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改革家的治国之道

尊王攮夷，知人用人……管仲担任宰相以后，像是一匹识途的老马，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眼光，牵引齐国这辆大车向前行，目标明确，道路通达，高歌猛进。     高价买鹿：不战而屈人之兵     有一次管仲派了许多商人到楚国去买鹿，当时鹿这种动物在其它地方是比较稀少的，只有楚国才有，但是在当地人们只把鹿当作一般的肉食，二枚铜币就可以买一头了。     管仲派去的商人在楚国到处扬言，我们国君喜欢鹿，不惜重金前来收购。楚国商人一看，有利可图，赶快到各处采购，纷纷进货，然后再卖给齐国的商人。     鹿的价格迅速飞涨，起初三枚铜币一头，过了十几天已经涨到五枚铜币一头，快翻一番了，此时管仲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便宜，要把鹿价再提高到四十枚铜币一头。     管仲为什么要加价购鹿呢？他又是如何通过这招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呢？     这是他的一个计谋。这样一来的话，楚国的国君楚成王和大臣都很开心。     之前，卫国有个国君叫卫懿公，好鹤，结果魏国亡了，所以，他们认为齐桓公这样好鹿，是步卫懿公的后尘，玩物丧志，所以他们非常开心，想坐观其变，坐享其成。这一招对楚国的一些人来讲刺激非常大，一头鹿能赚那么多钱，于是农民不种田了，放下手中的农具换成猎具去猎鹿了，甚至一些士兵也放下武器，偷偷去猎鹿。全民皆猎。这样，地就荒了，仗也没人打了，枪头都生锈了。     这也是管仲的意图所在，一年以后，楚国土地荒芜，铜币堆积如山，但是你铜币再多也没用，买不到粮食。     这时管仲封锁楚国的粮食进出口通道，他利用齐桓公是诸侯霸主的身份，向各国发出命令，不准跟楚国通商、买卖粮食。     这样，楚国粮食奇缺，部队没粮食吃，战斗力就大打折扣。这时管仲看时机成熟，组织联军，找了一个理由，讨伐楚国。楚成王一看没办法，弱势，求和，不再侵略周边的小国家，听齐桓公的号令。这样管仲不动一刀一枪，就是《孙子兵法》上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     尊王攮夷     尊王攮夷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管仲为相以后，尽心竭力地辅佐齐桓公，富国强兵。不久后就使得齐国迅速崛起，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了。     他当时采用的一些政策中有两点，一个是尊王攮夷，另一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尊王攮夷的含义是什么？这要从周王朝的衰弱开始说起，就是周朝是文王立国的，但到周幽王的时候开始走下坡路了。周幽王比较昏聩，他宠信一个女人叫褒姒。为了博她一笑，他点燃烽火。褒姒笑了，大臣们火了。这个典故就是“烽火戏诸侯”。     到周平王的时候，国家不行了。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周朝分成两截，一个叫西周，一个叫东周。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就是西周跟东周的分水岭，也把这一年作为是春秋的开始。     到这时周天子虽然还是名义上的皇帝，实际上他已经无力管制天下。好多诸侯国都不听他号令，原来周文王立国的时候封了100多个诸侯，到这时诸侯国还有几十个，吞并掉一点，灭亡掉一点，还有几十个，比较大的有齐国、晋国、楚国、燕国、魏国、中山、陈国、蔡国，各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弱肉强食，互相兼并。     好多诸侯国凭借自己的实力不听周天子号令，所谓的尊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王”指周天子，因为周朝再衰弱，它毕竟还是中央政府。尊王就是要尊重周天子，尊重周天子的名分、权利。     这样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管仲的一个策略，因为齐国再强大，毕竟还是诸侯之一，实际他就是一个策略，“挟天子以令诸侯”，打着尊王的旗帜来发号施令，挟制诸侯。
    但尊王令诸侯以后，攮夷又是什么用意？“攮”本意是排除、排斥。“夷”指的是非华夏地区。过去讲中国，实际就是中原，它的区划大致包括了今天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还有安徽、湖北这些在长江北岸的部分。

    此外其它地区泛称“夷”。还有具体说法，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总称为“夷”。    所谓“攮夷”，周朝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少数民族部落好多是游牧民族，利用兵强马壮，习惯打仗，经常来侵略中原。“攮夷”一方面要抵抗侵略，另一方面对非华夏文明的要排斥。     当时华夏文明是最先进的文明，所谓“夷”，它就包含了落后、蒙昧、野蛮的含义，“攮夷”还有维护正统、维护文明，作为一种口号，容易引领团结其他诸侯国。     管仲深谋远虑，且具有相当的战略意义。具体说，他是以政治目的为先导，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外交活动为中枢，从而帮助齐桓公争取各个诸侯国的支持与服从，奠定齐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管仲拼命督促齐桓公要多参与整个的国际事务。在公元前661年的时候，北方的狄攻打邢国，次年，狄又消灭了卫国。     齐桓公当时想，关我什么事，又没危及到我，所以不愿意出兵救援，而且没事就吃喝玩乐，不听朝政。管仲就批评他说，齐国周边的战事不断，兵戈四起，其实已经威胁到我们了，您竟然不闻不问，这是悲哀。齐桓公一听，马上振作起精神，毁掉了他自己吃喝玩乐的那些东西以后，决定以武力对外进行干预，之后就真的收到了效果。     公元前651年，周惠王去世了，齐桓公就做主，拥立了太子郑即位。所以后来太子郑，也就是周襄王很感激他，送了祭肉给他，向他表示奖赏。     齐桓公抓住这个事情大做文章，正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大肆张扬其事，搞了一个盟会，一方面显示自己拥立周天子的功劳，同时又显示周天子对他的倚重，这是一箭双雕。好多诸侯国都来参加了，盟会当中定了一些条款，诛不孝，不能更易太子，不允许以妾为妻，都在维护周朝的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     知人用人各尽其才     管仲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口外买过一匹好马，这匹马浑身墨黑，惟有四蹄如雪，卖马人叫它“雪里站”。有一次跑生意，马被偷了。管仲非常难过。等了三四天，这一天，管仲鲍叔牙正闷坐在店中，忽然听到远处有马的嘶鸣声音，二人忙出门一看，“雪里站”回来了。马见了管仲之后还用舌头舔管仲的手。这是“老马识途”的典故。     其实这是民间传说，真正有文献依据的来自韩非子《说林》记载，管仲跟大臣隰朋跟着齐桓公去攻打一个国家孤竹国，春天去的，冬天回来。回来的时候部队迷失道路了，找不到原来的路，管仲把一匹老马的缰绳解开，让它带路，于是部队很顺利地回来了。     而部队行军想喝水，没水喝，隰朋就找蚂蚁的窝。蚂蚁窝都是靠近水源的。很快就找到水了，所以这个成语实际上是八个字，《韩非子》里说：“老马识途，蚁穴近水”。《韩非子》也可能是寓言故事，但那是有文献依据的。
    老马识途这个成语，可以象征管仲对齐桓公在政治上治理国家的引领关系。他在用人上的一些观念跟做法也很独到。在用人方面，史料记载也比较明确，管仲在齐桓公刚刚拜他为宰相之后不久就向齐桓公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就有任用贤能这一条，而且他当时比喻得非常好：建成大厦，决不能单凭一根木材，汇成大海也决不能仅靠一条涓涓细流。国君想要成就大业的话，必须任用咱们齐国的五位杰出的才俊，号称“五杰”。
管仲在推荐这五个人时，是拿什么来说服齐桓公的呢？     管仲说，“行为合乎规范”、“进退合乎礼节”、“言辞刚柔相济”，“吾不如隰朋”。请任命他为大司行，让他做外交部长，负责和各国之间的交往，负责外交。     开荒地，建城池，种粮食，管行政，他认为增加人口，我不如宁戚。所以请任命宁戚做大司田，掌管农业，做农业部长。     让军队进退有节，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所以请任命他做大司马，是国防部长。     断案合理公道，不杀无辜，不罚无罪，我不如宾胥无。请任命他为大司理，掌管法律、司法、刑律，是司法部长。     敢于犯颜直谏，不避死亡，不图富贵，我不如东郭牙。所以请任命他为大谏臣，主管监察谏议这方面的事情，是监察部长或者是纪委书记这样的角色。     他用了五个“吾不如”。这就是宰相之才。谁该干什么工作，他都了然于胸。一旦要用的时候，就让他们各得其所，各尽其才。     推荐这五个人后，他还说了一句话，如果要管理好齐国，想富国强兵，用这五个人够了。但是如果要成就霸王之业，那则非我管仲不可。几个“吾不如”只是说他们各自的特点，但没有否定自己，非常自信。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建议，任命了这些人，让这五个人各施其职，并且拜管仲做宰相，这就组成了强有力的内阁。     宁戚是个名人，有句成语叫“宁戚饭牛”。照《淮南子》的说法，宁戚是卫国人，到齐国来经商，有一天傍晚，他在城门旁边住宿下来，正在喂牛，这时正好齐桓公在城外迎送客人，宁戚就敲着牛角唱一首歌，很悲哀，齐桓公一听，这个人不平凡，就把他带回去了。这就是“宁戚饭牛”，有名的典故。     宁戚主管齐国的农业生产，在管仲一些政策的引导下，他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都很好。当时齐国盐碱地很多，叫“泻卤”，他们就治理盐碱地，兴修水利。还有“相地而衰征”，这是管仲提出来的，就是根据土地的肥沃还是贫瘠来相应地多收或者少收税收，这个政策很灵活，很实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东郭牙呢，有人认为就是鲍叔牙，过去对人的称呼有一种习惯性的说法叫“村东头、村西头”，东郭就是东城。     鲍叔牙还有一个特点，性情耿直，敢于说真话，敢言直谏。他对一个人的优点，极力表扬，对一个人的缺点，极力批评，包括齐桓公有一点不是他都敢犯言直谏。     历史上有这方面的记载，齐桓公在成就了一些事业以后，洋洋得意，想铸口大钟，要把自己的功业铭刻在钟上面。他认为自己可以与尧舜相媲美了。结果，他去征求鲍叔牙意见，鲍叔牙非但不说他的功德，反而数说他的过失，齐桓公感到很惭愧，     齐桓公这个人很有肚量，他对鲍叔牙讲，如果不是您及时批评的话，我可能就要犯大错误了。     齐桓公拜管仲为相以后，经常向管仲请教治国安邦、称霸图王的大计。有一次就问这么一个问题，他说，管仲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身上有很多毛病，第一，我这个人好打猎，管仲说这没大碍。齐桓公又问，我这个人好喝酒，管仲说这对齐国的霸业也没有妨碍。第三个毛病寡人好色，管仲认为不妨害国家。     管仲讲这个话有一个前提，他是以退为进。齐桓公很意外，但是管仲紧接着就讲了，有三件事不能做：一，得贤而不能任；二，用而不能终；三，让贤人干事，而和小人一起议论贤者。     如果国君做了这三件事那就会危害到国家的大业。好猎、好酒、好色，不是没有危害，危害性与这个后面所说的三件事相比，要小得多。所以这次谈话，好多书上都有记载。
这里可以反应出管仲的一些人才观念，第一，作为一个国君要重视人才，要有识别人才的眼力。第二，任用贤者要能够信任人，用到底。第三，与贤人谋事而与小人议之，管仲认为是最不好的。对待贤才要公平，要有一个公正公开的价值评判尺度。     当时，在齐桓公的身边也有小人。一个叫易牙。这个人把自己儿子杀了，让齐桓公尝尝人肉是什么滋味的。一个叫公子开方，据说是摒弃了荣华富贵，父亲去世他也不回家奔丧，要留在齐桓公身边讨好他。还有一个叫竖刁，自己把自己阉割了，做了宦官，以便更接近齐桓公。     这三个小人，齐桓公对他们很信任。管仲病重，齐桓公就问管仲接班人的问题，而且就一个个把这三个小人推出来，问问易牙可以吗？不行，这个人杀自己儿子，非人情。推荐公子开方，管仲也认为悖逆自己的亲人，非人情，不行。竖刁更不行，自宫。他自我阉割然后做太监接近齐桓公，违背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损。管仲看事，看人，既高屋建瓴，登高望远，还注重事之常理，人之常情。有一种说法叫“大奸若忠”，看上去这种人忠得不得了，实际上这种人最坏。所以管仲认为这三个人是坚决不可以用的。结果这三个小人在齐桓公的几个儿子中间拉帮结派，制造摩擦，争权夺利，相互残杀，齐国搞得大乱。齐桓公后来被他们关在一个深宫之中，连饭也没吃。一代霸主最后的结局就是害在这些小人手里，自作自受。事实证明，管仲的确有识别人的非凡眼光，他洞察细微，预测未来，人们称之为 “管仲预见”。     管仲治理齐国四十多年，实行一系列改革内政外交的重大措施，使齐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势。     管仲既是学识渊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绩斐然的政治家。即使在今天，管仲的思想遗产也仍有深远的意义。     善于运用经济杠杆     古代，国民经济非常单一。农业生产一直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管仲比其他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在于，他不仅重视农业生产，也十分重视工商业。     他把富民放在首位，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一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根源，是首先要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正是这样，齐国一跃成为了最富有的国家，为称霸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有个故事跟前面说的哄抬鹿价非常相似。     齐国和鲁国积怨很深，近邻总免不了有点摩擦。     齐桓公就和管仲商讨对付鲁国的办法。管仲出了一个主意：鲁国百姓从来是以织绨为业的，“绨”是一种厚而滑的绸子。     管仲就让齐桓公带头穿绨做的衣服。齐国百姓也都纷纷效仿。一时间绨服遍及齐国。     管仲同时还下令，齐国百姓自己就不要织绨了，并宣布了一个价格优惠给鲁国。鲁国商人给齐国贩来一千匹绨，可得三百金。贩来一万匹，得三千。于是绨的价格拼命往上涨。鲁国百姓觉得有利可图了，就都放弃农活，织起绨来了。     其实这是管仲的一个计谋，是打经济仗。他让鲁国人都不种田，都去织绨。粮田荒芜，粮食就紧缺了。有道是叫做“人误地一天，地误人一年”。     到时鲁国没粮食了，要问齐国买，问其他国家买。齐国封锁粮食通道，就把鲁国的国君搞得焦头烂额，管仲轻而易举，一下子就让鲁国服帖了，老老实实向齐国求救，听从齐国的摆布。     管仲非常善于运用经济杠杆，刮起一阵金融风暴，给对方的经济体系造成巨大打击。从现代的眼光来看，他也是一个无比高明的操盘手，很懂得用经济杠杆来左右。     管仲的好多经济观念非常新潮。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称霸是有基础的，就是齐国的经济实力。而齐国的经济实力强于其他国家，和管仲搞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分不开。     重视农业，也很重视工商业     管仲有一句话，大家很熟悉：“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是他提出来的。     《管子》一共十八篇。里边有一篇叫《牧民》。《牧民》篇里，管子就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要把天下治理好，首先就要顺合老百姓的心思。一个国家的政治兴旺还是败落，首先一条取决于民心的向背。你顺应了老百姓的心思，国家就兴旺发达。你违逆了老百姓的心愿，国家就要败落衰亡。     怎么能够顺应老百姓呢，要让人民先富起来，要能够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证。     他是怎么做到富民呢？管仲是宰相，他可以把他的一些思想观念通过他的职权变成现实。如何让人民富裕起来，管仲认为他应该先抓农业。因为中国古代很长时间是农业社会，粮食生产就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一切事情首先是个温饱问题。历代的一些政治家、政论家重视农业这一点是一致的，但有不少人同时轻视商业，叫 “重农抑商”。     管仲不仅重视农业，他对工商业也很重视。他提出一些措施，由国家铸造钱币来促进商品流通，鼓励齐国当地人到其他国家从事贸易。甚至他提出一个类似今天“招商引资”的观念来刺     经济发展，所以他对齐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他当宰相不久，就向齐桓公提议，叫齐桓公下个命令，要为到齐国来的各国商人提供方便，给优惠政策。很具体。他说，带一辆马车到齐国来的商人，提供住所，免费供给食物。对带着三辆马车到齐国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食物，还免费提供马的饲料。对带着五辆车来经商的商人，还提供其他服务，如仆人。     他有眼光，好多观念是有开创性的。     比如，他把税降到2%这么低的额度，在当时是很少的。在诸侯里面他是首先这样做的，于是“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的金钱、许许多多的物质财富。     用了这样一系列政策以后，把周边很多国家的财富都聚拢到齐国来了。齐国还能不强大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高明之处在于，不是通过战争手段，而是通过经济手段。《孙子兵法》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两千多年以前，已经有人能够这么样灵活地运用经济手段，制订一些很有效的经济政策，达到富民强国。真叫人佩服。     缩短贫富差距：满者洫之，虚者实之     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带来一种社会现象，就是贫富差距过大。当时管仲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他是怎么考虑的？     他说过十六个字。一个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     最后四个字，他认为，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话，就会产生极大的危害。富人太富了，钱太多了，他不听你使唤。而一个人太穷的话，一无所有，一贫如洗，他就不怕你处罚他。这样的话，国家的法律、条令就得不到贯彻和实施，一个国家的秩序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管仲的思想非常先进，他认为统治者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调节，包括通过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税收手段，来调节社会的贫富差距。     他也有十六个字：“长者断之，短者续之”，就是长的话你要把它截掉一点，短的话你要把它接一点。“满者洫之”，腰包太满的人，你要让他出点，“虚者实之”，腰包里空空如也的人，你要稍微装一点钱给他。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调节税收，向富人征收有关税收，穷人免税。还有一些行业不准富人插足，以免与民争利。     同时，他又采取一些手段来扶贫，让国家发一些财物给贫穷的人。他有一句很自得的话，他说“富而能夺，贫而能予”，“乃可以为天下”。第一句给人的感受相当与众不同，“富而能夺”，直接把你拿走。这个“夺”是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在把握一定度的情况下的。贫的话你要给一点。他把能否均衡贫富差距，提高到能否统治天下的高度来衡量。     这个思想就是对我们今天依然有借鉴作用。     特立独行的个性     有一句名言叫“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话也是管仲说的，后世引用特别多。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之上。     从他自己本人的经历中，似乎也透着这样一种观念。据说他当年也曾经有过小偷小摸的行为，那是非常穷的情况下。这是刘向说的，说他“鸡鸣狗盗”，即便如此，相信他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管仲做齐国宰相四十年，政绩斐然，可圈可点之处很多。     但据司马迁的《史记·管晏列传》和刘向的《说苑·尊贤》的有关记载，管仲这个人年轻时表现却实在不怎么样。除了偷鸡摸狗，做生意欺负朋友，打仗的时候逃跑……按现在眼光看至少是一个问题青年。     司马迁和刘向都是严肃的历史学家，一般来说他们也不可能去故意贬低笔下的人物。一个历史人物年轻时有过一些不太好的行为，后来怎么就变得这么好、这么厉害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有两句老话，一个叫“三岁看到老，还有一句话“女大十八变”。“十八”不单指身材、脸蛋，还包括性格。一个人从小到大，总归有变化的。但是总的来讲，管仲变化不大。他的思想观念、为人行事，好多方面跟人家不一样，但很有个性，特立独行。     有几件事，是一般人接受不了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提倡“士节”。作为臣子，主子死了，你应该尽忠，也要为主子死。     当时和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争夺王位的是公子纠。他的左膀右臂一个是管仲，另一个是召忽。公子纠死后，召忽就自杀殉主了。可是管仲没有自杀，而且还接受了主子对手的邀请，成了齐国的宰相。     他有他的理由。他说我这个人要死，要符合三个条件：宗庙不存在了，祭祀灭绝了，社稷灭亡了，我才会死。我不会为某一个国君死，我会为齐国死。他认为如果我当时为公子纠像召忽那样死了，对国家没利。我活着才对齐国有利，实际他不是“忠君”，他是“忠国”思想，把君和国分开。     实际上儒家有些思想，也继承了管仲的一些说法的，像礼义廉耻，在孔子之前，就是管仲提出来的。事实证明管仲这样做没有错，在为相三年后，齐国就突飞猛进，再次富强。     齐桓公与管仲，两个人之间关系挺有意思。齐桓公尽管是国君，但是好像挺怕管仲的。齐桓公叫管仲“仲父”，既有尊敬的成分，也有畏惧的成分。     齐桓公说过一句话：“仲父命寡人东，寡人东。”“仲父命寡人西，寡人西。”     这件事有这么个起因。一次，齐桓公主持诸侯会盟，被鲁国的一个勇士叫做曹沫的（有人说就是曹刿）威胁着，说你一定要归还你们齐国霸占的我们鲁国的土地。但那是在车里用暴力胁迫的情况下，齐桓公答应了。     事后想想不对，齐桓公想反悔。可是管仲不答应。一定要让他信守诺言，把土地还给鲁国。     齐桓公心里窝囊归窝囊。但这个时候他就不敢违逆仲父，履行诺言。事后就讲了这段话。     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记录两个人，一个管仲，一个晏子。     晏子也是齐国的宰相，大概比管仲晚了一百多年。     晏子做宰相就跟管仲不一样，非常谦和。司马迁在后来的“太史公曰”（《太史公自序》）里，对晏子就表明了一种非常恭敬的态度，想为他牵缰绳、执马鞭。对管仲他有批评的话：管仲这个人霸气太重。司马迁不明说，他用了很巧妙的一种办法，把管仲和晏子写在一块儿，让明眼人自己去比较，看这两个人哪个更值得尊敬。这就是历史学家的“春秋”笔法。     不光是在礼节上管仲有点逾越君臣关系，在生活上好像也有一点逾越。     《史记》上说了管仲有三处建筑华丽的府邸，都安置只有国君的级别才能使用的供祭祀、宴会所用的土台子，而且生活特别奢侈。这在古代是一种罪，叫“僭越”。用孔子的话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是齐国老百姓对管仲倒没什么大意见。《史记》上有句话“管仲有三归”（三处祭台），“齐人不以为侈”。管仲这个人做事一直就是这样。     他不守陈法，经常出格。他能做上宰相，完全得益于鲍叔牙的推荐。但是等到齐桓公想让鲍叔牙做宰相，做他管仲的继承人———因为管仲后来身体不行了，将不久于人世了。     他却不同意。照理说“投桃报李”，这“特立独行”到让后世很多重朋友情义的人感到不理解。     他有自己的理由。他认为鲍叔牙这个人非常正直，“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就是说你没道理的话，你给他再高的职位、再多的俸禄他也不会要。但是这个人太过刚直。人有一点好，他记得很清楚。人有一点恶，他也记得牢得不得了，而且疾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     做一个谏议大夫，监督人家可以不徇私情。但是要做宰相，总理政事，管仲认为不妥当。官场鱼龙混杂，良莠并存。必须跟这些人共处共事，要能够和君子打交道，也能够跟小人打交道，有时还要和魔鬼打交道。要能够包容、能够协调、能够平和，所以管仲认为鲍叔牙在这一方面有欠缺。所以他不推荐鲍叔牙，推荐隰朋。     到底是“管鲍之交”，还是管仲为鲍叔牙考虑得更多。     过去一直讲是鲍叔牙对管仲好，从管仲不推荐鲍叔牙，或者说不同意鲍叔牙做宰相这件事可以看出，管鲍之交是双向互动的。     他们对对方都非常理解。管仲还要为国家利益考虑。     所以管仲这个人，看他做事情出格、超常，但这个人是有深度的。历史上有个性的人下场都不太好，但是管仲不一样。     他平安无事，善始善终，活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尽管他是严厉如此，齐桓公对他还是有包容的，包括他的僭越。他是一个真正的智者。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才智超群、品格高尚，但是中道而逝，英年夭折，如诸葛亮、文天祥……令人钦佩、敬重，也惋惜。还有一类像管仲、张良这类人，既能兼济天下，又能独善其身。他们演示的这种人生，是一种理想的人生。管仲的个性、智慧，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