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子手冯仑的戏剧人生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艾诚
　　他总是忍不住想和我们说段子。事实上，这位地产大亨在成为商人之前，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马列主义学者，而现在他被称作是中国地产界的思想家——段子仅仅只是他表达思想的一种手段。艾问冯仑：段子手的戏剧人生

　　现在，知道冯仑的名字人甚至多过于他的公司名和楼盘，这多少会让人觉得尴尬，而他试图要打造的“立体城市”在某些人眼中，甚至被描绘成唐吉珂德式的妄想。
　　无论是作为万通控股集团董事长的冯仑，还是前公务员的冯仑，谈论理想、谈论信仰多过于任何话题，他不止一次地称他的身上流淌的是共产党的鲜血，但是这位马列主义的信徒征服世界最常用的两种武器却是*味道浓厚的段子和数以亿计的财富——前者让他收获了掌声而后者则让他得到了话语权。
　　这多少有点荒诞。
　　在这个价值多元取向的社会里，聪明的冯仑在不同的频道里切换着身份。显然，在公众视野里的那个“滑稽”的冯仑一定不是最真实的冯仑。可又有谁会知道，在段子手的内心世界里，又会有着怎么样的某种荒诞感？
　　一
　　冯仑自称是一个复杂的人：祖籍浙江嘉兴，出生在西安，青春期在北京度过。
　　没人能做出判断：这三处风格迥异的风土人情，是否会不自觉地在冯仑的体内发生碰撞或者融汇和循环。
　　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况是，西安的童年生活，不经意间已经深深地影响了冯仑的性格。
　　冯仑也乐于总结生活在这片黄土高坡上的人的性格，这座曾经是中华帝国最古老的首都的城市，赋予了西安人与众不同的气质和个性。
　　“西安人第一个是从容。”冯仑对《艾问》说。5000年的历史积淀，让西安人“不着急”，而另一方面，西安人在不着急的表面之下却是“内心激荡”，“心里想的事，都是5000年的风风雨雨。”
　　任何一条大江大河，总会有平静的河床去包容和掩饰变化莫测的各种激流和暗河。至于西安人到底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段子大师”冯仑可以用各种段子形象地描摹出其间的各式微妙，元素可以是男人、女人及农民。
　　冯仑的学生时代遇上了文革，那是一个荒诞的年代，冯仑的父亲是做思想工作的，这个职业有一个中国特色的名字叫“政工”，后来的历史也证明，在一个盛行思想工作的时代，一定是一个缺乏思想的时代。
　　不过幸运的是，小冯仑在大家都不读书的那个年代里，读到了很多的书，而有一些是那个时代的“禁书”，这一切当然都应该要感谢那个做思想工作的父亲。
　　我们无法得知在那个荒诞的年代里，冯仑是如何保持自己的“不荒诞”，因为后来他以让人信服的成绩考取了西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又考上了中央党校的法学硕士，25岁的冯仑当时是中央党校历史上最年轻的学员。
　　这个时候的冯仑有着现在看来十分“正统”的理想，在他的规划中，希望自己能成为胡乔木这样的党的理论工作者——同时胡也是中共历史上最著名的“笔杆子”。
　　但正如冯仑所描绘的西安人的性格一样，在这个看似正统的理想背后，冯仑也隐藏了自己内心的小追求，“我自己期望能够变成一个很好的研究者，因为我对世界太多好奇”。
　　一个对世界有太多好奇的人，自然会有一颗不太安分的心。这一点，在日后冯仑走南闯北的经历中，显现无遗。
　　二
　　一开始，冯仑的确在朝着自己设定的人生轨道前进：他和他的导师马鸿模成为了忘年交，马在中央党校是少有的个性人物。毕业后，冯留校做了一段时间的老师，随后去了中宣部、体改委。
　　29岁那年，冯来到了海口，着手创办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此时的1988年，海南正式升级为省，成为这个国家最年轻的一个省级行政区。伴随着行政级别调整的是，海南成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向往和憧憬的热土，十万人才下海南成为当时海南人才热的生动写照。
　　如果没有这一变化，或许冯仑会按照着自己的计划，沿着“理论对策化、对策政策化、学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中国特有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升迁之路——或者说是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唯一路径。
　　可是历史没有如果，随着体改委的解散，一夜之间，冯仑成为了一个没有组织的人。这对于一个梦想着依靠组织一步步实现自己理想的人来说，几乎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那个时候也没有工资，也没了单位了。”冯仑把这描述成“失怙”——少年冯的天变黑了。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命运往往会对那些失意的书生格外垂青：落难书生最后高中状元，抱得美人归是传统戏曲中的常见桥段。
　　之前的海南之行，给冯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伴随着海南淘金热，冯仑和他那些同样年轻但一样沉浸在失意中的伙伴们，在海南组建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
　　随后的那一段段财富故事后来被无数次演绎——书生冯仑学着开始做生意。
　　事实上，在那个体制混乱，法制不健全的特殊时代，与其说是做生意，不如称之为一场世纪大冒险。
　　这恐怕不是冯仑所想要的，但他们一样也尝到了甜头。
　　被体制抛弃后的沮丧感，没过多久就被大把金钱所带来的快感瞬间包围和吞噬。只是和周围那些头脑发热的淘金者不一样的是，这些曾经拥有过体制优越感的精英们，并没有从单纯的物质财富刺激中获得太多持久的快乐，这或许才是冯仑们的悲哀之处：他们有着骄傲的又要命的理想和气质。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赚钱并不算多的冯仑们，会写出《披荆斩棘共赴未来》这样一篇口号式的、直抒胸臆的文章。
　　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昭告天下，不如说是对冯仑们失落内心的一个安慰——这些年轻人内心深处那种浓厚的士大夫情节，在金钱的发酵下再度膨胀，在仕途报国无门的条件下，他们幻想着能用创造财富的方式继续为自己的祖国效力。
　　这看上去又像是另一种的荒诞。艾问iask创始人：艾诚

　　三
　　伴随着海南淘金潮的褪去，万通六君子也在1995年走到了分手的一刻。一个很形象的说法总结了这个故事：中国式的合伙人，最终以商人的方式分手。虽然在之前，他们是以理想主义的名义走到了一起。
　　不过，55岁的冯仑更愿意以青春期的说法来解释那一段合伙岁月，冯仑否认自己“粉饰”分手的过程，他强调那些不和谐的声音都只是“青春期过后的分歧”。
　　分家后的冯仑一度又“一无所有”，当他和一起创业的伙伴们签完最后的分割协议后，他把支票递了出去，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这些兄弟真的只剩下理想了。
　　后来，得益于中国风生水起的房地产市场，冯仑再一次顺势走到了前台，甚至一度成为了民营企业的代言人。
　　冯仑并不是中国最成功的商人，即使是放在他所处的行业里，冯仑也并不是最叱咤风云的那一位。一个无法假设的情况是，如果在当年万通六兄弟散伙时，有另一个人愿意来挑起万通大梁的话，冯仑或许是最想出走的“逍遥子”。
　　在冯仑的身上，有着太多的士大夫情节，他渴望能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分享给周围的人，从而影响他们，他最不愿意的的恐怕是把财富作为个人社会地位的敲门砖。
　　商场并不是他的战场只是机缘巧合，他必须成为万通的主人。而这位为大家造房子的人，却很难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于是，他出没于各种社交场合，频繁为自己的畅销书站台宣传——在书中，他拾起自己文字工作者的功底，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当年民营企业家成长的特殊环境和道德困惑，他在这里获得了成就感。
　　事实上，冯仑似乎从未丢失过成为学者的野心，有一段时间，互联网上的“冯氏语录”成为了他的招牌。你不得不承认的是，多年的积淀和感悟，再加上有一个聪明的脑袋，冯仑创造了太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段子。
　　这种形式多少有点类似于古希腊的那些短小精悍的寓言故事，而冯仑的本意正是如此，“其实我都不是讲段子，我只是用一些人们通俗的事情，来解说一些很复杂的事，或者很曲折营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冯仑对《艾问》说。
　　冯仑也会沮丧地承认，自己有时候是陷入了滑稽。这比他承认自己没有王石[微博]或者王健林的冲劲更显得失落，对于后一种情况，冯仑用“他们是军人出身”的理由解释道。而滑稽更多的是来自于“作践自己来让别人高兴”。
　　更多的时候，冯仑被脸谱化了。“每当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很多朋友大家都希望是，能不能讲个什么段子，我其实就很窘迫，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又不是郭德刚，我不负责每次的时候都来表演。”
　　但是我们不知道在一个个荒诞的段子背后，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冯仑。“我经常看自己就是一个滑稽的一个角色，实际上是罗大佑那个歌里的，就是说着言不由衷的话，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故事里，台北不是我的家。”
　　当年的导师马鸿模在一声“荒唐”之后离开了人世，给自己的这个弟子留下了无言的荒诞感。据说老头过世之后，冯仑把他的照片放在皮夹当中，此外还有一张阿拉法特的照片。
　　“我在任何地方没有归属感。”这估计是冯仑这样从体制内出来，最后又以市场化的名义取得荣耀的那一批人共同的荒诞感吧。

　　(本文作者介绍：艾诚（Gloria），80后知名独立主持人，创意媒体《艾问》创始人。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被世界经济论坛授予“全球杰出青年”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