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阻碍中国的改革之路？

——“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之三）——“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之三） 为什么会出现“政府抢夺市场对要素流动的决定权”的情况？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想法？告诉各位，答案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新一任政府履新后，我依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秉承审慎的态度，并继续“以数据说话”、“为百姓代言”的一贯风格，提出“新政”能否改变中国的全新研究课题。首先，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各种矛盾的病根在“中层官僚”对改革的强力阻碍。2014年4月，结合过去十年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观察，以及对中国当下的城镇化、反腐、雾霾、金融改革、医疗教育改革等热点问题的全面剖析，我推出了同名力作《“新政”能否改变中国》。新书记录了我对各类热点的深入研究，以及以百姓利益为本提出的改良方案。为飨读者，我将分四期连载《“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一书的序言，此为连载之三。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会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接受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建议，也就是类似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呢？原因并不是所谓的缺乏共识，而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1.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阳奉阴违，阻碍改革 2003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作为时任政府上任伊始发布的施政纲领，和我们现在热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一样，在当时被看作未来十年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仔细阅读这份十几年前发布的《决定》不难发现，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社会保障、再就业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早在2003年就已经被写进了党和中央政府的施政纲领里。 那么，这些早在2003年就做出部署的工作，为什么直到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乃至2013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进？我认为原因就是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中的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是阳奉阴违，阻碍改革进程。在政府主导经济，审批泛滥的情况下，别说发改委这样手中握有大项目审批权力的部门，即使在地方，一个企业要完成注册或者项目审批，至少也要盖几十个部门的公章才行。如此大密度的审批，绝不是为老百姓服务那

了民众空前团结的支持。即便仅仅是面对这两年侵袭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雾霾，恐怕再难找出延迟改革实质性进展的借口了。 改革的勇气，从壮士断臂退到壮士断腕，如果再退一步，恐怕感觉就是十指连心，动哪一根都下不了手。但问题是危机倒逼改革，在改革的窗口期越来越狭窄的今天，政府已经到了拿起“手术刀”的最后关头，退就是死。 本文摘自新著《“新政”能否改变中国》 ～～～～～～～～～～更多作品～～～～～～～～～～～ 《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情怀同出一辙？我们正确理解共产主义了吗？ 《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让你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现状，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多年的得与失，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路线图”！ 《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点》“虚假”的繁荣已被揭开，中国经济危如累卵，重要改革停滞不前，由此引爆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 《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在中国做事难，做人难，过日子更难。一本最耐寻味的《郎咸平说》，说出百姓心中所想！ 《拿什么拯救中国企业---郎咸平经典案例套装壹》（涵盖全球50个行业的兴衰案例，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致胜宝典） 《拿什么拯救中国企业---郎咸平经典案例套装贰》（涵盖全球50个行业的兴衰案例，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致胜宝典） 为什么会出现“政府抢夺市场对要素流动的决定权”的情况？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想法？告诉各位，答案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么简单，而是只有审批，官僚才会有寻租空间。这就是过去这些年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 2.*形成的利益集团，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改革 我们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享受GDP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地方官员的升迁、政绩也成了以GDP为纲——GDP增速越高，升迁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升迁带来的好处则是更大的权力，以及权力变现的规模。请各位设想一下，一旦中央政府容忍GDP增速放缓，并伴有大批失业人口，那么第一，地方官员失去了高GDP增速这个升迁砝码，至于造成的产能过剩等不良后果，则是统统留给下一任去解决；第二，还要负担起救助失业人口，并对其进行再就业辅导的职责，避免在任期内产生重大社会动荡。前者是做好有功，后者是做好无过。 我举个例子证明，2013年5月，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发改委就在地方政府的鼓动下，向国务院上交了2��0版本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其总额高达40万亿人民币。好在我们的李克强总理及时叫停，否则在成全一些人的政绩工程的同时，全中国从经济到社会都可能会被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08年时，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干预经济，但即使如此，四万亿资金的走向，可选择的除了注入国企和“铁公基”之外，还有放弃保八，将资金注入民营经济或者社保体系等。但尾大不掉的中层官僚集团和国有企业，同拥有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形成的垄断利益集团一起，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去行政化等改革。这些都让他们获得了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既得利益集团”。 3.改革已到了政府拿起“手术刀”的时候 当我们翻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会发现对于“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就业问题、资源环境、城乡矛盾”等问题的调整、改革思维其实是一脉相传的，之间基本是递进关系。 时至今日，国内各方面矛盾已经尖锐化到不容打马虎眼的地步。新任政府接手的问题都是前人搁置的难题，矛盾甚至尖锐到众人皆知、无法继续搁置的地步。所以当新一任政府提出“深化改革”，并且将打击矛头明确指向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得到

么简单，而是只有审批，官僚才会有寻租空间。这就是过去这些年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 2.*形成的利益集团，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改革 我们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享受GDP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地方官员的升迁、政绩也成了以GDP为纲——GDP增速越高，升迁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升迁带来的好处则是更大的权力，以及权力变现的规模。请各位设想一下，一旦中央政府容忍GDP增速放缓，并伴有大批失业人口，那么第一，地方官员失去了高GDP增速这个升迁砝码，至于造成的产能过剩等不良后果，则是统统留给下一任去解决；第二，还要负担起救助失业人口，并对其进行再就业辅导的职责，避免在任期内产生重大社会动荡。前者是做好有功，后者是做好无过。 我举个例子证明，2013年5月，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发改委就在地方政府的鼓动下，向国务院上交了2��0版本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其总额高达40万亿人民币。好在我们的李克强总理及时叫停，否则在成全一些人的政绩工程的同时，全中国从经济到社会都可能会被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08年时，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干预经济，但即使如此，四万亿资金的走向，可选择的除了注入国企和“铁公基”之外，还有放弃保八，将资金注入民营经济或者社保体系等。但尾大不掉的中层官僚集团和国有企业，同拥有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形成的垄断利益集团一起，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去行政化等改革。这些都让他们获得了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既得利益集团”。 3.改革已到了政府拿起“手术刀”的时候 当我们翻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会发现对于“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就业问题、资源环境、城乡矛盾”等问题的调整、改革思维其实是一脉相传的，之间基本是递进关系。 时至今日，国内各方面矛盾已经尖锐化到不容打马虎眼的地步。新任政府接手的问题都是前人搁置的难题，矛盾甚至尖锐到众人皆知、无法继续搁置的地步。所以当新一任政府提出“深化改革”，并且将打击矛头明确指向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得到新一任政府履新后，我依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秉承审慎的态度，并继续“以数据说话”、“为百姓代言”的一贯风格，提出“新政”能否改变中国的全新研究课题。首先，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各种矛盾的病根在“中层官僚”对改革的强力阻碍。2014年么简单，而是只有审批，官僚才会有寻租空间。这就是过去这些年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 2.*形成的利益集团，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改革 我们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享受GDP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地方官员的升迁、政绩也成了以GDP为纲——GDP增速越高，升迁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升迁带来的好处则是更大的权力，以及权力变现的规模。请各位设想一下，一旦中央政府容忍GDP增速放缓，并伴有大批失业人口，那么第一，地方官员失去了高GDP增速这个升迁砝码，至于造成的产能过剩等不良后果，则是统统留给下一任去解决；第二，还要负担起救助失业人口，并对其进行再就业辅导的职责，避免在任期内产生重大社会动荡。前者是做好有功，后者是做好无过。 我举个例子证明，2013年5月，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发改委就在地方政府的鼓动下，向国务院上交了2��0版本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其总额高达40万亿人民币。好在我们的李克强总理及时叫停，否则在成全一些人的政绩工程的同时，全中国从经济到社会都可能会被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08年时，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干预经济，但即使如此，四万亿资金的走向，可选择的除了注入国企和“铁公基”之外，还有放弃保八，将资金注入民营经济或者社保体系等。但尾大不掉的中层官僚集团和国有企业，同拥有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形成的垄断利益集团一起，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去行政化等改革。这些都让他们获得了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既得利益集团”。 3.改革已到了政府拿起“手术刀”的时候 当我们翻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会发现对于“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就业问题、资源环境、城乡矛盾”等问题的调整、改革思维其实是一脉相传的，之间基本是递进关系。 时至今日，国内各方面矛盾已经尖锐化到不容打马虎眼的地步。新任政府接手的问题都是前人搁置的难题，矛盾甚至尖锐到众人皆知、无法继续搁置的地步。所以当新一任政府提出“深化改革”，并且将打击矛头明确指向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得到4月，结合过去十年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观察，以及对中国当下的城镇化、反腐、雾霾、金融改革、医疗教育改革等热点问题的全面剖析，我推出了同名力作《“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么简单，而是只有审批，官僚才会有寻租空间。这就是过去这些年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 2.*形成的利益集团，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改革 我们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享受GDP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地方官员的升迁、政绩也成了以GDP为纲——GDP增速越高，升迁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升迁带来的好处则是更大的权力，以及权力变现的规模。请各位设想一下，一旦中央政府容忍GDP增速放缓，并伴有大批失业人口，那么第一，地方官员失去了高GDP增速这个升迁砝码，至于造成的产能过剩等不良后果，则是统统留给下一任去解决；第二，还要负担起救助失业人口，并对其进行再就业辅导的职责，避免在任期内产生重大社会动荡。前者是做好有功，后者是做好无过。 我举个例子证明，2013年5月，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发改委就在地方政府的鼓动下，向国务院上交了2��0版本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其总额高达40万亿人民币。好在我们的李克强总理及时叫停，否则在成全一些人的政绩工程的同时，全中国从经济到社会都可能会被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08年时，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干预经济，但即使如此，四万亿资金的走向，可选择的除了注入国企和“铁公基”之外，还有放弃保八，将资金注入民营经济或者社保体系等。但尾大不掉的中层官僚集团和国有企业，同拥有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形成的垄断利益集团一起，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去行政化等改革。这些都让他们获得了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既得利益集团”。 3.改革已到了政府拿起“手术刀”的时候 当我们翻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会发现对于“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就业问题、资源环境、城乡矛盾”等问题的调整、改革思维其实是一脉相传的，之间基本是递进关系。 时至今日，国内各方面矛盾已经尖锐化到不容打马虎眼的地步。新任政府接手的问题都是前人搁置的难题，矛盾甚至尖锐到众人皆知、无法继续搁置的地步。所以当新一任政府提出“深化改革”，并且将打击矛头明确指向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得到。新书记录了我对各类热点的深入研究，以及以百姓利益为本提出的改良方案。为飨读者，我将分四期连载《“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一书的序言，此为连载之三。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会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接受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建议，也就是类似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呢？原因并不是所谓的缺乏共识，而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之三） 为什么会出现“政府抢夺市场对要素流动的决定权”的情况？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想法？告诉各位，答案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新一任政府履新后，我依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秉承审慎的态度，并继续“以数据说话”、“为百姓代言”的一贯风格，提出“新政”能否改变中国的全新研究课题。首先，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各种矛盾的病根在“中层官僚”对改革的强力阻碍。2014年4月，结合过去十年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观察，以及对中国当下的城镇化、反腐、雾霾、金融改革、医疗教育改革等热点问题的全面剖析，我推出了同名力作《“新政”能否改变中国》。新书记录了我对各类热点的深入研究，以及以百姓利益为本提出的改良方案。为飨读者，我将分四期连载《“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一书的序言，此为连载之三。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会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接受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建议，也就是类似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呢？原因并不是所谓的缺乏共识，而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1.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阳奉阴违，阻碍改革 2003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作为时任政府上任伊始发布的施政纲领，和我们现在热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一样，在当时被看作未来十年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仔细阅读这份十几年前发布的《决定》不难发现，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社会保障、再就业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早在2003年就已经被写进了党和中央政府的施政纲领里。 那么，这些早在2003年就做出部署的工作，为什么直到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乃至2013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进？我认为原因就是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中的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是阳奉阴违，阻碍改革进程。在政府主导经济，审批泛滥的情况下，别说发改委这样手中握有大项目审批权力的部门，即使在地方，一个企业要完成注册或者项目审批，至少也要盖几十个部门的公章才行。如此大密度的审批，绝不是为老百姓服务那

了民众空前团结的支持。即便仅仅是面对这两年侵袭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雾霾，恐怕再难找出延迟改革实质性进展的借口了。 改革的勇气，从壮士断臂退到壮士断腕，如果再退一步，恐怕感觉就是十指连心，动哪一根都下不了手。但问题是危机倒逼改革，在改革的窗口期越来越狭窄的今天，政府已经到了拿起“手术刀”的最后关头，退就是死。 本文摘自新著《“新政”能否改变中国》 ～～～～～～～～～～更多作品～～～～～～～～～～～ 《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情怀同出一辙？我们正确理解共产主义了吗？ 《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让你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现状，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多年的得与失，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路线图”！ 《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点》“虚假”的繁荣已被揭开，中国经济危如累卵，重要改革停滞不前，由此引爆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 《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在中国做事难，做人难，过日子更难。一本最耐寻味的《郎咸平说》，说出百姓心中所想！ 《拿什么拯救中国企业---郎咸平经典案例套装壹》（涵盖全球50个行业的兴衰案例，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致胜宝典） 《拿什么拯救中国企业---郎咸平经典案例套装贰》（涵盖全球50个行业的兴衰案例，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致胜宝典） 1. 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阳奉阴违，阻碍改革

——“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之三） 为什么会出现“政府抢夺市场对要素流动的决定权”的情况？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想法？告诉各位，答案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新一任政府履新后，我依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秉承审慎的态度，并继续“以数据说话”、“为百姓代言”的一贯风格，提出“新政”能否改变中国的全新研究课题。首先，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各种矛盾的病根在“中层官僚”对改革的强力阻碍。2014年4月，结合过去十年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观察，以及对中国当下的城镇化、反腐、雾霾、金融改革、医疗教育改革等热点问题的全面剖析，我推出了同名力作《“新政”能否改变中国》。新书记录了我对各类热点的深入研究，以及以百姓利益为本提出的改良方案。为飨读者，我将分四期连载《“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一书的序言，此为连载之三。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会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接受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建议，也就是类似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呢？原因并不是所谓的缺乏共识，而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1.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阳奉阴违，阻碍改革 2003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作为时任政府上任伊始发布的施政纲领，和我们现在热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一样，在当时被看作未来十年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仔细阅读这份十几年前发布的《决定》不难发现，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社会保障、再就业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早在2003年就已经被写进了党和中央政府的施政纲领里。 那么，这些早在2003年就做出部署的工作，为什么直到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乃至2013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进？我认为原因就是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中的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是阳奉阴违，阻碍改革进程。在政府主导经济，审批泛滥的情况下，别说发改委这样手中握有大项目审批权力的部门，即使在地方，一个企业要完成注册或者项目审批，至少也要盖几十个部门的公章才行。如此大密度的审批，绝不是为老百姓服务那

2003
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作为时任政府上任伊始发布的施政纲领，和我们现在热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一样，在当时被看作未来十年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仔细阅读这份十几年前发布的《决定》不难发现，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社会保障、再就业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早在么简单，而是只有审批，官僚才会有寻租空间。这就是过去这些年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 2.*形成的利益集团，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改革 我们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享受GDP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地方官员的升迁、政绩也成了以GDP为纲——GDP增速越高，升迁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升迁带来的好处则是更大的权力，以及权力变现的规模。请各位设想一下，一旦中央政府容忍GDP增速放缓，并伴有大批失业人口，那么第一，地方官员失去了高GDP增速这个升迁砝码，至于造成的产能过剩等不良后果，则是统统留给下一任去解决；第二，还要负担起救助失业人口，并对其进行再就业辅导的职责，避免在任期内产生重大社会动荡。前者是做好有功，后者是做好无过。 我举个例子证明，2013年5月，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发改委就在地方政府的鼓动下，向国务院上交了2��0版本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其总额高达40万亿人民币。好在我们的李克强总理及时叫停，否则在成全一些人的政绩工程的同时，全中国从经济到社会都可能会被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08年时，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干预经济，但即使如此，四万亿资金的走向，可选择的除了注入国企和“铁公基”之外，还有放弃保八，将资金注入民营经济或者社保体系等。但尾大不掉的中层官僚集团和国有企业，同拥有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形成的垄断利益集团一起，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去行政化等改革。这些都让他们获得了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既得利益集团”。 3.改革已到了政府拿起“手术刀”的时候 当我们翻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会发现对于“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就业问题、资源环境、城乡矛盾”等问题的调整、改革思维其实是一脉相传的，之间基本是递进关系。 时至今日，国内各方面矛盾已经尖锐化到不容打马虎眼的地步。新任政府接手的问题都是前人搁置的难题，矛盾甚至尖锐到众人皆知、无法继续搁置的地步。所以当新一任政府提出“深化改革”，并且将打击矛头明确指向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得到2003年就已经被写进了党和中央政府的施政纲领里。

——“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之三） 为什么会出现“政府抢夺市场对要素流动的决定权”的情况？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想法？告诉各位，答案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新一任政府履新后，我依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秉承审慎的态度，并继续“以数据说话”、“为百姓代言”的一贯风格，提出“新政”能否改变中国的全新研究课题。首先，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各种矛盾的病根在“中层官僚”对改革的强力阻碍。2014年4月，结合过去十年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观察，以及对中国当下的城镇化、反腐、雾霾、金融改革、医疗教育改革等热点问题的全面剖析，我推出了同名力作《“新政”能否改变中国》。新书记录了我对各类热点的深入研究，以及以百姓利益为本提出的改良方案。为飨读者，我将分四期连载《“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一书的序言，此为连载之三。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会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接受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建议，也就是类似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呢？原因并不是所谓的缺乏共识，而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1.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阳奉阴违，阻碍改革 2003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作为时任政府上任伊始发布的施政纲领，和我们现在热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一样，在当时被看作未来十年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仔细阅读这份十几年前发布的《决定》不难发现，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社会保障、再就业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早在2003年就已经被写进了党和中央政府的施政纲领里。 那么，这些早在2003年就做出部署的工作，为什么直到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乃至2013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进？我认为原因就是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中的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是阳奉阴违，阻碍改革进程。在政府主导经济，审批泛滥的情况下，别说发改委这样手中握有大项目审批权力的部门，即使在地方，一个企业要完成注册或者项目审批，至少也要盖几十个部门的公章才行。如此大密度的审批，绝不是为老百姓服务那那么，这些早在2003年就做出部署的工作，为什么直到 ——“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之三） 为什么会出现“政府抢夺市场对要素流动的决定权”的情况？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想法？告诉各位，答案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新一任政府履新后，我依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秉承审慎的态度，并继续“以数据说话”、“为百姓代言”的一贯风格，提出“新政”能否改变中国的全新研究课题。首先，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各种矛盾的病根在“中层官僚”对改革的强力阻碍。2014年4月，结合过去十年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观察，以及对中国当下的城镇化、反腐、雾霾、金融改革、医疗教育改革等热点问题的全面剖析，我推出了同名力作《“新政”能否改变中国》。新书记录了我对各类热点的深入研究，以及以百姓利益为本提出的改良方案。为飨读者，我将分四期连载《“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一书的序言，此为连载之三。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会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接受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建议，也就是类似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呢？原因并不是所谓的缺乏共识，而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1.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阳奉阴违，阻碍改革 2003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作为时任政府上任伊始发布的施政纲领，和我们现在热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一样，在当时被看作未来十年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仔细阅读这份十几年前发布的《决定》不难发现，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社会保障、再就业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早在2003年就已经被写进了党和中央政府的施政纲领里。 那么，这些早在2003年就做出部署的工作，为什么直到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乃至2013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进？我认为原因就是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中的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是阳奉阴违，阻碍改革进程。在政府主导经济，审批泛滥的情况下，别说发改委这样手中握有大项目审批权力的部门，即使在地方，一个企业要完成注册或者项目审批，至少也要盖几十个部门的公章才行。如此大密度的审批，绝不是为老百姓服务那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乃至2013么简单，而是只有审批，官僚才会有寻租空间。这就是过去这些年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 2.*形成的利益集团，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改革 我们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享受GDP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地方官员的升迁、政绩也成了以GDP为纲——GDP增速越高，升迁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升迁带来的好处则是更大的权力，以及权力变现的规模。请各位设想一下，一旦中央政府容忍GDP增速放缓，并伴有大批失业人口，那么第一，地方官员失去了高GDP增速这个升迁砝码，至于造成的产能过剩等不良后果，则是统统留给下一任去解决；第二，还要负担起救助失业人口，并对其进行再就业辅导的职责，避免在任期内产生重大社会动荡。前者是做好有功，后者是做好无过。 我举个例子证明，2013年5月，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发改委就在地方政府的鼓动下，向国务院上交了2��0版本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其总额高达40万亿人民币。好在我们的李克强总理及时叫停，否则在成全一些人的政绩工程的同时，全中国从经济到社会都可能会被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08年时，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干预经济，但即使如此，四万亿资金的走向，可选择的除了注入国企和“铁公基”之外，还有放弃保八，将资金注入民营经济或者社保体系等。但尾大不掉的中层官僚集团和国有企业，同拥有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形成的垄断利益集团一起，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去行政化等改革。这些都让他们获得了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既得利益集团”。 3.改革已到了政府拿起“手术刀”的时候 当我们翻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会发现对于“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就业问题、资源环境、城乡矛盾”等问题的调整、改革思维其实是一脉相传的，之间基本是递进关系。 时至今日，国内各方面矛盾已经尖锐化到不容打马虎眼的地步。新任政府接手的问题都是前人搁置的难题，矛盾甚至尖锐到众人皆知、无法继续搁置的地步。所以当新一任政府提出“深化改革”，并且将打击矛头明确指向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得到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进？我认为原因就是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中的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是阳奉阴违，阻碍改革进程。在政府主导经济，审批泛滥的情况下，别说发改委这样手中握有大项目审批权力的部门，即使在地方，一个企业要完成注册或者项目审批，至少也要盖几十个部门的公章才行。如此大密度的审批，绝不是为老百姓服务那么简单，而是只有审批，官僚才会有寻租空间。这就是过去这些年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

——“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之三） 为什么会出现“政府抢夺市场对要素流动的决定权”的情况？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想法？告诉各位，答案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新一任政府履新后，我依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秉承审慎的态度，并继续“以数据说话”、“为百姓代言”的一贯风格，提出“新政”能否改变中国的全新研究课题。首先，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各种矛盾的病根在“中层官僚”对改革的强力阻碍。2014年4月，结合过去十年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观察，以及对中国当下的城镇化、反腐、雾霾、金融改革、医疗教育改革等热点问题的全面剖析，我推出了同名力作《“新政”能否改变中国》。新书记录了我对各类热点的深入研究，以及以百姓利益为本提出的改良方案。为飨读者，我将分四期连载《“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一书的序言，此为连载之三。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会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接受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建议，也就是类似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呢？原因并不是所谓的缺乏共识，而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1.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阳奉阴违，阻碍改革 2003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作为时任政府上任伊始发布的施政纲领，和我们现在热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一样，在当时被看作未来十年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仔细阅读这份十几年前发布的《决定》不难发现，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社会保障、再就业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早在2003年就已经被写进了党和中央政府的施政纲领里。 那么，这些早在2003年就做出部署的工作，为什么直到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乃至2013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进？我认为原因就是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中的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是阳奉阴违，阻碍改革进程。在政府主导经济，审批泛滥的情况下，别说发改委这样手中握有大项目审批权力的部门，即使在地方，一个企业要完成注册或者项目审批，至少也要盖几十个部门的公章才行。如此大密度的审批，绝不是为老百姓服务那

2. *形成的利益集团，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改革

了民众空前团结的支持。即便仅仅是面对这两年侵袭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雾霾，恐怕再难找出延迟改革实质性进展的借口了。 改革的勇气，从壮士断臂退到壮士断腕，如果再退一步，恐怕感觉就是十指连心，动哪一根都下不了手。但问题是危机倒逼改革，在改革的窗口期越来越狭窄的今天，政府已经到了拿起“手术刀”的最后关头，退就是死。 本文摘自新著《“新政”能否改变中国》 ～～～～～～～～～～更多作品～～～～～～～～～～～ 《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情怀同出一辙？我们正确理解共产主义了吗？ 《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让你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现状，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多年的得与失，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路线图”！ 《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点》“虚假”的繁荣已被揭开，中国经济危如累卵，重要改革停滞不前，由此引爆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 《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在中国做事难，做人难，过日子更难。一本最耐寻味的《郎咸平说》，说出百姓心中所想！ 《拿什么拯救中国企业---郎咸平经典案例套装壹》（涵盖全球50个行业的兴衰案例，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致胜宝典） 《拿什么拯救中国企业---郎咸平经典案例套装贰》（涵盖全球50个行业的兴衰案例，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致胜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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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纲——GDP增速越高，升迁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升迁带来的好处则是更大的权力，以及权力变现的规模。请各位设想一下，一旦中央政府容忍么简单，而是只有审批，官僚才会有寻租空间。这就是过去这些年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 2.*形成的利益集团，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改革 我们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享受GDP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地方官员的升迁、政绩也成了以GDP为纲——GDP增速越高，升迁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升迁带来的好处则是更大的权力，以及权力变现的规模。请各位设想一下，一旦中央政府容忍GDP增速放缓，并伴有大批失业人口，那么第一，地方官员失去了高GDP增速这个升迁砝码，至于造成的产能过剩等不良后果，则是统统留给下一任去解决；第二，还要负担起救助失业人口，并对其进行再就业辅导的职责，避免在任期内产生重大社会动荡。前者是做好有功，后者是做好无过。 我举个例子证明，2013年5月，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发改委就在地方政府的鼓动下，向国务院上交了2��0版本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其总额高达40万亿人民币。好在我们的李克强总理及时叫停，否则在成全一些人的政绩工程的同时，全中国从经济到社会都可能会被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08年时，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干预经济，但即使如此，四万亿资金的走向，可选择的除了注入国企和“铁公基”之外，还有放弃保八，将资金注入民营经济或者社保体系等。但尾大不掉的中层官僚集团和国有企业，同拥有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形成的垄断利益集团一起，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去行政化等改革。这些都让他们获得了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既得利益集团”。 3.改革已到了政府拿起“手术刀”的时候 当我们翻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会发现对于“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就业问题、资源环境、城乡矛盾”等问题的调整、改革思维其实是一脉相传的，之间基本是递进关系。 时至今日，国内各方面矛盾已经尖锐化到不容打马虎眼的地步。新任政府接手的问题都是前人搁置的难题，矛盾甚至尖锐到众人皆知、无法继续搁置的地步。所以当新一任政府提出“深化改革”，并且将打击矛头明确指向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得到GDP增速放缓，并伴有大批失业人口，那么第一，地方官员失去了高GDP
增速这个升迁砝码，至于造成的产能过剩等不良后果，则是统统留给下一任去解决；第二，还要负担起救助失业人口，并对其进行再就业辅导的职责，避免在任期内产生重大社会动荡。前者是做好有功，后者是做好无过。

我举个例子证明，了民众空前团结的支持。即便仅仅是面对这两年侵袭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雾霾，恐怕再难找出延迟改革实质性进展的借口了。 改革的勇气，从壮士断臂退到壮士断腕，如果再退一步，恐怕感觉就是十指连心，动哪一根都下不了手。但问题是危机倒逼改革，在改革的窗口期越来越狭窄的今天，政府已经到了拿起“手术刀”的最后关头，退就是死。 本文摘自新著《“新政”能否改变中国》 ～～～～～～～～～～更多作品～～～～～～～～～～～ 《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情怀同出一辙？我们正确理解共产主义了吗？ 《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让你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现状，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多年的得与失，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路线图”！ 《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点》“虚假”的繁荣已被揭开，中国经济危如累卵，重要改革停滞不前，由此引爆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 《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在中国做事难，做人难，过日子更难。一本最耐寻味的《郎咸平说》，说出百姓心中所想！ 《拿什么拯救中国企业---郎咸平经典案例套装壹》（涵盖全球50个行业的兴衰案例，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致胜宝典） 《拿什么拯救中国企业---郎咸平经典案例套装贰》（涵盖全球50个行业的兴衰案例，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致胜宝典） 2013年5么简单，而是只有审批，官僚才会有寻租空间。这就是过去这些年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 2.*形成的利益集团，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改革 我们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享受GDP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地方官员的升迁、政绩也成了以GDP为纲——GDP增速越高，升迁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升迁带来的好处则是更大的权力，以及权力变现的规模。请各位设想一下，一旦中央政府容忍GDP增速放缓，并伴有大批失业人口，那么第一，地方官员失去了高GDP增速这个升迁砝码，至于造成的产能过剩等不良后果，则是统统留给下一任去解决；第二，还要负担起救助失业人口，并对其进行再就业辅导的职责，避免在任期内产生重大社会动荡。前者是做好有功，后者是做好无过。 我举个例子证明，2013年5月，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发改委就在地方政府的鼓动下，向国务院上交了2��0版本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其总额高达40万亿人民币。好在我们的李克强总理及时叫停，否则在成全一些人的政绩工程的同时，全中国从经济到社会都可能会被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08年时，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干预经济，但即使如此，四万亿资金的走向，可选择的除了注入国企和“铁公基”之外，还有放弃保八，将资金注入民营经济或者社保体系等。但尾大不掉的中层官僚集团和国有企业，同拥有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形成的垄断利益集团一起，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去行政化等改革。这些都让他们获得了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既得利益集团”。 3.改革已到了政府拿起“手术刀”的时候 当我们翻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会发现对于“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就业问题、资源环境、城乡矛盾”等问题的调整、改革思维其实是一脉相传的，之间基本是递进关系。 时至今日，国内各方面矛盾已经尖锐化到不容打马虎眼的地步。新任政府接手的问题都是前人搁置的难题，矛盾甚至尖锐到众人皆知、无法继续搁置的地步。所以当新一任政府提出“深化改革”，并且将打击矛头明确指向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得到月，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发改委就在地方政府的鼓动下，向国务院上交了2�� ——“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之三） 为什么会出现“政府抢夺市场对要素流动的决定权”的情况？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想法？告诉各位，答案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新一任政府履新后，我依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秉承审慎的态度，并继续“以数据说话”、“为百姓代言”的一贯风格，提出“新政”能否改变中国的全新研究课题。首先，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各种矛盾的病根在“中层官僚”对改革的强力阻碍。2014年4月，结合过去十年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观察，以及对中国当下的城镇化、反腐、雾霾、金融改革、医疗教育改革等热点问题的全面剖析，我推出了同名力作《“新政”能否改变中国》。新书记录了我对各类热点的深入研究，以及以百姓利益为本提出的改良方案。为飨读者，我将分四期连载《“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一书的序言，此为连载之三。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会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接受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建议，也就是类似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呢？原因并不是所谓的缺乏共识，而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1.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阳奉阴违，阻碍改革 2003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作为时任政府上任伊始发布的施政纲领，和我们现在热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一样，在当时被看作未来十年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仔细阅读这份十几年前发布的《决定》不难发现，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社会保障、再就业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早在2003年就已经被写进了党和中央政府的施政纲领里。 那么，这些早在2003年就做出部署的工作，为什么直到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乃至2013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进？我认为原因就是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中的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是阳奉阴违，阻碍改革进程。在政府主导经济，审批泛滥的情况下，别说发改委这样手中握有大项目审批权力的部门，即使在地方，一个企业要完成注册或者项目审批，至少也要盖几十个部门的公章才行。如此大密度的审批，绝不是为老百姓服务那0版本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其总额高达40么简单，而是只有审批，官僚才会有寻租空间。这就是过去这些年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 2.*形成的利益集团，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改革 我们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享受GDP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地方官员的升迁、政绩也成了以GDP为纲——GDP增速越高，升迁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升迁带来的好处则是更大的权力，以及权力变现的规模。请各位设想一下，一旦中央政府容忍GDP增速放缓，并伴有大批失业人口，那么第一，地方官员失去了高GDP增速这个升迁砝码，至于造成的产能过剩等不良后果，则是统统留给下一任去解决；第二，还要负担起救助失业人口，并对其进行再就业辅导的职责，避免在任期内产生重大社会动荡。前者是做好有功，后者是做好无过。 我举个例子证明，2013年5月，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发改委就在地方政府的鼓动下，向国务院上交了2��0版本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其总额高达40万亿人民币。好在我们的李克强总理及时叫停，否则在成全一些人的政绩工程的同时，全中国从经济到社会都可能会被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08年时，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干预经济，但即使如此，四万亿资金的走向，可选择的除了注入国企和“铁公基”之外，还有放弃保八，将资金注入民营经济或者社保体系等。但尾大不掉的中层官僚集团和国有企业，同拥有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形成的垄断利益集团一起，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去行政化等改革。这些都让他们获得了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既得利益集团”。 3.改革已到了政府拿起“手术刀”的时候 当我们翻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会发现对于“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就业问题、资源环境、城乡矛盾”等问题的调整、改革思维其实是一脉相传的，之间基本是递进关系。 时至今日，国内各方面矛盾已经尖锐化到不容打马虎眼的地步。新任政府接手的问题都是前人搁置的难题，矛盾甚至尖锐到众人皆知、无法继续搁置的地步。所以当新一任政府提出“深化改革”，并且将打击矛头明确指向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得到万亿人民币。好在我们的李克强总理及时叫停，否则在成全一些人的政绩工程的同时，全中国从经济到社会都可能会被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08 ——“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之三） 为什么会出现“政府抢夺市场对要素流动的决定权”的情况？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想法？告诉各位，答案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新一任政府履新后，我依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秉承审慎的态度，并继续“以数据说话”、“为百姓代言”的一贯风格，提出“新政”能否改变中国的全新研究课题。首先，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各种矛盾的病根在“中层官僚”对改革的强力阻碍。2014年4月，结合过去十年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观察，以及对中国当下的城镇化、反腐、雾霾、金融改革、医疗教育改革等热点问题的全面剖析，我推出了同名力作《“新政”能否改变中国》。新书记录了我对各类热点的深入研究，以及以百姓利益为本提出的改良方案。为飨读者，我将分四期连载《“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一书的序言，此为连载之三。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会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接受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建议，也就是类似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呢？原因并不是所谓的缺乏共识，而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1.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阳奉阴违，阻碍改革 2003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作为时任政府上任伊始发布的施政纲领，和我们现在热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一样，在当时被看作未来十年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仔细阅读这份十几年前发布的《决定》不难发现，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社会保障、再就业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早在2003年就已经被写进了党和中央政府的施政纲领里。 那么，这些早在2003年就做出部署的工作，为什么直到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乃至2013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进？我认为原因就是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中的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是阳奉阴违，阻碍改革进程。在政府主导经济，审批泛滥的情况下，别说发改委这样手中握有大项目审批权力的部门，即使在地方，一个企业要完成注册或者项目审批，至少也要盖几十个部门的公章才行。如此大密度的审批，绝不是为老百姓服务那年时，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干预经济，但即使如此，四万亿资金的走向，可选择的除了注入国企和“铁公基”之外，还有放弃保八，将资金注入民营经济或者社保体系等。但尾大不掉的中层官僚集团和国有企业，同拥有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形成的垄断利益集团一起，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去行政化等改革。这些都让他们获得了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既得利益集团”。

——“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之三） 为什么会出现“政府抢夺市场对要素流动的决定权”的情况？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想法？告诉各位，答案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新一任政府履新后，我依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秉承审慎的态度，并继续“以数据说话”、“为百姓代言”的一贯风格，提出“新政”能否改变中国的全新研究课题。首先，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各种矛盾的病根在“中层官僚”对改革的强力阻碍。2014年4月，结合过去十年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观察，以及对中国当下的城镇化、反腐、雾霾、金融改革、医疗教育改革等热点问题的全面剖析，我推出了同名力作《“新政”能否改变中国》。新书记录了我对各类热点的深入研究，以及以百姓利益为本提出的改良方案。为飨读者，我将分四期连载《“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一书的序言，此为连载之三。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会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接受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建议，也就是类似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呢？原因并不是所谓的缺乏共识，而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1.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阳奉阴违，阻碍改革 2003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作为时任政府上任伊始发布的施政纲领，和我们现在热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一样，在当时被看作未来十年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仔细阅读这份十几年前发布的《决定》不难发现，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社会保障、再就业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早在2003年就已经被写进了党和中央政府的施政纲领里。 那么，这些早在2003年就做出部署的工作，为什么直到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乃至2013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进？我认为原因就是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中的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是阳奉阴违，阻碍改革进程。在政府主导经济，审批泛滥的情况下，别说发改委这样手中握有大项目审批权力的部门，即使在地方，一个企业要完成注册或者项目审批，至少也要盖几十个部门的公章才行。如此大密度的审批，绝不是为老百姓服务那3. 改革已到了政府拿起“手术刀”的时候

当我们翻看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2003 ——“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之三） 为什么会出现“政府抢夺市场对要素流动的决定权”的情况？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想法？告诉各位，答案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新一任政府履新后，我依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秉承审慎的态度，并继续“以数据说话”、“为百姓代言”的一贯风格，提出“新政”能否改变中国的全新研究课题。首先，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各种矛盾的病根在“中层官僚”对改革的强力阻碍。2014年4月，结合过去十年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观察，以及对中国当下的城镇化、反腐、雾霾、金融改革、医疗教育改革等热点问题的全面剖析，我推出了同名力作《“新政”能否改变中国》。新书记录了我对各类热点的深入研究，以及以百姓利益为本提出的改良方案。为飨读者，我将分四期连载《“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一书的序言，此为连载之三。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会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接受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建议，也就是类似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呢？原因并不是所谓的缺乏共识，而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1.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阳奉阴违，阻碍改革 2003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作为时任政府上任伊始发布的施政纲领，和我们现在热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一样，在当时被看作未来十年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仔细阅读这份十几年前发布的《决定》不难发现，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社会保障、再就业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早在2003年就已经被写进了党和中央政府的施政纲领里。 那么，这些早在2003年就做出部署的工作，为什么直到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乃至2013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进？我认为原因就是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中的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是阳奉阴违，阻碍改革进程。在政府主导经济，审批泛滥的情况下，别说发改委这样手中握有大项目审批权力的部门，即使在地方，一个企业要完成注册或者项目审批，至少也要盖几十个部门的公章才行。如此大密度的审批，绝不是为老百姓服务那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会发现对于“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就业问题、资源环境、城乡矛盾”等问题的调整、改革思维其实是一脉相传的，之间基本是递进关系。

么简单，而是只有审批，官僚才会有寻租空间。这就是过去这些年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 2.*形成的利益集团，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改革 我们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享受GDP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地方官员的升迁、政绩也成了以GDP为纲——GDP增速越高，升迁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升迁带来的好处则是更大的权力，以及权力变现的规模。请各位设想一下，一旦中央政府容忍GDP增速放缓，并伴有大批失业人口，那么第一，地方官员失去了高GDP增速这个升迁砝码，至于造成的产能过剩等不良后果，则是统统留给下一任去解决；第二，还要负担起救助失业人口，并对其进行再就业辅导的职责，避免在任期内产生重大社会动荡。前者是做好有功，后者是做好无过。 我举个例子证明，2013年5月，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发改委就在地方政府的鼓动下，向国务院上交了2��0版本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其总额高达40万亿人民币。好在我们的李克强总理及时叫停，否则在成全一些人的政绩工程的同时，全中国从经济到社会都可能会被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08年时，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干预经济，但即使如此，四万亿资金的走向，可选择的除了注入国企和“铁公基”之外，还有放弃保八，将资金注入民营经济或者社保体系等。但尾大不掉的中层官僚集团和国有企业，同拥有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形成的垄断利益集团一起，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去行政化等改革。这些都让他们获得了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既得利益集团”。 3.改革已到了政府拿起“手术刀”的时候 当我们翻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会发现对于“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就业问题、资源环境、城乡矛盾”等问题的调整、改革思维其实是一脉相传的，之间基本是递进关系。 时至今日，国内各方面矛盾已经尖锐化到不容打马虎眼的地步。新任政府接手的问题都是前人搁置的难题，矛盾甚至尖锐到众人皆知、无法继续搁置的地步。所以当新一任政府提出“深化改革”，并且将打击矛头明确指向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得到

时至今日，国内各方面矛盾已经尖锐化到不容打马虎眼的地步。新任政府接手的问题都是前人搁置的难题，矛盾甚至尖锐到众人皆知、无法继续搁置的地步。所以当新一任政府提出“深化改革”，并且将打击矛头明确指向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得到了民众空前团结的支持。即便仅仅是面对这两年侵袭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雾霾，恐怕再难找出延迟改革实质性进展的借口了。

了民众空前团结的支持。即便仅仅是面对这两年侵袭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雾霾，恐怕再难找出延迟改革实质性进展的借口了。 改革的勇气，从壮士断臂退到壮士断腕，如果再退一步，恐怕感觉就是十指连心，动哪一根都下不了手。但问题是危机倒逼改革，在改革的窗口期越来越狭窄的今天，政府已经到了拿起“手术刀”的最后关头，退就是死。 本文摘自新著《“新政”能否改变中国》 ～～～～～～～～～～更多作品～～～～～～～～～～～ 《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情怀同出一辙？我们正确理解共产主义了吗？ 《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让你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现状，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多年的得与失，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路线图”！ 《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点》“虚假”的繁荣已被揭开，中国经济危如累卵，重要改革停滞不前，由此引爆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 《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在中国做事难，做人难，过日子更难。一本最耐寻味的《郎咸平说》，说出百姓心中所想！ 《拿什么拯救中国企业---郎咸平经典案例套装壹》（涵盖全球50个行业的兴衰案例，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致胜宝典） 《拿什么拯救中国企业---郎咸平经典案例套装贰》（涵盖全球50个行业的兴衰案例，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致胜宝典） 改革的勇气，从壮士断臂退到壮士断腕，如果再退一步，恐怕感觉就是十指连心，动哪一根都下不了手。但问题是危机倒逼改革，在改革的窗口期越来越狭窄的今天，政府已经到了拿起“手术刀”的最后关头，退就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