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人是如何自赎的

不用说，以色列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国家。５０多年来，土地贫瘠、资源短缺，人口只有700万的以色列，坚持走科技强国之路，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使经济得以较快发展，１９９９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１. ６万美元。2003年以来每年经济成长率5%以色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举世瞩目，特别是在电子、通讯、计算机软件、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工程、农业以及航空等方面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优势。以色列地处沙漠地带边缘，水资源匮乏。严重缺水使以色列在农业方面形成了特有的滴灌节水技术，充分利用现有水资源，将大片沙漠变成了绿洲。不足总人口５％的农民不仅养活了国民，还大量出口优质水果、蔬菜、花卉和棉花等。与此同时，以色列还被视为是中东地区里经济发展、商业自由、新闻自由、和整体人类发展度最高的国家。

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当然是各种因素的合力，而在其中选择什么样的宗教，也能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模式。因而，要准确认识一个民族，了解其信奉的宗教就成了直指核心的不二法门。

犹太民族从她的第一个祖先开始就崇拜一神, 信奉一神教。如果说从多神教到一神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那么，他们是怎样走上这一神教的不归之路的呢？

从客观条件而言，犹太人所以信奉一神教显然与他们的遭遇有关。可以这样说，整个“民族共同体的苦难”对于一神宗教的产生来说是一个基本或必要的前提条件。犹太民族的“民族共同体的苦难”首先体现在他们所居住的地理环境。犹太人居住在今巴勒斯坦，古称迦南。这本不是犹太人的居所，早在犹太人来到之前，这里已经有固定的居民，并有发达的农业。而犹太人出埃及后是经历了一番征战和杀戮才从原住民的手中掠夺到他们的居住的。巴勒斯坦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的结合部，古代犹太人所处的地理形势是：北接腓尼基、叙利亚、赫梯；南邻西奈半岛、埃及；东眺亚述、巴比伦。从历史来看，似乎再没有一个民族具有这种地理的特殊性。但按照威尔·杜兰的说法：这种地理位置真“不知道是好运还是坏运”，因为“巴勒斯坦不偏不倚正位于尼罗河各大都市与幼发拉底河各大都市之间。由于其位置冲要，商业固属发达，而战争亦难避免。这块地区，由于自古即成兵家必争之地，因此，一次又一次战祸不断向她袭来。”“她变成了美索不达米亚及埃及的磨心。”
结果，不是个人，而是整个民族被扔进了厄运的旋涡。其次，与各大国相比，犹太民族过于弱小，因此只能是任人宰割和凌辱。我们且看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犹太民族被征服和凌辱的主要经历：前722年，以色列王国被亚述所灭，居民迁往亚述各地并被同化，十部落就此失踪；前586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犹太王国覆灭即整个民族沦丧，犹太人被迁往巴比伦；前539年，巴比伦为波斯所灭，犹太人被允许返回家园，但作为波斯隶属国；前332年，被亚历山大征服；前63年，为罗马征服并成为罗马保护国。于是，“希伯来人周旋于诸大帝国之间，时而向这方面输诚，时而向那方面纳贡，时而被这方面征服，时而被那方面占领。”

这就是犹太“民族共同体的苦难”。强邻四逼，倾在旦夕，国破家亡，民族危机，颠沛流离。“这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熬炼。”
这样一种经历，一种足以使一个民族刻骨铭心的经历，在古代除犹太人之外，再无他人。并且，这个“民族共同体的苦难”又具有如此漫长的“连贯性”。若从前722年以色列王国灭亡算起，到前63年为罗马征服，整个“民族共同体的苦难”持续了差不多整整七百年。七百年，几乎整整三十代人，代代相传一个共同的悲惨故事。

在古代，不再有任何一个民族像犹太人这样无助、无望。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这个民族的伤口一直在流血，不得抚平；且旧伤未愈，又添新痕。而世俗国家又是如此无力。亡国灭族，却无人能够拯救。整个民族没有自己的国家可以信赖和依靠，犹太人看不到任何中兴的希望。久而久之，在严酷和悲惨的现实面前，犹太人也就彻底断灭了由世俗力量来复国的念头。而当一个民族彻底断灭了从自己国家那里获得依赖的念头时，对神的绝对托付和忠诚也即一神宗教的产生才有可能。换言之，只有世俗的无能，才会使人们不得不转向去求助神的庇佑。于是，如韦伯所说：“民族共同体的苦难”，“变成了宗教救赎寄望的对象”。这就是民族苦难与一神拯救的关系，是民族苦难导致了一神拯救。一神信仰是犹太民族被逼至绝路的选择，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并且是百般无奈的选择。只有在维系和保持种族的严峻形势的要求下，传统中对于多神的眷恋才终于化作一缕烟云。但即便如此，一神信仰其实仍采用了人间统治的形式，一神高高在上与一王高高在上在统治的本质上是一样的。

当然，一神宗教不可能自发产生。“民族共同体的苦难”只赋予一神宗教产生以可能性，但没有赋予它以现实性。换言之，一神宗教要从可能走向现实仅仅有“民族共同体的苦难”是不够的，它还必须要具备一种主观或充分条件才能使得犹太人幡然忏悔、大彻大悟。
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因素使得犹太人幡然忏悔、大彻大悟呢？我们就不能不提及犹太民族的优秀知识分子——先知，是他们化民族悲痛为民族信仰，带领整个犹太民族真正踏上一神宗教的通途。马丁·布伯这样评价先知的意义：“在人类世界，精神从未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得到过像以色列的先知那样以如此的战斗精神一代又一代所给予的照料。在这里，具有精神的人肩负起在历史时刻的现实中实现那种文明的证实和否证的任务。”

先知，希伯来文nabi，指接受并传谕神的启示和旨意的人。先知不特为以色列所独有，且早已存在于近东地区。在以色列早期历史中的先知，也是以国家政治生活与道德风气批评者的身份出现的，其并不具有作为一神宗教鼓吹者的鲜明特征。正如罗伯特·M·塞尔茨所说：“虽然作为宗教社会性角色的先知出现于以色列存在的早期，但到公元前8世纪后期，才出现了一系列预言人物，他们重新界定了以色列与耶和华的关系，改变了以色列的罪恶与信仰概念。”“古典先知基本上不向个人预言。他们向作为整体的民族讲话，宣讲这一民族对耶和华集体负有的责任。”“只有在以色列，预言才积极影响着政治事件，而且只有在那里，才产生了一套有影响的观念和文献，它们决定性地影响了宗教史”
按《旧约》所提供的材料，先知的种种神谕应当是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但不少学者已经指出其真正形成的年代不会早于前7世纪，甚至不会早于前5世纪。我们可以设想，从公元前7世纪起，以色列人在经历了100年、200年的劫难之后，到公元前6世纪返回家园时已经对丧失国家的痛苦有了深切的体会。“他们流放巴比伦之前是一群在政治上分裂、在宗教信仰上混乱的人，而返回耶路撒冷时则已统一在耶和华的旗帜之下从而具有强烈排外的民族意识。”

那么，先知们又是怎样将整个犹太民族统一在耶和华的旗帜下呢？先知们所采取的办法就是使整个犹太民族有一种负罪感。先知们普遍将犹太民族的灾难归咎于对耶和华的离弃和背叛，他们将这种离弃与背叛视作是一种罪恶，一种耻辱。“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号。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悖逆我。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肩膀，他们竟图谋抗拒我。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背的弓。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
数典忘祖，罪莫大焉。这在中国文化中亦是如此。先知们实际上为犹太民族展示了一幅图卷：犹太人今天的苦难是由于过去的罪孽造成的，而犹太人今天的选择也将决定其未来的运命：继续从恶，将接着受苦受难，且面临审判；改过从善，将得到耶和华的赦免，脱离苦海。换言之，我们在先知们为犹太民族展示的这幅图卷中看到了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即在过去式、现在式、将来式之间所建立的因果关系：过去的因决定今天的果，今天的因则决定未来的果。这样一个思考与古代印度佛教关于因果关系的思考如出一辙，只不过佛教的对象仅限于个人，而犹太教则针对整个民族。何去何从？以色列人，你自己选择吧！

正是在先知们的启示、劝勉、引导、带领下，犹太民族最终作出了一神信仰的选择。不过，这一选择历数世纪的痛苦磨难与经验教训方始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