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

为国民党军队说一句公平话，它与一个在组织、训练、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整整八年，与法国 —— 它对德国的抵抗仅仅六个星期便崩溃了，和英国 —— 它则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国民党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它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彻底地挫败了日本人对速决胜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损失。然后，他们从沿海地区撤退，远离于交通网络所能达到的地区。他们转向消耗战的战略，从而使日军陷于中国辽阔的国土而不能自拔。
　　　　　　这一顽强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盟军的战争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在亚洲大陆上拖住了大约一百万日军 —— 否则这些部队便会用于太平洋地区对于西方盟国越岛部队的战斗。如果历史在一九四五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的英雄史诗来叙述。然而，由于战后的垮台，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的积极贡献，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败而掩去了光彩。
　　　　—— 引自〔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一书 01　　　　
　　
　　
　　 　　　　一　　恶邻日本对中国和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侵略与破坏
　　　　　　本书上卷第三章和下卷第一、第二章，均叙述了恶邻沙俄曾一再侵略我国，和恶邻苏俄曾长期破坏中国国民革命及颠覆中华民国的罪恶。本节则要将我们的另一个恶邻日本，对我们祖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予以简要的叙述。
　　　　　　诚如本书上卷第一章第一节所论，当我国绵延了数千年的大一统专制制度，正在走向它最后的衰亡期时，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的日本，却借助近代世界的进步条件，迅速地走向了专制的统一和强大。犹如同样的缘由而迅速走向专制统一和强大的德国一样，这两个崭新的集权专制国家，一个遂成为欧洲的主要危险，一个则成为亚洲战争的策源地。或者说，当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在欧洲发动侵略，企图再造欧洲专制新秩序时，亚洲的日本亦同样要以发动侵略来圆它的“大东亚帝国”之梦。因而，正处在要从专制走向民主，即正在从王朝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并因之而出现民主革命和专制复辟反复较量状态的中国，就以其地大、物博、衰老、积弱和混乱，招来了日本帝国对她在领土以及各个方面的侵略野心。这个侵略野心在政治上便是公然地反对中国的国民革命，一心要维护中国衰朽的专制制度，一再地支持中国的专制分裂政权。在经济上便是垂涎于中国的丰富物产与广大市场。在地理上则是志在侵夺中国的广阔天地与山川河流。而在其根本方针上，便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中国真正地走向统一和强大。于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就已经在国力上先胜一筹的日本，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态，其对中国的侵略野心便日益地公开化与强硬化了。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一一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日本便立即成为维护满清专制政权、反对中国革命的重要外国势力。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日本便诱使袁接受意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作为它支持袁氏复辟帝制的交换条件。一九一七年后袁世凯、张勋亡而北洋军阀兴，它又支持皖系军阀的北京政权和奉系军阀的东北政权，亟欲制造中国军阀的持久混战。一九一八年，它看准段祺瑞想借参战而扩充私家之兵，便立即以贷款支持段参战，从而获得了在中国驻扎军队的特权（参见上卷第二章注十二），为嗣后侵略中国垫定了军事基础。一九一九年，它虽与中国同为欧战的战胜国，却强迫“巴黎和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它。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它又千方百计地讨好美国，从而与美国私定“石井蓝辛协定”，使美国承认它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权益”。一九二五年五月，它在中国上海、青岛等地日资企业的老板竟敢公开枪杀我工人，这便是“五卅运动”的来由。一九二六年春，当奉直、奉鲁军阀联合进攻冯玉祥国民军时，它则派军舰护送奉军出关南下，公然炮轰我大沽炮台，是为北京三一八惨案的源起。一九二七和一九二八年春，当中国国民革命军两次渡江北伐进入山东时，它一则借口“护侨”而出兵，二再借口“护侨”而公然炮轰我北伐军，蛮横阻我北伐，直至辱我军民，杀我大使，制造了举世震惊的济南惨案。一九二八年六月，因张作霖已成为它侵吞我国东北的障碍，它又公然地在皇姑屯将张炸死。一九三一年，疯狂的侵略野心终于促使它阴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公开地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其后又劫持溥仪，继中共在苏俄命令下制造了“第二个中国 —— 中华苏维埃国”之后，又制造了“第三个中国 —— 满州国”，使之成为日本的“奴隶国”，等于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它终于制造了芦沟桥事变，02 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略我城池，屠我人民，夺我资源，毁我文明，直至其最后失败投降为止。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中，在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历史进程中，可以说无时无处不留下了日本帝国公然反对中国国民革命、公开支持专制复辟政权、阴谋掠夺中国领土、无耻抢劫中国资源、悍然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疯狂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罪证。
　　　　　　日本帝国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一切罪恶，源其最大目的，无非是要灭亡中国；终其最大的破坏，则为十四年侵略中国的战争。因为正是这一场侵略战争，不仅使我们的祖国受尽被侵略、被欺凌的痛苦，而且使我们正处于民主建国阶段的祖国损失惨重，特别是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绝处求生和夺地扩张”的特殊历史条件。毛泽东那一句“要给日本人发一个大大的奖章”的无耻之言，和周恩来那一句“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革命至少要推迟五十年才会成功”的卖国实话，无不证明了中共大陆江山乃是得自于日本，而非得自于国民党这样一个至理。03 是故，在今日之中国大陆，十数亿中国人民才会异口同声地悲叹：“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就不会有共产党的成功和中国大陆人民的无边苦难。”
　　　　　　毫无疑问的是，正是日本帝国的侵略，才将北伐胜利与和平统一后的中华民国，毁灭在它的侵略，和因它才“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手中。这既是历史的一桩重罪和奇罪，又是日本国对中华民族、中华民国和全中国人民所欠下的永恒欠债，是日本国永远也无法抵赖和永远也赔偿不清的。

　　　　二　　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日的艰难使命

　　　　第一、九一八枪响之际就中国国内的状况而论
　　　　　　一、中华民国政府刚刚荡平了阎、冯、李大规模武装叛乱，中国正处在“外求和平、内求进步”的艰难发展之初。
　　　　　　二、一九二七年失败的中国共产党，又在苏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挥下，持续地发动叛乱和叛国，使刚刚荡平了新旧军阀大规模叛乱的中华民国政府，又面临着必须平“俄祸”的巨大困境。
　　　　　　三、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虽然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已经被荡平，但“九一八”以后，新旧地方军事势力的小规模叛乱和阴谋发动叛乱，仍时有发生。所不同的是，这一伙地方军事独裁者，在以“反对独裁”名义反蒋失败之后，从此竟为“死了有板子”，04 而死死地抓住了“抗日”这块牌子，即以抗日为旗号，动辄发动叛乱，或动辄图谋发动叛乱。他们或伺机揭竿，如一九三三年在中共策反下，于福建建立“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原十九路军陈铭枢部；或乘机而动，如在两广六一事变中打着抗日旗号以再图反叛的李宗仁等；或梦想改朝换代，如曾宣称“不但日军占了北平，就是日军占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江西剿共”的陈济棠；05 或为争夺党中权力，而数度制造粤变的两广军人等。诚然，正是日本帝国的侵略，中共的武装叛国，大小地方封建势力的军事叛乱，以及国民党内争权者的分裂行径，尤其是他们的遥相呼应，乘机勾连，合纵连横和狡黠多变，方使民族危机和国内动乱不独祸患连连，而且险象环生。
　　　　　　四、面对着日本侵略，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此时此刻，不仅承继了数十年晚清腐败和十数年军阀复辟混战所丢下来的一个“穷中国和弱中国”，而且又面对着国家初获统一和法统初获重建时期的“乱中国和忧中国”，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又要“吃定东方”，既不愿看到中国真正地统一强大起来，又不愿看到日本真正能够称霸亚洲以对抗美国和西方。相反，他们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恶或交战，才能使亚洲“自削其强，自致其弱”。可以说，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抗战所遭遇的，实质上仍是一个“敌有人援，我无人助，生死无人过问”06 的恶劣国际环境。欧美列强非但要“坐山观虎斗”，甚至是“坐山要虎斗”的东方战略，实在是将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推向了“苦撑与孤战”的悲壮与悲愤之中。

　　　　第二、“九一八”枪响之际中、日国情与国力的对比
　　　　　　一、如前所说，当日本于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成为一个崭新的和统一的专制帝国时，我国已经绵延了数千年的大一统专制制度，恰恰走向了它的衰亡期。是故，同样的世界条件下，日本重在借机发展新专制帝国的国力。中国则一分为二，即借改良来维护摇摇欲坠的专制大厦，和藉革命以进行对于专制制度的根本变革。因而，当日本迅速地强盛起来时，我国恰恰处于革命前的腐败及衰落，和革命后的混乱与内乱，即历史的“阵痛”之中。由是，两个民族和两个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才造成了国情和国力的巨大差异。换言之，就是当满清王朝日趋衰亡和堕落之日，却恰逢日本国力日渐发展和强大之时。蕞尔之邦的日本，既在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争中打败了老大的中国；又在一九零四年的日俄战争中，打垮了同样在走向衰亡的庞大俄国，并取代了它在中国的部分权益。此后日本才逐渐地成熟了它的“大陆政策”，即“霸世必先控欧，控欧必先取亚，取亚必先侵华”的侵略和扩张政策。这个“大陆政策”，在性质上虽是一个岛国因暂时的强大所膨胀起来的疯狂野心；但在战略上却因它将“取亚必先侵华”放在第一位，因而它对中国的野心，便于近百年间日渐地形成起来，和日渐地付诸于侵略的行为了。
　　　　　　三、正是中、日两国如是差异的国情，才带来了中日两国国力和军力的巨大悬殊。如果说，一八九四年中国的战败，实非军事弱势所致，而为国势之衰所决，那么，三十余年后，在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则两国的实力 —— 主要是军力的对比，已是天地之差。据资料统计：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陆军可使用兵力已达四四八点一万 —— 包括预备役、后备役和补充兵；而我国除补充兵源外，仅有二三零万。日海军吨位一九零万吨，已超越一九三零年伦敦海军会议所规定的英、美、日海军吨位的五：五：三之比，而成为五：五：五，是我国海军吨位的十九倍，亦有资料称三十一倍或三十二倍。日本作战飞机有二七零零架，我国仅有六零零架。而日本一个师的武力装备，于战争之初曾相当于我国一个师武力装备的三倍；于战争之中、后期，已相当于我八倍甚至九倍。中国军人数人合用一支枪的情形随处可见。同时，日本能制造各种兵器，我仅能制造轻武器。日本国正是恃于这样的武力优势，才不仅敢于“取亚必先侵华”，而且敢于叫嚣“三个月内一定灭亡中国”。
　　　　　　综上所述，正是在国力与军力的悬殊对比之下，我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才必须周详考虑，措置适当，既要制定科学的大战略，又要先求国安而后能制酋，方才能克敌制胜，非亡我而亡敌。一言以蔽之，即以当时自身的国情与国力计，倘若没有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领导对日抗战的坚定意志，和指挥对日抗战的正确战略，并能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反对种种颠覆和叛乱，则中国人民不但会付出更大的牺牲和痛苦，甚至完全可能招来亡国灭族之祸。
　　　　
　　　　三　　蒋介石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被迫性与正确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辞典里，在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关系史”中，大约除掉由“四一二”所代表的国民党“清党”，曾使共产党对国民党恨之入骨以外，大概只有国民党于三十年代上半期决策并实行“安内攘外”的国策，方为它所痛恨不已的了。由是，中国唇每一本御制的现代史教科书，从标题到内容都必把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狠批臭骂一通。其恨恨之言，何止溢于言表，确是涌自肺腑。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究竟从何而来？究竟正确与否？是否如中共所经年谩骂的那样，乃是一个“卖国”的国策呢？

　　　　第一、“安内攘外”是为现实逼迫所产生的正确国策
　　　　　　如前所说，自一九二八年北伐告成、中华民国初获统一，直至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间十年，外有苏俄和日本对我国的颠覆与侵略，内有军阀残余势力的武装叛乱和中共在苏俄指挥下的武装叛国。由是，日本帝国因中国的内乱而扩大侵略，国内的叛乱者又因日本的侵略而扩大叛乱。诚所谓“叛徒军阀唯恐赤匪之肃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变以应之；帝国主义唯恐军阀之消灭、中国之统一也，乃惹起外交纠纷以牵制之”。如是而给中华民国“外求和平与内求统一”的历史要求和她建国、治国与继续护国、护法的历程，带来了内外受敌、交相煎迫的艰难时势。然而，如前所述，也正是这样一个艰难时世，才逼使国民党和蒋介石因警觉而产生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并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即九一八事变前夕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始号召“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为不使国家于忧患痛苦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安内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国民党于南京召开“四大”，蒋介石于会上提出了要“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思想，指出“我们要对外面不屈服、不妥协，唯有对内讲求团结的方法”，并认为“党内团结，熄灭党争”同样是“攘外安内”的重要前提。彼时，既因锦州一战而致东北全境陷日，又因日军挑衅上海而爆发第一次淞沪抗战。此后国民党虽因国难当头而党争渐息，粤乱渐平，但中共却乘国难当头迭生叛乱，公开叛国：非但乘机建立“国中之国”以附苏俄，以乱祖国，所建乡村俄属“苏维埃”政权，更已扩张至豫、鄂、皖、赣、湘五省。时因国人已渐能明燎中共“乘国难以发难”的意图和作为，蒋介石乃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宣布了“安内攘外“的国策。是年六月十八日蒋又于江西庐山召开上列五省剿匪会议，决心剿共以求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先求国安而后能御敌。由是可知，在荡平了新旧军阀叛乱，熄灭了国民党内部的党争，平息了粤乱之后，应该说“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之对内所指，就主要是剿灭“乘国难以扩大叛乱和叛国的中共”了。

　　　　第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具有历史的正确性
　　　　　　纵观自晚清至民国的历史，于中国人民意在图强御侮的艰难奋斗岁月里，亦无不浸透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精神和策略。晚清时代，面对着“外敌骎骎内向和内乱此起彼伏”这样一个艰难时世，清王朝能员大吏李鸿章所提出的“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主张，以及由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子们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富国强兵之道，乃是最早地浸透了“攘外必先安内和攘外必先强内”的精神。及至一八九四年甲午一战，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殇之情，方使孙中山等新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必须先推翻“洋人的朝廷”即满清王朝，才能“安内”与“强内”，然后才能去争国际间的平等，才能达成民族独立的革命目标。由是孙中山才为中国同盟会制定了一条“先治国本，再御外侮”的革命方略，即以建立共和的中华民国来取代专制腐败的满清王朝，彻底革命以求新。这无疑又是“攘外必先安内”之精神与思想的重大体现。及至辛亥首造成功，袁氏复辟乱国，日本迫我接受亡华的“二十一条”之际，虽然民主力量中，尤其是海外华侨曾反其道地提出过“助袁以强国，方可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的糊涂思想，然而，一是孙中山先生坚持必先除国贼才能御侮，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二是袁逆为谋公然复辟帝制，竟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从而才使国内外幡然共识“攘日必先去袁”的正确性。一九二六和一九二八年的两度北伐，虽然遭遇日本和西方列强于公开、于暗中的种种挑衅和阻挠，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军亦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精神，或化解冲突，或忍辱负重，甚至绕道北伐，方才迅疾地达成了北伐推倒军阀的成功，然后再迫使日本在“济案”的谈判中让步，并迫使列强承认中华民国的统一。相反，历史的事实亦告诉了我们，只有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华民国的一切公开和暗藏的敌人，只有他们，才会“揭橥对外之旗帜，以动摇统一之根本”，以要求“先攘外而后安内”，其意乃在挑起列强对我国国民革命的干涉和阻挠，与对我国和平统一的破坏，以便乘机扩大叛乱和叛国。由此我们竟可以说，“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不仅因现实的被迫性而获得了现实的必要性，而且因其历史的科学性而获得了现实的正确性。
　　　　　　但是，这一正确国策却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诅咒和谩骂。这自然是因为“先安内”的决策，实在是击中、更击痛了中共“图乘国难以扩大叛乱和叛国”的阴谋，更使得中共在国家逐步获得“内安”的政治局面之下，越来越失去了叛乱、叛国和“革命”的条件。政府军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围剿固因两次对日抗战而被迫停止，但由忍辱负重而签订的“何梅协定”，07 却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时间和胜利。中国共产党因此而亡“苏维埃共和国”，并为了投奔苏俄而辗转逃窜西北，濒临旗倒人散的绝境。如是，中国共产党攻击“攘外必先安内”的正确国策，实因它深怀切肤亡命之痛而不足怪也。然而，反对这一正确国策的中国共产党，在它终于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之后，却在“外患内忧荡然不存”的绝对和平时期，极端地和持续地推行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党策”（参见下卷）。再者，如果今天的日本国敢于再一次发动对中国大陆的侵略战争，则和平时期就在高喊“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国共产党，将一定会“先安内而后攘外”，并将为了“先安内”，而不知又要杀掉多少无辜的生灵，就更不用说还会容许国人去建立一个“附俄乱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乘机扩大叛乱和叛国了。08
　　　　　　时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之外患内忧齐相逼来，中华民国政府鉴于“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敌”这样一个至理，为不至于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乱而外人更欺”这样一个人尽解之的常识，而在日人侵我、军阀叛我、苏俄坏我、中共叛国的交相煎迫之下，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意在肃清或举枪以反叛、或横刀以割据、或竟敢公开号召武装保卫苏联的内奸，以造成“统一方能御侮”之真正团结抗战的局面，难道竟是错误的、而不是正确的吗？

　　　　四　　蒋介石决以对日“和战并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诚然，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因中华民国政府军、即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上的浴血苦战，乃使所有曾经指责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或“不积极抵抗”的诬蔑不实之词，立即烟消云散。但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前，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之所以受到“不抗日或不抵抗”的指责，如前所说，提出指责者，一是企图借抗日之名而叛乱和叛国者，二是对政府的“和战并用”决策不甚了了者，三是一些为中共所着意串连和煽动起来的所谓民主派及年轻学生。09
　　　　　　但就历史的事实而论，是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决以“和战并用”的决策，非但没有错，而且完全正确。其理由是：
　　　　　　一、北伐告成后的中华民国，诚处于“外求和平、内求统一”，以图巩固与发展的历史阶段。是故，为了和平，就必须尽一切力量制止战争。而要制止战争，就不能不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下，采取请“国联”出面斡旋和派代表与日本谈判这样一些和平手段。一九八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史家已经指出，芦沟桥事变之后，胡适之先生就曾对决心要付以死战的蒋介石先生建言说“外交路线不可断。”10 显然，这既不是妥协和投降，更不是不抗日和不抵抗，而是为尽一切力量以制止侵略战争的爆发，和尽一切力量以赢得反侵略战争胜利之双重目标所致。是历史上和国际上所惯用不腻的手段。
　　　　　　二、如蒋所言 —— “我们是弱国，要对自己的国家有忠实的估计。”因此，一方面应该是“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另一方面又应该将“任何解决均不得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11 因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2 这就说明“和战并用”非但不是唯求和而不战，而是和为手段，战为根本。恰是因时、因势而既要避免战争，又要在战争不可避免时，决心付予一战的正确国策。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已明确指出：“此次事件，固希望和平解决，但若不得已而需以武力自卫，就可以必定得到最后的胜利。”“因为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我们国民的知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的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13
　　　　　　三、“九一八”以后，蒋介石曾明确表示要“暂不抵抗”，一是为了“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14 二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即“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目的是为了“准备好了再干”。15 欲如是，无非因为一是国弱，二是国乱，三是“惟冀除我民族之根本大患”的“赤祸”、即“俄祸”。四是要为抗战尽量地做好思想、物质、军力等各个方面的充分准备，五是要尽量拖延日本全面侵华的时间表，以使得我国抗战能够与国际战争“接轨”，即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体，从而赢得国际间的支持和援助。此其一。
　　　　　　其二、正因为“和战并用”的决策，是出于蒋介石对日本和对本国均有忠实估计的结果，所谓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才该打即打，该和即和。和为手段，打则为根本，“应战而非求战”，并且忍辱负重，甘唱白脸，以“国人要打、政府要和”之双向策略，来对付日本，诉诸国际。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就曾将分别驻扎在京沪和京杭线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合编为第五军，命张治中率领赴沪协同十九路军作战，却又将抗战的荣誉尽付十九路军。八九年后中国大陆的史家曾对此详细地叙述道：二月十八日，他（指蒋）曾致电勉励第五军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荣誉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畏忌，亦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作战，更是足以表现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为？”虽然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之宣传，均以为只有十九路军能抵抗，慰劳之仪物，亦只送十九路军各部。然而，第五军艰苦作战，绝不自暴。蒋亦因此而致电张治中曰：“在前线必须让功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竞争，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16 其意无非是为了向外界标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华民国的国民诚不可欺。如大陆史家借《陈布雷日记》所言：“蒋如此精诚，真堪泣鬼神而动天地者。”17
　　　　　　其三、一九三三年春长城抗战爆发时，据中国大陆史家称：蒋介石从抗战总战略出发，为堵敌西进，曾于是年元月十日、二月六日、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四次致电张学良，一方面具体部署集中热河，固守陵源、平泉、赤锋三点之长城抗战方略，一方面一再勉励张说：“时至今日，吾等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唯有牺牲一切，以报党、国。”。在张学良守土无能、引咎辞职以后，蒋介石又亲自北上石家庄、保定和北平，部署和鼓励作战，命宋哲元部的冯治安师和徐廷瑶部的关麟征等三个师死守古北口，激战两个多月，遂创长城抗战之最为可歌可泣的业绩。18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在亲自视察芦沟桥防御工事时，曾携一工兵营长，亲自匍匐爬行千余米至我方河边堤下考查地形，然后指示在永定河我方略高之河岸下构筑反斜面阵地，以将枪炮口对准己方。后来，当事变发生，日军横跨芦沟桥对我作正面攻击时，立即受到我反斜面阵地的巨大火力阻击，果使敌攻击受挫。
　　　　　　四、“和战并用”的决策之所以正确，还因为这一决策在事实上赢得了全民抗战的准备：一是于国难当头之下赢得了制止内乱的时间，使中华民国政府军对中共江西苏区的围剿获得基本成功。二是次第平息并团结了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之后，曾打着抗日旗号以继续称叛的某些新旧地方军事势力，如迫使陈济棠下野和团结李宗仁等抗战。19 三是召开国民党“五大”，从而造成全党团结起来积极准备抗战的局面，从而维系了国家统一之根本。四是利用这个决策所赢得的时间，积极地在军事、物质与国民精神上准备抗战。这具体表现在：
　　　　　　其一、积极培训军队，购置武器装备，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已购买一万金马克的武器装备和兵工设备，装备成四十个师的兵力。20
　　　　　　其二、据大陆史家称：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已将全国战场分为五个方面。一是正面，包括山东区、河南区与徐海区。二是晋绥侧面阵地，包括山西区、绥远区。三是东正面，包括江苏区、浙江区。四是南海区，包括福建区、广东区。五是警备区，包括陕甘宁青区，湘鄂赣皖区、广西区、滇黔区和川康区。然后在郑州、开封、徐州、海州和京沪一带设置防御工事。其中，在江浙区的五个防区、十六个阵地上，计划建造二六零六个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二二六四个。在山东区、鲁东阵地计划建成三三个工事，至一九三七年初均已建成。在河南区的豫北分区九个阵地计划建造一三五三个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一二七三个。其它三个区均有建设工事的计划。同时，蒋介石还将南京一线、上海一线与杭州一线的工事构筑任务，分由谷正伦、张治中和张发奎负责，前后投入一百多万圆，并由驻军八十七、八十八师担任构筑任务，至一九三七年春全部完成。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速，连日本侵略者也叹为观止。21
　　　　　　其三、修好西南地方势力，使云、贵、川等半独立省份能够出于避免赤患、繁荣西南之考虑，同意在彼建立全国抗战根据地，为坚持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至为重要的地域基础。一九三四年中共残余流窜西南时，中央军曾有应邀进入西南、“保护”他们逃过云、贵、川的做法，22 目的就是要向地方势力表示，中央政府非但要保护西南不受剿共战事的破坏，而且对他们并无企图之心。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单骑走西南”时，即能够使四川的军政始统一于中央，亦不能不说是得力于对西南的正确方针。
　　　　　　其四、为张扬新生活，反对旧习俗，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的思想与生活素质，乃发动“新生活运动”，以为坚持持久的民族战争作精神和人格的准备。是故日本官员阿部信行曾强调指出：“新生活运动是排日运动的结晶。”又称中国有三件不可轻予看过的大事，就是“整顿财政、整顿军备和新生活运动。”23
　　　　　　其五、诚如蒋介石所预言，“设若中国战事延长，势将扩大为世界战争”。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因决以“和战并用”的战略策略，才既未予日本提前全面侵略我国的借口，又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终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了一体，从而得到了欧美从自身需要出发，而在道义和物资上所给予的援助，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增强了战力。

　　　　五　　 蒋介石持久战思想的形成及其决策与贯彻

　　　　　　应该说，七七事变之前，蒋介石决以“攘外安内”与“和战并用”的国策，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对于“持久战”思想及其决策的形成，也起到了促进和保证的作用。反之亦应该说，正是蒋介石先生自“九一八”始，即产生并逐渐地成熟了他的“持久战”思想，才有力地推动了“攘外必先安内”与“和战并用”之决策的制定。而蒋介石先生之所以能够产生并形成“持久战”的思想和决策，原因在于：

　　　　一、他具有日本随时可能侵华的思想准备
　　　　　　诚如他后来在《中国的命运》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样，“要知道济南、五卅事件之后，日寇大陆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随时可至”。所以，一是在二七年访日会见日首相田中义一时，他就曾直率地告诫日本说：“勿再以为中国革命成功，其东亚地位动摇”；“勿再利用中国南北分裂，从中操纵”；勿再“利用（中国）无知军阀，压制（中国）民众”。24 并于是年十月二十三日发表“告日本国民书”，要求“日本方面对辛亥以来的对华政策有所反省”。二是九一八事变两年后，他在分析日本何以会公然侵略中国的原因时，曾剀切地说道：“九一八以前二十年中，我们和帝国主义的斗争，都是局部的冲突，没有正式的作战。我们历来的革命对象，始终是国内的军阀，而帝国主义也始终没有正式出兵进攻我们，有企图消灭我们的决心。这就是当时我们革命军的力量，还不充足，所以帝国主义不大注意；换一句话说，就是他们在当时看不起我们。但是，到最近几年以来，他们看到我们革命的力量一天一天的发展起来，快要把整个国家统一起来，就要打倒实行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了，因此遂嫉恨而且惊慌起来了，所以不得不乘现在中国天灾人祸齐相逼来的时候，赶紧拿军队来压迫我们，并且下最大的决心来消灭我们。”“九一八以来，帝国主义积极侵略我们的原因，一是他们恐惧我们的力量，一是我们国内再无可拱他们利用的军阀。”“这是我们革命力量增长的结果，也就是我们革命的直接对象之转变。”25

　　　　二、他具有坚决抗战的决心与抗战必胜的信念
　　　　　　蒋介石在“九一八”后一日的日记中曾写道：“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余唯有鞠躬尽瘁然后而已，拚我一身以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此其一。
　　　　　　其二、九一八事变，“据中正意见，可为两点之实验：一，实验国际间有无正义……。二，实验我国是否能全国一致，发挥爱国精神，以御外侮”。26
　　　　　　其三、他之所以在“九一八”以后采取“和战两用”的策略，是为了“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蒋介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即九一八事变后四天，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的这一讲演，无疑和他在数年后国民党“五大”上的报告，尤其是“七七”事变发生后他那个著名的“最后关头”的演讲，互相映照，相得成证。他在“最后关头”的讲演中曾这样说道：“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性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你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
　　　　　　其四、因他怀有“必至最后胜利”的信念，他才有着“抗战到底”的决心。也正是这个信念和决心，才促使由他所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能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之内忧外患交相逼来的艰难时世之下，既决策“和战并用”，该和即和，该打即打；又决策“攘外必先安内”，一求党内团结，二求国家统一，三求剿共胜利 — “冀除我民族的根本大患”，四是以建设为本，同时以“社会、交通、经济等各方面建设工作的方式，来掩护作军事抵抗侵略的准备”。至“七七”事变爆发，他对抗战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已公开地表述得十分清楚。除著名的“最后关头”讲演以外，同年八月三十一日，他还在答法国《路透社》记者问时又一次坚定地表示说：“中国必须保持其主权，维护其行政和领土完整。”并且宣称：“我个人坚强的自信，假如日本继续侵略，中国一定不为日本所败。中国将要保护其领土以至最后一弹一卒……”
　　　　　　是年十一月八日，蒋又在南京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称：“须确立最后胜利之自信。”
　　　　　　九月二十日，他还在答《巴黎晚报》记者问时说：“如日本在中国境内从事侵略一日不止，则中国之抗倭战争一日不止，虽留一枪一弹，亦必坚持奋斗，直至日本放弃其侵略、并撤回其侵略工具武力之日为止。”

　　　　三、他对建设西南大后方以作为长期抗战的根据地早有规划
　　　　　　首先，蒋曾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两天后的日记中写道：“日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无宁日矣！”由是而知，蒋介石对日本全面侵略的可能性和长期性已有估计。再者，蒋介石早在一九三二年即已提出，万一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即将国都迁往四川，27 以应付长期抗战，因此才确立了一条“修好西南”、并使西南与中央统一的方针。待修好西南事成，蒋介石方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有信心地说道：“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只要四川、云南、贵州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28 其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显然已有所定。

　　　　四、他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和前途具有远见卓识
　　　　　　九一八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日本侵略东亚，情形的奇突实在是国际间从来没有的事。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随后，他又在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日人侵略实行，世界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开始矣！不知各国人士能见及此否？”29 这一认识无疑对他的持久战思想的形成，和他要将中国的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他曾说道：“日本无持久作战的战略资源。只要能与日军周旋到某一程度，它若不是北侵西伯利亚，就是南下南洋群岛（印尼），引起对苏俄或欧美对抗。但西伯利亚尚属生地，而南洋石油业已开采。西伯利亚只有煤铁之蕴藏，唯南洋才有橡胶。德国人虽已发明人造橡胶（buna）。但高性能之橡胶要件，如高速度、高重量之军用机之轮胎，仍必须用大量的天然橡胶；人造橡胶，只可掺极少许。所以，日军非与美、欧冲突不可。如此中日战争将成为世界大战之一部分，而将与世界大战同时结束。”30
　　　　　　当中国独立持久的抗战已经坚持四年半之时，历史的发展果不出蒋所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遂立即抓住他料之必至的历史机遇，于珍珠港事件发生当日，约见英、美、苏各国大使，宣布中国对轴心国宣战的决心。翌日七时，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按：以往是应战），同时宣布对德、意两国立于战争地位。同日，蒋介石又主动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建议立即于反轴心国各国间组织某种联合军事会议。丘吉尔立即赞成，罗斯福主张迅速采取行动，斯大林藉口对德抗战而不愿意对日宣战（参见上卷第七章）。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终于在华盛顿发表了由中、美、苏三国领衔、有二十六国签署的“联合国共同宣言”，约定“加盟各国应各尽其兵力与资源打击共同的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军队单独媾和”。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因罗斯福建议，蒋介石亦被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负中、泰、越、缅北战区总指挥。31
　　　　　　诚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重庆东亚联合军事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美、英、荷在太平洋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战计划，而始终不通知中国，是其视中国为无足轻重，徒利用我消耗日本实力……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矣！”。是故，“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蒋介石的话，既指出了英、美、荷徒利用我国消耗日本力量的极端错误，又表示了蒋期与世界大战“接轨”之持久战思想的正确无误。

　　　　五、他的持久战思想为决策伟大卫国战争的总战略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中华民国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决以全面抗战，并决策了“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 — 非以打垮敌人为目标、而以拖垮敌人为目的”的持久战总战略。同时，在第一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上，确立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原则，重在赢得时间，消耗敌人，粉碎敌人“三月亡华”的狂梦，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战基地的形成和巩固。为此，最高统帅部将国军一部集中华北，于平汉、津浦、平绥三线实行节节抵抗，以拖住敌于华北的兵力；又将国军主力集中于华东，采取攻势，造成在上海进行“决战”的态势，诱使并逼迫敌人改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战略，使其不能迅速劫夺我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并沿京汉、津浦两线切割我战场，直至由西向东以逼歼我军。
　　　　　　据八九年后大陆史家称：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在亲赴淞沪大战前线时，即对第三战区师以上军官指出：“两个半月以来，我们虽然没有得到大的胜利，但在我们预定的消耗战和持久战的战略下，已使敌人受到了意外的打击，在精神上我们实在已打败了举世共弃的倭寇。”32
　　　　　　其后，蒋又在十一月十一日致“九国公约”电中明确声明：“中国军人从上海撤退，乃战略关系，且为长期抗战之计……此乃战略上必要之举，吾国政府与国民务当抗战到底，咸已具有决心，暴敌实无以动摇之。”
　　　　　　因台儿庄大战胜利而举国欢腾时，蒋介石曾立即指示第五战区，称：“台儿庄之战，不过是第二期抗战初始之胜利……长期抗战主要在消耗敌人之战斗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点应有深刻认识。以免对持久战心理发生不良影响。”33 彼时，蒋并决心取消原拟扩大台儿庄战果的徐州大战，自徐州地区有计划撤兵。六月三日，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此次我军撤退愈速，敌进将更迟缓。在长期战争中，不可以一时进退定其成败。战略之撤退，如能达到预期效果，即胜利也。”对此，李宗仁亦认为：“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弃守徐州，我军在津浦线上与日军周旋五个多月，使其不能打通津浦路，乃充分发挥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计划。”34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武汉会战正打得异常激烈之时，蒋介石曾对英《每日先驱论坛报》记者斯诺称：“纵令将来武汉有不能守之日，殊亦无损于抗战于毫末；中国之今日，固在长期作战以消耗敌人力量，而获得最后胜利。相信保卫武汉之战，必使敌遭受重大之损失也！”蒋同时亦在日记中记述：“余对防守武汉，决不作无谓之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兵力，待机运用，以作最后胜利之基础。”据八九年前的中国大陆史家称：“由是，在对武汉作战的指令中，他（蒋介石）才要求部队采取以攻为守，积极防御之态度，指示中国军队必须力求战而不决之战略决策，拖住日军和发动有限度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35
　　　　　　自淞沪抗战至武汉弃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实现持久抗战总战略，确实如是坚决和主动地贯彻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前期战略，并获得了成功。诚如蒋介石断言的那样：“我们的敌人打得愈久，它就会更深地陷入困境；而我们打得愈久，我们将变得更强大，更坚定。”36
　　　　　　另外，也正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既能够决以持久抗战的总战略，又能在前期抗战中为坚决贯彻这一战略总原则，而逐步赢得“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性胜利，次第粉碎了日寇图以武力迅速亡我的野心。因而，当日寇已知“武攻”难以亡我时，竟又发起“和平攻势”，企图以“文攻”来亡我，但为蒋所坚决拒绝。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由德国大使陶德迈所转交的日本议和条件（六条），因不符合中华民国政府事前所决定的，“只有在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获得严格尊重的条件下始能同意调停”的立场，而为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置之不理。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因日本已陷我南京，便又借机发表了一个“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并声称此乃是“日本政府于南京陷落后，对于中国国民政府予以反省其态度之最后机会”。中华民国政府仍然坚决不予理睬。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武汉会战结束，中国持久抗战局面已经完全达成之时，日本首相近卫又发表声明，企图诱我和谈。蒋介石立即指出：“它不过是敌人欲整个吞灭中国，独霸远东，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与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国家欲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37 敌人欲以“文攻”亡我的阴谋遂以失败而告终。
　　　　　　一言以蔽之，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长期坚持和最终胜利，是与蒋介石持久战思想的形成、决策和贯彻，决然不能分开的。或曰，正是蒋介石持久战思想的形成和中华民国有了持久抗战的科学战略，中国人民才能够坚持持久抗战并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至于毛泽东在中国大陆人人皆知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是何时出笼的，怎样出笼的，以及它为什么要出笼和出笼的真正企图是什么，详见下卷第四章。）

　　　　六　　 国民党军队坚持长期艰苦抗战是血写的事实而非墨写的谎言
　　　　（一）国民党军队的前期艰苦抗战
　　　　　　综八年全面抗战的历史，其最为壮烈惨痛者乃是全面抗战开始后的第一年。这是因为：一、日本有三月亡华的狂梦。二、日本试图沿平汉、津浦、平绥三线迅速南进，抄堵我西南后方，切割我华东战场，再由西向东迫我于死地。三、为堵日军南进，我必北堵日军，节节抵抗；同时东战日军，假以决战，分其兵力，迫使它改变南进、东进战略。四、为实现持久战总战略，就必须夺取“以时间争取空间”之前期战略的胜利，以将我华东、华中之人力和物资迅疾西撤，以固我持久抗战的大后方。
　　　　　　中华民国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正是为了达成上述战略目标，方付出了最为惨痛的牺牲，更赢得了持久抗战的最初成功，并为长期卫国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鉴于日军急于巩固华北战场，以图迅疾南下，扑我中原，蒋介石乃命令平汉、津浦、平绥沿线我守军，逐次、逐节地予以坚决抵抗，并借黄河之天然屏障，造成以忻口、太原为中心的大型会战，使分兵平汉、津浦与平绥三线进攻的数十万日军，因我方的顽强抵抗，而不能迅速结束华北战局。是故，自七七芦沟桥事变直至十一月太原失守，华北战事告一段落，不仅拖住日军达四个月之久，使日军不敢弃华北，下郑州，打武汉，以从西线完成它由北向南的速胜战略，并且被迫与我沿平汉线次第打响了保定战斗和石家庄战斗；沿平绥线打响了南口战斗、张家口战斗和平型关战斗；沿津浦线打响了平津之战、姚官屯之战和德州之战等十数次大型战斗。据八九年后的大陆史家称：在此十数次大型战斗中，天津之战“经保安队奋战，予敌以重大创伤”；南口之战“与敌鏖战旬日，给敌以重大之打击”；姚官屯战斗中“庞炳勋部顽强抵抗，激战四昼夜，歼敌甚众”；“德州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全团壮烈殉国”；“平型关战斗，几歼敌板垣师团”。忻口大型会战历时一月有余，是为最激烈者，“是役，歼敌三、四万，我军伤亡亦甚为惨重，郝梦麟、刘家祺两位将军壮烈殉国。”39
　　　　　　二、为改变日军由北向南的速胜战略，避免出现日军逼我由西向东退却的劣局，诱敌由东向西，中华民国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决定，集中主力于华东，主动发起进攻，造成八一三淞沪大战（一九三七），40 使原驻上海的一万八千日军，鉴于我先后投入五十余师，七十万人，诚如决战态势，只好忍痛从华北及国内抽调十个师团和海军陆战队赴援，总兵力不下三十万人，大炮三百多门，战车两百多辆，飞机二百多架，兵舰数十艘。“其战斗力之强，火力之旺，一时无两。”双方伤亡之惨重，举世震惊。但因它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的狂梦，使国际观感为之一新，令国际间对我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反侵略战争始抱敬意。其次，它将暴敌死死拖在上海三个月不能西进一步，使长江中、下游的工厂、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为实现持久抗战总战略奠定了基础。再之，它使侵华日军由北向南的速胜战略终于破产，使侵略者在华不能任意行动，使其因抽调华北兵力以助淞沪之战，乃造成了我军在华北的有利形势。终于使我军达到了对日消耗战的战略目的。据日本陆军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宣布的战况称：“自八一三至十月底，我军在上海死伤达四万人”。41 其著名的木津根航空兵大队，仅于八月十四日的空战，即被我以六比零之数夺以全胜。为此，日本不仅叫喊要重估我兵力，而且要重估我军抗战的军威和士气，及我国民团结抗战的决心。
　　　　　　三、八一三淞沪大战后，因我国抗战已赢得实现战略退却的第一步，是故，中华民国政府一方面确定为保卫首都而顽强一战，是为“人心”而战；一方面则在南京弃守后，仍然坚持东守津浦，道行，即为堵敌西进、保卫武汉而诱敌北上，造成徐州决战之态势，使津浦线南北两端的日军，既不能从速打通津浦线，又为徐州决战所诱惑，从而拖延了它西向进攻武汉的时间。此即为实现以“时间争取空间”之前期战略的第二步。在本阶段内，以蒋介石为首的最高统帅部，一是命令海军封锁南京以西江面，防止日军迂回江西，东上徐淮，西进武昌。二是在南京弃守后，命令主力北上，回首与自沪西进、求从南京北上的日军，反复纠战于津浦线两侧与淮河两岸，使之不能与津浦线北面日军会合。三是在韩复渠拥兵自保，弃城失地，致使济南失守之后，命令张自忠率第五九军增援庞炳勋部，死守临沂，造成两军夹击日板垣师团，并迫之仓皇一退九十里，困守莒县城内，沿途遗尸甚多。四是在迫使板垣师团已成瓮中之鳖，并不能与自兖州南犯的矶谷师团对台儿庄形成夹击形势之后，与敌矶谷师团大战于台儿庄，并获大胜，使三分之一日军被阻于徐州西北，不能对我军实行由西向东之包围和聚歼。五是于台儿庄大捷之后，当敌人为打通津浦线而合围徐州，兵力已增至三十多万，而我兵力已达六十多万时，我军决于五月初自徐州地区有计划撤退，并于规定时间抵达豫南豫北等指定战略地点。由是，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弃敌，政府军乃与日军在津浦线上周旋达五个多月，超过预定的四个月时间，进一步实现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前期战略，迫使敌人按照我军的作战方略，改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使敌既不能速亡中国，又不得不一步步地陷进了长期战争的泥淖，更使我一步步地赢得了持久抗战总战略的胜利，从而日益增强了我国军民持久抗战必胜的信念。如李宗仁所说：“我如果在津浦线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重新部署，则我们的抗战还可以继续与敌人作长期的纠缠，以待国际局势的转变。如我军在津浦线上的抵抗迅速瓦解，则敌人一举可下武汉，囊括中原，使我方无喘息机会，则抗战前途就不堪设想了。”42
　　　　　　四、针对日军重新决定沿淮河西进大别山，和沿扬子江西进以共同进攻武汉的战略，为避免与敌机械化部队在平原作战，和防阻敌人机械化部队沿陇海路西进，对我人力行军实现超越性追击，经第一战区建议，最高统帅部乃决定炸开花园口大堤，以淹阻西进的日军。对此，李宗仁曾说：“六月九日因花园口的河堤被炸，黄河与东南汛区顿成一片泽国，敌方辎重损失甚大，敌军沿陇海线两侧西进的计划遂被我统帅部完全粉碎。”43
　　　　　　虽然花园口决堤，使河汛地区的人民遭受了惨重损失，但为了抗战，为了我民族的存亡，其乃为不得已之牺牲。所谓“弃一方之众，以存我一国之民”。古今各国战史皆富其例，历史功过自明。
　　　　　　五、面对日军欲攻占武汉以亡我中原的战略企图，与其纠结十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余架，划江分由南浔路、瑞武路、并沿长江北岸及沿大别山北麓进犯武汉的攻势，和“武汉为天下中”、并为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及全国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华民国政府于六月中旬即策定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决计利用鄱阳湖及大别山的地障与长江两岸的丘陵湖沼作战，重点放在外翼，“无论攻守进退，皆可立于主动地位”。并预期与敌作战四至五个月，以消耗敌人、粉碎攻势为主，并“不作无谓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实力，待机应用，以作最后胜利之基础”。44 武汉会战自日军六月十二日陷安庆为始，至十月三十一日我主动撤离武汉为止，前后五个月，大小激战数以百计，歼敌二十万，极大地消耗了敌人的力量。之所以撤守，是因为十月十二日，日军在百余架飞机及数十艘军舰的掩护下，已强行于海南大亚湾登陆，并于十月二十一日陷广州。至此，“粤汉交通既已截断，武汉地位已失去重要性”，故“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战作最后胜利之根基”。犹如蒋介石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人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南之建设。盖惟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我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线开辟完峻，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之物资，始得充实供给而不虞之缺乏。今者我东南之人力物力已移植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及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行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同时，我武汉外围五阅月之苦战恶斗，已予敌人莫大之打击，而树立我民族复兴之自信心，与发扬我军攻守之战斗再接再厉之新精神。故我守卫武汉任务已毕，目的已达”。并称：“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是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切不可认为战争失利与退却，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蒋介石还坚定地说：“自今伊始，必须更哀切、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日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
　　　　　　至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实现持久抗战而进行的“以时间争取空间”之艰苦卓绝的前期抗战，算是告一段落。它确如蒋介石所说的那样，不仅达到了既定的战略退却之目的，又极大地消耗了敌人的力量，彻底破灭了日本帝国三月亡华的狂梦，并从此将侵略者死死拖在长陷不拔的著名“中国泥淖”之中，直至它最后的失败。与世界各民族历史上任何一次反侵略战争相比，它在战略上的胜利，和为争取战略性胜利，而在以弱对强的极端劣势中所赋予的苦战和血战，以及由它给侵略者所造成的巨大打击，都是堪称为可歌可泣的和举世无双的。一八一二年俄国为抵抗拿破仑的侵略，以火烧莫斯科为标志的库图左夫式战略退却，既不能与之相比；一九四一年苏俄在对德国抗战之初所出现的仓皇退却，更不能与之并论。

　　　　（二）国民党军队自始至终坚持艰苦抗战直至最后胜利
　　　　　　中华民国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历经浴血苦战，确实达成了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战略目标。自此，尚掩有西南半壁山河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其后将近七年的岁月里，一方面因能凭借着西南大后方而继续坚持艰苦抗战，一方面则为着保卫大后方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继续坚持持久抗战，直至最后地打败了日本帝国的侵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华民国政府在湖南南岳军事会议上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指出：“连续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反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一、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主要战役
　　　　　　在前期抗战胜利的基础上，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采取并坚持了“以攻为守、积极防御”的新一轮持久战略，不断地发动进攻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粉碎了敌人数十次的大型攻势。据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称：“继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淮会战、台儿庄大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之后，自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仅国民党军队的对日大型作战就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晋南会战、枣宜会战、缅甸会战、豫中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豫西鄂北会战、反攻腾龙战役、滇西及缅北反攻战役、湘西会战及桂柳反攻。”“大型战斗则有阻止日军在海南岛及汕头登陆的战斗，阻止日军在钦州湾登陆袭取邕宁的战斗，粤北战斗，中条山战斗及晋东南诸战斗，冀省游击战，湘东战斗，鄂中战斗，鄂西战斗，鄂北战斗，策应长沙会战之宜昌攻略，鄂、豫、皖边区之粉碎日军十月攻势，攻克马当、长兴、宜兴附近战斗，镇海战斗，闽浙沿海及诸稽附近战斗，豫鄂皖边区策应长沙会战之战斗，江浙闽赣方面策应长沙会战之战斗，良口战斗，克服邕龙粤海沿岸战斗，惠博战斗，清远战斗，克复福州连江福清长乐战斗和朗溪战斗，郑州战斗，凌川附近战斗，克服五原战斗，绥西战斗，袭击开封战斗，皖东反扫荡战斗，大别山战斗，沙市东南战斗，荆江两岸战斗，第二次惠博战斗，雪州战斗，腾衡以北战斗，缅北各战斗，湘粤赣边区战斗，闽浙边区之追击战，赣江追击战，反攻广州作战。”45
　　　　二、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先生坚持领导的长期浴血抗战
　　　　　　除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 —— 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一一七次，小型战斗二八九三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二一一四一九人。空军阵亡四三二一人，毁机二四六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即达二百余位；为中共在一九八五年首次和公开承认者，就有八十五位；为中共史学界倡扬者，在一九八六年已经达到一百一十五位。46
　　　　　　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47 在历次大型战斗中，国民党官兵象山海关保卫战那样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记述，在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48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上海五行仓库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的壮烈歌声震撼全球。“多年来认为中国人是不善战斗和易受恫吓的英国人士，也惊于他们的骁勇善战和坚毅不拔了。史摩莱少将说：'他从没有看过比中国的敢死队最后保卫闸北更为壮烈的事了！’”49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受命于津浦北段予敌以节节抵抗的德州守军运其昌旅四五八团，在日寇的夹攻之下，与山海关守军一样，据城死战，全团殉国。同月，在歼敌四万余人的山西忻口大战中，郝梦麟军长与刘家祺师长两位将军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津浦县南段为堵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我军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在发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之后，即于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同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的话，足以催人泪下。冯玉祥后来称赞该役说：“……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勇敢……把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50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随枣会战中，虽然“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击的坦克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51
　　　　　　一九四零年五月，在枣宜会战中我虽然将日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甚众，但因敌一部突围，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师追击南窜之敌，铣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与敌激战，敌以步骑三、四千人附炮二十余门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军殇之殆尽，敌以大部向我包围，接近总部，总司令抱有敌无我之决心，亲率总部官佐及特务营作最后的苦撑，卒因弹尽力孤，总司令竟以身殉国，官佐及特务营营长以下同作壮烈牺牲，生存无几”。52 蒋介石得知张自忠殉国，亲自纂文哭之。
　　　　　　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第二次上高会战中，面对敌三十三师团一部、三十四师团一部和第二十混成旅全部的强势兵力，我王耀武军与敌军鏊战十四日，终日与敌搏斗，各处高地屡得屡失，毙敌一万。我王部将士牺牲一万人以上。同年四月，在浙赣战役中，我海门守备部队指挥官蒋志英率军死战倭寇，与众多将士一起壮烈牺牲。
　　　　　　一九四二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我与敌之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之中。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在最后五分钟，得最高统帅电：“……敌人孤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周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毁强敌，获得无上光荣。”电中有七个“我第十军”，何等亲热，士气大震。经一日之壮烈牺牲，死伤二千余，我寸土未被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常德保卫战中，当日军一一六师团倾其全部兵力围攻常德时，此役虽经我余万程师与敌死战十余日，并因第九战区四个军赴援而获胜，但是役，三位师长壮烈牺牲，第五十七师则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
　　　　　　一九四四年夏，当日军为开拓大陆交通线，裨与南洋联系而分兵三路四犯长沙时，衡阳外围国民党军队曾与敌军多次激战。衡阳城里国民党守军一万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四十八天，直至伤亡殆尽，阵地全没，竟无一降者。
　　　　　　同年春月，在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反攻的战斗中，其翻越崇山峻岭，强渡怒江，叠克敌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之艰苦作战，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53对此，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赞扬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54 中国大陆著名杂志《当代》所发表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中国远征军》一文，即将其艰苦与壮烈作了充分的描述与歌颂。一个曾亲眼观察一九四四年四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亦在描述中国军队之勇敢作战精神的报道中写道：“在以一个班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绝大部分伤亡皆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准确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的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55 史迪威则评论说：“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中国军队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56
　　　　　　诚然，中华民族的军人正是有着这样的热血气质，才使我们积弱的祖国在顽敌面前表现出了无畏的牺牲精神与冲天的英雄气概，才能战胜顽敌的长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应该一提的是，在抗战中，国民革命军 —— “国民党军队”五十二师的女机关枪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装、代兄从军、屡建战功的动人事迹，曾被誉为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花木兰”。她与一九四八年牺牲在太原保卫战中的另一个屡立战功的女机关枪手乔应秀，曾同被视作国民革命军的骄傲。
　　　　　　…………
　　　　　　必须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战中，除中共以外，可以说不论中央军、地方军或系原军阀部属的旧军队，甚至是曾经屡屡制造过叛乱的“叛军”，他们在抗日救国的伟大精神感召下，绝大多数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军队。“一般人的观感，都说抗战中，中国的军人进步了；其实，岂止是进步而已，我们的军队，在抗战的烘炉中，熔化成了国家的军队，我们的军队，锻炼成为现代的军人了。这是国家统一最基本的一步。”57

　　　　三、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坚持领导抗战的战绩

　　　　　　国民党军队在对日抗战的持久岁月里，其战斗之壮烈，牺牲之惨烈，实为笔墨所难以尽之。但是，也正因如是地前仆后继，勇敢牺牲，十四年抗战，尤为八年全面抗战，才能屡挫敌人精锐，屡败敌人进攻。
　　　　　　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结束后，如前所述，不仅日陆军省公布“此次上海战事，我方伤亡达四万”，58 而且诚如中国大陆史家所言：它（淞沪抗战）争取了三个月的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使“国际观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华日军不能随意行动。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战，造成了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59
　　　　　　同年十月，日军为解决华北战局，除以一部向五台山警戒外，其主力企图直下太原。卫立煌遂受最高统帅部命令，统率第十四集团军四个半师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日军即以五万兵力，以中央突破方法攻击忻口。其时，蒋介石曾接连三电卫立煌等：“望抗战到底，一竟全功”。卫乃以左、中、右三个兵团，于忻口附近阵地为轴心，会合晋军与日军大战，著名的忻口会战遂以打响。这一仗，我军歼敌四万人，造成华北战斗中最有利之战局。如前所述，我郝梦麟军长、刘家祺师长于是役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台儿庄大战，先是由我庞炳勋军团在山东临沂据城死守，后张自忠将军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如疾风暴雨。敌板垣师团因不支而仓皇撤退。庞、张两部乃合力穷追一昼夜，使敌军无法立足，狼狈一退九十里，缩入莒县县城。沿途敌军遗尸甚多，器械弹药损失尤大。是役歼敌三万余，为阻断南北日军打通津浦线，阻滞日寇沿陇海铁路及沿长江迅疾进攻我武汉，功莫大焉。
　　　　　　同年五月开始的武汉会战，如前所述，敌虽纠集十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架分四路进攻武汉，但是，四月，蒋介石已在保卫武汉各部官长会议上，一再要求各高级将领务“抱必死的决心……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虽天崩地裂，此志不移”。并制定了“此次保卫武汉，当取韧性，无论攻取进退，皆可立于主动之地位，而决不能陷于被动形势”（蒋介石日记）的战略决策。是役，敌我鏊战达五个多月之久，歼敌二十万。俟日军在大亚湾强行登陆，武汉及粤汉铁路已经失去防卫意义之后，我军才决策主动放弃武汉。然而，武汉会战却对阻滞敌人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和中部工业，集中我东南人力物力于西南诸省，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以坚持持久抗战，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一九三九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敌军近五万人”。在该年包括晋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赣北反攻的整个“四月攻势”中，共消灭敌军九万人。是年的随枣会战，我军不仅反攻获胜，光复枣阳，并与敌胶着于随、枣之间，使敌“遗尸五千余具，马匹器械无数”。
　　　　　　在同年九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综观是役，敌经半载准备，挟海陆空军十万之众，企图于敌酋西尾阪垣履新之际攻取长沙，以壮声威，并为伪中央政权树立张本，殊不料大遭失败，伤亡三万余人”。
　　　　　　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桂南会战中，敌虽从山东抽调第五师团，协同台湾旅团，并藉舰队掩护于钦州湾西岸登陆，沿邕钦路北犯，陷邕宁，然我桂林行营白崇禧部却以十五万兵力发起反击，并由蒋介石令杜聿明之第五军机械化部队和一百架飞机参战反击。我军与日军在昆仑关反复鏖战，艰苦卓绝。十八日我军即攻克昆仑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峰坳，以后继续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因日军增援反陷大高峰坳、昆仑关、九塘后，我又集中兵力于邕宁路反攻，卒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昆仑关，翌年一月四日再克九塘，致使日军第五师团溃不成军，其十二旅团伤亡殆尽，损失一个师团以上。日只复占邕宁，其企图劫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目的，完全没有达成。
　　　　　　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枣宜会战，源于日军在襄东作战的失败。其时，敌曾于豫南、鄂中增援六个师团，集中于信阳、随县、钟祥三个地区，以南阳和襄阳为攻击目标。其时，我军一部除于随枣方面一边抵抗一边转进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部队则于敌军左右两翼向外线移动，从而将敌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四万五千人，获炮六十门，马两千匹，战车七十辆，汽车四百辆。
　　　　　　同年三月的上高会战，面对企图扫荡赣南的敌军第三十三、三十四两个师团及二十混成旅共四万兵力，我罗卓英兵团乃先击破北路安义方面的敌军，再以两个师于一线以西和日军纠缠。然后，决以主力于日军进犯的两侧地区交战，先折其两臂，再在中路聚歼日军主力，遂致敌人伤亡一万五千有余。日军师团长大贺虽幸得逃命，却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杀未遂。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虽调集十三万余人分三路进犯长沙，我守军则逐次予日军以消耗，并陆续由平江、浏阳、株州、益阳等地合围并猛攻进犯长沙的日军，致使日军向北溃退，我军遂衔尾追击和超越追击，五日渡过汨罗江，八日渡过新墙河，残余日军遂向临湘、岳阳方面急窜，至此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为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盟军在广州、香港方面的作战，并企图打通粤汉铁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陆空威胁，又纠结三个半师七万余人围攻长沙，并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始向长沙猛扑。我军既按预定计划沉着应战，又以岳麓山炮兵适时轰击敌人，鏖战四日，予敌以重创后，我遂以十个军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实行总反攻，日军后路遂绝，士气颓丧，无力挣扎，死伤惨重，乃于四日晚间突围北窜，其急调的鄂南援军，又遭我军阻击，几全军覆灭。是役打死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多人，为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军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的胜利纪录。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称：“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尤称：“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远征军入缅协同英军作战，挫日军于同古，败日军于仁安羌，因解英军之危，深博同盟诸国好评。同年四月，日本在本土遭遇盟军轰炸后，为掩饰失败，安定国内人心，乃集结了十万兵力，发动了浙东攻势。我军在逐次予进犯日军以打击后，乃向敌后转进。俟浙赣全线均陷敌手，我军立于八月进行全线反攻，取腰斩日军之战略，遂连续收复失土，敌乃仓皇撤退。“纵观此次战役敌军以十余万之众，原图永占我东部沿海各地，以掩饰其败症并削弱其本土上空之威胁，卒至损兵折将败相益彰，计划被我完全粉碎。且敌此次使用部队达十余单位之多，其东拼西凑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见，其崩溃实已不远。”60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军纠结十一万兵力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企图西叩重庆门户，逼迫我最后之屈服，以便专对英、美作战。我第六战区孙连仲部约十一个军，遂逐次抵抗，并在蒋介石特颁手令于石牌守军，命令固守要塞聚歼倭寇之后，石牌守军乃一面收缩，一面诱敌，俟敌过鲜阳关，猛犯要塞之时，即顽强反击，予敌以重创，日军攻势顿挫，全线崩溃。我军立不分昼夜予以追歼。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被日军占据外，全部恢复原态势，是役毙、伤敌三万余人。
　　　　　　同年十一月，于鄂西会战中挫败的日寇，为截断我军川、鄂、湘间之联络，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资源，占据我湘西北之门户常德，打破我反攻准备，遂纠结十万兵力自十一月二日始，以第一一六师团进犯常德，第三师团趋桃源，第六十八师团进德山，第四十师团侵汉寿。因我军猛烈抗击，日军不能得逞，遂复转西攻，陷石门，沛县，径趋桃源，其左翼亦由安乡攻占汉寿，围攻常德。我余万程师遂与之激战十余日，并偕赴援的第九战区四个军，于十二月八日收复常德。第六战区各部也转取攻势，先后收复南县，安乡，沛县，淞滋，公安等地。十二月底，尽复战前态势。
　　　　　　一九四四年初，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即缅北进行反攻，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同年春月，我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驻印军指挥官郑洞国率新一军、新六军反攻缅北，越崇山峻岭，进击新平洋，与日军战于太白家。三月五日，克孟关，后又克孟拱，密支那，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同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亦指挥五个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叠克日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军与驻印军会师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协同盟军收复了缅北。
　　　　　　一九四五年后，针对日军欲确保平汉南段交通，破坏我陕南豫西空军基地的阴谋，我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在与日多次激战、逐次消灭日军后，又协力反攻，先后收复南彰、襄阳、樊阳，反攻老河口，既击溃由鄂北前进的日军，又于西峡口、长水镇各地阻击了豫南日军的西进。作战七十二天（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毙敌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后，湘桂的日军为巩固湘桂和堵死粤汉路交通，并作阻止我反攻准备，竟于全县、东安、邵阳、湘潭各地集结八万兵力，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分兵三路进犯湘西。我第四方面军王耀部遂于武岗、江口、新化一带予敌以坚决抵抗，并挫日军于雪峰山。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则于宁乡、益阳一带阻击由湘潭前进的日军，牵制其行动。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则进出武阳关攻击日军侧背，并于五月八日在我空军支援下造成钳形攻势，将日军分别包围，予以歼灭。日军经湘西会战的挫败，遂一蹶不振。是时，盟军已攻占琉璜琉球群岛，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蒋介石乃下令开始东南战场的反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出都阳山脉，夺取邕宁；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岭山脉攻略桂林，日军望风披靡。我军乃于五月二十七日克邕宁，继之收复柳州、桂林诸重镇，向东南收复失地七百余公里。不数月后，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战胜其侵略。由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所坚持领导的、长达十四年之艰苦卓绝的伟大卫国战争，终于成为我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骄傲。本章前言所引的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的“公道”话，实在是从根本上揭穿了那些“墙倒众人推”者的说谎，从而深刻地表明了“世有公论、史亦终有公论”的这一天。
　　　　　　一九八九年以后，正处于全面历史反思中的中国大陆学者们终于开始放胆说道：“蒋介石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是热血抗战，前仆后继，给日军的进犯以极大的消耗，直至争取抗战的胜利……在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国民党官兵的有血气的表现，是可敬可佩的……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61
　　　　　　历史的事实是，蒋介石不但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而且自始至终都在顽强地领导着抗战。他总是亲临前线英勇沉毅，最后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数次险被敌人所害的事迹，实已使今日的中国大陆人民感慨万端。一九九三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 —— 一九三七》一书，和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其它国民党抗战研究著作，已经对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伟大精神和英勇行为，予以了甚为大胆的歌颂。
　　　　　　易劳逸先生，以及战后所有历史学家们都不会、更不曾想到的是，在中国大陆，将“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之英雄史诗来予以歌颂”的日子，不仅已经来临，而且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深刻地歌颂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队坚持英勇抗战之著述与作品的大量出现，早已将中国大陆人民的历史反思引向了深入，并将之推向了对中华民国之整个历史进行再认识和再认定的更高阶段。
　　　　　　然而，令人痛心的却是，曾坚持长期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们，虽然战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负伤者，其绝大多数竟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成了中共统治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或被处以极刑，或被判刑、关押、劳改、劳教，或被管押、即在家乡被强迫劳动，并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内战的共产党是革命的，打外战的国民党却是反革命之史无前例的黑暗时代，他们的万古奇冤是永远也无处可以诉说的。
　　　　　　但是，历史与人民还是永远地记住了他们。

　　　　七　　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艰苦抗战中的民主建国成就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至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其间十四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保存中华民族的血脉，曾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长期英勇抗战。十四年间，日本虽然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并在一九三七年后又陷落了我们的部分国土，但是：
　　　　　　第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从来不曾投降。
　　　　　　第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不含中共军队）迅速地粉碎了日本帝国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梦。
　　　　　　第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曾拟定持久抗战总战略，领导和指挥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艰苦抗战和英勇抗战，一再地夺取过对日抗战的辉煌胜利，消灭日军达其总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从而振奋和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念，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四、中华民国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在长期抗战中，将一百万以上的日军拖在著名的“中国泥淖”中不能自拔，从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太平洋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诚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言：“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败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 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规模进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62
　　　　　　第五、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的持久抗战（不含中共军队），由于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坚持要求，美、英等西方列强于一九四二年废除了与清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更因中国抗战的胜利而迫使日本将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从而使得孙中山先生的重大历史遗愿得以实现，使得近百年来压在我们中华民族头上的奇耻大辱从此得以根本解除。
　　　　　　第六、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长期坚持抗战（不含中共军队），而使中国的抗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我国成为中、印、缅、越远东战区、即中国战区的领导国，进而成为国际所公认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蒋介石本人亦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英雄和领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著名领袖人物，使自晚清以来，以“落后与内乱”著称，并受尽东西方列强欺凌和宰割的祖国，真正地得以扬眉吐气。
　　　　　　这才是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获得胜利的根本内容。诚如易劳逸先生所说，若不是嗣后的那一场内战掩去了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全部光彩，则全世界“势利”的历史学家们，都会把它当作一曲“最为壮丽的史诗”来加以歌颂的。
　　　　　　但是，这仍然只是中华民国卫国战争所获胜利的一个部分，虽然是最重要的部分。如前所说，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中已经实行训政，开始筹备宪政，并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组织选举“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可以相信的是，如果没有日本帝国的侵略，没有全面抗战的爆发，则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和从训政走向宪政、实现还政于民的民主进程，诚然是可以想象和预见的。虽然全面抗战的爆发，阻挡了训政的进程，阻碍了宪政的准备，破坏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制造了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建设的困难，但是，盖因国民党军队的前期艰苦抗战破灭了日本“三月亡华”的狂梦，赢得了持久抗战总战略的初步实现，迁都西南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遂在与日寇的大规模军事较量迄无休止之时，为增强持久抗战的国力，为建设西南大后方，并为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竟在这一艰难状态中，和在这个本应施行全面军事管制的特殊岁月里，继续坚持民主建国的理念，积极推进战时民主政治的建设，努力发展大后方经济，刻苦加强战时的教育和文化建设，从而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了一个于长期战争和残酷战争的特殊艰难条件下，竟能持续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国家经济和建设教育文化的世界性奇迹。这个奇迹不仅在世界历史上鲜见，而且成为二次大战各交战国中一支独开的奇芭。反而言之，也正是这一激烈战争状态下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建设，才又为那一场伟大卫国战争的长期坚持和最后胜利，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国力、军力、人心及民智的基础。

　　　　第一、战时民主政治的建设
　　　　　　一、一九三八年七月，武汉战役刚刚打响，中华民国政府即已邀请全国各党派重要领袖（包括中共）和全国各界名流学者，于汉口组织国民参政会 —— 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参加抗战救国和抗战建国的工作。国民参政会组成人员共二百名，国民党占八十名，各党派领袖占五十名，无党派人士占七十名以上。
　　　　　　国民参政会对于在战时准备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一九三九年九月九日至九月十八日，国民参政会于重庆召开一届四次会议时，已决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并由议长蒋介石指定参政会若干组成人员，组织了宪政期成会。宪政期成会于一九三九年九月成立的当天，即在它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已决请国民政府早日颁布召开国民大会，公布宪法，及宪政实施之明令。一九三九年十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遂决于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恢复因抗战停顿的国民代表选举工作，并决议于重庆建造“国民大会堂”。后因战事吃紧，无法召集，乃于一九四零年九月十五日宣布延期召开国大，其它准备工作照常进行。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政府颁布“国民大会筹备组织条例”。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重庆“国民大会堂”竣工。但因大会堂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日被日机炸毁，加之一九四二年日本对西南攻势凌厉，国筹会只能停止办公。鉴于战祸不止和国民大会无以召开的现实，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乃宣布战争结束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和颁布宪法。此一宣布后来成为事实。
　　　　　　其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参政会，还曾合组宪政实施协进会，协调各党各派各方人士推动宪政的准备工作，召开常委会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制宪国大准备就绪，方才休会。应该说，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非但未忘民主政治的建设，而且于极其艰苦的战时，仍坚持了对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具体言之，就是对宪政的准备，尤其是对制宪国民大会的筹备，才会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就能将民主宪政的推行立即提上议事日程，并能于中共发动内战和一意破坏之中按时召开。
　　　　　　二、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非但没有强化训政时期革命政府的统治权，相反，为了在战时推行宪政和准备宪政，却逐步开放党禁，允许各党派参政，包括进行了十年叛乱和叛国的中国共产党和在训政期间曾因创建国家社会党而被捕过的张君劢、张东荪等。63 由是各种党派应运而生，多党政治渐趋成形。这就为战后制宪国民大会和行宪国民大会的相继召开，以及推动多党民主政治逐渐地打下了基础。这对于一个正在戮力抗战，亟须统一军事、思想和政治的时代，诚然是不可想象的。较之中共至今绝不允许人民有任何集会、结社与组党的自由，其两个政党和两个政权之完全不同的性质因此而泾渭分明。
　　　　　　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之八年间，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非但没有以战争为理由而钳民于口，反而继承和发扬了训政时期予人民以相当广泛之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民主做法，从而使得抗战时期的国民能言其所欲言，以助政府和国民党抗战，以责政府和国民党之不当。连对心蓄颠覆政府之志，矢志要夺权篡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亦在中共伪装提出“四项保证”之后（参见下卷第三章），首先于七月三十一日宣布释放亲共派人士，即为中共一党图存而不顾整个国家危亡的沈钧儒等七人（参见下卷第三章），于八月二十四日释放中共领袖陈独秀，允许中共在重庆发行《新华日报》，开办书店。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历史学家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除中共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在重庆的大型出版发行机构则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广益书局》、《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正中书店》、《独立出版社》等。6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书局，都在重庆恢复了编审部和印刷部，且增加投资，扩大了出版规模。广大作家自己经营的小规模出版社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作家书屋》、《中外出版社》、《群益出版社》等，亦开始成立出书。加上新成立的《新生图书公司》、《建国书店》、《文风书店》、《五十年代出版社》、《南方印书馆》等，尤使图书出版量迅速增加。据一九四二年统计，仅仅在重庆的民营出版机构就有一百三十多家。65 中国的出版事业继在上海和战时的武汉出现繁荣时代之后，在抗战时代的重庆竟进一步得到了巨大发展。显然，这样的思想与出版自由，对于一个正在坚持艰苦抗战、日日血溅中华的战争时期来说，实在是不能想象的。它较之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以后，于绝对和平时期竟能全面废除人民原已享有的思想、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实有霄壤之别。

　　　　第二、战时国家经济的建设
　　　　　　全面抗战八年间，由中华民国政府所领导的经济建设，在蒋介石提出的“没有国防，就没有国家……我们一切政策，一切实施，都要以国防为中心，一切利害和是非，都要根据国防来判断”之总决策下，66 战时的工业、交通、贸易、农业以及教育和文化，均有着十分瞩目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在经济上对持久抗战作了保证。
　　　　　　一、工业建设。据大陆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一书称：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一大批重要的工矿企业迁入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一批批爱国的工商业者、科学家和实业家们，在“救亡图存”、“实业救国”的激励下，不远万里撤厂内迁。据统计，截止一九四零年六月，迁入大后方四川的民营企业已达二百五十家，技术人员达万名以上。国内大型钢铁企业亦从上海或武汉络绎迁入……此后从长江的唐家沱到大渡口，沿着嘉陵江北到磁器口、童家桥，由川黔公路南达纂江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工厂。以重庆为中心，在合川、长寿、江津等地构成了中国抗战的“金三角”，建成了包括矿业、冶金、机器制造、化工、建材、纺织、造船、电器、日用百货、面粉、食品加工，以及属于军工系统的飞机制造、光学仪器、机械、皮革等在内的，门类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其中，民营资本约占大后方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五……与战前的大后方工业相比较，不仅工厂总数、资本总额、工人人数大大增加，而且工业门类的配置、产品数量和地域分布都有明显的发展。据该书称：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在重庆举办了“第一届陪都建设展览”。著名实业家颜耀秋曾撰文指出：“当八一三沪战爆发，上海各工厂即奉命内迁，是时，船又多移作军用，能分配各工厂载运内迁者仅百分之二而已。今在此战时之工厂出品，乃经三年余之久的苦斗搜罗所得的成果，虽出品尚属幼稚，但吾辈聊可以告慰于国人。”67
　　　　　　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则称：“从这二百余家迁川工厂的奋斗历史，可以看出吾国从事于民族工业的厂家、职员与工人，是具有茹苦含辛不屈不挠之精神的；第二，从这二百余家迁川工厂的出品中可以看出中国民族工业不是没有基础的……举凡国防民生所需之物，无不具备。我们应当珍贵这点基础，应当努力巩固和发展这点基础；第三，我国工业过去所需的机器，主要是求之于国外，抗战以后，国人才注意这个问题。这次迁川工厂的出口展览，就表现出这种成就了。”68
　　　　　　二、交通建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借助它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迅速地断绝了国民政府的国际交通。一九四二年，中国西南方面的滇越、滇缅公路和西北方面联系中苏的甘新公路先后受阻，香港的沦陷又使中国政府失去了重要的中转据点，日本更是叫嚣“封闭滇缅公路，不使通过它对蒋政权作军事上、经济上的援助”。69 一九四一年底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乃对此作出决议：“目前滇缅公路为我国交通之要道，其防护之重要，自不待言，尤应一面配备重兵，节节控制，使敌不敢轻易侵犯，一面仍需改进运输方法，以谋抢运物资。”70 嗣后，在中、美、英等国军民的艰苦劳动下，中印公路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建成使用。这条从印度加尔各答到中国昆明长达一千八百英里的陆路交通，加强了中华民国政府与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联系，为盟国军队反攻日本提供了条件。此外，中印航线的开航和数条国际无线电路的开通，不仅创造了世界空运史的纪录，而且对国民政府持久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贸易建设。据中国大陆版的《陪都史》称：抗战全面爆发后，因国内运输阻滞，内地传统输出品难以到达上海等沿海口岸，中国的外贸额急剧下降，上海外贸额减少一半左右……一九三七年九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提出《增进生产调整贸易大纲》，决以重要外贸政策如：为应付对英、美、苏诸国易货偿债起见，对部分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为集中外汇，商人须依照政府规定汇率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售结；为削弱日军作战，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公布禁运资敌物品条例等。由是，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间出口总值达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万美圆，其中国营外销系统的出口值竟达八千六百四十万美圆……其对于指定外销农产品得以输出，维持国民政府之债权，换取抗战建国之急需物资方面，作用不可低估。71
　　　　　　四、科技建设。据中国大陆版的《陪都史》称：国民政府的战时科技政策，以抗战建国基本方针为其指导思想，即：“对于科学知识之追求，科学技术之深造，科学教育之普及，必须于抗战中集中精神，积极推进，以促成我中华民国之现代化和工业化……”72 一九四三年四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曾说：“……总体看来，战时中国科学技术在应用技术方面进步最快……”73 时工矿企业还获得大小发明三百余件和专利五百余件。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化学家候德榜潜心研究制碱技术，于一九三九年首先提出了联合制碱法的连续过程，并相继完成工艺设计，使之实际投产，对纯碱和氮肥工业作出了贡献。“候氏制碱法”是对西方长达半个世纪的苏德维法及蔡安法传统工艺的重大突破，是艰苦抗战时期科学进步的一朵奇芭。此外，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吴大猷关于《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的研究，马士俊的《原子核及宇宙线之同予理论》，苏步青的《曲线影射研究》，锺明来对《几率论》与《数论》的贡献，李四光对南岭地段地质构造的研究，丁毅对四川纂江铁矿的新考察，冯景兰对于川康大铜矿的《纪要》，王恒明发明的《浮游选矿剂》，马延英关于《珊瑚层的生长断定古代气候的分析》，四川大学教授方文培的《峨嵋植物图志》等，都是抗战时期科学研究的重要成就。74
　　　　　　思想的自由，国家的重视，自然亦带来了抗战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兴盛局面。“各种学术，不但没有退步，而且有长足进步”。75 是时，仅重庆就有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一百四十一个。朱光潜的《诗论》，冯友兰的《新理学》，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刘节的《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等均成一时之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更是由各党各派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出色的生力军，是“一所新型的学术机构，人才荟萃，硕果累累，时人称齐之稷下”。76 虽然它很快就被中共所“挖心”，并成为中共制造抗战阵营分裂和为发动内战而制造舆论的重要巢穴（详见下卷第四章）。
　　　　　　五、教育文化建设。抗战时期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教育文化建设。它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民国政府对教育的一贯重视，即便是于烽火国中的战争岁月，非但不稍挫之，甚至尤有发展。另一方面，则证明了在人民享有思想和出版自由的时代，即便是在血溅中华的战争年代，我国文化的发展，亦非但没有断裂，更没有被毁灭，甚至反而创造了非常的繁荣局面。较之中共夺取政权后践踏教育，毁灭文化，甚至竟能为一党之内讧，便能取消高等教育和破坏中、小学教育达十数年之久，形成了鲜明的历史对照。
　　　　　　特别令人感动的，也是中国大陆出版的《培都史》所着重指出的是：抗战爆发后，为了保存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大批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完成了向大西南地区的战时内迁，全国百分之三十四的高等学校汇集于重庆。据当时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孙定文先生的统计，抗战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高级知识分子中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中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中十分之三以上西迁”，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化教育中心由东向西的战略大转移，成为中国历史上为保存民族文化国脉的第四次文化教育大迁徙。该书还称：“抗战时期统一高等院校教学、管理的各项制度规范，标志着传入中国几十年的近代高等教育，由初期的无计划放任状态，转入统一组织与规划，从而进入与中国抗战建国的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阶段……以陈立夫为首的教育当局，对战时教育体制所进行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克服了战争给教育所带来的危机，为抗战时期正规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77
　　　　　　其次，抗战时期由于人民拥有充分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是故，文化的发展也就伴随着抗战救国和抗战建国的激情，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蓬勃景象。据该书称：“……美术大师群集陪都，戏剧创作迭呈高潮，电影事业空前繁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港、澳及南洋等地的相继沦陷，“数月以来，上述各地归国文化人，且数千人”。同时，“为了抢救沦陷区内的广大文化知名人士，国民政府的官方机构，军事部门，及地方人士，如张发奎、杜月笙、戴雨农等均做了大量的救援抢救工作……到一九四二年七月，港、沪、南洋各地的文化人士，还在陆续内移中”。78 “政府方面，亦于今年（指一九四二年），又特拨专款，办理此项招待和安置工作事宜，除沿途妥为内移的文化人士照料外，并在重庆等地设立招待所，又代为安插工作，期以人尽其才，给每一个文化界的人士以归国服务的机会”。79 据统计一九四三年重庆的全国性文艺团体就有三十五个。全国作家三百七十七人中就有一百二十一人集中于重庆。彼时，文学、戏剧、话剧、美术等均为抗战而创作，又在为抗战而创作之中，产生了大量的文艺刊物和优秀的文艺作品。各种文艺丛书的出版，更予各类创作带来了大量的出版阵地；数度雾都公演，尤给话剧的演出和兴盛带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80 只需稍稍比较一下，一九四九年后中共对于文化和文化人之再三、再四的围剿和迫害，回顾一下中共于国家和平建设阶段，数度大兴文字狱以摧残文化、逼杀文人的行径，两个党和两个政府的德行和本相，又何需论之与辩之。
　　　　　　六、战时农业建设。一九八九年，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出版了《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一书。该书称：“重庆政府坚持抗战，其物质基础是经济力量的发展。它实现低息长期贷款政策，大量投资于国家建设，使工业生产持续增长。对农业主要也进行积极的贷款，兴办水利、灌溉、开垦等工程，扩大耕地面积，维持了抗战的基础……从抗日的角度来看，重庆政府的经济政策不是失败，而是成功的。”81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蒋介石曾向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提交了“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提出了十条纲领，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条：
　　　　　　私有土地应由所有人申报地价，照价纳税，税率起点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进至百分之五；为实施战时之经济建设或公共设施之需要，得随时依照规定之报价征收私有土地，其地价之一部分，并由国家发行之土地债券偿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样不能超过报定地价之百分之十；确立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
　　　　　　纲要还对“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在此原则下，“嗣后农地所有权之转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为耕作之人民为限。不依照前项转移之农地，或非自耕农之土地，政府得收买之，而转售于佃农，予以较长之年限，分年摊还地价”。
　　　　　　由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扶植自耕农”之原则得以确立。
　　　　　　这个纲要，上承孙中山“平均地权”之本义和一九三零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下衔一九四九年后台湾三阶段和平土地改革的实践，虽为战时，却走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正确道路。据大陆版的《陪都史》称：“战时后方如重庆北培等扶植自耕农实验区的建立，已基本上改变了原有的土地关系。朝阳镇第十九保的九十户农民当中有七十户被扶植为自耕农。如一自耕农所言：'扶植自耕农，这是政府对我们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现在政府无论叫我们做什么，我们也不会推辞的。’”82 可以设想的是，如果抗战胜利后没有中共在战争的废墟上为夺取政权所迅疾挑起的那一场残酷内战，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势将与同时期的台湾一样，也能够走上一条“非杀人以夺地”和“非强迫自耕农为党耕奴”之正确的土地改革道路。因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和内战失败退守的岁月里，在土地问题上都能做到的事情，在真正的和平建设时期，也就一定能够做得到了。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理想，也就一定能够实现。
　　　　　　中华民国在长期艰苦抗战中的民主建国成就，实令今日之中国大陆人民“百感而交集”。
　　　　
　　　　兼 论　　 民族英雄 —— 蒋介石与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

　　　　（一）民族英雄 —— 蒋介石
　　　　　　为什么说蒋介石是民族英雄？
　　　　　　第一、就历史而言，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外国或外族的全面入侵，其中有两次被亡国：一次是宋，一次是明。唯一没有亡国、并且全面战胜了侵略的，便是中华民国。那么，既然亡国之国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诸反抗侵略的人物，都能被历史称为民族英雄，则领导了中华民族长期守土抗战，并最终赢得了胜利的蒋介石先生，倒反而不能被称为民族英雄吗？
　　　　　　第二、就二次大战而言，凡被德、日、意侵略的国家，在欧洲除掉苏俄，在亚洲除掉中国，没有不亡的。英国本土只遭轰炸，未遭登陆，故不在此列。由是，未亡国家的领袖，如苏俄的斯大林，其沦陷的土地既不比中国小，伤亡的人数亦不比中国少；被亡国家的领袖，如法国的戴高乐，都能身负民族英雄的荣耀；相反，非但没有亡国，并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竟有卓越贡献的战胜国 —— 中华民国的领袖蒋介石，倒反而不能称为民族英雄了？
　　　　　　第三、就二战期间各国的国内情形而言，应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比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更加难以领导。因为刚刚统一了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所面临的，不仅有外患，更有内忧；不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赤色帝国苏俄的颠覆；不仅有军阀残余的连续反叛，而且有中共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和叛国。当是之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虽然面临“数面作战、国无同类”的困境，却仍能团结国人，内平叛乱叛国，外抗强敌侵略，非但没有亡国，并且正是在这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中，荡尽了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奇耻大辱 —— 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积弱之国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如是，作为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之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先生，如若他不是民族英雄，则谁可夸之？
　　　　　　第四、指蒋介石是民族英雄，还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华民国的领袖和他拥有领导中华民国抗战的功绩，其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实际原因，就是如同他曾亲自指挥北伐战争一样，他同样是那一场伟大卫国战争的实际指挥者和参加者。可以说，他修好、建设西南的国策，和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期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的思想，尤其是他根据国际国内条件而决策的持久战大战略，和他亲自指挥抗战、亲赴前线、历尽艰险的英勇行为，就更是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本相。83 若要将他与那个在局部抗战的前六年一心只想在苏俄指挥下叛乱叛国，在全面抗战的后八年一心只要“日蒋火并”，心心念念只想乘国难以抢天下的毛泽东相比，则毛都能够做成“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难道蒋介石先生只做一个区区的民族英雄都不够格吗？
　　　　　　一九二七年秋，蒋介石赴日时曾回答记者说，他最佩服的历史人物是岳飞、文天祥，最崇拜的伟大人物是孙中山。而蒋介石先生本人作为一位在伟大卫国战争中保存了中华民族血脉的民族英雄，他岂但当之无愧，而且功垂千秋。

　　　　（二）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
　　　　　　显然，只有在论证了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先生非但不是“消极抵抗、积极妥协，只打内战、不打外仗”的民族罪人，相反，却是真正的抗日政府，抗日政党和民族英雄之后，我们才能将中共幕后策反，张、杨台前发动，和斯大林作为最高决策者的西安事变，其作为一场阴谋武装政变的政治本质和历史遗祸，辨析清楚。
　　　　　　西安事变，于今早已不是历史悬案。作为一九四九年夺权的胜利者，中共早已一再地、并且是赤裸裸地夸耀过它“英明策划”和“和平调停”的两面漂亮手段。同时，即便是西安事变的主要肇事者张学良本人，亦同样没有对自己当年的“兵谏”、即武装叛变讳莫如深。
　　　　　　然而，作为历史事件的西安事变虽未完全清楚，而作为遗祸历史的西安事变，就更是在海内外不能形成共识。尤其是作为政变阴谋策划者和发动者的历史罪恶，非但没有受到历史的认真清算— 如历史对袁氏窃国的一再清算那样，甚至反被当作英雄和豪杰，既在中国大陆被中共着意加以渲染，热情歌颂；又在海外被某些学者专家闹得纷纷扬扬，名声历久而不衰。从而使那一场险些卖了国家，断了国脉，至今仍在祸害着中国大陆人民的阴谋武装政变，尤其是它的“罪魁”与“祸首”，在今天仍被渲染着神秘的色彩，图画着英雄的形象，伪饰着要抗日救国的花环。由是，不仅使蒋介石先生因之而坐冤难申，更使这一伙当年置民族危亡、人民祸福于不顾的新旧军阀，竟成为人间灵杰而受人唏嘘、感慨和尊重。这无疑又是一个历史的“倒错”，是历史的是非曲直遭到混淆和曲解的严重恶果。因此，厘清事变的幕后人物、台前人物和决策人物，指证其叛国毁国的严重性质，道明它祸害民族的历史重罪，不仅是对历史的澄清，更是今天中国大陆人民要“思历史、决国是”的迫切需要。

　　　　第一、西安事变的幕后人物
　　　　　　一言以蔽之，西安事变的幕后人物是中国共产党。
　　　　　　中共之所以是西安事变的幕后人物，只因为其时逃亡在陕的中共二万残余红军正面临“被剿灭的绝境”。彼时，如果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虽能因“国难”而给万分垂危的中共以生机，但已经时不待我的中共，为了救命，才决策了“联张反蒋抗日”的阴谋。而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就正是中共这一“假抗日真反蒋”之阴谋策略所结的“果实”。诚如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所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扬坚决与蒋分裂”（详见下卷第三章第二节）。此其一。
　　　　　　其二、之所以说中共是西安事变的阴谋策动者，盖因中共于夺权胜利后曾一再称西安事变乃为它所领导，所解决。所谓不打自招。尤其是一九八九年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史著述已经明白无误地说道：“一九三五年秋，中共即令南汉宸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84 “同年十二月，中共又派汪锋对杨虎城及西北军将领做工作。”85 “一九三六年春王炳南则奉中共指派专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86 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共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华儿女》杂志，已专门发表吹捧王炳南是如何成为杨虎城幕僚，并如何胜利完成策反杨、张和参加策划西安事变的。
　　　　　　其三、实际上，在上述“冠冕堂皇”的用词用语下面，却是中共对杨虎城的“谋合”和对张学良的“挖心”。如同中共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间，曾借参加国民党而与国民党中的亲俄派“谋合”，以对国民党“挖心”一样。
　　　　　　首先，就中共对杨的“谋合”而论，应该说，在一九三五年冬，当刘少奇带着毛泽东“反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阴谋，抵达天津恢复中共北方局之后，他的三大使命之一，就是派人打入西北军和东北军，策反其上层将领。另两件则是煽动学潮和策动文化界“闹抗日”（参见下卷第三章）。中共党员魏以畴、南汉宸、蒋听松、刘子华迅速在杨部担任了要职。杨的办公厅主任韩威西、秘书宋绮霞都是中共党员。杨的宪兵第二营营长也是中共党员。中共党员王炳南曾为杨保送德国留学，受苏俄命令归国后由中共派做杨的工作。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汉宸派代表见杨，同月中共又派汪锋与杨直接谋谈，一九三六年二月南汉宸的代表再与杨约谈，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专派回国的王炳南与杨一再地“深谈和合谋”。由是，中共终与杨结盟。一九三六年六月，杨的富县王劲哉旅已用军用合作社的名义开设了中共的联络站，将大批的无线电器材、医用药品等运往延安。杨甚至已在西安设立了两个联络站，一个在杨部一位团长严揆要的防地，一个在杨的宪兵第二营内，营长为中共地下党员。中共往返西安、延安，进入内地，回归陕北，路条均由杨的十七路军提供。国民政府命令剿共的杨部，非但已与中共暗通款曲，甚至已经同流合污。然后，再由杨虎城去谋合已经被中共包围、“挖心”的张学良。
　　　　　　其次，就中共对张的“挖心”而言，一是仿照蒋介石庐山训练团而建立的“西安南郊王曲镇军官训练团”，虽由张、杨任正付团长，其实权却完全握在中共党员刘澜涛、应德田手中。中共党员应德田作为张学良的少将处长，更是张发动西安事变的秘密策划者之一。中共党员申伯纯即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练时间虽然只有两个月，但对于改造思想，灌输联共抗日的主张却收效很大”。87 军官团学员就曾在西安事发前七天狂言“不要让蒋介石站着走出去，而应该爬着滚出去”。88
　　　　　　二是以张学良为首的“抗日同志会”，实际负责人亦为中共党员刘澜涛、应德田等人。其创立时的十五人，全部是中共党员和“左倾”分子。尤为重要的是，这个组织还掌管了张学良一切秘密活动，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以及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89
　　　　　　三是西安事变后第二天就更名为“东北军政治大队”的学生队，有队员三百人，大部分是北平中共地下党介绍去的，其中更有一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由是，中共及其地下党员们，乃抓住张学良和东北军丧土失家的“情结”，投合他，接近他，然后包围他，从而使“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揽大权”，“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浪漫狂慡、忿事急躁”的“少帅”张学良，终于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他的是非观，以使他在某种特殊条件下，能够作出有利于中共的决定。中共幕后教唆的工作，终于使杨、张阴谋发动武装政变的“火候”到了。

　　　　第二、西安事变的台前人物
　　　　　　众所周知的是，事变的台前人物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就此二人的历史而言，张学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作霖则是十七年军阀复辟混战的主要军阀之一，所谓坏军阀中的坏军阀。张学良本人乃一介花花公子，从未有过一件勋劳，从未打过一场胜仗，由封建的传承关系，因子承父业而成为东北王。其后，只是迫于日本压力和内部异动，90 加上年轻气盛，有一定的爱国情绪，而同意“东北易帜”，归属中华民国以为功。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作为一个封建军阀的根本性质。至于杨虎城，原是西北军将领、倒戈军阀冯玉祥旧部，是谓旧军人出身的新军阀。既参加过冯的叛变，又是拥一省军政大权的军政领袖。新军阀们并不真懂共和、民主为何物，甚至不懂中华民国为“何国”。他们不仅身染民初军阀混战和北伐之后新旧军阀叛乱的积习，而且身受三十年代上半期地方残余军事势力“假抗日以叛乱”的影响。特别是他们要保存和扩张一己军事势力的私欲，一旦时机成熟，契机出现，就会促成叛变的应运而生。距西安事变仅半年的两广六一叛变，其打着抗日旗号的鲜明特征，就不能不说是西安事发的先声。由是，“正在汹涌澎拜的民族主义浪潮（抗日浪潮）便夹杂着杨虎成的野心和老练沉着，夹杂着张学良的冲动和任所欲为的性格，更深藏着中共于危亡之中图存的机心和周密策划”，91 终于酿成了一场茅头直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尤其是针对蒋本人的“阴谋武装政变”，从而在三十年代残余军阀的武装叛乱史上，又推起了一股叛乱的恶浪，更在中共十年叛乱叛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最为罪恶的实绩。蒋介石卫士排六十七名战士倒在血泊中的惨痛景象，最近在中国大陆报刊上公开揭露出来的，“张学良决心杀蒋并已选定杀蒋人选”的事实，以及张、杨要和中共联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变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联合国民政府”的阴谋图划，92 实在是把他们作为一伙叛乱成性之旧军人和旧军阀的本质，以及西安事变的阴谋武装政变性质揭穿无疑。张、杨两人虽然共有着旧军人、旧军阀的本质特征，但两人的城府却一深一浅。因而，中共虽为整个事变的幕后教唆者和策反者，杨则为张的幕后策划者。

　　　　第三、西安事变的最高处理者与和平调停者
　　　　　　如前所说，中共既是西安事变的“幕后教唆者与策反者”，为什么西安事发之后它又成了一个“和平调停者”，甚至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天使”，并在中国大陆自吹自擂了整整半个世纪呢？
　　　　　　这是因为，西安事变虽为残余军阀于台前所发动，更为中共在幕后所策反。但是，中共作为一个武装叛国集团，十年来，它的一切叛乱和叛国行为，都必须服从那个境外颠覆势力 —— 苏俄的需要和指挥。一九三五年八月以前，苏俄一心要的是颠覆新中国 —— 中华民国，以便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所以，中共便在它的指使和指挥下，实行公然叛乱和公开叛国。一九三五年八月后，当苏俄面对来自德、日两个法西斯强邻的威胁，为自保而必须改变策动他国共产势力颠覆本国政府的阴谋时，它又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与本国政府结成反德、反日的统一战线，以共同保卫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 —— 苏联”。由于意在杀蒋的西安事变，只能造成中国群龙无首和分裂、混乱，进而造成中国迅速为日本所亡，其结果必然导致苏俄面临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险，因此，斯大林才会一听到事变的消息，立即亲自拟电命令中共，一是怀疑西安事变是“日本间谍所为”，二是绝不容许中共杀蒋。斯大林的这个电报指示，中共无疑要绝对服从。因而，原来已经将杀蒋之意隐藏在字里行间，任由张、杨去领会，并且“打算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的毛泽东，在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之后，只好于自嘲的狂笑声中，决定由他们这一伙策划杀蒋者，去说服张、杨不要杀蒋。这样，中国的西安事变，虽由残余军阀所发动，由中共所策反，然而，处理事变的最高决策者，却是俄国的新沙皇 —— 斯大林（参见下卷第三章）。93
　　　　　　于是，作为事变主要阴谋策反者之一的周恩来，便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个“和平使者”。只因他既遇上了一个年少无知、轻信盲从的张学良，又遇上了一个“重然若、儒气太深”94 的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先生。前者因自知闯下滔天大祸，遭到全国全世界反对，95 因而才在深自懊悔之中，将“捉曹演成了放曹”；后者则因周恩来开口“校长”，闭口“校长”，并一再向他保证能将被扣留在苏俄的蒋经国弄回国，让他父子团圆，对他动以“天伦之情”，从而才最终地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中共叛国集团和他的使者周恩来，终于在他们的俄国领袖命令下，由阴谋策反者而成为出卖张、杨者，及“和平调停者”，从而成为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的“全面胜利者”。周恩来这个人鬼两面的共产派政治家，却因此而凸显了他的“光辉形象和倜傥风流”。

　　　　第四、西安事变的政治性质、现实结局和历史后果
　　　　　　西安事变既是北伐成功以后，自中华民国统一至全面抗战爆发的十年间，由残余军阀势力所发动的最后一次公开武装叛乱，又是由残余军阀势力和中共武装叛国集团首次联手，以在抗日的旗号下，意在共同颠覆中华民国的首次阴谋武装政变。首先，它使“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十年之心力，经营敷饰，粗有规模，经此变化，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设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96 此其一。
　　　　　　其二、由西安事变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人民高涨的民气，全国团结一致的气氛，特别是蒋介石先生能够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人格和威望，终于使早已横言“对西安事变绝不做壁上观”的日本军阀，深有“此时不灭中国，将无来时”的感喟（参见下卷第三章），从而提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表。西安事变后仅半年，那一场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战争”，便终于在日本军阀的疯狂发动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诱发下（参见本章注二），全面爆发了。不仅使我民族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巨大战争创伤，更为未来的中国历史埋下了赤祸蔓延的悲惨结局。
　　　　　　其三、西安事变终于使中共因以而得救，使这一伙原来已经濒于绝境的武装叛国集团，不仅获得了半年的喘息和整顿，而且乘机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提出了“四项保证”，并因此而能立即与国民党中残存的亲俄、亲共派结缡，尤其是利用了那个二十世纪最无知的女人 —— 那个“一人便能够抵得上百万共产党员的宋庆龄”，97 在国民党内展开了一场紧锣密鼓的连台大戏：名为要求国共再度“合作”，实为中共求得合法存在和扩张。由是，国民党内部分裂再现。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一方面在以宋庆龄为首的原亲俄派国民党人进攻下，通过了所谓“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遗嘱”的提案，一方面则在反共派的坚持下，在会上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虽然打了平手，但会议决议却称：“今者共产党人于穷蹙边隅之际，倡输诚受命之说，本党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唯使鉴思往来，不容再误……”国民党的迂腐竟一至于此。
　　　　　　紧接着，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共方面固然加紧了“为抗战而要求国民党再度容共”的步伐，再度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提出了“四项保证”，明确表示“愿意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一致团结对外，抵抗日本侵略”。中华民国政府方面，则迫于大敌当前，只能明确表示“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的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
　　　　　　中国共产党不仅由是而获得了合法的存在，而且当即重演对国民党进行“挖心战术”的旧戏，直至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不但迅速造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而且，将对国民党的渗透做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当天真的国民党正在高兴地看到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终于形成时，他们又如何能够想到，中国共产党早已在它的党内决策了要使“日蒋火并”、而它自己却要“到敌人后方去”抢地盘的“抗日”总策略（参见下卷第三章）。
　　　　　　其四、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华民国的命运，中国国民革命的命运，中国国民党的命运，中国大陆人民的厄运，似乎就在“华清池枪声骤响“的那一刹那间，就已经被确定了下来。蒋介石卫士排六十七名年轻战士为领袖留下的鲜血，非但没有改变蒋介石与国民党人的“忠恕之道”，却成为前驱者的血，为后来中共在中国大陆全面复辟残暴的专制统治，留下了血迹斑斑的历史前证。袁世凯、张勋、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和包括张作霖在内的一个个反动军阀们，虽然都不能改变中国国民革命的进程，不能推翻孙中山所缔造的中华民国，不能阻止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更没有在中国大陆实现长久的专制复辟统治，然而，由张学良、杨虎城的叛乱枪响而造成的，八年剿匪功亏一篑的历史局面，从此竟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推行专制复辟，制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更使得中国大陆人民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劫难。
　　　　　　对于由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所造就的，如此巨大的历史性悲剧效应，难道除掉中国共产党之外，作为政变直接发动者的旧军阀和叛乱者 张学良和杨虎城们，竟不应作为历史的罪人，而受到人民和历史的永恒审判吗？再言之，如果张学良、杨虎城们，是在一九四九年后的西安发动了那一场阴谋武装政变，其要杀害的乃是毛泽东，则他们的下场和“名声”又将如何呢？
　　　　　　至少，中共领袖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冤魂”，能够作出最为痛切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