长下面有副厅长,副厅长下面有处长,处长下面有科长,一定要在这个层级中规规矩矩。你们看王石,觉得他是那种人吗?所以即使骑摩托他也不高兴,不善罢甘休。
当然这也带来一个难题:这个劲儿能不能通过教育获得?我也没有很好的答案。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见贤思齐,这种力量是伟大的。
每个人心里多多少少都有点企业家精神,但是这个存量有大有小,有的被按住了,有的被激发了。即使有些人精神受到鼓舞,但被周围的生活一逼迫,这个劲儿可能慢慢又下去了。这个劲可以是天生的,也有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这个劲儿对于企业家而言,尤其是对于影响国家经济社会走向的伟大的企业家而言,是最重要的品质。
无论境遇,坚守道德底线
当他处于M的低点时,深圳开放有了机会,他就请缨跑到深圳。第一次做的业务是从东北进玉米饲料,他说如果当年一直做饲料的话,现在就是饲料大王了。饲料要运输、要车皮,关键是能不能让管车皮的主管部门批一个条,行规是送两条烟。王石就是在那件事情上给自己定下了一条线,他不肯干这个事。他先派手下的人找车辆管理的人去办,结果被打回来了,王石说那我亲自去。到了那边,管理人员说:“你知不知道这个行情?一个车皮两条烟,一看就是没行过贿,你不懂行情。”之后他说了一句:“你要车皮我给你。”王石觉得很奇怪,你怎么就把车皮给我了?那个管理人员说:“这个车站我天天在看,身为经理还能跟工人一起扛包的就你一个,你这个人看起来是做事的人。”就这一条,把官员打动了。所以王石觉得,不管社会有多少潜规则,总会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环节,有某一个面是公平的。这是王石最早形成的一种行为方式:流行的事我不做,但是我遵循我的志向,做道德水准之上值得做的事情。我把那些做好,同样可以获得这个社会某种程度上的承认。
中国社会是转型社会,今天流行的东西过几年可能就不流行了,甚至还有可能成了毛病,成为历史上的伤残部位。包括今天高级干部的腐败,很多人叫他们“老寒腿”:不是今天犯的事,而是早就犯了,当年也不知道今天能当这么大的官,早知道的话当年就不干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昨天王石告诉我,他在国营单位当小头目的时候,到会计师事务所给他的公司做审计。事务所说,国营单位都是内审的,没有让第三方审的,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王石当时就知道要找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界定,否则很多事不能干。中国是这样的:没事的时候,很多行为看起来都是可以的,一旦等到出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谁能过得去、谁过不去。所以心志远大不要只放在嘴上说,是要有行为的。
个人努力要与社会需求相结合
还有一条,个人的努力跟国家的变化要交织到一起。王石在广东、深圳,最后是怎么从经营饲料和录像机的贸易公司进入地产业的?1987年的时候国家在土地领域进行了一次变革,那时他的主要业务并不是搞房地产,但是当看到土地划拨的时候,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些稀缺要素使不可得变成可得,可以满足社会的需求。所以个人的努力、公司的努力要和国家的变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刚开始可能还不自觉,后来就越来越自觉,因为已经开启了机会。
王石原来只是国有企业的员工,但他的例子说明,在国有企业里也是有可为的,只要有精神,以及给自己的行为明确几条边界。当年中国很多地方想搞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谈不通,但是王石他们在深圳谈通了。当时他找搞股份制改革的副市长谈,对方说这1300万怎么分配股份?王石说五五开,国家拿五,员工拿五。副市长说,开玩笑,四六分吧。王石问,我们六你们四?副市长说我们六,你们四。王石的底线是你七我三,但即使是你八我二也干,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样清楚的产权平台,企业家们可以干点事。国营体制坏在什么地方?一旦上下级想法不同,一个电话就找人把你给替了。
这个四六分的时候是大问题,很多企业到了这一步就死了。因为当时深圳股改怕引起风波,规定员工这40%的股只能拿出十分之一落到员工名下,剩下十分之九是集体所有。分这个十分之一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矛盾,有的改革胎死腹中,甚至把改革者改到牢里去了,因为资产已经形成,贡献是整体的,所有要素都对1300万的资产有贡献,谁贡献大?谁贡献少?很难决断。为什么王石的改革改成了?因为王石说,我一股也不要,全部分给你们。最后他那个股份制变成公共募集,小股东可以买股,王石当选第一任董事长,一个新的制度架构就这么形成了。
我当时看到很多国企老总,确实在改革开放期间把企业做大了,但是分股权的时候就体现出了差别——他是想马上过把钱瘾还是真的想做事?这会影响整条M线能不能登顶。当年柳传志也改成功了,他的要求也很低,而且早年创业的团队互相推让,都在争少要一点。有了这个基础,1990年又有股票市场,做事情的平台就广阔得多了,M线就可以继续一步步往上走了。
企业家精神的顶峰是实现理想与社会责任
王石在一开始的时候,M线的低点是很低的,跟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年轻同学的状态是一样的。人生不可能一掉在你手里就是让你非常满意的,不可能一开始就让你登顶,你从底下往上爬到的那个顶才是重要的。
王石的毅力远强于普通人,他在逐步登顶的过程中跟很多人拉远了,之后市场无数的选择成就了万科,也成就了王石。其实王石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基础打得非常好,机会来的时候也抓得非常好,当然中间也不是顺顺当当的,M形中间会掉下来,会有低点,这个低点有时甚至会威胁到身家性命。
这股登顶的精神我们笼统地把它叫做企业家精神。它不是一种官僚精神,不是讲级别的,而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看到一点近代以来少有的希望,想要试一把,搏一把,拼一把。这个劲儿再加上划下的那几条线,剩下的部分就水到渠成了。
早年在多元化方面,万科做过很多事情,最后收敛到居民住宅,成为了我国最大的人口住宅建设公司。王石一开始划了一条线,超过25%以上的利润不做。那做什么?要做好的牌子,要让中国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树立环保意识、邻居意识、互动意识。
万科在杭州有一个社区,所有进入社区的人不能按喇叭,民营公司不能强制人家,但他们找到一条方法:同意进社区不按喇叭的就发一块牌,有了这块牌子在很多地方可以自由停车,一旦在社区范围内按过喇叭被投诉,这个牌就被收回。那个社区现在有很多人去参观。
现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万科在海南做了项目,动员在海南养老的人参加社区管理,参加的就把物业费降下来。他们还派去了一批老人教练,领着老人种草、种花、搞垃圾分类,社区里一直有活动,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觉得很有意思,觉得自己对社会还有用。所以王石追求的不单单是一个货币可以度量的利润目标,还有理想、梦想。如果很多年轻人和公司都能按着这条路线去发展,那么这种力量能够一步一步变成现实,对中国未来一定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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