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也有审计 离任不能拍屁股就走

清代道光十九年（1839年），山西忻州知州韩宝锷因沉疴难起，被迫自请解任。在通过府、道、藩、抚逐级递交辞职报告的同时，韩宝锷还给山西巡抚申启贤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恳求省领导把同在山西为官的隰州知州董梁调来接替自己。
　　告病辞职，情理之常。但同时指定要某人接任，就令人费解了。原来清代制度，凡官员迁调或因其他缘故离任，必须将任内经办的所有公事向新任或署印（暂时代理）官员移交清楚，谓之“交代”，也叫“交盘”。接受交代的后任，要逐项进行核对审计。倘有承审舛错、失察冒开、仓谷霉烂、钱漕亏空之类，都要照例议处赔补。眼下的韩宝锷，就面临着这个问题：他在给申启贤的私信中坦陈，“忻州现亏地丁银八千余两”！好在自己同申启贤、董梁曾有嘉庆辛酉（1801年）乡试同年之谊。假如申抚台能让自己向董知州办交代，董知州又肯在盘点审计时徇情滥受，便可以免致参劾追赔了。①
　　以上史事，涉及到清代一个重要制度——离任审计。
　　从两汉随意拍屁股走人，到清代的规范交接
　　两汉时期，制度疏阔，地方官员多有随心所欲拍屁股走人的。如东汉顺帝时，朱穆出任中央派驻冀州地区的巡视员（冀州刺史），传车未抵冀州，已经有四十多个县令长自炒鱿鱼，“解印绶去”。李膺出任青州刺史时，也出现过“属城闻风皆自引去”的情况。“可见平时朝廷无禁人擅去官之令，听其自来自去而不追问”。②此种条件下，前任后任常有脱节可能，离任审计似乎无从谈起。
　　到唐代，有关官吏离任必须交代并由后任查核审计的规定，频频见之于文献。如文宗开成五年（840年）三月中书门下的一道奏章引述“旧制”说：凡诸州刺史迁调，都须等新任到后，当面交割，才许离开。或者是后任未到之前，指定某官署理州事，“待到交割，方可东西”。③
　　唐以后，各项制度越来越完备。到清代，官员离任移交与审计的内容、程序以及相关规定等，也比历代更为丰富和细密。择其概要，约有以下几点。
　　凡钱粮仓库等财经事务方面的移交审计，限定在两个月内完成，“旧任官造册以二十日为限，新任官查核转送以四十日为限”；“仓粮在五万石以上，钱粮[在]五万两以上，展限一月；十万两以上，展限两月”，依此类推。清代做官教科书中，多将抓紧审计前任作为新官到任马上就得展开的首要之务，正是这个缘故。
　　新官完成接盘审计后，必须在规定期限内“造具册结”，就是出具旧官离任移交结束、查核无误的证明一式多本，逐一签名盖章后，报送上级州府。上级州府应于文到五日内派员核实无误后，加盖印章，一面报送本管道再加查核，一面报送布政司（省人事厅兼财政厅）转呈巡抚、总督，最终送户部（财政部）存查。为杜绝现场监交和层层复核过程中的渎职舞弊，乾隆时期又给各行省当局追加规定：州县交代清楚，取结送部时，应将监盘委员职名一并送部存查。如果发现问题，比如钱粮亏空，而监盘之员意存偏袒，勒令接收，督抚必须据实参奏。
　　上级监盘委员要“识得古董”
　　为确保交代审计如限完成和公正无弊，凡属下职任有新旧交盘之事，其上级衙署都要派员到场监督，并随时协调或裁决争议，通称“监交”或“监盘委员”。
　　清代官场上有一首咏首县的《十字令》，就是从一字叠累至十字的“宝塔诗”，诗云：“红，圆融，路路通，识得古董，不怕大亏空，围棋马吊中央，梨园子弟殷勤奉，衣服整齐言语从容，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姑且不论其他几行各有含意，单说首县为何一定要“识得古董”，正与交代有关。
　　原来首县常被上级知府派出去监交，前任有亏空，什么可以报销，由后任接办；什么不能报销，前任要赔，没有现银拿古董作抵，折价多少，都由首县当中人。不识古董，总有一方不服。搞得不巧，首县自己会吃大亏。比如湖北安陆府共有四县，钟祥是首县。嘉庆某年，天门和京山的知县对调，安陆知府委派钟祥知县监交。核算下来，京山知县亏空三千多两银子要弥补。他拿出一轴王烟客的山水长卷，说是价值千金。天门知县说他买不起，事情成了僵局。京山知县便跟监交商量：能否由老兄买下来，我自愿减让三百银子。钟祥知县认为这是公私兼顾的好事，便买下此画，兑了七百银子给他。后来才知道这幅画是假货，只能怨自己不识字画古董。此为离任审计中“监交”之趣话。
　　接任者有时故意为难、趁机勒索离任者
　　新官到任，有时会利用旧任急于交盘走人的心态，故意求疵敲上一票。“求疵”的借口很多，仓廒废坏、狱墙倾圮、廨舍渗漏、马匹疲病，乃至坛庙祠宇器具不整，墩台库房修理不固，都可以作为让你修葺完整后再予出结的理由。假如前任知趣，拿一笔钱出来送给后任，就可以大家爽快了。在明清官场术语中，这叫“勒”，即故意为难、趁机勒索的意思。
　　《儒林外史》第八回里，就有一个“勒”实例，大抵是：南昌知府蘧某年老告病，吏部奉旨，着工部员外郎王惠补授。“为这交盘的事，彼此参差着，王太守不肯就接”。急于归家的蘧太守知道王惠存心刁难，便以“年老多病、耳朵听话又不甚明白”为辞，改让儿子蘧景玉代表自己与王惠接洽。蘧公子道：“家君历年所积俸余，约有二千余金。比如地仓谷、马匹、杂项之类，有甚么缺少不敷处，悉将此项送与老先生任意填补。”王太守见他说得大方、爽快，满心欢喜。彼此传杯换盏，将交代的当面言明，王太守许定出结，作别去了。过了几日，蘧太守果然送了一项银子，王太守替他出了结。蘧太守这才带着公子家眷回嘉兴去了。
　　代理官员和前后任交接有门道
　　填补旧官离任空缺的新官，概由中央任命。有时旧官离任时上面尚未派委新官，或虽已派委，但因种种缘故未能及时接任，所以离任旧官只能先向受命暂时代理该职务的官员交代取结，以后再由代理官员向到任新官交代取结。
　　上述这些周折，也会滋生许多始料未及的麻烦，所以有关的防范措施也在逐步完善。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吏部定出规矩：凡州县出缺，“其本府之同知、通判，概不准其署理本府州县印务，以免抑勒接收交代之弊”。因为府一级的同知、通判，从名份上讲总归是州县官的领导，故无论是向旧任接盘或是向新任交盘，都有“抑勒”优势可恃。关于官员在本地晋升后的离任交接，户部也定了一条制度：凡本属州县升任本府，及本府升任本道者，所有任内经管钱粮，要委托相邻府、道官员前往清查结报，不由接任之官出结。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接盘的新官，摆明是旧官的下属，由下级给领导出结，其弊端势在难免。
　　不过再完备的制度也很难将各种具体情况一网罩住。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岁初或上年末，陕西督粮道方用仪解任。其职务的暂时空缺，则由陕西巡抚在本省现任道府中选一人署理。这个职务是出名的肥缺，因为油水丰足，故“陕省道府莫不以得署粮道为幸，中丞（巡抚）每以委署粮道为市恩”。而署事人员但求饱饫私囊，何暇计及公事？看准了这种心态，“历任[粮道]交卸，亏短细粮，俱以粗粮顶补”，帐面上石数相同，价值上的差额，全落进私人腰包。署理官员只求快快接印，赶在新官到任之前，能捞多少是多少，所以根本不在这个上头同旧官计较，只要数字相符，必定爽快出结。待到再向新任粮道交盘时，督抚派来监交的人都明白以细顶粗是潜规则，新粮道也得看顾今后官场同僚的面子，还怕你不肯接盘出结？
　　不过这一回方用仪更厉害，竟在离任前纵容“子侄家人在雁塔买民间麦壳四千石搀入东仓廒内”顶补亏短。粗粮犹可称粮，麦壳则连饲料也算不上，这一票赚得黑透了。两个多月后，新粮道张集馨到陕。莅任初，即访知其事，不肯接盘出结。署理官刘源灏说：“我已经结报了，老兄不肯出结，岂不是与我过不去？何况仓粮数目必无亏短，现在前任方用仪已回江西，还能再叫他回来吗？”刘源灏既然能有署理粮道的幸遇，自然是巡抚跟前说得上话的，新来陕西官场厮混的张集馨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不得已亦只好接收”。好在这是一个大有出产的肥缺，赔贴前任亏空之麦四千余石也不算太难。④
　　辞任交代也可以当作交易来做
　　《大清律例》卷十一第四三五款规定：“凡新旧交代，如果米谷收存不慎，官物遗失不全，立即揭报题参，于旧官名下着追。如已经后官接受出结，米谷霉变，官物缺少，着落接任出结之官按数赔补。”这一条款的着力点，是将离任移交时造具册结的责任与接任官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迫使他们不徇不滥、认真审计，及时揭参前任的违失渎职乃至赃罪。
　　然而，官多缺少是中国官场的遗传病，到了广开捐纳的清代，发作尤烈。无缺者期望待缺。有缺者还想待美缺，于是辞任交代也可以当作交易来做。
　　举个实例，道光十八年（1838年）七月，河东道出缺，由太原知府王有壬署理；王的缺分，由朔平知府张集馨署理。半年后，中央新派的河东道到任了，王有壬准备办完交代后再回太原知府原任。大家说，老王年已七旬，又署了半年道台，腰缠已足，可以告老还乡，把缺分腾出来啦。王有壬说：“行啊，我有库款七千两的亏空，只要有人肯接盘，我马上打退休报告。”太原府的佐杂都鼓励张集馨接盘，还说你一时拿不出七千两，我们可以集资。布政使（省人事厅长兼财政厅长）张澧中也对他说：“公但承认，则七千金缓缓弥补，司中绝不催提。”张集馨对上司的好意表示感谢，但还是没有答应这“卖缺买缺”的违禁之事。
　　张集馨已经是实任知府（朔平）了，所以老王向他出售山西首府（太原）的牌价，只能标七千。假如是候补身份买缺，或可狮口大开。张集馨笔下有位宁远通判锡纶，为人昏庸而官迷心窍，“当日接收哲成额交代，认亏二万有奇”，⑤很有一点周瑜打黄盖的意味。
　　【参考文献】
　　①④⑤《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
　　②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五《擅去官者无禁》。
　　③《唐会要》卷六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