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VS2014：第一代大佬如何应对新技术革命

图为《中国企业家》杂志2014年第9期封面图。

　　萧三匝
　　没有考据资料表明，邓小平曾经读过乔治·奥威尔的《1984》。如你所知，那是一部辛辣地揭示极权主义前景的预言式小说。
　　但经历过文革浩劫的邓小平深知旧体制的危害，否则他不会在1978年宣示改革开放的政纲。事实上，在1984年到来之前，中国已经开始了7年有限度的改革。
　　1984年初，邓小平开始第一次南下特区视察。1月24日，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字斟句酌地向小平介绍了特区发展情况，希望得到指示和支持，但这个寡言的老人没发表任何意见。3天后，在另一特区珠海，小平却挥笔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这使深圳的领导备感紧张，当邓回到广州，在广东省和深圳特区领导的再三恳请下，他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正如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充满深情地描述，“在一个人类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做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对当代中国而言，1978年是这样的关键时刻，1984年也是。
　　这一年邓小平正好80岁，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代表人物的柳传志40岁、张瑞敏36岁、王石33岁，南存辉最小，只有21岁，他当时的职业是修鞋匠。这一年，受惠于邓小平描绘的改革蓝图，他们开启了自己的冒险。
　　这一年的1月22日，美国，苹果在“超级碗”大赛中推出了一部把到场嘉宾们吓得“面如土色”的广告。同年，摩托罗拉将全球第一款移动电话DynaTAC投入商用。而只读了一年大学就退学的迈克·戴尔，在这一年创办了戴尔公司，他口袋里不过1000美元资本，连个车库也没有。到了12月，斯坦福大学计算机部门的一对夫妻——珊卓拉·莱尔娜与雷诺·波萨克发现了能链接大量计算机的连网系统具备商业价值，辞职创立了思科公司。
　　这一年的5月14日，在美国纽约州白原市，一个小男孩出生了，他父亲是牙医，母亲是心理医生，他的名字叫马克·扎克伯格。只需要20年，他就会成为震撼商业世界的人物。
　　1984年，尽管中国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大众汽车、卡夫食品等跨国公司经过艰难谈判后入华，但中国与西方商业世界还是在两条平行铁轨上运行的列车，柳传志们所要解决的难题与乔布斯、戴尔截然不同。
　　30年过去了，柳传志成了中国企业家的“教父”——虽然他反对这个标签；张瑞敏已经是中国制造的代表；王石打造了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公司；而人们一提到温州模式和浙商，首先想到的就是南存辉。
　　在后来的当代史写作者眼中，1984年是中国的公司元年。之所以如此定义，当然不仅仅因为邓小平在南方“画了一个圈”，更重要的是，1984年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被正式提出。此前，中国改革的主战场在农村，主要的推动力量来自政治领导人；此后，城市改革被迅速启动，一个阶层——企业家阶层逐渐出现、形成、崛起，并成为下一阶段改革的主力军。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主要就被规划为一场权威主义主导的经济改革。在主张新权威主义的学者萧功秦看来，现代化需要权威者主导，政治稳定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新权威主义的改革逻辑是：只有铁腕才能造成政治稳定；只有政治稳定才能有经济发展；只有经济发展才能造成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只有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才能形成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契约；只有有了契约精神，才能诞生现代政治。因此，改革的最初目的是使这个国家摆脱匮乏，走向富裕，而路径需要在实践中摸索，也就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都是摸索的结果。
　　改革的实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改革的参与者体会到的更多是博弈——市场与政府的博弈，这也是30年改革史贯穿的主线。改革是政府逐渐把权利放还给市场的过程，但放权的过程是有反复的，放权的边界一直很难找到。政治需要稳定，但发展又是硬道理。在不同时期，稳定和发展承担不同的责任。在经济比较萎缩的时候，发展就变得很重要，但发展容易失控，民间社会力量的勃发会对公权力构成挑战，权力之手就会转为强调稳定。
　　代表市场一方博弈的主角是企业家，他们试图不断突破边界，但不少人在博弈中输得精光，甚至锒铛入狱，剩者中的一部分成了胜者，柳传志、王石等正是其中的代表。
　　过去30年，中国企业家的阶层意识逐渐形成，他们并不认为改革走进了死胡同。社会稳定符合企业家的利益，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司何以发展？以此观之，政商博弈并非注定此消彼长的格局，二者完全可以实现共赢。
　　第一代企业家赢得了沉重的荣誉。荣誉来自于以他们为背景，这个国家已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们曾经享受了最大的增长红利；沉重则在于，他们曾背负太多的非市场压力。即便放在更长的时距中观察，也很难判断他们在世界伟大企业家之林中的位置。
　　更现实的挑战则是，他们的时代是否已经结束？
　　这是来自产业界的观点。如今互联网正在重构一切，那些成立刚刚3年的公司，正挤进舞台中央。当小米在4月8日这个凭空造出的米粉节上，一天的销售额就冲到了11.3亿元，面对这个数字，那些工业经济时代的英雄是否会恍然若失？
　　第一代企业家陷入了普遍的焦虑。摩托罗拉、诺基亚、索尼等曾经的标杆都已进入黄昏，即使是同时创立在1984年的戴尔、思科，如今也已巅峰不再，中国企业家面对下一个30年的自信来自哪里？
　　按张瑞敏的说法，他从来都自以为非，希望自己继续成为破坏者，而不是被破坏者。在商业游戏规则发生巨变时，他们需要摆脱沉重的肉身。第一代企业家面对的发展障碍主要来自于体制的束缚，不过，受困于体制是慢性病，但今天他们面对的主要挑战则来自新技术革命，而后者可能造成的冲击是秒杀。
　　我们将这组封面文章的主题定义为1984 VS 2014，并非是站在互联网沙文主义的立场，认为创立3年的公司一定会战胜创立30年的公司。对于创立于1984年的公司，它的真正对手是2014年的自己。面对没有路标的未来，仅仅找回初心是不够的。在接下来的访谈中，您会看到吴晓波的判断，他认为，整个商业模式的演变已经完全超出了第一代企业家的经验值。做好传承，也许比依然冲锋陷阵更重要。
　　对于2014年这个时点最准确的描述，是“X”。X代表未知，关于未来的想象空间已越来越广阔。X也代表联接，它是虚拟与实体的交叉，传统与未来的对撞，也是线上与线下的融合。
　　还记得雷军和董明珠那场赌局吗？这是2013年末商界最有意思的对话，它将开启5年内最重要的商业命题：所有公司都会被装进变革加速器，今天做出的判断，将决定5年之后你是以“虚实合一”的境界获得新生，还是让加速器搅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