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何选择李鸿章

曾国藩为何选择李鸿章，有一点无奈，但更是无私。具体做法与康熙选择雍正不同，但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妙——选择与自己不同的人来做接班人，实践证明效果也很好。

晚清名臣曾国藩，在选择事业继承者时，没有考虑彭玉麟等德才兼备、又大仁大义这样的候选者，而是选择了典型的实用主义者的代表李鸿章。这是因为彭玉麟与曾国藩相似——方正，而李鸿章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

曾国藩的性格内向而极其坚韧， 他“打掉牙齿和血吞”，执着，屡败屡战，办事谨慎，处处以传统的道德标准规范自己，追求完善，追求完美，有着强烈的圣人情怀，以至于办事谨小慎微。他坚持每日自省、自律，敬以对上、慈以待下，待同辈谦恕自抑，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

李鸿章的性格开朗、豪爽，办事果断，不拘礼节；十分看重功名仕途。他不在意个人修养，只重视才能。

正如王尔敏在《淮军志》中所言：李鸿章“统率群下，不问品类如何，只重其谋略才识。”吴汝纶则回忆到：“吾壮时佐曾文正幕,四十以后佐李文忠幕。曾公每办一事，详告事由，命诸同人各拟一稿以进，择其最善者用之，且遍告曰：某君文佳。倘皆不合，始出己文。如有胜己者，则曰：吾初意云云，今某君文胜吾，吾用之矣。即将己稿弃去。于是人争自濯磨。事理愈细，文思亦愈精。

李公则不然，每办一事，必出己意，曰：吾欲云云。合其意者用之，不合其意者摈之，无讨论，无切磋，于是人争揣摩其意，无越范围者，而文思乃日隘。二公之度量性情于此可见。”由此可见曾、李二人的区别。

李鸿章太工于心计、太精于权谋、太多谋善断了。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1860年9月攻占天津即将兵临北京城下时，昏聩、怯懦的咸丰皇帝在逃亡热河的路上命围攻安庆的曾国藩派鲍超北上勤王。但那时湘军与太平军在安庆的决战到了关键时刻。此时，曾国藩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勤王，德上有亏，会招天下人斥骂；北上勤王，安庆战场恐怕功亏一篑，这将影响天下安危。关键的是，那个昏庸、朝令夕改的咸丰皇帝很可能在勤王途中突然搞出什么让人进退不得的荒唐事来。而且，就全国的最大利益而言，不分兵勤王是最佳选择。但道义、君命等等压力很大，曾国藩面临真正的两难选择，常常夜不能寐。最后是李鸿章提出了高招：拖。他提出，湘军与太平军的安庆之战关乎“天下安危”从而占领了道义的制高点（确实也符合事实），对北上勤王应“按兵请旨”，静观大局变化。曾国藩仔细权衡，采用此议。于是他上奏朝廷表示愿意北上，但提出鲍超尽管作战凶悍、勇猛，但对北方情势非常陌生，北上勤王是舍长就短，因而表态“断不能至”，所以奏请朝廷在胡林翼和自己之间“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这其实是在刻意以负责任的借口在拖延时间，因为往返奏报大约需要一个月。果然不出曾、李二人所料，不久就接到朝廷“和议”已成，不必北上勤王的命令。这是李鸿章足智多谋、善于处理复杂问题的典型事例。

但细品起来，李鸿章做人远不如他的才华，甚至可以用不那么磊落来描述，典型的实用主义加马基雅维利主义。例如，在李元度事件的处理上，表现的才华横溢太过了。李元度跟随曾国藩很久，领兵驻防徽州，遇到太平军李侍贤部进攻时，曾国藩严令李元度坚壁自守，绝不能轻易出战。但李元度没有遵照曾国藩的指令而擅自出城接仗，一触即溃，导致曾国藩的安徽祁门大营的门户徽州失守。关键的问题是，李元度失利后长期游走于浙赣边境，许久不归。更可恨的是，后虽回祁门，不久又擅离职守，私自离去。曾国藩悔恨难耐，决定上奏朝廷劾之，建议严厉处罚以正军纪。曾国藩此举本来天经地义，但部下反对。李鸿章更是坚决反对，坚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果决地回答：“我自属稿”。李鸿章竟然要挟：“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掷地有声地说：“听君之便”。李鸿章由此与曾国藩红脸离开祁门大营。

为什么说这件事情李鸿章精明过分了？因为，在安徽祁门，条件艰苦，他内心里早就不想呆下去了，可又不能一走了之，否则将为天下人耻笑。而李元度事件的处理，既表明了他为部下的一时失利免于严惩而不惜与老师翻脸，从而体现了他的侠肝义胆，又为他暂时离开祁门艰苦之地、以后条件变好如果需要还能回到曾国藩身边留下转圜余地。若以别的理由和方式离开曾国藩，就很难再回来了。这种处理方式简直天衣无缝，这个理由显得很高大上，而且说起来只是看法不同而已，既不是为己，又避免了当时舆论的批评。才华确实高出常人太多，但磊落程度确实不高。这件事与曾国藩不立即奉君命北上勤王相比，没有可比性，因为曾国藩当时是以关系到天下安危的安庆战局为主要出发点而不是自己的私利。

李鸿章离开祁门后，二人真切体会到对方的重要性，在胡林翼、郭嵩焘（为曾、李二人的共同好友）的“调解”下，师生二人冰释前嫌。正如李鸿章所料，一年后曾国藩邀请李鸿章重新回到了自己身边。这件事情，一方面说明李鸿章的才华，但更表明了曾国藩的胸怀宽广和无私。

因为曾国藩与彭玉麟都有圣人情结，绝不会做这种不那么磊落的事情，且做事以稳妥为要，曾国藩当时深刻洞察到了他创立的湘军已经开始暮气沉沉，这种状况他和彭玉麟都无力改变，所以他胸怀宽广，用人所长，不计前嫌，毅然选择李鸿章。事实证明，这是李鸿章创立淮军取代湘军的基础，从而保证了晚清淮军在剿灭捻军、维持晚清的回光返照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鸿章后来没有继续按照曾国藩原先的思路继续发展事业，恰恰保证了曾国藩开创的事业不断壮大。

当然，选择继任者，很多时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曾国藩选李鸿章，知道李在磊落程度上的不足，也并不满意，但除了彭玉麟，还有什么其他人选可选择？只能选李鸿章了。曾国藩对彭玉麟的评价显然高过李鸿章，但他能超越这个情感，确实不容易。为事业着想，曾国藩选李鸿章有些无奈，但更是无私！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晚清重臣，湘军之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毛泽东有曰：“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表达出对这位已故乡人的推崇之情。
曾国藩出生于清代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父麟书，有田产，不事耕种，醉心功名，然童试17次皆不第，父设馆授徒。曾国藩幼从父学。道光十三年（1833）入县学为秀才。翌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中举人。此后赴京会试，一再落榜。十八年，始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旋赴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自此供职京师，结交穆彰阿、倭仁及唐鉴等。二十七年任四川乡试正考官，二十八年升侍读，后年升侍讲学士。二十七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十九年任礼部右侍郎，旋兼兵部右侍郎。三十年兼署工部右侍郎。咸丰二年（1852）兼署吏部左侍郎。后丁忧在湘乡老家，此时奉诏以礼部侍郎身份帮同湖南巡抚督办团练，创建湘军。最后升至总督，官居一品。他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成就贡献
文学成就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赞。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训》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曾国藩书法
军事功劳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创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咸丰四年（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初战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接连吃败战，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后沉静自省，重整旗鼓，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咸丰八年（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如虹；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方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坡，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曾国藩入南京后，信守对将士们的诺言，「……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李圭：《思痛记》）曾国荃杀人如麻，纵兵焚城，「雪帅」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
湘军将帅之廉勇，军纪之严明，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亦使湘军威震天下。由此，战乱各省纷纷赴湖南募勇招兵，蔚然成风，后人有“天下无湘不成军”之说。
思想学术
曾国藩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康乾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通过对家庭成员的八本三致祥教育，曾家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好儿女，尽管是侯门大族，100多年来未见有纨绔子弟，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教育思想的成功。曾国藩家教理论体系为：以八本为经，以八宝为纬，以四字要诀、三致祥、三不信穿插其中，经纬连贯，脉络相通，形成的一套治家的完整可师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不同中国传统的关于教育后代的核心理念，反对孔孟朱子颜氏等著名家训所一贯坚持的学而优则仕的学说，并付诸实施。它对当今社会几乎每个家庭所面对的教育困惑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处世交友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疆场竞斗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集显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人格修炼
人格修炼对他事业有帮助，首先是诚，为人表里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第二个是敬，敬畏，内心不存邪念，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第三个就是静，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第四个字是谨，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实实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第五个字是恒，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最高境界是“慎独”，举头三尺有神明。他每天记日记，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当时的圣贤。许多人都认为人格修炼是空虚的东西，认为修身是虚无缥渺的东西，甚至还是迂腐的，但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修身才是他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 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历史地位
梁启超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正如辛亥革命先驱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偶。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完人。”
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深刻影响数代人的精神偶像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名言语录
⒈为善最乐，是不求人知。为恶最苦，是惟恐人知。
⒉人生至愚是恶闻己过。人生至恶是善谈人过。
⒊天下第一好事，莫如诱人为善。圣贤所以为圣贤，只是欲引天下后世之人皆入于善。
⒋事莫待来时忍，欲莫待动时防。即来思隐，即动思防，如火炽水溢，障之甚难。
⒌高才能文章，善居之，足以成名，不善居之，足以致祸。
⒍能庇人便是大人，受人庇便是小人。
⒎或谓才子多傲，余曰傲便是不才。
⒏君子满腹天理，故以顺理为乐。小人满腹人欲，故以得欲为乐。欲无时可足，故乐不胜忧。理无时不存，故随在皆乐。至乐顺理。纵欲之乐，忧患随焉。