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与美国哪种制度更优？

不管是在中国公众的心目中还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市场模式，或所谓“正宗”的市场模式，主要是被美国的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所代表、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界定的。至于北欧的“福利国家”模式，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模式”，都属于不纯的、或偏离正轨的市场经济。这些人所追捧的教祖般的人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曾经说：“一个最重大的错误，是以动机而不是结果来判断政策的得失。”（One of the great mistakes is to judge policies and programs by their intentions rather than their results.）这些人似乎认为，被美国保守主义所代表的市场经济已经赢定了。
那么，就让我们回到“结果”、即经验事实上来。正是这位弗里德曼，坚定地支持布什的减税计划，虽然许多经济学家指出这种减税会带来难以承受的联邦赤字。他声言“我支持在任何条件下、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在任何可能的时间所进行的减税“。（I am favor of cutting taxes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and for any excuse, for any reason, whenever it's possible.）在临去世前的一次著名谈话中，他似乎是在庆祝减税的结果，非常自信地说：美国经济前所未有地健康，赤字不是个问题。可惜，美国的次贷危机旋即爆发，把全球拖进了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我们从不怀疑弗里德曼鼓吹绝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之良好动机。只是在经验事实层面，我们还没有等到他的良好动机所产生的良好结果。
当然，评价一个制度，不能仅仅看其短期的成败，必须有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可惜，放眼资本主义的全程发展，弗里德曼式的自由放任理论同样找不到经验事实的支撑。在中世纪资本主义成长之初，欧洲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几个北意大利的城市国家。这些城市国家不仅代表着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市场经济，也为现代社会留下了重要的制度遗产。但是，这些城市国家都是当时人均赋税最高的地方，国家对经济的介入和干预也非常有力。比如，威尼斯的商业船队是国家统一控制的，后来其造船厂也成了“国营”。佛罗伦萨在金融危机之时，要靠政府介入来整备金融制度。只是这种政府权力，往往是基于行会国家的共和体制。市场经济成长的良好环境，未必一定取决于政府之大小，而更取决于政府的宪政基础。
现代西方经济的发展也是如此。美国一向被奉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之典范，欧洲常被美国保守主义者标为不可持续的“社会主义”。但是，战后几十年的经验事实远没有对双方孰优孰略作出最后判决。九十年代上半期，美国打赢了冷战，在全球化中一马当先。欧洲特别是北欧，则陷入战后最为深重的危机。从摇篮到墓地式的福利制度，似乎成了苏东社会主义制度的孪生兄弟、寿终正寝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在本次经济危机后，局面大变。美国在2008-2009年度，国际竞争力仍然排名世界第一，日后逐年下降，到2012-2013年时跌到第七位；瑞士、新加坡、芬兰、瑞典、荷兰、德国则分居前六位，北欧福利国家的表现相当突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曾写过一篇文章，讥笑那些把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等国作为福利国家危机之例证的人们。他把欧元地区的15个主要国家按“社会开支”在GDP中的比重进行排名。“社会开支”主要是社会福利等费用，其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大致反映了福利国家的规模。按照保守派的“市场逻辑”，社会福利比重越大，越违反市场规律。但是，欧洲的五大病夫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以“社会开支”在GDP中的比重衡量，只有意大利排进了前五位。而意大利的福利规模，比起德国来还是小得多。与此相对，瑞典、丹麦、德国、芬兰、荷兰、奥地利、比利时等“社会开支”最高的几个国家，经济发展大都相当强劲。克鲁格曼指出，1991年瑞典的银行大危机时，奥派思想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马上发表了一篇凯旋般的报告，称瑞典案例证明了福利国家的破产。如今再看看瑞典，其经济表现无疑是欧洲的明星。
这里我们需要再次警告：不要简单地拿短期的经济表现来衡量一种市场模式的成败。看看九十年代那些忙着为北欧福利国家唱挽歌的人，现在岂不被历史所嘲弄？我一直认为，美国经历这场经济危机而触底，国力和竞争力远远被低估。未来几十年，美国很可能出现强劲的复兴。我在这里仅希望指出：市场经济模式有多种。究竟哪种更优越，历史还远没有作出裁决。更大的可能是，这些模式会彼此互相取长补短，同时根据自身的国情，发展和深化原有的模式。绝谈不上一种模式的灭亡和另一种模式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